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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哟

assassin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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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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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发展与民主党派参政


・超 言・


【编者按】此文转载于中国民主党派海外协调会主办的《时代导报》第四期。由
读者到点了推荐。

一、

中国继续不断的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现代化沿着一条渐进的途程走上不归路,
而中国民主党派近年在参政议政中,也有幸日益享有更大的政治活动空间。中国民
主党派的成员主要是各界中、高级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应当说在参政议政方面具
有巨大的智力优势。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党派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显著进展,主要是其
在各级政府中任职人员逐年增加。到目前为止,中国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事有
一千四百多人担任副县长以上职务,其中九人担任中央政府的副部长级、十三人担
任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人;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文元、监察部副部长
冯棣云、劳动部副部长李沛瑶、农业部副部长洪跋曾、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上海
市副市长谢丽娟、甘肃省副省长路明、黑龙江省副省长安振东、江西省副省长陈葵
尊、安徽省副省长杜宣谨、陕西省副省长潘蓓蕾、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吉普
・平措次登等。显然大多为单位副主管,但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很好的成
绩。
然而早在五十年代的建国初期,中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六
名副主席中占三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在政务院四名副总理中占两人:黄炎
培、郭沫若;在二十一名政务委员中占十一人,在九十三名政务院所属机构负责人
中占四十二人。另沈钧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谭平山任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黄
炎培任轻工部部长、朱学范任邮电部部长、章伯钊任交通部部长,付作义任水利部
部长、史良任司法部部长、章乃器任粮食部部长、蒋光鼎任纺织工业部部长,胡愈
之任出版总署署长,以及程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何香凝为华侨事务委
员会主任,郭沫若为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兼科学院院长,至于在大行政区和省、直
辖市政府中,高崇民、马寅初、程潜、张难光、张治中、龙云、刘文辉、付作义、
董其武等分别任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华东、中南、西北、西南、绥远五个军政委
员会的主席或副主席,董其武、邓宝珊、吴含等任省主席、副主席或副市长等。他
们也都在自己的职务上表现出远见卓识。
惜乎中国民主党派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扩大化和一九六六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
革命”动乱中,日渐削弱乃至丧失其政治功能;全国万马齐喑,极左横流;直至一
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逐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全国出现一片新的
历史契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已证明,中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事参政不但大有
发展潜力,而且能使中国的国事开启美好的前景。

二、

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建设四个现代化,实现民富国强,是
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中国民主党派广泛地联系着社会各阶层和海外华人;通过民
主党派进一步议政参政,可以更好地反映和实践大家的建议和意见,保持和发展国
家安定团结的局面。
尤其是现阶段,中国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期,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保持
社会稳定。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想取得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健康
发展,在一般情况下,都需要社会的稳定。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实现
社会的稳定,却是意见纷纭见仁见智。
西方政治学者对此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以美国的亨廷顿为代表,认为一定时期
的专制,可以达到社会的相对稳定,这对推动社会经济的的发展是必要的,南朝鲜
、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就是这样经济起飞的。另一种是多数学者
所持有的观点,主张通过民主的手段实现社会的长期稳定。认为逐步推行社会监督
与权力制衡,就象机器上的“安全阀”一样有助于社会稳定,如瑞典等社会民主党
执政的北欧式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这样实现长期稳定的经济高速发展的。而历史已经
证明,以专制求稳定则稳定短,南朝鲜后来出了“光州事件”,台湾出了“高雄事
件”,最后还是要采取有计划有步骤的民主开放革新求得长期的社会稳定。
目前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客观情况。
众所周知中国刚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早期现代化国家
对中国人民在民主形式上提供的模式,无形中提高了干部、知识份子和学生对民主
理想的期望;尤其在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随着传播媒介、文化教育、交通水平的
发达,大大刺激了人们民主参政的欲望。然而中国政府经济文化发展严重不平衡,
相当多的群众政治经济文化水平落后,民主意识淡薄,对民主的内容、形式、程序
等有关知识缺乏理解,许多人想像中的民主就是无政府式的“大民主”,在内陆地
区和广大农村尤其如此。
先知先觉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学生对民主的过高期望与经济文化落后的冷酷现实
之间的矛盾,加剧了在民主追求上的急躁情绪,随着一般民众的介入很容易就出现
偏激行为,乃至朝着无政府式的“大民主”的倾向演变。所以建立良好有效的民主
程序疏导民意,并公布有前瞻性的民主改革计划乃是非常重要的党务之急。
然而中国刚刚开始尝试民主改革,是一个典型的坚持一党执政的国家。须知执政
党以一元化的领导,牢牢掌握着国家权力,而权力是一种对人和物的支配力量和统
治力量,以强大的物质力量作后盾,以服从为前提。权力有其两重性,在社会中产
生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它一产生便获得了独立性;运用得当便成为积极的力量,
为人民造福,运用不当便成为破坏力量,危害国家,危害人民。不受制衡的权力,
有可能产生危险的后果,无论对党内党外和整个社会来说都是如此;远的教训如毛
泽东权力膨胀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近的教训如因党内权力腐败为导火线而印
发的“天安门风波”,最后都演变成暴力流血事件。
早在十八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就提出权力也是一种腐蚀剂,不
受制衡的权力会产生腐败,绝对地不受制衡,则绝对地产生腐败。很明显,依靠执
政党内部的纪律约束是不够的,那仅仅是自我约束;只有权力才能制衡权力,必须
从政治结构本身进行改革才有效。所以早期现代化的国家都极力采用大致为:党派
平等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制衡的政治结构。这的确是中国现代民主改革要借鉴
的关键。
所有这些,都证明继续加强中国民主党派的参政是非常重要的。我国的各民主党
派,由于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理论修养,对民主的实质、民主的程序等问题有较深
刻的认识,再加上不断加强参政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历练,可以对各阶层产生良好
的影响,有利于纠正民主化进程中的错误倾向,使整个现代化进程健康发展。

三、

展望未来更是任重而道远,中国不仅要实现现代化,而且还要实现祖国的和平统
一,这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愿望,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最近海内外大中华经
济圈的热烈讨论,就是和平统一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大胆设想,而带有前瞻性的政治
结构的希望也将随之展开。至少可以想像,大陆范围内的多党合作将会演变成海峡
两岸不同政治制度下的多党竞争政治,因此中国民主党派近期的参政发展将对此产
生重要影响。
目前中国民主党派的议政、参政主要表现在:⒈各党派领导人应邀出席中共召开
的民主协商座谈会,就国家大事广泛提出意见和建议;⒉各党派以政党身份参加人
民政协,对国家大政方针进行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⒊各党派人事由党派提名,以
个人身份直接参加各级“人大”和政府,参与管理国家事务。须知上述三项主要活
动中,前两项是务虚,后一项是务实,尤其是参加各级政府部门领导具有实际参政
的意义,实际参政与议政毕竟有区别,那完全是实际政治的操作。
那么还可以有哪些改进呢?
首先全国性的报纸《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可以归还中国民主党派主办,使中
国民主党派不但具有内部监督协商的能力,也有公开监督协商的能力。这两份报纸
都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之后被夺权的。
其次可以促进中国民主党派的联合,扩大民主党派的发展与活动范围,使之不但
有协商让政的能力和应邀参政的能力,也有相对的主动参政的能力。现在民主党派
的活动范围,仍受限制,囿于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原国民党员及与国
民党有历史联系的人士;民盟(中国民主同盟):大专院校及学术界中高级知识分
子;民进(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小学教师和文艺出版人士;农工(中国农工民主
党):医务工作人员和一般公职人员;民建(中国民主建国会):原工商业及财务
工作人员;九三(九三学社):科技界中高级知识分子;致公(中国致公党):归
国华侨及侨眷侨属;台盟(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湾籍或台属知识分子。这是一
九五一年中共帮助各民主党派协定限制自己的;当时许多原中共党员也在出任民主
党[爱领导人或占据实权位置,直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中才陆续退出。
此外可以尝试开放人大代表和政府领导候选人的公平竞选,而且由执政党的党内
民主逐步过渡到社会民主。目前各党派全国和省、市、县政协、人大和政府领导的
候选人名单,是由各党派领导提名批准,再由中共领导邀请各民主党派领导协商决
定的,其中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只可占商定的少数比例。
很明显,中国目前主张的是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协商式民主,而中国民主党派的
议政参政正在取得进展;那么在不久的将来,考虑成立一个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组成的民主的联合政府,进而再策划党派平等和三权制衡的政治改革,实际上是符
合人民的利益的。当然我们相信,这的确是在中国民主思潮不断冲击和世界民主运
动日益高涨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的庄严步骤,也是全面实现中国现代化与祖国和平统
一的康庄达到。□


这样的话,我才看得进去.虽然,它引用了,都是资本主义启蒙思想的话,但是,他讲得很认真啊.

如果一开始就骂中共,那就滚远点吧,滚到一起去骂中共人身边去吧.
 
建国时还给民主党派留了些部长级的正职,现在?
也许是民主党派的能力下降了的原因吧,但愿如此。
 
Re: Re: 发一篇真正民主的文章.

最初由 acetone 发布
建国时还给民主党派留了些部长级的正职,现在?
也许是民主党派的能力下降了的原因吧,但愿如此。

其实当时的非党部长也是没实权的,最后决定权在党组书记手里。在那时,非党部长们就是花瓶。现在这些花瓶都集中在人大、政协里面了,政府连这个花瓶都不要了。除非特殊人物,比如杰出科学家,普通非党人士的最高官阶是副处。即使那些杰出科学家,也只能在人大、政协当花瓶。而且像严济慈在八十以后还是入了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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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由 James 发布


其实当时的非党部长也是没实权的,最后决定权在党组书记手里。在那时,非党部长们就是花瓶。现在这些花瓶都集中在人大、政协里面了,政府连这个花瓶都不要了。除非特殊人物,比如杰出科学家,普通非党人士的最高官阶是副处。即使那些杰出科学家,也只能在人大、政协当花瓶。而且像严济慈在八十以后还是入了中共。

最可笑的是现在各级人大主任基本都由党委书记兼任了,实在是连橡皮图章都要锁起来了。
 
阳谋 丁抒著

第七章:  「党天下」识者垢病

鸣放所提出的问题中,真正触了毛的痛脚并最终引发空前规
模镇压的,还是政权问题。

  中共于一九五四年制定的宪法规定,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
的」。既然中共说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当然就要
它来领导。但它和中国究竟是甚么关系呢?机械科学研究学副院
长雷天觉用提问的方式放出了自己的意见:「党究竟应在国家之
上,还是应在国家之中?」

  山东青岛市民盟成员曲北韦也用提问的方式参加了鸣放。他
在市政协会议上发问道:「我十分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
切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共产
党?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呢,还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共产党
是人民的勤务员呢,还是人民的统治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
还是奴隶?」(注1: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人民日报》。)

  广西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说:「每个党员并不等
于党。有的机关、学校中有人给党员提意见,竟被批评为是反党
反组织,这不是比『朕即国家』还有过之吗?」「在省里还好一
点,愈到下面愈成问题,区委书记和乡支书就可命令一切。」
(注2:一九五七年六月六《人民日报》。)

  湖北省中南财经学院院长、民盟湖北支部主任委员马哲民则
批评道:「中共不少领导同志……认为目己就是真理的化身。…
他们俨然为『天生的圣人』。这就等于基督教徒说『我代表上帝』
了。」(注3: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北京大学有人署名「天水心」贴出一张大字报说:

  党独揽一切,专断一切,党即人民全体,党即国家,党即法律。
所谓「民主」实际上已被党主所代换。

  略举一二事例:

  宪法规定人民有选举权,然人民代表已由党内定。人民不认识
代表,代表不代表人民。

  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然而报刊、广播、电台均为党所垄
断,凡发表与党的调子不谐和的言论,概以反革命论罪。

  宪法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然而凡结社、集会不经党批
准,并接受其指定领导人,均有可能被冠以反革命罪。

  宪法规定人民有人身自由,然而「肃反」表明:各级党组织负
责人都有权以党的名义,限制任何一个正直的公民的自由。

  大字报还提出:「反对以『党主』代『民主』。把民主权给予
人民,让人民享受宪法所赋予的民主权利的充份保障。」
(注4:成文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中国往何处去》第三十七至
    三十八页。)

  竟见虽然尖锐,却只是泛泛而谈。相比之下,《光明日报》总
编辑储安平却将矛头直指中共主要首领毛、周二人,而且口气颇有
些咄咄逼人。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于一九五六月一日召开的座谈会
上作了一次发言,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他说「我
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但是,在全国范围
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
……党这样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
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最近大家对小
和尚提了不少竟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竟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
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
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一九四九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
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
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
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
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
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坐
此交椅?」(注5: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

储氏提出此问题,实在是因为他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毛只说
过在「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
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并没说社会主义不搞一党专政,而
且他的意思正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
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一九五三年,刘少奇企图「巩固新民主
主义秩序」,推迟进入社会主义,被毛批了一通。到了一九五六年
消灭了全部私营企业,农民也已将土地改革中分得的土地全部交出,
变成了只凭「劳动工分」吃饭的合作社社员。中共正式宣布全国进
入社会主义,将那些党外人士的椅子搬到「人民代表大会」去也就
是顺理成章的了。

  细察储氏的历史,他并不傻。他在此发问,也许只是明知故问,
为了向毛、周二人挑战。一九四七年国共内战时期,他就曾在其主
持的《观察》杂志上著文说:「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
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
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坦白说,今日共产党大叫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
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本无任
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的
中国的纷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
『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
而决非『民主』。」他反对国民党政权,但也从来不欢迎共产党上
台。他说:「今天能动摇国民党政权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这一批自由
思想份子……反过来说,今天能抗拒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而
是这批自由思想份子。」(注6: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观察》第
二卷第二期,转引自一九五七年七月三日《人民日报》。)

  由于他的杂志一篇接一篇地刊登名为特约军事记者、实为周恩
来手下秘密工作人员的撰稿人的文章,报道国共战事,气得蒋介石
大骂:「报上都登了,还打甚么仗?」(注7:戴晴《储安平与
「党天下」》。)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国民党封了他的《观察》
杂志,将储氏逼上梁山,采取了与共产党合作的路线。

  中共本来说执政后将成立「联合政府」,但当时并没有说明如
何个「联合」法。现在给「民主党派」人士几个部长当,已经够客
气了。中共并未食言,只是这些「民主党派」人士自己胃口太大,
以为中共真的有心同他们平起平坐了。贼船是这班知识份子自己爬
上去的,这就是为何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是上了贼船了」的时候,
颇为蔑视这班人的缘故。

  对储安平的说法表示赞同的人颇为不少,如《中国青年报》记
者詹寰就说:「共产党就是党天下,没办法,这是根本制度问题,
我完全同意储安平的竟见!」「共产党不仅是以党代政,而且有党
无政!」(注8: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

  民盟副主席章伯钧是国务院交通部长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对
「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状况也颇有不满:「国务院每次开会,总
是拿出成品要大家提竟见。生米煮成了熟饭,还有甚么竟见可提?」
「譬如文字改革和如何改革,并未讨论过,就拿出已拟好的改革方
案,向大会宣布,就算通过,强制执行。这算是人民民主专政?人
民没有说话的馀地,只可说是党的专政吧?实际的情况就是共产党
专政,并没有人民民主专政。」

  章伯钧早年留学德国,返国后参加大革命,北伐期间曾具有国
共双重党籍。他是一个社会主者,但不是马克思的信徒。他主张
「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民主相结合」,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没
有加上英美的议会政治是一件大大的憾事。(注9:一九五七年六
月二十五《人民日报》。)几年来,他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共产党专
政的既成事实,现在似乎看到转机,便提出搞「政治设计院」的主
张:「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
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
的设计院……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
(注10: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有些人则不谈大事,只用具体事例表明其不满。如国家计量局
副局长严希纯(致公党成员)这样批评中共:「不管党员称职不称
职,就把他放在甚么『长』的位置上……一个图书馆内有一个图书
馆专家,做了十几年工作,但领导上却派一个文化不高的党员作他
的科长。这样作,是不能使非党人士心服的。」(注11:一九五
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民盟广州市主任委员梁若尘以广
州市博物馆为例说,全馆仅一个人事干部是党员,他便成了整个博
物馆的实际领导人,但他对文物史料一窍不通,因此大大妨碍了工
作。

  电力工业部工程师张金堂也用实例说明中共对非党人士之不信
任:「云南烧坏了发电机,请了十个工程师去作决定,结论是技术
操作上的错误,十个工程师都签了字。但十个人中没有一个是党员,
因而领导上不相信这个决定,结果还是把运行人员逮捕了。」
(注12: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更多的人不似储安平以「党天下」概括共产党控制整个社会的
现状,但用词同样激烈,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老工程师戴占奎
鸣道:「国民党党员犯法,加倍处罚,共产党党法不分,党员犯法,
逍遥法外,姑息养奸」,把「中国旧有的优良传统给毁弃了。」
(注13: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戴占奎所言,正是中央林业科学研究所鸣放期间的主题。该所
办公室主任两年前强奸了其家中女佣,所的党支部不依法行事,却
只召开党内会议,给了那人一个「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了事,办
公室主任的官还可照当,而且替他保密,不让党外群众知道。鸣放
中,群众得知此事,便贴出无数大字报,将批评矛头对准了包庇罪
犯的党支部。(注14:香港自联出版社印行《鸣放回忆》第七十
九页。)

  福建师范大学学生贴出的第一份大字报《党委在干甚么?》由
二十二人署名,内容也是说校人事科长利用职权,威胁利诱并施,
奸污女助教、女学生,而校党委熟视无睹,千方百计包庇,任其
「在我们新中国神圣的高等学府中为非作歹」。(注15:林学政
《阳谋》,《从大陆看大陆》第一一二页。)

  党外人士对中共不满,说:「只要是共产党员,不论工作、地
位、待遇、生活都可以特殊照顾……旧的统治阶级是没有了,但是
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殊的阶层。」(注16:同注1。)

  很多党员也一样不满。一九三六年参加共产党的山东农学院马
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周次温就这样说:「我是战时入党的,假若是在
解放后的现在,这样的共产党,我根本就不会参加。」
(注17: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戟引自陈权《鸣
放选萃》第一八五页。)

  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报刊处副处长傅信也认为中共已经变了
质。他认为共产党的干部利用特权剥削人民,是剥削集团。他说,
这种剥削很巧妙,不必占用生产资料,「直接利用特权而无偿地占
用劳动人民的剩馀劳动」。(注18: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人民日报》。)

  傅信没有举例,但国务院参事徐行之则讲得很具体:「北京医
院专门给七级以上的高级干部看病,这种照顾也是应当的。但是有
些高级干部的家属也去享受公费医疗的优待,有的甚至一起把四、
五个得了感冒病的孩子也送去住院。有的因为天刚冷就乾脆把自己
的父亲母亲送到医院住院了。」(注19: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八
日《人民日报》,转引自《鸣放选萃》第一八五页。)

  外贸部民主建国会副主任毛宗尧也是就事论事:「生活上,干
部的待遇也很不一样,经理的褓姆一人一间房,而一般干部是三代
同堂。我是十口之家,只住了三十三平方公尺的屋子,白天把衣服
放在床上,晚上放在桌子上。……对面的空房空了几个月也不让我
住进去。……党员干部坐转椅,非党干部坐硬板凳。一样的科员,
但是屁股不一样。常言说:『菩萨庙里的菩萨怎么坏的,就是被捧
坏的。』」(注20: 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转引
自《鸣放选萃》第二○六页。)

  由于共产党声称与各党派「互相监督,长期共存」,实际上却
将各党派视作可任意摆布的棋子,那些党派的人士长期敢怒而不敢
言,现在得到机会,便把闷气大大地放了一通。们平素最深恶痛绝
的是共产党派遣党员到各党派中去担任领导职务,把持各党派的活
动。前国民党政府广东省主席、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便说:「共产
党派党员参加民主党派,是封建王朝稍有头脑的政治家所不敢的。」
当时各党派被控制到这地步,以至欲使用一名工作人员也须由中共
统战部派遣或经其批准。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九三学
社主席许德珩在鸣放座谈会上发言温和,但也提到九三学社内的职
员问题困难重重:「社内所中意的人选,统战部不派,这样如何才
能使本社社员安心工作?」

  中共这样做,自有其理由。「新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人
人都拿政府的工资,民主党派录用员工,薪水却要从政府支取,政
府自然不能不闻不问就照单全收,一定要从中挑选可靠的。中共的
统战部虽然不是政府的一个部门,但中共本无党政分家的概念,为
了管理方便,就让统战部审查、控制各党派人员录用,实在是自然
得很。所以,民主党派不幸要从共产党管理的荷包里拿饭钱,想独
立也无从谈起。

  这些党派在国民党时代经济上是独立的,不需按月到政府那里
去支取薪水。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它们也就独立于政府之外,而不
是执政者的附庸。由于鼓吹实行民主政治,说它们是「民主党派」
也还恰当。但如今共产党执政,号称实行社会主义,「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其么都是「国家」的。共产党控制了国家,当然也就
控制了这些政党。说这些党派是「民主党派」,早已名不符实,共
产党尊称其为「民主党派」,只是照顾历史,兼为自己增添些民主
色彩而已。

  毛泽东拜斯大林为师,建立了一个集全社会经济与政治权力于
一身的政府,使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统治者,然后将这
种一切归政府所有,而政府的一切又由共产党安排的制度定义为
「社会主义民主」,这与他执政前所主张的「人民民主」已完全不
是一回事了。

  共产党不让其他小党派参政已有违其执政前建立「联合政府」
的许诺,它在各党派中安插不暴露真实身份的「地下党员」,更是
自打其「互相监督」的耳光。而各党派对其组织内何人系中共秘密
党员只能臆测,平白生出许多矛盾,积怨已久。一九四九年上海解
放后,罗隆基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共产党员退出民盟,当时未
有结果。现在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张云川便把问题点明了:「请(中
共中央)统战部将盟内还未公开的党员身份公开,看看他们的作法
如何,以便互相监督。」

  名作家肃乾于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
短文,其中引用了一位民盟成员的牢骚:「从政治鉴定,评级评薪,
到领结婚登记的证明书,孩子能不能进机关的托儿所,都掌握在人
事科手里(各单位人事科均由党员把持--引者),还谈甚么互相
监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景超认为,民主党派没有自己的通讯社,中共
又实行保密制度,使各党派无消息来源,根本无法与共产党「互相
监督」。他要求中共允许民主党派建立一个足以与共产党的新华通
讯社竞争的通讯社,并解除实为「封建愚民政策」的保密制度。

  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互相监督」之不
实。一九五五年肃反时,「致公党有一成员在科学院工作,被捕了。
」「但是不久他又出来,而且恢复了工作。至于到底为甚么被捕?
又为甚么释放?致公党根本不知道。究竟为甚么不给民主党派知道
呢?」(注21: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人民日报》。)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局委员严信民认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意味著共产党与各党派平等相处,可是「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
离事实上的平等还遥远得很。……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民主党派
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注22: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
日《人民日报》。)

  对于这个「互相监督」,武汉华中师范学院的一位教授艾玮生
(民盟成员)则真截了当地说:「当前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一个
领导,一个被领导,……互相监督是解释不通的。」「民主党派只
能在共产党提出的成品上提意见,譬如共产党提出一个文件,民主
党派便在文件上改几个字,像『之』字改成『的』字,『我们』改
成『大家』等。民主党派只能施工,不能设计。所以『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这个帽子是扣不上的。所以,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领
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应该改变。」(注23:)

  民主党派人士都是自视才高的知识份子,他们对于国家建设的
确也有很多设想,对于「只能施工,不能设计」,充当政治花瓶,
自然不满。如中国伊斯兰协会副主任、北京伊斯兰经学院副院长马
松亭就发骚说,「政府把他和达浦生(中国伊斯兰友好协会副会长)
当作两盆花,一盆摆在伊斯兰教协会,一盆摆在回民文化协进会」。
(注24: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可是,不满归不满,「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他们每月
要从共产党那里支取薪水,除了跟著指挥棒转外,实在也无他路可
走。于是便出现章伯钧所说的现象:「民主党派人士在政协、人代
会上的发言异口同声,千篇一律,直正的意见得不到发表,不满意
的意见不敢讲。」民盟女中央委员周颖则说得更坦率:「民主党派
的工作只是歌功颂德,锦上添花,火上加油。」

  章、周二人只觉得「异口同声,千篇一律」不正常,却不知道
这正是毛泽东蓄意造成的。毛在一九五七年一月的省、市委书记会
议上露骨地说出了他对付民主党派人士的办法:「他们是知识比较
高的阶级,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乾净,办法一是出钱赎买,二
是出位子安排。共产党加左派占三份之一,三分之一非举手不可,
不举手就没有饭吃。」(注25:引自作者保存的一九六七年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的《学习资料》第二册(一九五七--一九六一)第
五页。)他将那些人安置在政治协商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位
子上,只是为了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只是叫他们举手。所谓「人
民民主」、「互相监督」,不过是赶时髦,贴个现代标签罢了。

  「民主人士」中有善于随遇而安、与世无争的人,但也有很多
颇想干些事业的。这些人对于有职无权的处境便深为不满。

  原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华中剿共副总司令张轸,思想一贯
左倾,身在曹营心在汉,加上其年方十八岁的夫人与中共有秘密接
触,在她说服、安排下,他暗中去上海与中共接上了头。一九四八
年他率兵到湖北即宣布起义。随后湖南的程潜、陈明仁亦起义,国
民党在华中遂崩溃瓦解。有此巨功,解放后张被任命为河南省副省
长,并被授予国家一级解放勋章。然而在共产党领导下,他的日子
过得却很不如意。党号召整风,他这样「鸣放」道:「我告诉朋友,
『我是个党外人,做挂名的副省长里面的一个,是个闲散的人,称
不上官僚。』」「遇著党员要低头,开起会来是凑数的木偶,所发
表的讲话,是党拟好了的文章,照章一读,或不须经过照读的麻烦,
党就在报上替代发表了……官都不成为官,僚是潦倒的潦……」他
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明自己的处境:「有一次,由于初次不了解党的
规矩,在会的讲台上,我以为我是副省长,自然站在前排的正中。
哪知领导干部指责我:『哪个排定你站在这里的?这里是省委书记、
省长站的位置。你知道不知道,随便乱站,破坏会场秩序,是犯错
误的。』我就知趣后退向台下走,那干部如巨雷一声喊道:『张同
志你走到哪里去?你发态吗?你真不进步,你的位置在前排右角。』
(注26:见当代出版社刊行《鸣放革命实录史》第六十四至六十
五页。)

  其实,有职无权的花瓶并不只是副省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
委员黄炎培过去多次拒绝国民党政府的邀请,不肯做官。中共执政
后,他在周恩来的劝说下终于同意出任政务院(国务院前身)副总
理兼轻工业部长。他年过古稀而当官,连他的子女也不理解。他这
样回答子女:「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注27:《新华文摘》
一九八六年第三期第一七三页。)他自以为做了「人民的官」,其
实是一厢情愿。有一次他要求得到一张全国各省工业厅厅长的名单,
遭到拒绝,理由是「保密」。贵为副总理、部长尚且有此遭遇,一
般人的处境和所谓「联合政府」是怎么回事,就更可想而知了。

  森林工业部林业经营司副司长张楚宝是九三学社成员,有一次
司内开会,身为共产党员的司长声色俱厉地对他说:「公文你要先
看,你是正司长?你是共产党员吗?」张不敢顶撞,只是在鸣放时
诉了一下苦,说「这些都使我情绪消极」。(注28: 九五七年
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陕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古代史教授王尊一是位七十高龄的老学者,
他在《陕西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六月十五日《人民日报》转
载时反右已经开始,文章就成了罪证:

  「元朝时候,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等,……统治权在蒙古人手里
掌握,其次才是由色目人掌握,汉人和宋人只是处于被统治者的地
位罢了。我们把这种政治叫做『民族压迫』。再如清朝入关以后,
政治要职都设复职,如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满、汉人各担任一
职,满人官品高,汉人官品低,满官有职有权,汉官有职无权。这
种政治我们也把它叫做『民族压迫』。但是,反观今天,全国人民
也可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是共产党员,第二等是共青团员,
第三等是民主党派,第四等是群众。……国家机关、学校、企业的
首长,也是多设复职。正的总是由党员担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
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职无权。这种政治的形式……和元朝、清朝又有
甚么区别呢?」

  其实,即使党外人士任了正职,也一样是有职无权。邮电部部
长朱学范是长期「左倾」的原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为「统战」计,
中共给了他一个部长的头衔,但往往部内的事下边的党员司、局长
都已经知道了,他还不知道。他批准成立一个教育科,可是管事的
党员副处长不同意,结果便无法成立。当他不同意开除一个人时,
监察室一位党员副主任坚持要开除,结果便开除了。他在局长会议
上作报告,只能照本宣科,念完才能谈点他自己的意见。部内有些
事务乾脆先由党员副部长签完字再交给他个押,自是履行了手续。
(注29: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又如上海一间大学曾发生过这样的事: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因公
外出,事先贴出告示,说在他离职期间「校内一切事务均由校长代
理」,等于公开声明校长是个傀儡。天津市有间医院,院长非共产
党员,副院长却是党员。此副院长常未经讨论自己决定问题,院长
批评他时他竟答道:「有甚么事,我负责好了。」院长自知本人的
地位,只好说:「这样,要我干甚么?」

  民主党派不满被排斥于权力中心之外,「轮流执政」的意见自
然就提了出来。不过,各党派的领导人似乎都很有自知之明,并不
认为那是现实可行的方案,因此他们并没有提出这个意见。章伯钧、
罗隆基、龙云、黄绍弘、陈铭枢、章乃器等所有「国家级」的大右
派份子无一人主张「轮流执政」。倒是有位小人物,天津市一位中
学教师黄心平这样说:「既然允许民主党派存在,为甚么不可以实
行各政党轮流执政的办法呢?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
党和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样可以刺
激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点来博得选民的选票,为
人民服务。」不过,即使他希望这样做,也并不认为这是个现实的
方案:「这是一个触及共产党利益的意见,问题是共产党肯不肯放
弃政权。」(注30: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提出类似意见还有一些,譬如中共天津市塘沽区委组织部干事
韩克才就有「各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共产党下台不等于蒋介石
回来」的议论。四川重庆西南农学院教授李友霖在该校的座谈会上
亦公开表示:「共产党中央不改变政策(的话),我就拥护第三党
出来执政。」(注31: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另一位明确主张「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的是河南
省洛阳市九三学庄的梁中康。(注32:一九五七年六月七日《河
南日报》。)

  没有人公开主张让台湾的国民党上台,但太原铁路局技术员王
少英却这样放出了他的主张:「中国应分成两半,以长江为界。长
江以南归蒋介石领导,以北归共产党领导。让任何一国援助共产党,
让美国援助蒋介石,双方竞争。」(注33:一弓五七年七月三十
日《人民日报》,转引自《鸣放选萃》第二九四页。)

  江西省公路运输厅工程师黄振藩发表了与众不同的观点。他写
了一份《修改宪法要点》,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成立各级「先进人民
代表大会」,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现有的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均自动宣
布解散」,「此后全国任何人不得另组织政治党派」。
(注34: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这个意见太致命了,所以当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公开呼吁结束
共产党一党专政,提议成立劳动党,走印度尼赫鲁的中立路线后没
多久,中共就将他抓了起来。这位老学者很快就死在劳改营里。

  徐教授之死,原因恐怕不仅在于他建议成立劳动党,还在于他
在清华大学党委邀请的座谈会上「不揣冒昧,建议(中共)取消用
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因为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
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任何一个学说都不能包括全部
的真理。」因此他主张「废除以一种学说来指导一切的限制」。
(注35: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徐教授不久前方自美国归来,他之所以敢如此「冒昧」要中共
废止其指导思想,也许是因为他在国外呆得太久,以为在这个世界
上人人都享有语论自由,不会因言获罪;也许他以为他是做过毛泽
东老师的徐特立的近亲,说话可以随便些。总之,他要是对中共多
了解一些再鸣放,是不致惹上杀身之祸的。

  一九八六年五月,当年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代表中
央宣布「双百」方针整整三十年之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
对这段历史作了这样的回顾:「一九五七年四月,党中央决定在全
党进行一次……整风运动,极少数右派份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
主义制度进攻,妄图以『轮流坐庄』取代共笙党的领导。……在这
场政治斗争中,极少数右派份子失败了。」

  党外人士并没有「妄图」取代共产党,即使有这么几个人「妄
图」如此,也不过是读书人的臆想,中共本不必将其呓语当真。然
而它不仅当真,而且草木皆兵,以为执政地位受到威胁,匆匆实行
镇压,还抓了上百万从未对执政问题置一词的人陪绑,制造了有史
以来最大规模的政治迫害。

  大多数人在鸣放中是就事论事,泛泛而谈的很少。直接将矛头
指向毛泽东本人的虽然不多,但亦有人在。

  前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对毛个人的修养、品质抨击了
一番:「凡是旧创造者,执国政治者,是公平正直,绝无偏见,明
察秋毫,谨慎将事,精诚坦白,亦不装假,豁达大度,为国家而不
为名利。并有功成身退者,如美国华盛顿然。伟大的毛主席,不是
如华盛顿然,而是与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伊藤博文相似。政治修
养上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不宁,察而不周;自然为党见与感
情所沸动,生出浪潮,喜功好大,难以制止。」「好好的一个优良
的国家,纯朴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斗争,三反五反,弄到中国
八年来混乱不清,天天忙于镇压肃反,已不成为国家政治。」

  陈铭枢还说:「光荣的、伟大的毛主席,还没有搞清楚历史文
化和国本的地位、民性的风格,硬去尊夷,闹了一些甚么总路线的
新名词,无产阶级专政的甚么经验……这些多馀的新名词,在愚民
的苏联用得著,在文化高度的中国不会有人重视。」
(注36:同注26:第十至十一页。)

  在毛泽东尚在世时便对毛作如是批评,尤其直指毛欠缺政治修
养,可以说只有陈氏一人,陈因此而被一棍子打倒,实属必然。七
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文:《陈铭枢公然诬蔑毛主席》,说他
「狂妄无耻」、「是一个包藏祸心、丧心病狂、忘恩负义的反动份
子。」从此陈铭枢这个人就在政坛消失了。
 
拿一些新的事情出来吧.

我拿得很多是up-to-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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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一些新的事情出来吧.

我拿得很多是up-to-date.

连历史都不承认,还谈什么现实。
拜托不要再搬些“民主党派”的八股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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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一些新的事情出来吧.

我拿得很多是up-to-date.

up-to-date的事实是原来共产党倒还没有强调一把手领导人大的,所以人大还偶而闹点花样出来,现在干脆把这个后患给断了。高,实在是高。
up-to-date的事实是80年代还搞过党政分离,胡倒台后就不提了。所谓差额选举只限于副职,对正职而言,所谓选举就是在党组织下发的名单上打勾。
 
什么事情都要看领导是否良心发现,没有监督,也不许监督,这是多么完美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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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一些新的事情出来吧.

我拿得很多是up-to-date.

历史是不能割裂的。“以史为鉴,可以直兴替”。你的up-to-date的东西,也已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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