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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水扁的政治性格
文/主笔 何亮亮
要了解陈水扁的政治性格，就应该了解他的出身和教育背景，他的政治生涯和台湾从李登辉执政以来膨胀的民粹思潮。
陈水扁草根出身，任民进党议员时曾在天安门广场留影纪念
陈水扁祖籍福建省诏安县白叶村，是唐代"开漳（漳州）圣王"陈元光的后裔，陈元光的第37孙陈乌于1737年从诏安县白叶村星斗楼移居台湾，传到陈水扁是第9代。陈水扁曾多次宣称，他的祖籍在福建，是现在的白叶村星斗楼。他1951年出生于台南县官田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刻苦读书以求出人头地，改变命运。从小学到后来考律师，他都是第一名。 1969年考入台湾大学商学系，翌年受民进党创党人黄信介影响，重考大学联考，考上台大/法律系。1973年获得律师执照考试第一名，成为台湾最年轻律师。1974年台大/法律系第一名毕业后在法律事务所工作，1980年作为美丽岛军法审判辩护律师团成员为黄信介义务辩护，开始参与台湾的反对派。1981年当选台北市议员，1984年成立组党促进会。1985年他因为反对派杂志《蓬莱岛》案被判刑1年及民事赔偿200万元新台币；同时参选台南县长落败，谢票时妻子遇车祸致下半身瘫痪。一般都认为这种车祸可能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关。1986年妻子吴淑珍代陈水扁当选"立法委员"。1987年陈出狱即加入民进党，1989年当选立法委员，1992年连任"立法委员"，1994年当选台北市长，1998年陈水扁在台北市长选举中败给马英九，2000年当选"总统"。陈水扁在1990年9月曾经作为民进党议员访问过北京，还在天安门广场留影纪念，这是他和李登辉不同之处，李登辉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大陆。
陈水扁经由"科举"进入了城市，通过选举进入政坛。像他这种家庭和地域背景的年轻一代，对中国大陆不了解，而且将对以大陆省籍人士为主的国民党政权（李登辉所谓外来政权）的仇视转化为对中国文化的仇视，其中也包括他从小所受的教育中包含的对大陆负面内容。
陈水扁在台湾特色的选举文化中逐渐积累政治经验，这种经验带有特定的背景，就是民进党的支持者主要是台湾的中下阶层，他们不满国民党的统治，而且很容易被台独理论迷惑，将对国民党的不满转化为对中国大陆的不满。民进党从参加地方选举开始，一方面以地方事务为诉求，向选民许愿，争取选票；另一方面则集中火力攻击国民党。选举的特点就是尽量开空头支票，能否兑现只能以后见机行事，有很多承诺是不会算数的。
阿扁的落花生理论，寻找自己落根台湾人的理由基由
陈水扁从事律师工作不满10年，30岁开始参加地方选举，先在地方议会问政，其后在台湾的"立法"当了5年立委。在选举中他学会了各种政治斗争的手段，包括不择手段地攻击对手。在议会他以律师的犀利言辞对国民党官员穷追猛打。这有助于增加他在媒体的曝光率，从而进一步积累政治资本。
在两岸关系方面，陈水扁最擅长的就是挑起省籍矛盾，以反对国民党外来政权，反对中国大陆"统治"台湾的口号，煽动一部分台湾人的民粹情绪以获得选票，屡试不爽。
在台湾，若要问起某人的族群背景，你通常会听到"你是蕃薯还是芋仔"这样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背景取决于父母亲来台时间的早晚。"番薯"就是所谓的本省人，是17世纪起便从中国大陆主要是福建和广东沿海来的居民的后代，陈水扁就"番薯"。而 "芋仔"指的就是在1949年前后来台定居的"外省人"。陈水扁在台北市市长任内时不用"蕃薯"和"芋仔"的说法，而选择了"落花生"一词；陈水扁曾在一次公开场合说："事实上，我们都是'落花生'"。这句话即指在台湾的人民，都应该像花生一般落地生根，认同这块土地，并把它当成永远的家。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台湾经济的起飞和在台国民党高官年龄的老化，政治领域逐渐本土化，其首倡者就是蒋经国，他晚年时说："我也是个台湾人。"他提拔了台湾土生土长的李登辉为其继承人。
另一方面，随着1987年7月戒严令的解除，台湾开放了党禁和报禁，大多数党员为本省籍的民进党迅速崛起，并于1992年的首次全面改选"立法委员"中，赢得立法院约三分之一的席次，改变了过去议会由国民党外省籍委员掌控的局面，而国民党也逐渐本土化，引进更多的台湾省籍人士。一般来说，年长、教育程度较低的台湾人怀有较深的省籍情结，这多少和国民党政府的一些政策有关；例如，过去台湾官方、媒体和学校只用国语（普通话），禁用大部分民众广为使用的闽南话(在台湾也被称为台语)。这种语言政策，使得习惯使用闽南话的部分"本省人"与说国语的外省人产生对立。
现在的台湾民众越年轻，族群意识就越低。尽管如此，族群之间的紧张气氛尚未缓和，台湾大学社会学系黄光国教授指出："平时大家几乎看不到族群问题，但是到争夺权利的时候，它们就出现了。"黄教授批评台湾的选举文化："每当选举来临的时候，候选人就会用某种方式挑起族群情结，以利自己的选情，这种赢得选票的策略──尤其在乡下地区──常常奏效，但是，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可是对政客说道德，无异对牛弹琴。
挑动省籍矛盾，成为阿扁政治道德的首要
李登辉执政8年间，不仅为台独思潮和民粹思潮的泛滥创造了条件，也为民进党的上台从法律和舆论等方面创造了条件。李登辉被称为"台湾之父"，陈水扁自称为 "台湾之子"，李登辉在2000年的大选中不择手段攻击脱离国民党参选、名望很高的 "外省人"宋楚瑜，使陈水扁以些微的多数当选，而陈水扁主要的票源正是来自中南部的本省籍群众。台湾近10年来多次的民意调查显示，民进党和陈水扁的支持率通常在40％左右，陈水扁为了笼络这一部分选民，经常使用挑动省籍矛盾、恶化两岸关系的作法，每次都能得逞。
台湾在2001年出现了历来少见的全年经济紧缩，国民生产总值滑落将近2％， 失业率创下闻所未闻的新高。尽管台湾央行一再调降利率，但新台币汇价仍创下将近十五年来新低，房市和股市双双重挫，而由于许多企业将投资股票当作筹集资金的渠道，因此商界受到重创。各行业工会走上街头抗议，指控陈水扁牺牲工人利益，陈在竞选时曾对工人开出支票，也曾承诺要改善社会福利，但上台后只能用赤字支出来对付。陈水扁是推诿塞责的高手，将经济危机的责任归诸于在野党阻挠、全球经济不景气以及美国经济疲软。这固然有部分道理，但台湾经济衰退幅度超过了多数邻近国家和地区，而这些国家和地区所受外来冲击不下于台湾。民进党和台联党在选举中打出"省籍牌"，猛烈抨击外省人，并要求其支持者配票，而这些民进党支持者关心胜选过于如何促进民主。同时陈水扁刻意恶化和大陆的关系来谋取选举利益，并指责其他党候选人出卖台湾，这又能够配合其省籍分化策略。但这是挑动冲突的危险举动，即使连陈的某些支持者选后都不讳言，民进党真正胜选的手法在此。
陈水扁的"铁票"选民基本上不是从理性思考出发的，他们只要一听到李登辉和陈水扁用闽南话发表演说就会热血沸腾，就会投李陈或他们支持的候选人的票，而下台后的李登辉和陈水扁也配合得相当默契，总是在关键时刻制造两岸的紧张局势，再归咎于中国大陆。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两岸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两岸经济交流已经强化了大中华经济体的融合趋势，台湾经济持续低迷，台商投资大陆越来越多，在大陆经商、求学和常住的台湾人也越来越多，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前景越来越明朗，中国和东盟将建立自由贸易区，中国和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的经贸联系越来越密切，陈水扁非常担心这一趋势将使台湾"边缘化"；不能到大陆投资和社会的台湾人，恰恰是陈水扁的"铁票"选民，于是台湾出现了荒诞的局面，一方面台湾从和大陆的贸易和经济合作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另一方面一部分台湾人支持陈水扁的台独路线。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每况愈下，亲民党的领袖宋楚瑜是"外省人"，是陈水扁心目中最大的对手，为了在2004年当选连任，是什么手段都会使用的，只要能得到选票。权力就是一切，只要能够获得相对多数的选票，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事都可以做，而台湾的民粹气氛也使陈水扁有了用武之地。
一位曾经贴身采访陈水扁多年的台湾记者，在陈水扁还没有当选"总统"之前，在《陈水扁的台北经验》一书中，认为"陈水扁的人气许多来自台湾人民长年以来一种政治积压的情绪之投射，加上他演讲善用俚俗言语，舍得下身段扮装各种角色娱人，增加他的亲和力。"陈水扁的变是手段，不变的是理念，亦即由"基本人权"引申的"公投决定前途"，陈水扁长期以来一直持这一态度和主张，在当议员时就是如此，当台北市长时如此，成为最高权力者之后，更是如此，他的言行万变不离其宗，就"人民有自决的权利"。陈水扁是律师，他认为采用西方社会普遍的"公投"，可以得到西方尤其美国的理解和支持，这是他不怕中国大陆的主要资本。明乎此，对于陈水扁提出"一边一国"、"加快公投立法"就不会觉得意外，而且可以肯定，陈水扁将继续走这条路，他以为台湾人民的"公投"最终将导致台独。
对于这种趋势，两岸相互都有错误的判断和认识。本港《亚洲周刊》最近指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及'全民公投'言论上周出现后，两岸关系跌到最低点，台海局势紧绷，两岸风云变色的危机再现。但在两岸语言交锋的背后，隐藏两岸误判对方的危机。台北和北京的领导人，其实都未准确了解对方的真正想法及价值观，因而形成危险的空间。但更危险的是这种误判不仅存在于领导层，也存在于两个社会。中国大陆社会不了解台湾社会近年民心的微妙转化，自1988年蒋经国去世前后，经过九十年代民主自由开放的过程，台湾民众对 '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命运'的主张越来越能接受，因而最近在民意调查中认为应该公投的受访者达59％。但现实主义的考量也使54％的民众认为，此时此刻不应公投。"
该刊认为："北京也未了解多年来在'一中各表' 及'中华民国'国号下的复杂发展。 一方面，'中华民国'的正当性仍在台湾社会深入民心，57％民众对'一国两制'主张难以认同；而独派也以'中华民国'的招牌作为台独的挡箭牌，逐渐使台独赢得更多正当性。'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就是在这种偷梁换柱下的产物。过去中华民国教育认同'秋海棠'地图，以及两蒋时期'汉贼不两立'的提法，渐变成'中华民国在台湾'，再逐渐成为'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
"政治符号内涵的变化，也是由于台湾政治生活的变化。台湾在九十年代完成民意机构的改造，从'万年民代'到全民直选总统，使台湾社会走进一个民粹式的民主社会，一切讲选举，无论如何众声喧哗，民主选举的结果也为大家所接受。但北京往往只看到喧闹的一面，却未看到民主化在台湾民心中所起的质变--重视自由开放及经由多数公决形式决定公众领域的方面。 当然，民主化也与本土化趋势结合。当台北都会区对台独及乡土派不热衷之际，南部草根的本土及独派力量正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向城市侵蚀。这反映在几次选举中，南部本土派的选票都发挥关键的力量。
"另一方面，台北对北京也有太多不了解及误判。首先必须承认，建国5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3亿人民中也有强大的正当性，尽管历经政治运动的波折与内耗，但中共政权基本上实现中华民族主义的理想，摆脱帝国主义近百年加予中国人的屈辱。也恰恰是这一点，北京不能姑息台独，无论哪一个领导人上台，都要实现两岸统一。
"当台独强调'二二八'事件及台湾的悲情之际，在中国人的集体心灵中，却挥不去更大的悲情。从清末民初的列强进逼、甲午之战丢掉台湾，到八年抗战数以千万人牺牲，一直到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国人民都觉得他们身受新旧帝国主义的压迫。因而要求两岸统一是中国大陆全民全党意志，在中国大陆随便问一位出租车司机或大学生，都会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绝不同意台独，也反对美国、日本介入两岸，认为这是列强百年来分裂中国的延续，而它们希望中国不要统一强盛。台北决策者当然也误判北京动武的能力与决心。不能以为中国大陆军备相对落后或害怕美日干涉。事实上，中共建国后对外打的6场战争，没有一次是'完全准备好的'。1950年韩战爆发，匆匆进入朝鲜的一些中国军队还是穿上草鞋，踏在鸭绿江的冰块上。"
陈水扁的政治性能，或许决定的不只是他一人的命运。
文/主笔 何亮亮
要了解陈水扁的政治性格，就应该了解他的出身和教育背景，他的政治生涯和台湾从李登辉执政以来膨胀的民粹思潮。
陈水扁草根出身，任民进党议员时曾在天安门广场留影纪念
陈水扁祖籍福建省诏安县白叶村，是唐代"开漳（漳州）圣王"陈元光的后裔，陈元光的第37孙陈乌于1737年从诏安县白叶村星斗楼移居台湾，传到陈水扁是第9代。陈水扁曾多次宣称，他的祖籍在福建，是现在的白叶村星斗楼。他1951年出生于台南县官田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刻苦读书以求出人头地，改变命运。从小学到后来考律师，他都是第一名。 1969年考入台湾大学商学系，翌年受民进党创党人黄信介影响，重考大学联考，考上台大/法律系。1973年获得律师执照考试第一名，成为台湾最年轻律师。1974年台大/法律系第一名毕业后在法律事务所工作，1980年作为美丽岛军法审判辩护律师团成员为黄信介义务辩护，开始参与台湾的反对派。1981年当选台北市议员，1984年成立组党促进会。1985年他因为反对派杂志《蓬莱岛》案被判刑1年及民事赔偿200万元新台币；同时参选台南县长落败，谢票时妻子遇车祸致下半身瘫痪。一般都认为这种车祸可能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关。1986年妻子吴淑珍代陈水扁当选"立法委员"。1987年陈出狱即加入民进党，1989年当选立法委员，1992年连任"立法委员"，1994年当选台北市长，1998年陈水扁在台北市长选举中败给马英九，2000年当选"总统"。陈水扁在1990年9月曾经作为民进党议员访问过北京，还在天安门广场留影纪念，这是他和李登辉不同之处，李登辉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大陆。
陈水扁经由"科举"进入了城市，通过选举进入政坛。像他这种家庭和地域背景的年轻一代，对中国大陆不了解，而且将对以大陆省籍人士为主的国民党政权（李登辉所谓外来政权）的仇视转化为对中国文化的仇视，其中也包括他从小所受的教育中包含的对大陆负面内容。
陈水扁在台湾特色的选举文化中逐渐积累政治经验，这种经验带有特定的背景，就是民进党的支持者主要是台湾的中下阶层，他们不满国民党的统治，而且很容易被台独理论迷惑，将对国民党的不满转化为对中国大陆的不满。民进党从参加地方选举开始，一方面以地方事务为诉求，向选民许愿，争取选票；另一方面则集中火力攻击国民党。选举的特点就是尽量开空头支票，能否兑现只能以后见机行事，有很多承诺是不会算数的。
阿扁的落花生理论，寻找自己落根台湾人的理由基由
陈水扁从事律师工作不满10年，30岁开始参加地方选举，先在地方议会问政，其后在台湾的"立法"当了5年立委。在选举中他学会了各种政治斗争的手段，包括不择手段地攻击对手。在议会他以律师的犀利言辞对国民党官员穷追猛打。这有助于增加他在媒体的曝光率，从而进一步积累政治资本。
在两岸关系方面，陈水扁最擅长的就是挑起省籍矛盾，以反对国民党外来政权，反对中国大陆"统治"台湾的口号，煽动一部分台湾人的民粹情绪以获得选票，屡试不爽。
在台湾，若要问起某人的族群背景，你通常会听到"你是蕃薯还是芋仔"这样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背景取决于父母亲来台时间的早晚。"番薯"就是所谓的本省人，是17世纪起便从中国大陆主要是福建和广东沿海来的居民的后代，陈水扁就"番薯"。而 "芋仔"指的就是在1949年前后来台定居的"外省人"。陈水扁在台北市市长任内时不用"蕃薯"和"芋仔"的说法，而选择了"落花生"一词；陈水扁曾在一次公开场合说："事实上，我们都是'落花生'"。这句话即指在台湾的人民，都应该像花生一般落地生根，认同这块土地，并把它当成永远的家。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台湾经济的起飞和在台国民党高官年龄的老化，政治领域逐渐本土化，其首倡者就是蒋经国，他晚年时说："我也是个台湾人。"他提拔了台湾土生土长的李登辉为其继承人。
另一方面，随着1987年7月戒严令的解除，台湾开放了党禁和报禁，大多数党员为本省籍的民进党迅速崛起，并于1992年的首次全面改选"立法委员"中，赢得立法院约三分之一的席次，改变了过去议会由国民党外省籍委员掌控的局面，而国民党也逐渐本土化，引进更多的台湾省籍人士。一般来说，年长、教育程度较低的台湾人怀有较深的省籍情结，这多少和国民党政府的一些政策有关；例如，过去台湾官方、媒体和学校只用国语（普通话），禁用大部分民众广为使用的闽南话(在台湾也被称为台语)。这种语言政策，使得习惯使用闽南话的部分"本省人"与说国语的外省人产生对立。
现在的台湾民众越年轻，族群意识就越低。尽管如此，族群之间的紧张气氛尚未缓和，台湾大学社会学系黄光国教授指出："平时大家几乎看不到族群问题，但是到争夺权利的时候，它们就出现了。"黄教授批评台湾的选举文化："每当选举来临的时候，候选人就会用某种方式挑起族群情结，以利自己的选情，这种赢得选票的策略──尤其在乡下地区──常常奏效，但是，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可是对政客说道德，无异对牛弹琴。
挑动省籍矛盾，成为阿扁政治道德的首要
李登辉执政8年间，不仅为台独思潮和民粹思潮的泛滥创造了条件，也为民进党的上台从法律和舆论等方面创造了条件。李登辉被称为"台湾之父"，陈水扁自称为 "台湾之子"，李登辉在2000年的大选中不择手段攻击脱离国民党参选、名望很高的 "外省人"宋楚瑜，使陈水扁以些微的多数当选，而陈水扁主要的票源正是来自中南部的本省籍群众。台湾近10年来多次的民意调查显示，民进党和陈水扁的支持率通常在40％左右，陈水扁为了笼络这一部分选民，经常使用挑动省籍矛盾、恶化两岸关系的作法，每次都能得逞。
台湾在2001年出现了历来少见的全年经济紧缩，国民生产总值滑落将近2％， 失业率创下闻所未闻的新高。尽管台湾央行一再调降利率，但新台币汇价仍创下将近十五年来新低，房市和股市双双重挫，而由于许多企业将投资股票当作筹集资金的渠道，因此商界受到重创。各行业工会走上街头抗议，指控陈水扁牺牲工人利益，陈在竞选时曾对工人开出支票，也曾承诺要改善社会福利，但上台后只能用赤字支出来对付。陈水扁是推诿塞责的高手，将经济危机的责任归诸于在野党阻挠、全球经济不景气以及美国经济疲软。这固然有部分道理，但台湾经济衰退幅度超过了多数邻近国家和地区，而这些国家和地区所受外来冲击不下于台湾。民进党和台联党在选举中打出"省籍牌"，猛烈抨击外省人，并要求其支持者配票，而这些民进党支持者关心胜选过于如何促进民主。同时陈水扁刻意恶化和大陆的关系来谋取选举利益，并指责其他党候选人出卖台湾，这又能够配合其省籍分化策略。但这是挑动冲突的危险举动，即使连陈的某些支持者选后都不讳言，民进党真正胜选的手法在此。
陈水扁的"铁票"选民基本上不是从理性思考出发的，他们只要一听到李登辉和陈水扁用闽南话发表演说就会热血沸腾，就会投李陈或他们支持的候选人的票，而下台后的李登辉和陈水扁也配合得相当默契，总是在关键时刻制造两岸的紧张局势，再归咎于中国大陆。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两岸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两岸经济交流已经强化了大中华经济体的融合趋势，台湾经济持续低迷，台商投资大陆越来越多，在大陆经商、求学和常住的台湾人也越来越多，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前景越来越明朗，中国和东盟将建立自由贸易区，中国和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的经贸联系越来越密切，陈水扁非常担心这一趋势将使台湾"边缘化"；不能到大陆投资和社会的台湾人，恰恰是陈水扁的"铁票"选民，于是台湾出现了荒诞的局面，一方面台湾从和大陆的贸易和经济合作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另一方面一部分台湾人支持陈水扁的台独路线。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每况愈下，亲民党的领袖宋楚瑜是"外省人"，是陈水扁心目中最大的对手，为了在2004年当选连任，是什么手段都会使用的，只要能得到选票。权力就是一切，只要能够获得相对多数的选票，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事都可以做，而台湾的民粹气氛也使陈水扁有了用武之地。
一位曾经贴身采访陈水扁多年的台湾记者，在陈水扁还没有当选"总统"之前，在《陈水扁的台北经验》一书中，认为"陈水扁的人气许多来自台湾人民长年以来一种政治积压的情绪之投射，加上他演讲善用俚俗言语，舍得下身段扮装各种角色娱人，增加他的亲和力。"陈水扁的变是手段，不变的是理念，亦即由"基本人权"引申的"公投决定前途"，陈水扁长期以来一直持这一态度和主张，在当议员时就是如此，当台北市长时如此，成为最高权力者之后，更是如此，他的言行万变不离其宗，就"人民有自决的权利"。陈水扁是律师，他认为采用西方社会普遍的"公投"，可以得到西方尤其美国的理解和支持，这是他不怕中国大陆的主要资本。明乎此，对于陈水扁提出"一边一国"、"加快公投立法"就不会觉得意外，而且可以肯定，陈水扁将继续走这条路，他以为台湾人民的"公投"最终将导致台独。
对于这种趋势，两岸相互都有错误的判断和认识。本港《亚洲周刊》最近指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及'全民公投'言论上周出现后，两岸关系跌到最低点，台海局势紧绷，两岸风云变色的危机再现。但在两岸语言交锋的背后，隐藏两岸误判对方的危机。台北和北京的领导人，其实都未准确了解对方的真正想法及价值观，因而形成危险的空间。但更危险的是这种误判不仅存在于领导层，也存在于两个社会。中国大陆社会不了解台湾社会近年民心的微妙转化，自1988年蒋经国去世前后，经过九十年代民主自由开放的过程，台湾民众对 '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命运'的主张越来越能接受，因而最近在民意调查中认为应该公投的受访者达59％。但现实主义的考量也使54％的民众认为，此时此刻不应公投。"
该刊认为："北京也未了解多年来在'一中各表' 及'中华民国'国号下的复杂发展。 一方面，'中华民国'的正当性仍在台湾社会深入民心，57％民众对'一国两制'主张难以认同；而独派也以'中华民国'的招牌作为台独的挡箭牌，逐渐使台独赢得更多正当性。'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就是在这种偷梁换柱下的产物。过去中华民国教育认同'秋海棠'地图，以及两蒋时期'汉贼不两立'的提法，渐变成'中华民国在台湾'，再逐渐成为'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
"政治符号内涵的变化，也是由于台湾政治生活的变化。台湾在九十年代完成民意机构的改造，从'万年民代'到全民直选总统，使台湾社会走进一个民粹式的民主社会，一切讲选举，无论如何众声喧哗，民主选举的结果也为大家所接受。但北京往往只看到喧闹的一面，却未看到民主化在台湾民心中所起的质变--重视自由开放及经由多数公决形式决定公众领域的方面。 当然，民主化也与本土化趋势结合。当台北都会区对台独及乡土派不热衷之际，南部草根的本土及独派力量正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向城市侵蚀。这反映在几次选举中，南部本土派的选票都发挥关键的力量。
"另一方面，台北对北京也有太多不了解及误判。首先必须承认，建国5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3亿人民中也有强大的正当性，尽管历经政治运动的波折与内耗，但中共政权基本上实现中华民族主义的理想，摆脱帝国主义近百年加予中国人的屈辱。也恰恰是这一点，北京不能姑息台独，无论哪一个领导人上台，都要实现两岸统一。
"当台独强调'二二八'事件及台湾的悲情之际，在中国人的集体心灵中，却挥不去更大的悲情。从清末民初的列强进逼、甲午之战丢掉台湾，到八年抗战数以千万人牺牲，一直到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国人民都觉得他们身受新旧帝国主义的压迫。因而要求两岸统一是中国大陆全民全党意志，在中国大陆随便问一位出租车司机或大学生，都会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绝不同意台独，也反对美国、日本介入两岸，认为这是列强百年来分裂中国的延续，而它们希望中国不要统一强盛。台北决策者当然也误判北京动武的能力与决心。不能以为中国大陆军备相对落后或害怕美日干涉。事实上，中共建国后对外打的6场战争，没有一次是'完全准备好的'。1950年韩战爆发，匆匆进入朝鲜的一些中国军队还是穿上草鞋，踏在鸭绿江的冰块上。"
陈水扁的政治性能，或许决定的不只是他一人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