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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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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刘顺军来说，近一个半月的寒假是个“漫长的噩梦”。因为放假就意味着“失业”。
在同乡眼里，刘顺军的职业很体面。作为教师，他本可以有着稳定的收入，还能享受两个带薪假期。但在北京市昌平区某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任教的他，寒暑假期间得不到学校的任何工资和补助，“就像放羊一样，撒开手不管了”。
一个月前，校长对刘顺军和其他教师说，“该放假了，大家提前找点活儿干干，假期后再回来。”这样的“放羊预告”他已经听了4年。同事中，也有一些人在假期能拿到补助，三百到八百元不等，而拿到钱的，通常是资历比较老的。
近一段时期，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备受公众关注，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打工子弟学校教师这一群体。作为专门研究流动儿童教育的学者，北京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韩嘉玲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就打工子弟学校而言，教师至关重要，但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一直未能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成了一个被社会遗忘的群体。
学校不和教师签合同，“一句话就可以让你走”
和刘顺军有类似遭遇的教师不在少数，他的同事中还有四人也选择寒假留在北京打零工，有的发传单，有的干促销。刘顺军说，除了做家教以外，他很难找到像样的兼职，而他这种非名校出身的教师，在补课市场上也没什么竞争力。
这天下午，刘顺军和朝阳区某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崔正全一起去找兼职。路上，崔正全告诉记者，打工子弟学校教师不过是一群以教书为业的特殊打工者，和大部分打工者一样，“干一天活儿拿一天钱”。寒假期间除了像他们这样留京兼职的，选择回老家报考公立学校、准备自考寻找更好出路的也大有人在。
在打工子弟学校任教八九年的崔正全说，他从未和学校签过劳动合同，却一直顶着学校“正式”教师的帽子，说白了就是“打黑工”，“校长一句话就可以让你走”。
韩嘉玲做过的一项调查可以佐证这一说法。调查显示，两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几十名教师，没有一位与所在学校签订过劳动合同。韩嘉玲还发现，在这些学校，校方可以随意解雇教师，教师请病假要自掏工资请人代课，学生管理工作不到位就被学校扣工资。
马生杰目前在昌平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教学，他从事这一职业已经9年，其间换了3所打工子弟学校。现在，他还记得第一次去打工子弟学校应聘的情景。
2002年，学习幼师专业的马生杰从职高毕业。当时北京的幼儿园只招本市户口的教师，从山东来的他难在学校找到用武之地，便打起了散工，在西单送外卖，在批发市场送菜。
一个偶然的机会，马生杰看到一所学校的招生简章，上面赫然写着“招聘有经验的老师，户口不限”的字样。他立即就跑到了学校，看到的是矮矮的围墙，几乎要倒塌的平房，还有坑洼不平的操场，一刮风就黄土满天，下雨则泥泞不堪，“就是我们农村的学校也不至于破落成这样。”
“咱一个月工资多少？”马生杰向校长提了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根据老师个人的能力来定，有多有少，你先来上班吧。”听校长含糊其辞的语气，他也不好再问。
后来，马生杰明白过来，他和学校的劳动关系仅仅是口头之约，没有任何书面合同，而所谓“根据老师个人的能力”，则是在每月950元工资的基础上，由校长个人决定。
平均工资仅千元左右，大多数人没有社会保险
头一年上班，马生杰对这样的“口头”规则还不是很熟悉，看到北京市出台一项给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上调300元的政策，很兴奋。月底，却见校长放在他手上的工资还是1100元，便提高声音说，“不是要涨300块吗？”
校长先是笑笑，拍拍他的肩膀说，“咱们不是公家的学校，他们涨，我们可涨不了，再说，咱们又都不是正式编制的教师。”
根据韩嘉玲的调查，2010年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月平均工资是800～1000元；2009年，被调查的学校中有49%的教师收入低于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水平800元，这与北京市2008年的职工月平均工资3726.25元相去甚远，甚至不如北京市家政工的月平均工资1200～1800元。假期不发工资是一个普遍现象，“这已经成了打工子弟学校不成文的惯例，只有个别学校会补贴教师200元的生活费。”
2010年年底，“教师之家”、“农民之子”两个公益组织一起进行的一项有关打工子弟教师待遇的调查显示，在参与调查的81位教师中仅有1位有三险(失业、养老、医疗)，1位有两险（医疗、养老），其他教师均没有享受任何保险。
在这样的待遇下，教师的教学任务却不见减轻。崔正全的妻子王艳和他在同一所学校任教，除了担任班主任，她一周还有26节课。这26节课中，除了带本班语文、数学课，还要带三到六年级的英语课。而她带班的人数一直不下30人，最多的时候是45人。王艳一天要批改几百本作业，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
王艳和和崔正全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小平房，每月房租400元。房里只能放下两张床和两个小桌子。桌子上放满了作业本，床头的墙上有两个拳头大小的窟隆用旧报纸揉成团堵着。
“农民之子”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的问卷调查显示，打工子弟学校教师每周平均要上24个课时，平均每班人数47人，平均每天在校的时间是9.79个小时。
上课并不是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全部工作。
赵俭竹今年已经66岁，2000年来北京后一直在打工子弟学校任教。“除了上课，每天还要负责接送孩子。”赵俭竹说，他担任班主任的时候几乎天天都是早晨5点多起床接学生，下午4点多开始送学生，“以前没有校车，有时要走十多公里把孩子送到家。”
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家长工作时间大多不固定，有的甚至半夜起来拉菜，所以，与公办学校相比，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还要拿出更多的时间用在看护孩子上。
韩嘉玲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她发现，课时多是所有打工子弟学校的共同现象，多数教师每周要上20～25课时，部分教师达到25～30课时，调查中最多的有32课时。这些教师平均每天在学校的工作时间达9～10小时；有的教师还要承担接送学生的工作，工作时间长达10小时以上。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打黑工总比没工打强”
“干得多、挣得少”，这是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生活写照。因此，教师流动性大成了打工子弟学校的常态。
刘顺军告诉记者，他所在学校的教师一个学期能走一半。赵俭竹说，他基本上是两三年就换一个学校，有的是因为“学校拆迁”、有的是因为“自己搬家”，还有的是因为“学校实在太欺负人干不下去”。
虽然待遇差，但对不少人来说，他们“只能干这个”。
“在老家我就是个民办教师，1971年就是了。”赵俭竹说，打工子弟学校教师中年龄较大的不少曾经是“老民办”，对教育有感情，而且“除了教书咱也不会干别的”。
对于年轻人来说，留在打工子弟学校则是不得已的选择。
刘喜峰在打工子弟学校已经“熬”了四年，这期间，他还常常担心拆迁的到来。“警察走了，城管到来；送走城管，警察又至，每次闹得人心惶惶。”去年9月，他所在的海淀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最终还是接到了被取缔的通知。
住在学校附近的城乡接合部，刘喜峰晚上改完作业，常躺在床上抽着烟，考虑第二天的课怎么上。有时下意识地碰到了腰包，便猛地从床上坐起来。这时，他脑子里常常闪过家人劝他的话，“去工地上干活不比教书挣得多？”
刘喜峰想得很清楚，只要一有更好的去处，他便一走了之。但目前，刚刚28岁的他仍渴望在这个愿意接纳他的地方多锻炼几年。毕竟，当初在他没有地方可去的时候，是这里“收留”了他。
杨成2004年还是河北唐山的一名在编教师，因当地“生源严重不足，教师编制过剩”，教师下岗不可避免，他便带着孩子来到北京，辗转来到现在的打工子弟小学。
说起工资待遇，刘喜峰和杨成不约而同叹了口气。刘喜峰说，这就像包工头和民工的关系，一些校长“给自己留着大钱”，对外称学校亏损，一把鼻涕一把泪说“苦一些，都是为了教育，为了孩子”，却用小钱招三四个教师来，教几百个学生，并把教师的工资压得很低。
杨成所在学校的校长是他的表舅，平时待他很客气，但发起工资来和对其他人一样。这位校长说，虽然教师很辛苦，但他们流动性很大，学校一共16位专职教师，平均一学期就能走一个，“我在假期里发了工资，开学你跳槽了怎么办？”
这位校长还告诉记者，即使在这样的待遇下，还是有人源源不断地想来他的学校做教师，有的是因为在其他地方难以进入教师编制，找个跳板暂时歇脚，工资不多没有保险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还有的根本不善于教书，是生活所迫，出来混口饭而已。
韩嘉玲的调查显示，有至少一半以上的打工子弟学校老师具有教师资格证，但即便是“有证”也一样打黑工。曾有人问刘喜峰，“你也有教师资格证，咋不和学校打官司？”他总是沉默不语，“官司要打肯定能赢，但赢了之后饭碗就保不住了，拿到手的赔偿款还没有一个月的工资多。”
“我也知道钱少、没保障，但打黑工总比没工打强”。刘喜峰说。
师生关系难理顺使教师很难产生职业成就感
除了课时多之外，刘顺军的另一个压力来自学生，“学生多，差异大”。
不少打工子弟学校实行包班制，即教师担任某一个班级所有课程或主要课程的老师。刘顺军教四年级一班的语文、数学、音乐和美术。这个班63名学生，有50多名学生常年跟随父母“南征北战”，居无定所，成绩悬殊大，最好的能考到98分，最差的则是零分。“人数多，想给他们补缺补差一时都无从下手。”
最难的还是给学生们上课。这些孩子来自天南海北，有的是初次出远门，很多知识他们闻所未闻；有的是满口方言，不会说一句普通话。刘顺军经常遭遇的情况是，他在讲台上讲得口干舌燥，下面的孩子们却一脸茫然。
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流动性大，学生的流动性也很大，每到学期末便会有学生跑来问刘顺军，“老师，下学期您还在吗？还教我们吗？”
“两个流动性大加在一起对孩子的正常学习影响更大。”这也是韩嘉玲研究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群体的原因所在。
不少教师认为，他们和学生相处得还比较融洽，但是和一些家长的关系却有点“紧张”。马生杰说，他们学校去年一个学期就被家长气跑了两个老师。
今年36岁的楚云花在北京大兴区某打工子弟学校任教，她在家乡时学过幼教，所以，在这个学校教学前班和一年级的数学和语文。“孩子在学校的时候能把作业写得整整齐齐的，但是拿回家写的作业乱得简直认不出来。家长根本不管孩子的学习。”
马生杰晚上偶尔会去网吧查些资料聊聊天，总有一些熟悉的学生在看到他以后，箭一般地溜出去，还没等他认出是谁，就已经消失了。
为了让家长督促学生写作业，马生杰要求学生的作业本上必须有家长的签名。有一些孩子模仿家长的笔迹被他识破，但在和这些学生聊天后，马生杰发现，有的竟是家长懒得签，让孩子代签的，也有一些是家长自己签，但也仅仅是签个字而已，并不会在孩子旁边看孩子做作业。
不过，要是孩子的身体有个磕磕碰碰，家长便会较起真儿来。一次，马生杰班上两名女学生在课后因为一块橡皮先是吵了起来，随后便打在一起，矮个头的学生不小心磕在地上，把门牙磕掉一小块。马生杰带学生处理好伤口，接着通知家长来。
看到马生杰，受伤学生的父亲上去就是一顿吼，要求把另一个学生交出来，“我道上有人。”马生杰再三解释，这个家长却说他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今天受伤的是你女儿，你会怎样？”
打工子弟学校地处城乡接合部，治安相对较差，同时学生家长的人员构成也相当复杂，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大了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生存难度。再加上不太顺畅的师生关系，也使得这些教师很难产生职业上的成就感，这使不少因心存教育理想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更加感到困惑。
马生杰那次和学生家长的冲突，后来在学校附近的诊所里僵持了半个小时，最后还是因为马生杰一句“孩子的医药费我来垫”，整个事件才得以平息。
在同乡眼里，刘顺军的职业很体面。作为教师，他本可以有着稳定的收入，还能享受两个带薪假期。但在北京市昌平区某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任教的他，寒暑假期间得不到学校的任何工资和补助，“就像放羊一样，撒开手不管了”。
一个月前，校长对刘顺军和其他教师说，“该放假了，大家提前找点活儿干干，假期后再回来。”这样的“放羊预告”他已经听了4年。同事中，也有一些人在假期能拿到补助，三百到八百元不等，而拿到钱的，通常是资历比较老的。
近一段时期，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备受公众关注，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打工子弟学校教师这一群体。作为专门研究流动儿童教育的学者，北京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韩嘉玲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就打工子弟学校而言，教师至关重要，但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一直未能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成了一个被社会遗忘的群体。
学校不和教师签合同，“一句话就可以让你走”
和刘顺军有类似遭遇的教师不在少数，他的同事中还有四人也选择寒假留在北京打零工，有的发传单，有的干促销。刘顺军说，除了做家教以外，他很难找到像样的兼职，而他这种非名校出身的教师，在补课市场上也没什么竞争力。
这天下午，刘顺军和朝阳区某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崔正全一起去找兼职。路上，崔正全告诉记者，打工子弟学校教师不过是一群以教书为业的特殊打工者，和大部分打工者一样，“干一天活儿拿一天钱”。寒假期间除了像他们这样留京兼职的，选择回老家报考公立学校、准备自考寻找更好出路的也大有人在。
在打工子弟学校任教八九年的崔正全说，他从未和学校签过劳动合同，却一直顶着学校“正式”教师的帽子，说白了就是“打黑工”，“校长一句话就可以让你走”。
韩嘉玲做过的一项调查可以佐证这一说法。调查显示，两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几十名教师，没有一位与所在学校签订过劳动合同。韩嘉玲还发现，在这些学校，校方可以随意解雇教师，教师请病假要自掏工资请人代课，学生管理工作不到位就被学校扣工资。
马生杰目前在昌平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教学，他从事这一职业已经9年，其间换了3所打工子弟学校。现在，他还记得第一次去打工子弟学校应聘的情景。
2002年，学习幼师专业的马生杰从职高毕业。当时北京的幼儿园只招本市户口的教师，从山东来的他难在学校找到用武之地，便打起了散工，在西单送外卖，在批发市场送菜。
一个偶然的机会，马生杰看到一所学校的招生简章，上面赫然写着“招聘有经验的老师，户口不限”的字样。他立即就跑到了学校，看到的是矮矮的围墙，几乎要倒塌的平房，还有坑洼不平的操场，一刮风就黄土满天，下雨则泥泞不堪，“就是我们农村的学校也不至于破落成这样。”
“咱一个月工资多少？”马生杰向校长提了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根据老师个人的能力来定，有多有少，你先来上班吧。”听校长含糊其辞的语气，他也不好再问。
后来，马生杰明白过来，他和学校的劳动关系仅仅是口头之约，没有任何书面合同，而所谓“根据老师个人的能力”，则是在每月950元工资的基础上，由校长个人决定。
平均工资仅千元左右，大多数人没有社会保险
头一年上班，马生杰对这样的“口头”规则还不是很熟悉，看到北京市出台一项给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上调300元的政策，很兴奋。月底，却见校长放在他手上的工资还是1100元，便提高声音说，“不是要涨300块吗？”
校长先是笑笑，拍拍他的肩膀说，“咱们不是公家的学校，他们涨，我们可涨不了，再说，咱们又都不是正式编制的教师。”
根据韩嘉玲的调查，2010年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月平均工资是800～1000元；2009年，被调查的学校中有49%的教师收入低于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水平800元，这与北京市2008年的职工月平均工资3726.25元相去甚远，甚至不如北京市家政工的月平均工资1200～1800元。假期不发工资是一个普遍现象，“这已经成了打工子弟学校不成文的惯例，只有个别学校会补贴教师200元的生活费。”
2010年年底，“教师之家”、“农民之子”两个公益组织一起进行的一项有关打工子弟教师待遇的调查显示，在参与调查的81位教师中仅有1位有三险(失业、养老、医疗)，1位有两险（医疗、养老），其他教师均没有享受任何保险。
在这样的待遇下，教师的教学任务却不见减轻。崔正全的妻子王艳和他在同一所学校任教，除了担任班主任，她一周还有26节课。这26节课中，除了带本班语文、数学课，还要带三到六年级的英语课。而她带班的人数一直不下30人，最多的时候是45人。王艳一天要批改几百本作业，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
王艳和和崔正全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小平房，每月房租400元。房里只能放下两张床和两个小桌子。桌子上放满了作业本，床头的墙上有两个拳头大小的窟隆用旧报纸揉成团堵着。
“农民之子”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的问卷调查显示，打工子弟学校教师每周平均要上24个课时，平均每班人数47人，平均每天在校的时间是9.79个小时。
上课并不是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全部工作。
赵俭竹今年已经66岁，2000年来北京后一直在打工子弟学校任教。“除了上课，每天还要负责接送孩子。”赵俭竹说，他担任班主任的时候几乎天天都是早晨5点多起床接学生，下午4点多开始送学生，“以前没有校车，有时要走十多公里把孩子送到家。”
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家长工作时间大多不固定，有的甚至半夜起来拉菜，所以，与公办学校相比，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还要拿出更多的时间用在看护孩子上。
韩嘉玲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她发现，课时多是所有打工子弟学校的共同现象，多数教师每周要上20～25课时，部分教师达到25～30课时，调查中最多的有32课时。这些教师平均每天在学校的工作时间达9～10小时；有的教师还要承担接送学生的工作，工作时间长达10小时以上。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打黑工总比没工打强”
“干得多、挣得少”，这是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生活写照。因此，教师流动性大成了打工子弟学校的常态。
刘顺军告诉记者，他所在学校的教师一个学期能走一半。赵俭竹说，他基本上是两三年就换一个学校，有的是因为“学校拆迁”、有的是因为“自己搬家”，还有的是因为“学校实在太欺负人干不下去”。
虽然待遇差，但对不少人来说，他们“只能干这个”。
“在老家我就是个民办教师，1971年就是了。”赵俭竹说，打工子弟学校教师中年龄较大的不少曾经是“老民办”，对教育有感情，而且“除了教书咱也不会干别的”。
对于年轻人来说，留在打工子弟学校则是不得已的选择。
刘喜峰在打工子弟学校已经“熬”了四年，这期间，他还常常担心拆迁的到来。“警察走了，城管到来；送走城管，警察又至，每次闹得人心惶惶。”去年9月，他所在的海淀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最终还是接到了被取缔的通知。
住在学校附近的城乡接合部，刘喜峰晚上改完作业，常躺在床上抽着烟，考虑第二天的课怎么上。有时下意识地碰到了腰包，便猛地从床上坐起来。这时，他脑子里常常闪过家人劝他的话，“去工地上干活不比教书挣得多？”
刘喜峰想得很清楚，只要一有更好的去处，他便一走了之。但目前，刚刚28岁的他仍渴望在这个愿意接纳他的地方多锻炼几年。毕竟，当初在他没有地方可去的时候，是这里“收留”了他。
杨成2004年还是河北唐山的一名在编教师，因当地“生源严重不足，教师编制过剩”，教师下岗不可避免，他便带着孩子来到北京，辗转来到现在的打工子弟小学。
说起工资待遇，刘喜峰和杨成不约而同叹了口气。刘喜峰说，这就像包工头和民工的关系，一些校长“给自己留着大钱”，对外称学校亏损，一把鼻涕一把泪说“苦一些，都是为了教育，为了孩子”，却用小钱招三四个教师来，教几百个学生，并把教师的工资压得很低。
杨成所在学校的校长是他的表舅，平时待他很客气，但发起工资来和对其他人一样。这位校长说，虽然教师很辛苦，但他们流动性很大，学校一共16位专职教师，平均一学期就能走一个，“我在假期里发了工资，开学你跳槽了怎么办？”
这位校长还告诉记者，即使在这样的待遇下，还是有人源源不断地想来他的学校做教师，有的是因为在其他地方难以进入教师编制，找个跳板暂时歇脚，工资不多没有保险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还有的根本不善于教书，是生活所迫，出来混口饭而已。
韩嘉玲的调查显示，有至少一半以上的打工子弟学校老师具有教师资格证，但即便是“有证”也一样打黑工。曾有人问刘喜峰，“你也有教师资格证，咋不和学校打官司？”他总是沉默不语，“官司要打肯定能赢，但赢了之后饭碗就保不住了，拿到手的赔偿款还没有一个月的工资多。”
“我也知道钱少、没保障，但打黑工总比没工打强”。刘喜峰说。
师生关系难理顺使教师很难产生职业成就感
除了课时多之外，刘顺军的另一个压力来自学生，“学生多，差异大”。
不少打工子弟学校实行包班制，即教师担任某一个班级所有课程或主要课程的老师。刘顺军教四年级一班的语文、数学、音乐和美术。这个班63名学生，有50多名学生常年跟随父母“南征北战”，居无定所，成绩悬殊大，最好的能考到98分，最差的则是零分。“人数多，想给他们补缺补差一时都无从下手。”
最难的还是给学生们上课。这些孩子来自天南海北，有的是初次出远门，很多知识他们闻所未闻；有的是满口方言，不会说一句普通话。刘顺军经常遭遇的情况是，他在讲台上讲得口干舌燥，下面的孩子们却一脸茫然。
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流动性大，学生的流动性也很大，每到学期末便会有学生跑来问刘顺军，“老师，下学期您还在吗？还教我们吗？”
“两个流动性大加在一起对孩子的正常学习影响更大。”这也是韩嘉玲研究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群体的原因所在。
不少教师认为，他们和学生相处得还比较融洽，但是和一些家长的关系却有点“紧张”。马生杰说，他们学校去年一个学期就被家长气跑了两个老师。
今年36岁的楚云花在北京大兴区某打工子弟学校任教，她在家乡时学过幼教，所以，在这个学校教学前班和一年级的数学和语文。“孩子在学校的时候能把作业写得整整齐齐的，但是拿回家写的作业乱得简直认不出来。家长根本不管孩子的学习。”
马生杰晚上偶尔会去网吧查些资料聊聊天，总有一些熟悉的学生在看到他以后，箭一般地溜出去，还没等他认出是谁，就已经消失了。
为了让家长督促学生写作业，马生杰要求学生的作业本上必须有家长的签名。有一些孩子模仿家长的笔迹被他识破，但在和这些学生聊天后，马生杰发现，有的竟是家长懒得签，让孩子代签的，也有一些是家长自己签，但也仅仅是签个字而已，并不会在孩子旁边看孩子做作业。
不过，要是孩子的身体有个磕磕碰碰，家长便会较起真儿来。一次，马生杰班上两名女学生在课后因为一块橡皮先是吵了起来，随后便打在一起，矮个头的学生不小心磕在地上，把门牙磕掉一小块。马生杰带学生处理好伤口，接着通知家长来。
看到马生杰，受伤学生的父亲上去就是一顿吼，要求把另一个学生交出来，“我道上有人。”马生杰再三解释，这个家长却说他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今天受伤的是你女儿，你会怎样？”
打工子弟学校地处城乡接合部，治安相对较差，同时学生家长的人员构成也相当复杂，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大了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生存难度。再加上不太顺畅的师生关系，也使得这些教师很难产生职业上的成就感，这使不少因心存教育理想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更加感到困惑。
马生杰那次和学生家长的冲突，后来在学校附近的诊所里僵持了半个小时，最后还是因为马生杰一句“孩子的医药费我来垫”，整个事件才得以平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