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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发生在素不相识的学生和清洁工之间的暴力冲突引发了一场“贫富对峙”的讨论。
12月5日下午，北京电影学院(微博)2号学生公寓东侧，一对男女学生因停车问题与正在作业的清洁员发生冲突，“双方互殴”后，清洁员被急救车送往医院，途中不幸身亡。
事发当晚8时55分，北京电影学院官方微博发布消息：12月5日下午3时08分，学院某学生因停车不当与清洁工发生冲突，双方互殴，导致该清洁工死亡。后该生被传唤至公安机关，现校方正积极配合调查工作。随后北京市海淀区警方发布消息称，嫌疑人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海淀警方刑事拘留，目前此案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一件小事引发争执，一个鲜活的生命终结了，一个憧憬着美好前程的大学生被刑拘了，如此结局令人扼腕。有位网友称：“这一天，世界不仅失去了一位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也多了‘一个年轻而悔恨的灵魂’。”
很多人在互联网上对这位清洁工的离去表示哀悼，同时也有一部分网友“人肉”出了涉案大学生的姓名、专业、个人照片及在校学生会担任的职务等信息。
也有网友在反思悲剧的起因，“不管是垃圾车挡住了奥迪车的道，还是奥迪车挡住了垃圾车的道，只要双方中任何一人作出让步，事件也不至于走向极端化。尤其是一方还是读了十几年书的大学生，却选择了最野蛮、最不需要知识的手段――用暴力解决纠纷，这样的戾气值得社会反思。”
基于事实和人性的反思弥足珍贵，但可惜的是这种反思很快就被淹没在标签化的情绪论战中。
大学生与清洁工，奥迪车与三轮车，双方地位、身份的悬殊差距，使本案具有了成为网络热点的全部要素。“电影学院‘奥迪男’打死清洁工”，这是某网站转载这一新闻时用的标题。微博上被频繁转发的一句评论是：“电影学院已经……堕落成了富二代镀金的垃圾场。”很快，“奥迪男”成了涉案男生的标签，并遭受了夹杂着“败类”、“人渣”等词语的几乎一边倒的声讨。
华中科技大学(微博)新闻学院教授赵振宇认为，贴标签是把事实简单地概念化，“一个普通的事件一旦被贴上了某个标签就很容易吸引读者的眼球，产生轰动效应，但可惜的是，事实本身却被忽视或掩盖了。”
一位网友在关于此事的讨论中留言称，“事件发生到现在为止，信息流出量少之又少，我们还不能判断出这次事件到底是谁对谁错，但与清洁工互殴的开奥迪车的学生一旦被贴上了标签，人们便堂而皇之的在警方尚在调查中时便口径一致地声讨‘为富不仁’的奥迪学生。”
另一位网友留言称，这只是简单的刑事案件而已，类似的刑事案件每天发生几百起，为什么要加个“奥迪男”来确定身份呢？就是大家仇富而已。
时评作者魏英杰以“假如北京电影学院清洁工打死‘奥迪男’”为题撰文称，即便身份意识可能是导致这场暴力的一个来源，却也不必过于夸大，进而把这事件渲染成“强者对弱者的欺凌”。“假如是清洁工打死‘奥迪男’，舆论该如何对待？难道该说这是‘正义的胜利’，或者‘富二代死得活该’？设若如此，人们将遗憾地看到，法律规则被抹除了，正义界限消失了，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贫富对峙。据此，判断是非对错，人们只需要看这个人的衣着打扮、座驾配饰，只要是衣着光鲜的一定是个坏蛋，衣衫褴褛的就一定代表着正义。可这样来看待世界，正常吗？会不会显得太简单粗暴了？”
可惜的是，上述有益的换位思考非但没有引起更多的反思，反而招来“板砖”无数。有网友跟帖称，“假如‘奥迪男’被清洁工打死，不用舆论操心，自有人替奥迪男‘主持公道’，而清洁工被‘奥迪男’打死，如果舆论不操心，这事有可能会不了了之。”也有网友讥讽持此论调者是受雇的“水军”，更多的留言则是人身攻击，污言秽语。
人民网(微博)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认为：“很多网民有一种‘罗宾汉情结’，扶弱抑强，只要是弱势群体就给予支持，对官员、富人、专家等持怀疑和敌对态度。面对一个事情，不问是非只问善恶，而且这种善恶还是他们以往形成的刻板印象。”
红网的一篇文章认为，同情弱者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被这种情感所左右，对事件的看法缺乏独立的、客观的分析，只有对财富赤裸裸的反感，那么正义的界限就消失了，法律的界限也没有了，民众人人都是法官，自发地对奥迪学生进行道德审判：你开奥迪，对方是清洁工，你活着，而他死了，所以你是不可饶恕的。这种对事件的简单粗暴的直觉，折射出这个时代的焦灼与浮躁。
祝华新认为，网络病的前提是社会病，“网民的盲目和焦虑的情绪是源于现实生活中强势群体占据过多的社会资源，弱势群体没有表达渠道、维权困难、缺乏公平感，现实社会中的问题解决了，网络上的不良情绪才能根除。”
“除有赖于个人素质提高，还需要通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才可能有所改变。”魏英杰认为，如何拥有正确的财富观和是非观，已成为摆在当前的一个严峻问题。暴戾和仇富心态，都不是一个文明法治社会的正常表现。
“一些媒体为了吸引眼球，热衷于给一些报道乱贴标签，网友根据媒体的报道进行标签化解读，媒体随后又依据网友的留言甚至猜测进行报道，这样就形成了双向恶性膨胀。”赵振宇认为标签化情绪泛滥与一些媒体在报道时的不自律有关。
祝华新也提醒：“记者不能根据帖文写稿，也不能简单地跟着网上的流行情绪走，或者占据所谓道德高地，记者第一位的责任应该是提供更多真实的细节，带领公众逐步逼近真相，真相比什么都重要。”
祝华新举例说，在小贩刺死城管的夏俊峰一案中，很多媒体和网友一味指责甚至妖魔化城管，只有一家媒体记者去实地采访了被刺死的城管家人，这才发现其实被刺死的城管也是生活窘迫的贫民，而且数代单传。
赵振宇也认为：“受过专业训练的媒体从业者应该自律，避免盲目从众的心理，不能网友怎么说你就怎么报道，这就把原本混淆不清的事实变得更加混沌了，这对媒体的公信力和当下得社会心理是一种伤害。”
祝华新则称：“网络时代的传统媒体应该成为真伪参半的网络信息的过滤器、网上偏激情绪的缓释剂、国民心态的压舱石，这是传统媒体的责任。
12月5日下午，北京电影学院(微博)2号学生公寓东侧，一对男女学生因停车问题与正在作业的清洁员发生冲突，“双方互殴”后，清洁员被急救车送往医院，途中不幸身亡。
事发当晚8时55分，北京电影学院官方微博发布消息：12月5日下午3时08分，学院某学生因停车不当与清洁工发生冲突，双方互殴，导致该清洁工死亡。后该生被传唤至公安机关，现校方正积极配合调查工作。随后北京市海淀区警方发布消息称，嫌疑人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海淀警方刑事拘留，目前此案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一件小事引发争执，一个鲜活的生命终结了，一个憧憬着美好前程的大学生被刑拘了，如此结局令人扼腕。有位网友称：“这一天，世界不仅失去了一位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也多了‘一个年轻而悔恨的灵魂’。”
很多人在互联网上对这位清洁工的离去表示哀悼，同时也有一部分网友“人肉”出了涉案大学生的姓名、专业、个人照片及在校学生会担任的职务等信息。
也有网友在反思悲剧的起因，“不管是垃圾车挡住了奥迪车的道，还是奥迪车挡住了垃圾车的道，只要双方中任何一人作出让步，事件也不至于走向极端化。尤其是一方还是读了十几年书的大学生，却选择了最野蛮、最不需要知识的手段――用暴力解决纠纷，这样的戾气值得社会反思。”
基于事实和人性的反思弥足珍贵，但可惜的是这种反思很快就被淹没在标签化的情绪论战中。
大学生与清洁工，奥迪车与三轮车，双方地位、身份的悬殊差距，使本案具有了成为网络热点的全部要素。“电影学院‘奥迪男’打死清洁工”，这是某网站转载这一新闻时用的标题。微博上被频繁转发的一句评论是：“电影学院已经……堕落成了富二代镀金的垃圾场。”很快，“奥迪男”成了涉案男生的标签，并遭受了夹杂着“败类”、“人渣”等词语的几乎一边倒的声讨。
华中科技大学(微博)新闻学院教授赵振宇认为，贴标签是把事实简单地概念化，“一个普通的事件一旦被贴上了某个标签就很容易吸引读者的眼球，产生轰动效应，但可惜的是，事实本身却被忽视或掩盖了。”
一位网友在关于此事的讨论中留言称，“事件发生到现在为止，信息流出量少之又少，我们还不能判断出这次事件到底是谁对谁错，但与清洁工互殴的开奥迪车的学生一旦被贴上了标签，人们便堂而皇之的在警方尚在调查中时便口径一致地声讨‘为富不仁’的奥迪学生。”
另一位网友留言称，这只是简单的刑事案件而已，类似的刑事案件每天发生几百起，为什么要加个“奥迪男”来确定身份呢？就是大家仇富而已。
时评作者魏英杰以“假如北京电影学院清洁工打死‘奥迪男’”为题撰文称，即便身份意识可能是导致这场暴力的一个来源，却也不必过于夸大，进而把这事件渲染成“强者对弱者的欺凌”。“假如是清洁工打死‘奥迪男’，舆论该如何对待？难道该说这是‘正义的胜利’，或者‘富二代死得活该’？设若如此，人们将遗憾地看到，法律规则被抹除了，正义界限消失了，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贫富对峙。据此，判断是非对错，人们只需要看这个人的衣着打扮、座驾配饰，只要是衣着光鲜的一定是个坏蛋，衣衫褴褛的就一定代表着正义。可这样来看待世界，正常吗？会不会显得太简单粗暴了？”
可惜的是，上述有益的换位思考非但没有引起更多的反思，反而招来“板砖”无数。有网友跟帖称，“假如‘奥迪男’被清洁工打死，不用舆论操心，自有人替奥迪男‘主持公道’，而清洁工被‘奥迪男’打死，如果舆论不操心，这事有可能会不了了之。”也有网友讥讽持此论调者是受雇的“水军”，更多的留言则是人身攻击，污言秽语。
人民网(微博)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认为：“很多网民有一种‘罗宾汉情结’，扶弱抑强，只要是弱势群体就给予支持，对官员、富人、专家等持怀疑和敌对态度。面对一个事情，不问是非只问善恶，而且这种善恶还是他们以往形成的刻板印象。”
红网的一篇文章认为，同情弱者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被这种情感所左右，对事件的看法缺乏独立的、客观的分析，只有对财富赤裸裸的反感，那么正义的界限就消失了，法律的界限也没有了，民众人人都是法官，自发地对奥迪学生进行道德审判：你开奥迪，对方是清洁工，你活着，而他死了，所以你是不可饶恕的。这种对事件的简单粗暴的直觉，折射出这个时代的焦灼与浮躁。
祝华新认为，网络病的前提是社会病，“网民的盲目和焦虑的情绪是源于现实生活中强势群体占据过多的社会资源，弱势群体没有表达渠道、维权困难、缺乏公平感，现实社会中的问题解决了，网络上的不良情绪才能根除。”
“除有赖于个人素质提高，还需要通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才可能有所改变。”魏英杰认为，如何拥有正确的财富观和是非观，已成为摆在当前的一个严峻问题。暴戾和仇富心态，都不是一个文明法治社会的正常表现。
“一些媒体为了吸引眼球，热衷于给一些报道乱贴标签，网友根据媒体的报道进行标签化解读，媒体随后又依据网友的留言甚至猜测进行报道，这样就形成了双向恶性膨胀。”赵振宇认为标签化情绪泛滥与一些媒体在报道时的不自律有关。
祝华新也提醒：“记者不能根据帖文写稿，也不能简单地跟着网上的流行情绪走，或者占据所谓道德高地，记者第一位的责任应该是提供更多真实的细节，带领公众逐步逼近真相，真相比什么都重要。”
祝华新举例说，在小贩刺死城管的夏俊峰一案中，很多媒体和网友一味指责甚至妖魔化城管，只有一家媒体记者去实地采访了被刺死的城管家人，这才发现其实被刺死的城管也是生活窘迫的贫民，而且数代单传。
赵振宇也认为：“受过专业训练的媒体从业者应该自律，避免盲目从众的心理，不能网友怎么说你就怎么报道，这就把原本混淆不清的事实变得更加混沌了，这对媒体的公信力和当下得社会心理是一种伤害。”
祝华新则称：“网络时代的传统媒体应该成为真伪参半的网络信息的过滤器、网上偏激情绪的缓释剂、国民心态的压舱石，这是传统媒体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