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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期三联生活周刊周刊刊载李鸿谷的文章说╋4月2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应约与美国总统布什通话，胡锦涛首先强调的是，“中国政府始终把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而布什则高度评价了中国政府在防治SARS方面所作的“非同寻常的工作”。从中国政府强力介入“非典”防治，到4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生命高于一切，一直是一以贯之的主题。
观察“非典”灾害，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刚建甚至将这一时期称为“历史性时刻”。他对此的分析来自两方面，“其一，从疫情的角度看，这是历史性的;其二，从中国政府处理的角度看，它则是一个转折点，我们的体制也自此开始转轨。”在杜刚建的观察与研究里，中国传统体制的“条块分割”、“知情权缺失”以及“危机管理乏力”在这一突发事件里暴露无遗，由此，在应付突发危机时，“我们的改进也极其迅速而有效率”。杜同样注意到4月24日成立的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他给出的评价更高──“在我们旧有体制开始转轨，但真正完成尚有待时日的前提下，这一危机管理系统的建立，是最具现实价值的选择。”
从更可感知的层面，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者还是医学专家，都共同注意到中国政府直面此次SARS危机所采取的“政治问责制”，“显然，在政治上，这是了不起的进步。”张成福说。张成福分析危机管理，其效果有“两重性”:“如果解决得好，则有更好的成果。因为危机提供了学习、发展、创新的机会。”同样认同这一时期是“历史性时刻”的金融专家王君的看法则是:“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改革与创新，同样会延续到其它领域。”
“2002年1月23日”，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胡永华对这一时间记忆清晰，同时又乐意向记者强调。这一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正式挂牌成立。同一天挂牌的还有卫生部卫生监督检测中心。“我们最简单地看，疾控中心成立不足一年，就发生了‘非典’。”胡永华强调说。与胡相关的事实是，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李立明，是他现在位置的前任。2001年，李由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调至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筹建中国疾控中心，一年多后，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演变为中国疾控中心。
广泛而深入地调研过中外防疫体制变化的军事医学科学院情报所教授王松俊，给疾控中心的定义是，“以客观信息数据为中心，以科学技术为基础，为国家提供指导性计划”。正因为这一作用，在面对SARS的攻击里，疾控中心需要承担“最关键的职责”。在王的观察里，就世界范围而言，“上世纪4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由防疫向疾控的转变。这种变化的技术基础是疫苗，特别是抗生素的出现”。
相对复杂的情况在于，世界卫生组织(WHO)1997年成立了新发传染病处，“这一背景是，WHO统计发现，近20年里，新发传染病有35种之多，其中多数是病毒性传染病。上世纪20年代一位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就说，‘未来与人类争夺地球的是病毒’，人类对付细菌还有些办法，但对付病毒办法不多。这些新发传染病如艾滋病、O139、埃博拉出血热等等从哪里来，如何传染人类并不特别清楚。”王松俊解释说，“在中国，复杂的情况是，一方面从防疫开始向疾控转移，另一方面又需要面对仍然广泛存在而且尚未有效控制的肝炎，以及结核、性病这些重新流行的传染病，同时还要面对艾滋病这样全球性的流行病。在全球越来越一体化的时代里，中国也很难置身于世界传染病流行范围之外。”
更令杨功焕觉得缺憾的地方在于，“对SARS，至今没有流行病学的专业报告出来。”杨解释说，对于如SARS这种原因未明的传染病，必须临床、病因学(病原寻找)与流行病学研究三者相结合，“而流行病学研究，则是对数据进行分析，什么是输入性病例，继发性病例又如何，第二代第三化变异情况如何，这样可以描绘SARS的流行图谱，揭示其流行趋势，也可以对我们的防治效果做出评估。”在杨功焕看来，流行病学研究，“至少在广东开始流行时，我们就应当介入，提供相关报告”。
在组织第一期“非典”报道时，新华社已播发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祝庆余与秦鄂德领导的研究小组已经发现冠状病毒为病原╋而早在2月18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新闻则称，“衣原体为病原”。当时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广州医学界即提出异议。其间差别、原因究竟何在？对此的解释之一是，“找到了病原，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这位专业人士按SARS事件进展的过程来分析，“从宣布找到病原体，到后来4月初卫生部方面宣布‘有效控制’，多少是在刻意显示一种乐观氛围。只不过事实无法让人乐观。”
有意思的是，这种“乐观”选择，被这位专业人士称为“中国惯性”。王松俊在他的调查中所观察到的事实是，下面能控制的，就未必会认真上报数据了。这种惯性，对比于SARS，“当其传染性超出中国一国之边界，超出我们的控制之外，在体制上，我们与世界不接轨的积弊，很快就显现出应对困境。被动局面也因此而产生”。
行政学专家杜刚建描述中国行政体制的一般运作:“在中国的行政结构里，一般而言，更偏重于中央各部委。惯例是，各省市出了什么问题，按相应对口的部门逐级上报。以SARS为例，广东下面各地市会报到省疾控中心或卫生厅，省疾控中心或卫生厅就报到中国疾控中心或者卫生部，当然也会报到省政府，但作为块的地方政府，会等着上面拿主意。SARS就等着卫生部拿主意了。这时候，如果卫生部自己掂量一下，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自己来平衡报不报、报多少，取一个乐观态度，麻烦就来了。另外，上面的这种平衡选择，很自然会刺激下面，结果层层掂量层层平衡，当然就可能瞒报谎报。
这种模式，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什么特别的麻烦，但面对SARS这种的传染病，如果上面犹豫或者判断出了偏差，问题就大了。事实上更能准确判断形势与正确做出决策的是下面，是‘块’，但他们很多时候又无权决定。这样的结构，其它行业也完全一样。再比如学校是否可以停课，这是地方政府最清楚的事情，但同样也需要层层上报，最后教育部同意了，下面才可以停。”
SARS事件使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与知情权高度融为一体，“而这些权利，恰恰是基本的人权”。杜刚建说，“过去我们讨论电子政务，信息公开。但在操作过程中，最麻烦的地方在于，什么信息可以公开，什么不可以。而这次事件，可以为过去的讨论提供一种新思路。”
参与“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讨论的胡永华透露说，在这一条例的讨论稿里，对报告制度有具体规定，瞒报、缓报、谎报都有处理;同时国家还建立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制度，要求是及时、准确、全面。而对未按条例履行者，讨论稿“初稿措词十分严厉，对政府的正职负责人撤职、降职处分。不过后来经过讨论，如果正职事发期间不在现场，这样的处理就可能有失公允了。所以改为‘主要负责人’。”
在与记者讨论SARS事件对现实与未来中国带来的影响时，张成福十分感叹:“十多年来，我一直倡导的是‘责任政府’。权力与责任、权力与义务要平衡，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对官员而言，他必须承担，第一、政治责任，要对人民负责;第二、行政责任;第三、法律责任;第四、道义责任，官员在道德层面要做示范作用。”由此而观此次的政治问责制的采用，张称，“这是了不起的进步。”
观察“非典”灾害，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刚建甚至将这一时期称为“历史性时刻”。他对此的分析来自两方面，“其一，从疫情的角度看，这是历史性的;其二，从中国政府处理的角度看，它则是一个转折点，我们的体制也自此开始转轨。”在杜刚建的观察与研究里，中国传统体制的“条块分割”、“知情权缺失”以及“危机管理乏力”在这一突发事件里暴露无遗，由此，在应付突发危机时，“我们的改进也极其迅速而有效率”。杜同样注意到4月24日成立的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他给出的评价更高──“在我们旧有体制开始转轨，但真正完成尚有待时日的前提下，这一危机管理系统的建立，是最具现实价值的选择。”
从更可感知的层面，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者还是医学专家，都共同注意到中国政府直面此次SARS危机所采取的“政治问责制”，“显然，在政治上，这是了不起的进步。”张成福说。张成福分析危机管理，其效果有“两重性”:“如果解决得好，则有更好的成果。因为危机提供了学习、发展、创新的机会。”同样认同这一时期是“历史性时刻”的金融专家王君的看法则是:“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改革与创新，同样会延续到其它领域。”
“2002年1月23日”，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胡永华对这一时间记忆清晰，同时又乐意向记者强调。这一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正式挂牌成立。同一天挂牌的还有卫生部卫生监督检测中心。“我们最简单地看，疾控中心成立不足一年，就发生了‘非典’。”胡永华强调说。与胡相关的事实是，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李立明，是他现在位置的前任。2001年，李由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调至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筹建中国疾控中心，一年多后，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演变为中国疾控中心。
广泛而深入地调研过中外防疫体制变化的军事医学科学院情报所教授王松俊，给疾控中心的定义是，“以客观信息数据为中心，以科学技术为基础，为国家提供指导性计划”。正因为这一作用，在面对SARS的攻击里，疾控中心需要承担“最关键的职责”。在王的观察里，就世界范围而言，“上世纪4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由防疫向疾控的转变。这种变化的技术基础是疫苗，特别是抗生素的出现”。
相对复杂的情况在于，世界卫生组织(WHO)1997年成立了新发传染病处，“这一背景是，WHO统计发现，近20年里，新发传染病有35种之多，其中多数是病毒性传染病。上世纪20年代一位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就说，‘未来与人类争夺地球的是病毒’，人类对付细菌还有些办法，但对付病毒办法不多。这些新发传染病如艾滋病、O139、埃博拉出血热等等从哪里来，如何传染人类并不特别清楚。”王松俊解释说，“在中国，复杂的情况是，一方面从防疫开始向疾控转移，另一方面又需要面对仍然广泛存在而且尚未有效控制的肝炎，以及结核、性病这些重新流行的传染病，同时还要面对艾滋病这样全球性的流行病。在全球越来越一体化的时代里，中国也很难置身于世界传染病流行范围之外。”
更令杨功焕觉得缺憾的地方在于，“对SARS，至今没有流行病学的专业报告出来。”杨解释说，对于如SARS这种原因未明的传染病，必须临床、病因学(病原寻找)与流行病学研究三者相结合，“而流行病学研究，则是对数据进行分析，什么是输入性病例，继发性病例又如何，第二代第三化变异情况如何，这样可以描绘SARS的流行图谱，揭示其流行趋势，也可以对我们的防治效果做出评估。”在杨功焕看来，流行病学研究，“至少在广东开始流行时，我们就应当介入，提供相关报告”。
在组织第一期“非典”报道时，新华社已播发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祝庆余与秦鄂德领导的研究小组已经发现冠状病毒为病原╋而早在2月18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新闻则称，“衣原体为病原”。当时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广州医学界即提出异议。其间差别、原因究竟何在？对此的解释之一是，“找到了病原，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这位专业人士按SARS事件进展的过程来分析，“从宣布找到病原体，到后来4月初卫生部方面宣布‘有效控制’，多少是在刻意显示一种乐观氛围。只不过事实无法让人乐观。”
有意思的是，这种“乐观”选择，被这位专业人士称为“中国惯性”。王松俊在他的调查中所观察到的事实是，下面能控制的，就未必会认真上报数据了。这种惯性，对比于SARS，“当其传染性超出中国一国之边界，超出我们的控制之外，在体制上，我们与世界不接轨的积弊，很快就显现出应对困境。被动局面也因此而产生”。
行政学专家杜刚建描述中国行政体制的一般运作:“在中国的行政结构里，一般而言，更偏重于中央各部委。惯例是，各省市出了什么问题，按相应对口的部门逐级上报。以SARS为例，广东下面各地市会报到省疾控中心或卫生厅，省疾控中心或卫生厅就报到中国疾控中心或者卫生部，当然也会报到省政府，但作为块的地方政府，会等着上面拿主意。SARS就等着卫生部拿主意了。这时候，如果卫生部自己掂量一下，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自己来平衡报不报、报多少，取一个乐观态度，麻烦就来了。另外，上面的这种平衡选择，很自然会刺激下面，结果层层掂量层层平衡，当然就可能瞒报谎报。
这种模式，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什么特别的麻烦，但面对SARS这种的传染病，如果上面犹豫或者判断出了偏差，问题就大了。事实上更能准确判断形势与正确做出决策的是下面，是‘块’，但他们很多时候又无权决定。这样的结构，其它行业也完全一样。再比如学校是否可以停课，这是地方政府最清楚的事情，但同样也需要层层上报，最后教育部同意了，下面才可以停。”
SARS事件使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与知情权高度融为一体，“而这些权利，恰恰是基本的人权”。杜刚建说，“过去我们讨论电子政务，信息公开。但在操作过程中，最麻烦的地方在于，什么信息可以公开，什么不可以。而这次事件，可以为过去的讨论提供一种新思路。”
参与“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讨论的胡永华透露说，在这一条例的讨论稿里，对报告制度有具体规定，瞒报、缓报、谎报都有处理;同时国家还建立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制度，要求是及时、准确、全面。而对未按条例履行者，讨论稿“初稿措词十分严厉，对政府的正职负责人撤职、降职处分。不过后来经过讨论，如果正职事发期间不在现场，这样的处理就可能有失公允了。所以改为‘主要负责人’。”
在与记者讨论SARS事件对现实与未来中国带来的影响时，张成福十分感叹:“十多年来，我一直倡导的是‘责任政府’。权力与责任、权力与义务要平衡，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对官员而言，他必须承担，第一、政治责任，要对人民负责;第二、行政责任;第三、法律责任;第四、道义责任，官员在道德层面要做示范作用。”由此而观此次的政治问责制的采用，张称，“这是了不起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