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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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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在线消息：“现在应该是渔民们最忙最旺的时候，但我的船天天出近海，根本打不着鱼。”在山东威海市荣成市石岛渔港的码头上，陈老板(化名)坐在自己奥拓车里，对记者叹息道。他手里握着的一份报纸上刊登着醒目的标题――《韩国两天抓26艘中国渔船 动用大型军舰和直升机》。“咱们的渔船又被抓了！”荣成市的码头上、公交车里、菜市场内，市民们无一不在议论着。
渔业资源枯竭、海洋油污、中韩渔业纠纷、外交摩擦……我国东部沿海省份在2011年经历了一波接一波的考验，而“渔”字成为这些靠海为生的城市最敏感的一根神经。
“扫地穷”打法使中国东部近海已经无鱼
11月下旬的荣成石岛渔港天高云淡，海风强劲。作为我国北方最大的国家中心级渔港，石岛港内停满了因大风而不得不回港的渔船。在一个名为“北方渔市”的码头上，船员们正在给数十条渔船卸货，船老板或站在岸上或坐在车里监督着这一过程。从渔船卸下的鲜货全是巴掌长的小鱼，几乎没有那些在饭店动辄能卖到百元一斤的海鲜。
“这些都是从近海打到的鱼，我们一来一去跑上十天，只能打些‘破烂鱼’，做鱼粉、当鸡鸭饲料，一次出海卖个二十二、三万块钱。”陈老板边盯着一对正卸货的编号“鲁文渔”的船，一边对环球网记者说，“我给你算算啊，我光油钱就得烧掉十四五万，还得给二十多个船员开工资。把这两个成本刨掉，我根本赚不到钱。整个荣成渔民的情况都一样。”
荣成位于渤海与黄海两大近海渔场交界处，曾因坐拥“鱼仓”成为山东“蓝色经济”的领头羊，为何会陷入无鱼可打的困境？陈老板说，就是因为“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
“我们用的渔网孔很小，想多捞一点嘛。”陈老板说着用手比划出一个一元硬币大小的圈，这就是在当地被称为“扫地穷”的捕鱼网。记者在码头经常看到“扫地穷”，它不仅网孔极小，入水后还会越沉越深，形成一条直线，像扫帚一般随着渔船的移动而“扫荡”所经过的海域。由于连两、三厘米长的小鱼都捞得上来，它还有一个更露骨的名字――绝户网。一位了解情况的人士告诉环球网记者，中国渔民的作业方式也很“毒辣”。一般来讲，渔业资源是流动而且可循环的，渔民如果只在鱼群成熟的地方作业，就不会对其数量造成太大损害，但中国渔民是“追着鱼打捞”。“近几年城里流行吃带鱼，渔民们就追到带鱼产卵的地方，大小通吃”，该业内人士说，“很多渔船在出海后也不按GPS(卫星定位)系统的指向走，哪里有鱼就去哪里，发现一种鱼，几天就干掉。”刚刚从石岛上岸，从事海上石油运输的小王则以一个油轮船员的视角向记者讲述了东部海域渔船逐渐膨胀直至饱和的过程。他工作的油轮主要跑从大连到上海或南京的线。“以前我们在海上行驶很方便，没什么障碍，不过近几年，油轮南下北上得特别小心，速度也大大降低，因为近海密布着不计其数的渔民。”小王说道，“放眼望去，海上全是星星点点的渔船和渔网，一不小心就会碰个瓷。”
无鱼可打使世世代代以渤黄海为生的荣成赶海人陷入绝境。以陈老板为例，他贷款六百万元置办了一对船，并雇佣了二十多个船员，然而，其捕捞利润却每况愈下，甚至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境地。要想继续靠海吃饭，荣成渔民们只能把目光投向海外。
赴韩入渔证需摇号 一个被炒至26万
朝鲜半岛西部海域是山东渔民数百年来的传统渔场。这里距胶东半岛仅三四百公里，渔业资源十分丰富，因此成为近几年来荣成渔民“向外走”的首选。很多渔民倾其所有，将小马力船换成450马力以上的船，希望到韩国近海水域作业、“翻身”扭转困局。
但这一过程并不顺利。自2005年开始，中国渔民“侵入韩国专属经济区”的消息就不断见诸于韩国媒体之上，韩国海警当时还把9月16日至10月30日的45天定为“中国渔船非法捕捞特别打击”时间段。2008年，一名韩国海警在试图盘查中国渔船时落水身亡，韩国媒体还曝出韩国海警与中国渔船“人质交换”，种种事件使得中国渔民被强加上“海盗”、“暴民”的恶名。为了打击中国渔民，韩国海警已组建特殊机动队，增加部署舰艇，并向警员发放高压喷射器、远距离音波控制器、电子冲击抢和闪光爆音弹等等。
“那明明是中国人的地盘，怎么就成韩国专属经济区了，我们刚开始都弄不明白，不自觉地就过线了。”陈老板疑惑地对环球网记者说。山东省海洋渔业厅一位人士则表示，中国渔民一直认为一国海岸线12海里之外便是公海，可以自由打鱼，也搞不懂什么叫专属经济区，为什么以前能去现在不能去，去了之后还成为韩国直升机的追捕对象？
问题的答案在于2001年7月1日生效的《中韩渔业协定》。中韩之间一直没有海上的正式划界，该协定将中韩之间的水域划为3个部分，分别为“暂定措施水域”、“过渡水域”和“维持现有渔业活动水域”。其中“暂定措施水域”是北纬32度11分至北纬37度之间的黄海水域，由中韩共同养护和管理。而“过渡水域”共两片，位于“暂定措施水域”两侧的中韩两国领海外。在协定生效四年后的2005年，两片过渡水域自动转变为中韩各自的专属经济区。
荣成渔民的传统渔场有一部分正好位于韩国专属经济区内。协定规定，中国渔民若想进入这片区域，须得到韩国授权中国相关部门颁发的“入渔许可证”。荣成市海洋渔业局每年组织荣成渔船进行电脑“摇号”，摇中的渔船可在每年10月15日到次年4月15日持证前往韩国专属经济区进行捕捞。
但是，陈老板的一对船从未“中过签”。他说，石岛渔港有上千对船，而摇到号的只有“百八十对”，被摇中的机率是百分之十几。“以前，大家都想不到去韩国那边打鱼，一个证3、4千块钱就可以买到。但这一两年，一个证已经被炒到26万了。”老陈叹了口气说道。
荣成市成山镇马山码头的李老板拥有三对船，他也说自己从没中过签。他坦言知道去韩国那边打渔是“咱们没理”，“但我们小老百姓比较看重经济利益，顾不上国家的规定，而且咱们这边真的没鱼了，韩国那边鱼特别多，3天就能打到一船，都是鲳鱼、鲅鱼、花鱼、马布这种卖得上价儿的鱼”。
韩国海警“骚扰”式检查 有证无证都可能受罚
重负在身，利益当前，渔民们憧憬着到韩国近海找回满载而归的感觉。然而，无论是“有证”还是“无证”，这条道路注定充满着风险。
一位拿到证、多次去韩国近海捕鱼的渔船老板用“骚扰”一词形容韩国海警的密集盘查。他说，进入韩国专属经济区的渔船需要每时每刻与韩国海警保持联系――报产量、报位置，韩国海警还随时可能会登船检查。
渔民们还不得不拿酒和钱贿赂海警，因为如果完全按照韩国的规定去捕捞，“来回路费都赚不回来”，像渔船的渔网网孔大小、航海捕捞日志、捕捞量以及其它细节有任何违规，即使有证也会被捕被罚。
陈老板说，一些去韩国捕鱼的中国渔民打一会鱼就要称一称，生怕“超重”。如果韩国规定250马力的船只准打40吨，你打少了可以，但即使是超过一吨也要受罚。“怎么能掐得那么准嘛，而且他们罚得重，一罚就是三四十万人民币。”他说。
与此同时，那些被民间称为“偷鱼”的无证渔民则需要与韩国海警“捉迷藏”。这类中国渔船一般是趁大风大浪天出海，在夜间抵达韩国近海。持证赴韩捕捞的中国渔船按规定需在最高桅杆上挂上韩国国旗，这些无证渔船也会挂一面太极旗，想“蒙混一下”。
不过，这些无证渔船“蒙混”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太大，它们经常被配备高压水枪、橡皮子弹、直升机的韩国海警逮个正着。对于韩国媒体指责中国渔民面对韩国海警时“暴力拒捕”、“堪比海盗”，一位曾与韩国海警打过交道的渔民对记者说：“你要来抓我，我态度肯定是不礼貌，肯定要反抗。但是，我们只是普通渔民，绝对不会恶意伤害他们，只是想脱身，那就不用被罚个三四十万了。”被捕的中国渔船一般会被拖到韩国济州岛和木浦等港口。只要船老板交清罚款，韩国会按《中韩渔业协定》的规定“迅速释放”。李老板说，“他们就是要钱嘛。”
据韩国海警的资料显示，最近5年，韩方对中国渔船的罚款总额达294亿韩元。即便按现在的汇率计算，也有1.64亿元人民币。韩国木浦海警今年10月24日称，如果没有“暴力行为”，中国渔民每次违规捕捞将可能面临最高为7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9.2万元)的罚款。如果有“暴力行为”，则会面临拘留等刑事处理。
据韩国《朝鲜日报》网站11月7日报道，韩国目前也已草拟一个法案，准备在罚款之外，没收被捕中国渔船的所有捕获物，因为“中国渔民不怕被捕，也乐意付清罚款，他们把鱼卖出还能挣很多钱。”对于这一指责，很多渔民大喊冤枉，因为除了韩国方面的处罚，无证捕捞或技术违规的中国渔船还面临着中国渔业部门的相应处罚。
“两条船抓着得罚一百多万，回来后政府还会处罚我，取消对我的燃油补贴。”李老板这样说道。所谓燃油补贴，是指当渔船燃油价格高于某一标准时，中国有关部门向符合规定的渔民提供资金补贴。按渔船“主机总功率”来算，一艘280马力的渔船一年可以补到17万到18万元。因此，李老板说，即使再赔本，自己断然不敢去韩国“无证捕鱼”，倘若被罚扣掉燃油补贴，“那就是要破产了”。
中韩渔业纠纷可能被外部蓄意利用
据一位曾多次跟随中国渔政船赴周边水域巡航的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日前，韩国方面以保护资源的名义，正在逐步减少向中国渔船发放赴韩入渔许可证的数量。同时，日本韩国都相继对本国渔民数量采取控制。一边是日韩加大保护本国资源的力度，另一边是中国渔民因利益驱使而屡屡违规，中韩渔业纠纷短期内可能难以消停，而且还有可能继续升级。
该业内人士表示，偷渔问题无法杜绝，现在的问题是“我错了，难道你就应该这样对我”？他说，中国与韩国已有十分成熟的渔业纠纷处理机制，只要证据确凿，韩国对中国渔船怎么罚、罚多少都很清楚，不会上升成外交摩擦。但是，“只要有一方希望把小事化大，这就注定会成为外交问题”。比如，韩国媒体在谴责中国渔民时所用语气十分激烈，韩国海警多次发动全国民众为打击中国渔民支招，这些都是不利于大局的做法。如此种种，很可能导致中韩渔业纠纷被“外部某些人蓄意利用”。该业内人士认为，“中韩应形成默契，直面渔业纠纷，不要伤及其它交往”。
辽宁社会科学院专家吕超在接受环球网记者采访时也表示，韩国出动舰艇、直升机与中国渔船作战明显是过激行为。而真正让人担心地是，韩方打击力度越大、罚款额度越高，中国渔船的抵抗就越激烈――这种恶性循环正在中韩海域形成，“渔民问题最终上升为外交问题，并在各自国内激起民族情绪，这才是两国在一段时间内都需面对的持续性难题”。
吕超还认为，外界很难不把韩国的强硬姿态和南海冲突的现状挂钩。他说，中国渔民在泰国、菲律宾等几国频有冲突，中国周边海域的情况也愈趋复杂。在一些国家刻意挑起南海问题之际，中国渔民很容易成为“靶子”，因此渔民们出海应加强法律意识。
个体渔民上岸无地转产无门
目前，荣成乃至整个威海、山东的渔民都在考虑着“转产上岸”。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荣成市海洋渔业局近些年提出，应该主动由“猎捕”型向“牧渔”型转型，通过加大海水养殖海参、鲍鱼等名贵海产品，构筑荣成的“海上生态牧场”，建成一个“蓄银藏金的海底银行”。在这样的政策转型之下，有诸如“好当家”、“赤山集团”等十多家渔业龙头企业正使荣成向海产品养殖、加工、远洋捕捞、国际海运等方面发展。
此外，沿海各省政府也在积极落实对近海渔业资源的保护和休养。除了每年六、七、八三个月被规定为渤海的休渔季，山东省政府还开始从源头上收紧对船舶海洋捕捞证的发放。渔民必须先把旧渔船报废，政府才能给新船办证，以此控制新渔船的下海。业内人士认为，由于渔业资源存在流动性，只要渔民们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捕捞，渔业部门承担起养护责任，中国近海的渔业资源并非没有恢复可能。
与此同时，许多沿海当地政府还鼓励一些大型渔业公司进行“远洋捕捞”。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相当一部分荣成的渔船已遍布阿拉斯加、加纳、比绍尔、毛里求斯甚至是阿根廷，还有渔民把家业置在了斐济，捕捞、出售等环节全在当地进行。
不过，对于一些个体渔户来讲，“转产”之路仍显得力不从心。渔民们通常都住在城乡二元部，农民把“地”作为收入来源，但渔民没有“地”，“上岸”就十分困难。许多个体户渔民要么给大公司打工，参加远洋公海的捕捞，要么只能维持现状，仍旧“偷偷地干”。“政府出于对安全、信誉及作业能力等方面的考虑，倾向于支持大型渔业公司远洋捕捞”，李老板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个体户渔民很难得到政府的支持，要想让生活‘峰回路转’，还得自己想办法。”
附记：有路不登舟――赶海人生活片段
俗话说有路不登舟，渔民的生活并没有多少渔歌朗朗的浪漫。记者在石岛及成山卫的渔港采访时，海风狂暴刺骨，港口空气中弥漫着强烈的腥味。渔船船员穿着胶皮衣裤，有的操纵着吊车将船上鱼筐吊到岸上的卡车上，有的清理着污浊泥泞的甲板，有的则用水管对着身体直接冲洗。包着头巾的妇女坐在码头旁的平地上，用塑料针熟练地补着摊出十几米长的渔网，整个下午无暇起身，长年暴露于海风之中的皮肤皴皱发红，备显老态。
出海的日子更是令人发狂的单调和劳累。担任记者在成山卫“向导”的小王左手带着一只发黑的白手套。他是目前为数不多留守家中的青壮年渔民，因为左手无名指及小指在今年九月初出海时被船上的钢缆绞断了一截，目前正在养伤。他说，希望手指赶紧好，年前还能出海挣笔过年的开支。
这个位于山东半岛鼻尖的小镇不到五点便开始天黑，码头的灯陆续亮起，远望时如同浮在海面上的点点渔火。镇上街道旁有人摆出海鲜摊，摊主大声吆喝着：“远洋大船打来的，又新鲜又干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