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awa
今天是星期四,按惯例是《南方周末》出版的日子,可是令人吃惊的是报滩
上竟没有他的影子,这和一份全国有影响的报纸的身份是很不相符的。据业内人
士猜测是由于上期刊登了有关希望工程和义务教育的文章引起的,加之中青基金
会目前遭遇严重信任危机,被香港《明报》指责为滥用捐款进行违法投资。在去
年的震惊全国的张君案中,《南方周末》因对张君案中深层次的值得反思的农村
问题和劳教问题以及武汉体彩丑闻进行了纵深报道,引起高层的强烈不满,并对
该报进行了整顿,总编辑被免职,责任编辑被开除公职。
《南方周末》是一份敢于直面现实、倾向自由、关怀弱势群体的报纸,在中
国大陆极具影响。事实上,这份报纸的成长过程就是和言论管制部门不断冲突协
调的过程。中宣部和各级被《南方周末》批评过的地方政府对这份报纸早已忍无
可忍。但来自权力部门的批评从未象这次这么猛烈。而且此次伤害再也不可能在
短期内重新振愈。当下北京正在积极为纪念中共诞生80周年而作筹备,而中共16
大的筹备工作也正在进行。
我以为,《南方周末》是90年代汉语世界残缺的良知。但是她已经被告知闭
嘴了。也就是说,关于残缺的良知也已经被窒息在某种绝对的权力恐慌之中。
对于来自世俗利益考量的对于言论的压制,公民能否发出这样的声音:“我不同
意”?当然反对无效。但是反对无效我也反对。“这就是我的立场”。
自从1997年以来,中国的出版业和新闻报道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钳制。在出版
社不断受到整肃和一些自由知识分子不断被封喉的消息传来的过程中,业内人士
以一个又一个敏感节日和庆典节日为边界,期待某个季节过后能有一个宽容时期
的到来。一直到新世纪的第一年已经快过了一半的时候,这个“新时代”仍然遥
遥无期。据不完全统计,这半年来有至少9家出版单位受到不同程度的整治。
当然,每当自由被火堆点燃而嘶喊的时候,具有中国特色的看客们总能繁殖
出“自蹈死地”和“倒掉活该”这样的结论来。这已经无须置评。一些“新左派”
的论者趁机发表了一些幸灾乐祸的评论,他们借此再一次向人们展示了这个派别
的原始思维在理性和道德上的局限性。不过《南方周末》事件对于知识分子来说
最重要的价值是意识到自己真实的处境。当“周末”沉入水面以后,“自由”在
可耻的沉默中已经一起跌落,甚至从未浮出过。
《南方周末》有很多读者,也有很多著名的作者。但当“我们的报纸”被整
肃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呢?当“周末”被告知应该鸦雀无声的时候,几乎没
有声音传出来,“我们”一起鸦雀无声。我没有资格谴责人们的事故和懦弱,也
不打算鼓励人们上街。90 年代汉语文化界对耻辱的反思文字汗牛充栋,乃至可
以建立忏悔学和耻辱学了。但是,《南方周末》之后象“89之后”一样再一次袒
露了“中国自由主义的贫困”。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自由”仅仅被“学术”
利用来“谋食”了,但还远远不是论者的生存方式。
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是什么?几乎没有一个人象他们主张那样生活。这是中
国知识分子的基本存在真相。他们面对文革滋养出的“耻辱”和“忏悔”、他们
高屋建瓴和唾沫横飞,一碰到现实的黑暗和具体的悲剧就烟消云散了。“奥斯威
辛以后已经没有诗歌”,《南方周末》以后已经没有知识,只剩下学术口红和私
人怨毒。
然而这显然不是此次事件的全部意义。《南方周末》事件至少传递了两个信
息:第一,关于“宽容时代”的期待必须彻底绝望――多年来,关于言论自由的
“渐进之梦”通过《南方周末》的殉难已经终结。显然,《南方周末》并不是自
由的。它不过是在广东地区利用有限的经济自由对言论自由的一种努力。由于可
以理解的原因,它的自由是有限的,他对权力的批评是半掩主颜的。然而,“半
吊子自由”将永远处于危机之中。第二、一个大转折的时期已经来临,用“复杂
理论”来解释,就是这一事件是复杂系统自我更新机制发生作用到达临届点的一
个标志。
我知道,“燥动的南方”已经沉寂。这是一件事情的结束,也是另一件事情
的开始。
叶利钦告别政坛以后,俄罗斯评论界曾有这样一种评论:“他光荣地到来,
他光荣地离去”。望着《南方周末》的背影,我想起了这样的评论。不过一个更
长的背影正渐渐拉长,同时覆盖了我们的视野,关于这一未来事件的评论已经做
出来了,那就是:“他耻辱地到来,他耻辱地离去。”
注释:发稿时,经过修改的《南方周末》已经重新上街。
今天是星期四,按惯例是《南方周末》出版的日子,可是令人吃惊的是报滩
上竟没有他的影子,这和一份全国有影响的报纸的身份是很不相符的。据业内人
士猜测是由于上期刊登了有关希望工程和义务教育的文章引起的,加之中青基金
会目前遭遇严重信任危机,被香港《明报》指责为滥用捐款进行违法投资。在去
年的震惊全国的张君案中,《南方周末》因对张君案中深层次的值得反思的农村
问题和劳教问题以及武汉体彩丑闻进行了纵深报道,引起高层的强烈不满,并对
该报进行了整顿,总编辑被免职,责任编辑被开除公职。
《南方周末》是一份敢于直面现实、倾向自由、关怀弱势群体的报纸,在中
国大陆极具影响。事实上,这份报纸的成长过程就是和言论管制部门不断冲突协
调的过程。中宣部和各级被《南方周末》批评过的地方政府对这份报纸早已忍无
可忍。但来自权力部门的批评从未象这次这么猛烈。而且此次伤害再也不可能在
短期内重新振愈。当下北京正在积极为纪念中共诞生80周年而作筹备,而中共16
大的筹备工作也正在进行。
我以为,《南方周末》是90年代汉语世界残缺的良知。但是她已经被告知闭
嘴了。也就是说,关于残缺的良知也已经被窒息在某种绝对的权力恐慌之中。
对于来自世俗利益考量的对于言论的压制,公民能否发出这样的声音:“我不同
意”?当然反对无效。但是反对无效我也反对。“这就是我的立场”。
自从1997年以来,中国的出版业和新闻报道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钳制。在出版
社不断受到整肃和一些自由知识分子不断被封喉的消息传来的过程中,业内人士
以一个又一个敏感节日和庆典节日为边界,期待某个季节过后能有一个宽容时期
的到来。一直到新世纪的第一年已经快过了一半的时候,这个“新时代”仍然遥
遥无期。据不完全统计,这半年来有至少9家出版单位受到不同程度的整治。
当然,每当自由被火堆点燃而嘶喊的时候,具有中国特色的看客们总能繁殖
出“自蹈死地”和“倒掉活该”这样的结论来。这已经无须置评。一些“新左派”
的论者趁机发表了一些幸灾乐祸的评论,他们借此再一次向人们展示了这个派别
的原始思维在理性和道德上的局限性。不过《南方周末》事件对于知识分子来说
最重要的价值是意识到自己真实的处境。当“周末”沉入水面以后,“自由”在
可耻的沉默中已经一起跌落,甚至从未浮出过。
《南方周末》有很多读者,也有很多著名的作者。但当“我们的报纸”被整
肃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呢?当“周末”被告知应该鸦雀无声的时候,几乎没
有声音传出来,“我们”一起鸦雀无声。我没有资格谴责人们的事故和懦弱,也
不打算鼓励人们上街。90 年代汉语文化界对耻辱的反思文字汗牛充栋,乃至可
以建立忏悔学和耻辱学了。但是,《南方周末》之后象“89之后”一样再一次袒
露了“中国自由主义的贫困”。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自由”仅仅被“学术”
利用来“谋食”了,但还远远不是论者的生存方式。
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是什么?几乎没有一个人象他们主张那样生活。这是中
国知识分子的基本存在真相。他们面对文革滋养出的“耻辱”和“忏悔”、他们
高屋建瓴和唾沫横飞,一碰到现实的黑暗和具体的悲剧就烟消云散了。“奥斯威
辛以后已经没有诗歌”,《南方周末》以后已经没有知识,只剩下学术口红和私
人怨毒。
然而这显然不是此次事件的全部意义。《南方周末》事件至少传递了两个信
息:第一,关于“宽容时代”的期待必须彻底绝望――多年来,关于言论自由的
“渐进之梦”通过《南方周末》的殉难已经终结。显然,《南方周末》并不是自
由的。它不过是在广东地区利用有限的经济自由对言论自由的一种努力。由于可
以理解的原因,它的自由是有限的,他对权力的批评是半掩主颜的。然而,“半
吊子自由”将永远处于危机之中。第二、一个大转折的时期已经来临,用“复杂
理论”来解释,就是这一事件是复杂系统自我更新机制发生作用到达临届点的一
个标志。
我知道,“燥动的南方”已经沉寂。这是一件事情的结束,也是另一件事情
的开始。
叶利钦告别政坛以后,俄罗斯评论界曾有这样一种评论:“他光荣地到来,
他光荣地离去”。望着《南方周末》的背影,我想起了这样的评论。不过一个更
长的背影正渐渐拉长,同时覆盖了我们的视野,关于这一未来事件的评论已经做
出来了,那就是:“他耻辱地到来,他耻辱地离去。”
注释:发稿时,经过修改的《南方周末》已经重新上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