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芦笛
人类与动物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有一种善恶是非感。越是幼稚的民族或人群，这种感觉就越强烈。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判断无非是两种，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后者完全是一种主观判断。
在政治问题上，人类最常见的是问题就是将道德判断（价值判断）和功利判断（因为比较客观，可以看成是事实判断）混杂在一起。在幼稚民族中，道德判断常常压倒了功利判断。在天真的人民，那是一种朴素的感性反应，而政治家们则有意利用这一点，用道德来包装功利的目的。
奇怪的是似乎没有多少人看得出来，就连战争这种赤裸裸的利害冲突，也要给道德判断弄得面目全非。几天前此坛关于战争的谈论就最充分地暴露了这一点。
本来，战争明明是难以调和的利害冲突导致的武力冲突，是最高程度、最高形式的利害冲突，无论国际还是国内战争都如此。然而这世上就是有人相信，老美去打伊拉克不是出自谋求利益，而是什么单纯的“正义与邪恶之争”，似乎光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或社会制度的不同就足以、而且应该酿成流血冲突。
这当然不是说战争无正义可言，而是说这“正义”也者，其实是个很难统一的主观认定。例如我说过的英法打中国的战争。如果从西方文明人的角度来看，那完全是文明对野蛮的一种惩罚。
众所周知，无庸质疑，当时的中国完全是妄自尊大的流氓国家，从来不知道在国际上有平等待人这件事，居然规定外来使节见皇帝时必须下跪，把文明远高于自己的国家看成是野蛮藩属。而且，正如我在旧作中指出的，要相信“无罪推定”、“公平审判”的鬼子们接受中国野蛮的司法审判又怎么可能？难道人家不该要求“领事裁判权”？我在英国时，看过那儿的右派学者写的谈论鸦片战争的书，人家就一口咬死那是为了争取外交承认的正义之战。难道能说人家一点理由都没有？
更何况中国是野蛮独裁国家，英法是文明民主国家。两国向中国开战之先都经过议会表决同意，而中国方面则由皇帝一人乾纲独断。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那都是民主和独裁、文明和野蛮决战，按今天积极分子们的思路，孰是孰非还用说么？
但如果从中国方面看，问题就截然不同了：咱们又没去招惹你们，就算野蛮落后独裁，与你们有何贵相干？是的，那时咱们不知道平等待人，以为你们是藩属。不过我们从不上你们那儿去，如果你们不上我们这儿来，又怎么会出现侮慢使节的事？这不平等难道不是你们自取其辱？
幸亏这种公婆各有理的事，最后还是达成了国际共识。我在英国时，人家的学者多次主动为鸦片战争的事向我道歉，说那跟黑手党贩毒没什么区别。人家最后采用的价值判断其实也无非就是小民的常识（＝１８岁前积累的偏见）：民间打架，谁先动手谁无理，哪怕是孔子打了盗跖也如此。
在我看来，这就是人类判断战争正义性的唯一可以达成的共识。因此，凡是侵略战争都是不正义的战争，凡是自卫战争都是正义战争。
推翻了这个最基本的共识，则绝对不会有什么世界秩序可言。试问历史上所有的交战双方，有哪一方承认过自己不是为了正义而战？规定先进可以打落后、文明可以打野蛮、民主可以打专制，唯一的作用就是刺激各国开展军备竞赛，免得给打得七窍出血还要让人家骂成是罪有应得的流氓。
遗憾的是世上既有政治家，就必然要有用道义包装贪欲的事，总要把自己为贪婪驱使的行为歌颂为正义之举，哄骗得一众小民跟着起哄，假戏真做到了牺牲自己的地步。这说来真是世上最可悲也最可笑的事。
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如此。在此问题上，我完全同意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教导，那完全是逐利之举，没有多少正义可言。
不知道同志们是否还记得大学政治课里列同志给出的“帝国主义五大经济特征”，其中一条是“世界领土已经瓜分完毕”。此前没有世界大战，无非是因为英法潜心去第三世界掠夺领土资源，不在欧洲生事，这在兵法上乃是避实击虚之举。但德国后来居上，在上世纪初科学技术工业全面赶上超过英国，此时世界领土已经瓜分完毕，要分一杯羹，便只好去太岁头上动土了。这就是一战爆发的根本原因，而二战完全是凡尔赛和约引出来的恶果，根本起因还是一战。
当然，这不是说两次大战就毫无是非可言。一战爆发的直接原因错综复杂，实在难以找到一个侵略者。但二战爆发的直接原因一目了然：德国入侵波兰。所以，盟国是正义的。但它的正义性也仅在这点上。
然而西方政治家却绝对不会承认这一点，因为这就意味着无法利用人民内心潜在的悲壮感、崇高感，而那是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所以在盟国一方就一定要把那说成是民主和专制的决战，而在德国那边就要说成是挺身抗暴之举，于是双方的人民都给傻傻地刺激起来，满腔热血都已沸腾，要为“正义”当炮灰。
其实两次大战之所以在专制和民主之间爆发，完全是历史的偶然。英国的传统外交政策，是联合欧洲大陆次强去对付首强，从而维持欧洲均势。所以当年民主的老英要联合反动的封建欧洲国家去镇压民主的法兰西。后来德国国力超过了法国，于是英国外交政策便改为联法制德。这里面完全是精明无比的利害考虑，与社会制度有什么鬼相干？美国人跟着起哄，无非是英美之间那千丝万缕的利害关系使然。于是便出现了协约国和后来的盟国中民主国家占多数的偶合。如果硬要说那是两种制度的决战，那为何民主一方要先拉专制的俄国、后拉极权的苏联作盟国？
在确定谁先动手的前提下，判断双方的曲直就是看所犯战争罪行的多少。从这点上来说，德国在一战中首先使用毒气，首先使用潜艇攻击商船，应该判为有罪。但这些手段立刻为协约国使用，所以总的来说，德方在一战中的战争罪行不是很严重。
相比之下，战胜的协约国在凡尔赛和约中犯下的罪行就简直不可原谅。该条约剥夺了德奥所有的殖民地，肢解了奥匈帝国，掠夺了德国的大片领土，把德国武装力量降为连维持国内治安都难以胜任的警察武装，规定莱茵区为非武装区。更严重的是民主的协约国强加给德国根本就赔不出来的巨额战争赔款，蓄意使该国财政破产。这种种民主的胡作非为从道义上根本就无法解释，哪怕是最积极的清流也没那本事。
最恶劣的还是同盟国投降、双方停火后，民主的协约国居然仍不解除禁运，导致奥地利发生饥荒，大批无辜民众活活饿死。协约国的胡作非为导致德国出现内战，骚乱经久不息。法国竟然趁机派兵进驻鲁尔区，开枪射杀无辜民众，公开扬言要杀人立威。德奥人民公投愿意形成一个国家，民主的协约国居然无视民意就是不准，强迫两国分立。就是这些倒行逆施，最后导致希特勒上台，让当年肆意糟践伟大的德国人民的英法受尽报应。
二战中德国日本倒是犯下了无数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和其他罪行。这些事众所周知，无庸置疑，我就不说了。只是当初和林奸争论，他似乎不同意这点，我才告诉他，如果不是德日犯下那些骇人听闻的大罪，人类也不会破天荒第一次开设了审判战争罪行的国际法庭。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主的英法美并不是为了那些罪行和德国开战的。德国人最为人知晓的罪行乃是迫害犹太人，然后这罪行是在战争爆发前就开始的，世界却对此不闻不问，浑作无事人。除了犹太人势力很大的美国，接纳受迫害的犹太人最多的国家竟然是不民主的中国。甚至在战争后期，希姆莱通过密使向英国提出用犹太人换汽车的计划，还被丘吉尔否决。只是盟军在欧洲登陆、打开集中营之后，德国人的种族灭绝罪行才暴露于天下。因此，所谓“正义与邪恶之战”不假，不过那是事后作的包装。
更足以说明问题的是，盟军犯下的战争罪行也不少。最恶劣的就是使用轰炸大城市民事目标来摧毁对方的士气这种邪恶战略。
这下流作法乃是下流日本人发明的，上海闸北不必说，人类历史上最先被大规模轰炸的城市就是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但在二战爆发之初，德国空军只是轰炸军事目标。因为英国人发明了雷达，德国空军损失惨重，不得已改为夜袭。因为没有雷达导航，一部轰炸机在夜袭中误把炸弹投在伦敦郊区。这立刻给了丘吉尔一个借口，他马上下令大规模轰炸柏林，由此导致双方互炸大城市。但因为德国没有战略空军，自始至终德国始终是挨炸的份。
后来美国参战后，盟军取得了制空权，便滥炸民事目标。正如我在旧作《常识治国与口号治国》中指出的：
二战时英国空军司令海拉斯坚信，轰炸平民集中的大城市而不是军事目标，是制造恐怖气氛，从而使纳粹德国屈服的唯一办法。为此他坚持轰炸大城市，甚至把建筑的易燃性作为筛选城市的标准，悍然使用烧夷弹轰炸汉堡、德累斯顿、乌尔兹堡等大城市，使大量无辜平民死伤、无数古建筑、文化遗产化为灰烬。只是在盟军在诺曼地登陆后，他屈服于盟军最高指挥部的压力，才不得已一度把轰炸目标改为炼油厂和运输线路，短期内便使德军因为缺乏燃料而瘫痪。可尽管实践证明他的理论错了，他还是坚持他的理论，因为这已经成了一种个人投资，必须坚持到底。为此他一有机会又恢复了轰炸城市的战略，悍然犯下了轰炸德累斯顿、乌尔兹堡那种毫无军事意义的民事目标的战争罪行。
公平地说，尽管德国人在东线犯下了无数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他们在西线的表现，大体上比民主的英国人还强一些。战前德国一个化学家在研究杀虫剂时，无意中发明了神经毒气。这是最可怕的一种化学武器，只需微量便能使受试猴子瞬时死亡。这化学家本是个善良的基督徒，但根据法律规定，任何有军事潜力的发明都得上报，于是他只好报告了。德国人从此造出了大量的神经毒气。但他们根本没使用，因为无论是进攻还是撤退，他们的机械化部队都行动得太快，无法使用难以控制的毒气。
反过来，虽然盟军滥炸德国城市，丘吉尔还觉得不过瘾。他曾经给军方写过一个臭名昭著的备忘录，说要应该使用毒气，而且要百分之百地使用。但此建议未为军方采纳，因为英国人那时只有德国人发明的芥子气。军方认为它的杀伤效果远不如烧夷弹（凝固汽油弹）。
可以设想，如果大独裁者希特勒也有民主领袖丘吉尔那样的铁石心肠，德国给炸成那个样子，他早就动用神经毒气报复了。德国虽然没有战略轰炸机，基本上只有挨炸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但他们发明了Ｖ－１、Ｖ－２导弹。前者是巡航导弹的祖宗，后者是弹道导弹的祖宗，当时盟军根本没有那个技术能力拦截。据说只需一枚导弹运载的神经毒气就足以灭绝伦敦全部人口。有人也向希特勒这么建议过，但他最后还是没敢下这毒手。
后来盟军攻入德国，发现了储藏的神经毒气，竟然把这连希特勒都不敢用的灭门之物当成宝贝，小心翼翼地运回国去。后来他们虽然把过时的芥子气销毁了，这神经毒气却珍藏不动，直到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日内瓦公约通过后他们才销毁，那也不过是因为现在有了更加有效的核弹而已。
因此，世间所谓“正义”与“邪恶”之差，往往只在一线间。判断历史政治事件，根本就不可能像我那马师弟说的要做到完全正确，只能看个大方向、大概其而已。只有幼稚天真的同志才会把善恶绝对化，以为世上真有什么绝对的正义，去惩罚绝对的邪恶。
如果谁不明白这点，去看看有关纽伦堡审判的回忆录就够了。德国海军上将邓尼茨发明了潜艇“狼群”战术，击沉了无数横越大西洋的英美商船，几乎使英国失去继续进行战争的能力。英国人恨透了他，准备用违反禁止潜艇袭击商船的日内瓦公约这条，起诉他的战争罪，却为美国人制止。老美告诉老英，他们正是学了老邓这手，才将日本人的海上运输线截断。
人类与动物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有一种善恶是非感。越是幼稚的民族或人群，这种感觉就越强烈。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判断无非是两种，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后者完全是一种主观判断。
在政治问题上，人类最常见的是问题就是将道德判断（价值判断）和功利判断（因为比较客观，可以看成是事实判断）混杂在一起。在幼稚民族中，道德判断常常压倒了功利判断。在天真的人民，那是一种朴素的感性反应，而政治家们则有意利用这一点，用道德来包装功利的目的。
奇怪的是似乎没有多少人看得出来，就连战争这种赤裸裸的利害冲突，也要给道德判断弄得面目全非。几天前此坛关于战争的谈论就最充分地暴露了这一点。
本来，战争明明是难以调和的利害冲突导致的武力冲突，是最高程度、最高形式的利害冲突，无论国际还是国内战争都如此。然而这世上就是有人相信，老美去打伊拉克不是出自谋求利益，而是什么单纯的“正义与邪恶之争”，似乎光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或社会制度的不同就足以、而且应该酿成流血冲突。
这当然不是说战争无正义可言，而是说这“正义”也者，其实是个很难统一的主观认定。例如我说过的英法打中国的战争。如果从西方文明人的角度来看，那完全是文明对野蛮的一种惩罚。
众所周知，无庸质疑，当时的中国完全是妄自尊大的流氓国家，从来不知道在国际上有平等待人这件事，居然规定外来使节见皇帝时必须下跪，把文明远高于自己的国家看成是野蛮藩属。而且，正如我在旧作中指出的，要相信“无罪推定”、“公平审判”的鬼子们接受中国野蛮的司法审判又怎么可能？难道人家不该要求“领事裁判权”？我在英国时，看过那儿的右派学者写的谈论鸦片战争的书，人家就一口咬死那是为了争取外交承认的正义之战。难道能说人家一点理由都没有？
更何况中国是野蛮独裁国家，英法是文明民主国家。两国向中国开战之先都经过议会表决同意，而中国方面则由皇帝一人乾纲独断。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那都是民主和独裁、文明和野蛮决战，按今天积极分子们的思路，孰是孰非还用说么？
但如果从中国方面看，问题就截然不同了：咱们又没去招惹你们，就算野蛮落后独裁，与你们有何贵相干？是的，那时咱们不知道平等待人，以为你们是藩属。不过我们从不上你们那儿去，如果你们不上我们这儿来，又怎么会出现侮慢使节的事？这不平等难道不是你们自取其辱？
幸亏这种公婆各有理的事，最后还是达成了国际共识。我在英国时，人家的学者多次主动为鸦片战争的事向我道歉，说那跟黑手党贩毒没什么区别。人家最后采用的价值判断其实也无非就是小民的常识（＝１８岁前积累的偏见）：民间打架，谁先动手谁无理，哪怕是孔子打了盗跖也如此。
在我看来，这就是人类判断战争正义性的唯一可以达成的共识。因此，凡是侵略战争都是不正义的战争，凡是自卫战争都是正义战争。
推翻了这个最基本的共识，则绝对不会有什么世界秩序可言。试问历史上所有的交战双方，有哪一方承认过自己不是为了正义而战？规定先进可以打落后、文明可以打野蛮、民主可以打专制，唯一的作用就是刺激各国开展军备竞赛，免得给打得七窍出血还要让人家骂成是罪有应得的流氓。
遗憾的是世上既有政治家，就必然要有用道义包装贪欲的事，总要把自己为贪婪驱使的行为歌颂为正义之举，哄骗得一众小民跟着起哄，假戏真做到了牺牲自己的地步。这说来真是世上最可悲也最可笑的事。
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如此。在此问题上，我完全同意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教导，那完全是逐利之举，没有多少正义可言。
不知道同志们是否还记得大学政治课里列同志给出的“帝国主义五大经济特征”，其中一条是“世界领土已经瓜分完毕”。此前没有世界大战，无非是因为英法潜心去第三世界掠夺领土资源，不在欧洲生事，这在兵法上乃是避实击虚之举。但德国后来居上，在上世纪初科学技术工业全面赶上超过英国，此时世界领土已经瓜分完毕，要分一杯羹，便只好去太岁头上动土了。这就是一战爆发的根本原因，而二战完全是凡尔赛和约引出来的恶果，根本起因还是一战。
当然，这不是说两次大战就毫无是非可言。一战爆发的直接原因错综复杂，实在难以找到一个侵略者。但二战爆发的直接原因一目了然：德国入侵波兰。所以，盟国是正义的。但它的正义性也仅在这点上。
然而西方政治家却绝对不会承认这一点，因为这就意味着无法利用人民内心潜在的悲壮感、崇高感，而那是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所以在盟国一方就一定要把那说成是民主和专制的决战，而在德国那边就要说成是挺身抗暴之举，于是双方的人民都给傻傻地刺激起来，满腔热血都已沸腾，要为“正义”当炮灰。
其实两次大战之所以在专制和民主之间爆发，完全是历史的偶然。英国的传统外交政策，是联合欧洲大陆次强去对付首强，从而维持欧洲均势。所以当年民主的老英要联合反动的封建欧洲国家去镇压民主的法兰西。后来德国国力超过了法国，于是英国外交政策便改为联法制德。这里面完全是精明无比的利害考虑，与社会制度有什么鬼相干？美国人跟着起哄，无非是英美之间那千丝万缕的利害关系使然。于是便出现了协约国和后来的盟国中民主国家占多数的偶合。如果硬要说那是两种制度的决战，那为何民主一方要先拉专制的俄国、后拉极权的苏联作盟国？
在确定谁先动手的前提下，判断双方的曲直就是看所犯战争罪行的多少。从这点上来说，德国在一战中首先使用毒气，首先使用潜艇攻击商船，应该判为有罪。但这些手段立刻为协约国使用，所以总的来说，德方在一战中的战争罪行不是很严重。
相比之下，战胜的协约国在凡尔赛和约中犯下的罪行就简直不可原谅。该条约剥夺了德奥所有的殖民地，肢解了奥匈帝国，掠夺了德国的大片领土，把德国武装力量降为连维持国内治安都难以胜任的警察武装，规定莱茵区为非武装区。更严重的是民主的协约国强加给德国根本就赔不出来的巨额战争赔款，蓄意使该国财政破产。这种种民主的胡作非为从道义上根本就无法解释，哪怕是最积极的清流也没那本事。
最恶劣的还是同盟国投降、双方停火后，民主的协约国居然仍不解除禁运，导致奥地利发生饥荒，大批无辜民众活活饿死。协约国的胡作非为导致德国出现内战，骚乱经久不息。法国竟然趁机派兵进驻鲁尔区，开枪射杀无辜民众，公开扬言要杀人立威。德奥人民公投愿意形成一个国家，民主的协约国居然无视民意就是不准，强迫两国分立。就是这些倒行逆施，最后导致希特勒上台，让当年肆意糟践伟大的德国人民的英法受尽报应。
二战中德国日本倒是犯下了无数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和其他罪行。这些事众所周知，无庸置疑，我就不说了。只是当初和林奸争论，他似乎不同意这点，我才告诉他，如果不是德日犯下那些骇人听闻的大罪，人类也不会破天荒第一次开设了审判战争罪行的国际法庭。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主的英法美并不是为了那些罪行和德国开战的。德国人最为人知晓的罪行乃是迫害犹太人，然后这罪行是在战争爆发前就开始的，世界却对此不闻不问，浑作无事人。除了犹太人势力很大的美国，接纳受迫害的犹太人最多的国家竟然是不民主的中国。甚至在战争后期，希姆莱通过密使向英国提出用犹太人换汽车的计划，还被丘吉尔否决。只是盟军在欧洲登陆、打开集中营之后，德国人的种族灭绝罪行才暴露于天下。因此，所谓“正义与邪恶之战”不假，不过那是事后作的包装。
更足以说明问题的是，盟军犯下的战争罪行也不少。最恶劣的就是使用轰炸大城市民事目标来摧毁对方的士气这种邪恶战略。
这下流作法乃是下流日本人发明的，上海闸北不必说，人类历史上最先被大规模轰炸的城市就是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但在二战爆发之初，德国空军只是轰炸军事目标。因为英国人发明了雷达，德国空军损失惨重，不得已改为夜袭。因为没有雷达导航，一部轰炸机在夜袭中误把炸弹投在伦敦郊区。这立刻给了丘吉尔一个借口，他马上下令大规模轰炸柏林，由此导致双方互炸大城市。但因为德国没有战略空军，自始至终德国始终是挨炸的份。
后来美国参战后，盟军取得了制空权，便滥炸民事目标。正如我在旧作《常识治国与口号治国》中指出的：
二战时英国空军司令海拉斯坚信，轰炸平民集中的大城市而不是军事目标，是制造恐怖气氛，从而使纳粹德国屈服的唯一办法。为此他坚持轰炸大城市，甚至把建筑的易燃性作为筛选城市的标准，悍然使用烧夷弹轰炸汉堡、德累斯顿、乌尔兹堡等大城市，使大量无辜平民死伤、无数古建筑、文化遗产化为灰烬。只是在盟军在诺曼地登陆后，他屈服于盟军最高指挥部的压力，才不得已一度把轰炸目标改为炼油厂和运输线路，短期内便使德军因为缺乏燃料而瘫痪。可尽管实践证明他的理论错了，他还是坚持他的理论，因为这已经成了一种个人投资，必须坚持到底。为此他一有机会又恢复了轰炸城市的战略，悍然犯下了轰炸德累斯顿、乌尔兹堡那种毫无军事意义的民事目标的战争罪行。
公平地说，尽管德国人在东线犯下了无数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他们在西线的表现，大体上比民主的英国人还强一些。战前德国一个化学家在研究杀虫剂时，无意中发明了神经毒气。这是最可怕的一种化学武器，只需微量便能使受试猴子瞬时死亡。这化学家本是个善良的基督徒，但根据法律规定，任何有军事潜力的发明都得上报，于是他只好报告了。德国人从此造出了大量的神经毒气。但他们根本没使用，因为无论是进攻还是撤退，他们的机械化部队都行动得太快，无法使用难以控制的毒气。
反过来，虽然盟军滥炸德国城市，丘吉尔还觉得不过瘾。他曾经给军方写过一个臭名昭著的备忘录，说要应该使用毒气，而且要百分之百地使用。但此建议未为军方采纳，因为英国人那时只有德国人发明的芥子气。军方认为它的杀伤效果远不如烧夷弹（凝固汽油弹）。
可以设想，如果大独裁者希特勒也有民主领袖丘吉尔那样的铁石心肠，德国给炸成那个样子，他早就动用神经毒气报复了。德国虽然没有战略轰炸机，基本上只有挨炸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但他们发明了Ｖ－１、Ｖ－２导弹。前者是巡航导弹的祖宗，后者是弹道导弹的祖宗，当时盟军根本没有那个技术能力拦截。据说只需一枚导弹运载的神经毒气就足以灭绝伦敦全部人口。有人也向希特勒这么建议过，但他最后还是没敢下这毒手。
后来盟军攻入德国，发现了储藏的神经毒气，竟然把这连希特勒都不敢用的灭门之物当成宝贝，小心翼翼地运回国去。后来他们虽然把过时的芥子气销毁了，这神经毒气却珍藏不动，直到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日内瓦公约通过后他们才销毁，那也不过是因为现在有了更加有效的核弹而已。
因此，世间所谓“正义”与“邪恶”之差，往往只在一线间。判断历史政治事件，根本就不可能像我那马师弟说的要做到完全正确，只能看个大方向、大概其而已。只有幼稚天真的同志才会把善恶绝对化，以为世上真有什么绝对的正义，去惩罚绝对的邪恶。
如果谁不明白这点，去看看有关纽伦堡审判的回忆录就够了。德国海军上将邓尼茨发明了潜艇“狼群”战术，击沉了无数横越大西洋的英美商船，几乎使英国失去继续进行战争的能力。英国人恨透了他，准备用违反禁止潜艇袭击商船的日内瓦公约这条，起诉他的战争罪，却为美国人制止。老美告诉老英，他们正是学了老邓这手，才将日本人的海上运输线截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