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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危机也许是中国内政外交走向新的协调发展阶段的重要契机
大洋网讯 4月2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了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的中国――东盟领导人关于SARS问题的特别会议。肩负危机公关重任的这位中国新总理以朴实的形象，在国际外交场合的第一次亮相中，赢得了认可。
“我是本着坦诚、负责、信任、合作的精神，前来参加这个会议的。”温家宝对东盟各国领导人说。
温家宝坦承：“在这场流行病突然降临时，我们缺乏的是预防及控制的经验。我们当时的对抗措施非常不足够。我们已经吸取了教训。”
在短短24个小时里，温家宝出席了9个活动，并9次接受记者访问。许多外国记者注意到，这位大国总理每次会面都提早到场。
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动情地说：东盟十国对中国毫无怨言,他们都是理解、支持中国的，“这是患难见真情”！
而在4月29日晚上慰问驻泰中资机构代表及使馆人员时，温家宝更是眼含泪花：“中国抗击SARS的任务很重，我的心情也很沉重，最近睡觉，我经常泪流满面。”
中国与东盟十国签定了联合声明，建立互通疫情机制，中国还主动出资1000万元成立专项基金，以携手共同对抗SARS。
东亚合作不退反进
目前全球SARS感染及死亡病例的95%集中在东亚。4月中上旬，国际社会要求开展东亚联合防疫的呼声就已高涨。此次峰会使东亚各国在不到半个月时间里形成区域应急联防机制。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东南亚问题副研究员尚前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将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与东盟各国再次共同应对危机。在那次危机当中，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给了东盟各国强有力支持，极大消除了东盟各国担忧的“中国威胁论”。
1997年的金融危机，还在客观上促成了东亚各国在货币、贸易等方面的合作以及政治对话，催生了“东亚愿景”、“清迈协定”、东亚自贸区之类的区域合作蓝图，形成了制度化经贸合作格局。
广西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李红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与经贸合作相比，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卫生、抗灾等社会领域方面的合作明显滞后。有关自由贸易区等方面的区域经贸合作热潮，几乎胜过和掩盖了区内其他领域的合作。此次共同应对SARS危机应是一次“补课”。
分析人士认为，全球化也包括社会问题的区域化。除SARS危机外，东亚在非经济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还存在许多需要合作才能消除的危机与隐患。而这次的SARS危机，将是东亚合作从经济领域向非经济领域、“非典型”领域拓展的重要标志。
“低级政治”走上外交前台
“我们一定会用行动证明中国抗炎的毅力和信心。你们如果现在到中国来，就会看到中国由上到下，从政府到老百姓都已经为抗炎而行动起来。而我觉得，行动就是希望所在。”温家宝在曼谷说。
曼谷之行在很大程度上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政府全力抗炎的信心和决心。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庞中英指出，SARS病毒的全球扩散，特别是在东亚的传染、流行，已经对中国外交产生了冲击。这使“中国外交面对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正在英国沃里克大学作访问研究员的这位中国学者认为，SARS危机带来的外交变革意义将在于：传统上，中国外交一直高度集中在所谓“高级政治”事务中，而那些非传统的、新型的国际事务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陌生领域。
他解释说，起源于欧洲的国际关系，向来有“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之分别。高级政治一般指主权国家之间和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之类的宏观问题。而所谓“低级政治”无非是那些不属于上述国家之间政治的国际关系问题。
但今天国际关系的现实是，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的界限、国内与国际的界线早已打破。国际有组织的犯罪、恐怖主义、移民、污染等成了国家间“高级政治”越来越需要更多面对的问题。
对于中国来说，诸如SARS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低级政治”所带来的外交被动，将是“低级政治”走上外交前台的一个重要开端。庞中英认为，SARS危机是对过分集中于高级政治的中国外交的良性警示，它应当带来中国外交的改革。
他指出：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外交应更多地以公众为中心，维护一个国家、社会与每个普通人的安全，而不再仅仅是狭义的国家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外交改革,其实本是中国既定的政府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外交变中求进
事实上，尽管SARS带来暂时的被动，但一旦危机解除，中国外交将释放更大的活力。
人们已经从朝核三方会谈中看到这种活力。此外，多数外交人士还认为，在美伊战争中，中国外交政策的合理取向正在为中国营造非常良好的国际局面。
人们注意到，最近，美国总统布什、欧盟主席普罗迪、德国总理施罗德已先后致电胡锦涛主席，支持中国新政府抗击SARS的举措。法国总理拉法兰更是不顾北京仍处在疫情高峰期，来京会晤中国新领导人。
国际分析家指出，这显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新领导人执政的政治支持。
可以预见，在成功渡过SARS危机之后，中国的外交将有机会进入一个新历史阶段，新政府处理这场危机的经验，也将成为中国外交谋求发展的宝贵财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胡奎)
大洋网讯 4月2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了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的中国――东盟领导人关于SARS问题的特别会议。肩负危机公关重任的这位中国新总理以朴实的形象，在国际外交场合的第一次亮相中，赢得了认可。
“我是本着坦诚、负责、信任、合作的精神，前来参加这个会议的。”温家宝对东盟各国领导人说。
温家宝坦承：“在这场流行病突然降临时，我们缺乏的是预防及控制的经验。我们当时的对抗措施非常不足够。我们已经吸取了教训。”
在短短24个小时里，温家宝出席了9个活动，并9次接受记者访问。许多外国记者注意到，这位大国总理每次会面都提早到场。
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动情地说：东盟十国对中国毫无怨言,他们都是理解、支持中国的，“这是患难见真情”！
而在4月29日晚上慰问驻泰中资机构代表及使馆人员时，温家宝更是眼含泪花：“中国抗击SARS的任务很重，我的心情也很沉重，最近睡觉，我经常泪流满面。”
中国与东盟十国签定了联合声明，建立互通疫情机制，中国还主动出资1000万元成立专项基金，以携手共同对抗SARS。
东亚合作不退反进
目前全球SARS感染及死亡病例的95%集中在东亚。4月中上旬，国际社会要求开展东亚联合防疫的呼声就已高涨。此次峰会使东亚各国在不到半个月时间里形成区域应急联防机制。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东南亚问题副研究员尚前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将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与东盟各国再次共同应对危机。在那次危机当中，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给了东盟各国强有力支持，极大消除了东盟各国担忧的“中国威胁论”。
1997年的金融危机，还在客观上促成了东亚各国在货币、贸易等方面的合作以及政治对话，催生了“东亚愿景”、“清迈协定”、东亚自贸区之类的区域合作蓝图，形成了制度化经贸合作格局。
广西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李红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与经贸合作相比，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卫生、抗灾等社会领域方面的合作明显滞后。有关自由贸易区等方面的区域经贸合作热潮，几乎胜过和掩盖了区内其他领域的合作。此次共同应对SARS危机应是一次“补课”。
分析人士认为，全球化也包括社会问题的区域化。除SARS危机外，东亚在非经济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还存在许多需要合作才能消除的危机与隐患。而这次的SARS危机，将是东亚合作从经济领域向非经济领域、“非典型”领域拓展的重要标志。
“低级政治”走上外交前台
“我们一定会用行动证明中国抗炎的毅力和信心。你们如果现在到中国来，就会看到中国由上到下，从政府到老百姓都已经为抗炎而行动起来。而我觉得，行动就是希望所在。”温家宝在曼谷说。
曼谷之行在很大程度上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政府全力抗炎的信心和决心。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庞中英指出，SARS病毒的全球扩散，特别是在东亚的传染、流行，已经对中国外交产生了冲击。这使“中国外交面对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正在英国沃里克大学作访问研究员的这位中国学者认为，SARS危机带来的外交变革意义将在于：传统上，中国外交一直高度集中在所谓“高级政治”事务中，而那些非传统的、新型的国际事务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陌生领域。
他解释说，起源于欧洲的国际关系，向来有“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之分别。高级政治一般指主权国家之间和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之类的宏观问题。而所谓“低级政治”无非是那些不属于上述国家之间政治的国际关系问题。
但今天国际关系的现实是，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的界限、国内与国际的界线早已打破。国际有组织的犯罪、恐怖主义、移民、污染等成了国家间“高级政治”越来越需要更多面对的问题。
对于中国来说，诸如SARS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低级政治”所带来的外交被动，将是“低级政治”走上外交前台的一个重要开端。庞中英认为，SARS危机是对过分集中于高级政治的中国外交的良性警示，它应当带来中国外交的改革。
他指出：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外交应更多地以公众为中心，维护一个国家、社会与每个普通人的安全，而不再仅仅是狭义的国家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外交改革,其实本是中国既定的政府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外交变中求进
事实上，尽管SARS带来暂时的被动，但一旦危机解除，中国外交将释放更大的活力。
人们已经从朝核三方会谈中看到这种活力。此外，多数外交人士还认为，在美伊战争中，中国外交政策的合理取向正在为中国营造非常良好的国际局面。
人们注意到，最近，美国总统布什、欧盟主席普罗迪、德国总理施罗德已先后致电胡锦涛主席，支持中国新政府抗击SARS的举措。法国总理拉法兰更是不顾北京仍处在疫情高峰期，来京会晤中国新领导人。
国际分析家指出，这显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新领导人执政的政治支持。
可以预见，在成功渡过SARS危机之后，中国的外交将有机会进入一个新历史阶段，新政府处理这场危机的经验，也将成为中国外交谋求发展的宝贵财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胡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