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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赵蕾/文记者王富晓/图
王相玲档案 王相玲，女，濮阳市华龙区人，1958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2006年12月任濮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共计收受贿赂人民币164万元、欧元5000元，2010年12月23日，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她有期徒刑11年。
从昔日意气风发的副市长，到今日憔悴不堪的阶下囚，王相玲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买来了刑期。她说：“我中专毕业后，就被分配到财政局工作，后来从财政局局长到副市长这个位置上，和数字打交道十几年，却从来没有算对这笔经济账。在党和人民赋予我的权力面前，我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使金钱的牺牲品……”
1
对王相玲的采访是在她入狱后的20天，即4月17日。
得知她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消息，我很意外。因为一般人到监狱后都需要适应一段时间才愿意见记者这样的“外人”。但在采访中，王相玲难以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数次痛哭失声，导致采访多次中断。
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记者了
和在照片上看到的形象有很大差别，面前的她看起来瘦削，面带凄凉，一身囚服，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浅口布鞋，而以前的她神采奕奕、笑容可掬。在监狱里，名字前没有了职务和尊称，名字只是个代号而已。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服刑人员，胸前戴着的胸牌上写着她的名字――王相玲。
“哦，你看过网上关于我的报道，都写了什么？”对于外界对自己的评价，时至今日，王相玲似乎依然很在意，她有些急切地问我。“哦，写的都是你以前的事情，其他的没什么。”我轻描淡写地说。“我已经很久都没有见到记者了，你是我出事以后见到的第一个……”王相玲喃喃自语。
“在看守所里活动的范围小，空间狭窄，条件相对差一些。没到监狱之前，有些忐忑不安，想象中的监狱是阴森、恐怖的，让人不寒而栗的。谁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真正到监狱后，和想象中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王相玲说，走入监狱大院，粉蓝色的狱内建筑、郁郁葱葱的树木，还有含苞待放的花朵……都让她的精神为之一振。“这是一个花园式的单位，环境还是不错的。眼前的一切让我悬了已久的心终于落地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现在所在的这所女子监狱是一所新建监狱，软硬件在全省监狱系统都是数得着的。”王相玲说，入狱以来，她一直在努力使自己能够尽快适应改造生活。
2
“到监狱接受改造，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但初来乍到，好多规范还是不太熟悉，有些手忙脚乱。”王相玲说，任何一个服刑人员入狱后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会背诵《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背书我倒不怕，我不是死记硬背，而是理解着背诵，所以很快就会背了。可是，理论上记住了，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忘记，无意中会犯一些错误。”
“比如说，《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中规定，按时起床，有秩序洗漱、如厕，衣被等个人物品摆放整齐。我可以按时起床，但洗漱和如厕的次序有时会因为过去的习惯而颠倒，这样和大家的步调就不一致了，弄得自己很忙乱。”王相玲说，有的时候，她越怕出错，反而越容易出错。“我几乎是一溜小跑赶着，生怕掉队了。”
“以前看到穿警服的人，有一种距离感，尤其到监狱以后，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警官。出乎我意料的是，警官们很和蔼可亲。”王相玲说，入狱伊始，就有警官找她谈话。“我当时心乱如麻，光顾着想心事了，事后才知道和我谈话的警官姓朱。”据王相玲说，朱警官在了解她的案情后，告诉她不要背思想包袱，监狱的执法透明、公开，希望她能积极改造，争取早日出去和亲人团聚。“警官的话很温暖，让我觉得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觉得自己的思维开始正常运转了。此前，我一直混混沌沌的。”
3
身份的落差让她感到非常痛苦
“最难的是迈过身份意识这道坎。”说到这里，王相玲突然泪眼婆娑，情绪失控了，她低头不语，任凭眼泪往下掉。“从小到大，我一直接受良好的教育，没有想到会走到这一步，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的下场。”她低声说着，声音里掺杂着呜咽，以至于我凝神聚力才能听得清楚她在说些什么。
“这种身份的落差让我感到非常痛苦，这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绝望的时候，我曾经想到了断自己。”王相玲的眼泪又涌了出来。她说：“在看守所羁押期间，曾经有领导去那里视察工作。我尽量把头低得不能再低，甚至想着能有一个地缝钻进去，再也没脸见人了。”
“以前，在大会小会上，我也曾多次提到领导干部要学法、用法、守法，可那些内容都是讲给别人听的，根本就没有联系到自己。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触犯法律，沦为阶下囚。对法律的无知让我有了今天的下场。”王相玲说，时至今日，纵然把肠子都悔青，也无法改变事实。
判决书中显示，自2005年至2008年春节前，王相玲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财政拨款、安排人员调动、协调配套项目资金、收购资产、给企业协调贷款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在事后收受9人10次贿赂，合计人民币94万元、欧元5000元。
2009年8月，根据群众举报，正在参与林钢改制的王相玲被“双规”了。
“钱对我来说仅仅是个数字而已。”当我问及王相玲对钱的理解时，她这样回答。“我中专毕业后，就被分配到财政局工作，后来从财政局局长到副市长这个位置上。我和数字打交道十几年，却从来没有算对这笔经济账。”说到这里，王相玲的眼圈又红了。她说，犯罪后带来的社会影响、自由等都抛开不说，单是算一算经济账，职务犯罪也是极不划算的。作为一个副厅级领导干部，她每个月都有固定的工资，而且吃的、喝的基本上都是国家的，还有专车和司机。“我不需要养房，也不需要养车。我工作十几年退休后还有退休金，简单算一算就是几百万元，实在不是我受贿的一点钱可以比的。就是说，仅算算经济账也是很不值得的。”
“我从来都没有伸手向别人要过钱，都是我给他们办成事后，他们后来给的。”王相玲说，别人给她钱的时候，她也曾三番五次地推辞，可别人还是硬留下来了。“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内疚和惭愧，但由于我多年工作在濮阳，个别同学、老乡、熟人难免有求于我，过年过节要送礼表示感谢，态度十分诚恳坚决。再三推辞不掉，碍于情面，有时只好暂时收下，想日后再退。时间一长退不掉时，就放松了思想警惕，认为事后送礼，又不是权钱交易，应该不会出事，总是怀着这样的侥幸心理，结果一次次犯下严重错误，以致走上了犯罪的路。在党和人民赋予我的权力面前，我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使自己成了金钱的牺牲品……”这是在庭审中王相玲所说的一番话。
“我虽然有坚守防线的意识，但没有坚持到底、死守到底。收钱后，我也是惶惶不可终日，想着哪一天事情会败露，但理智没能阻止欲望闸门的打开。”王相玲说，她最终会被法律这道高压线击中已经不是悬念了。
4
5
“以前在外面的时候，总是忙忙碌碌，每天的行程被安排得满满的，总想能抽出时间来歇一歇。”王相玲说，在外面的时候，她的手机24小时开机，“纵然是星期六、星期天能休息上一两天，但弦也是时刻紧绷着。我是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市长，唯恐工作做不到位出现安全事故。”
“那个时候，我很在意自己的形象，这包括外部的形象，比如说有风度、有气势，穿衣得体、大方，另一层面上的形象指的是政声，换句话说是在群众中的口碑。我每天要保持旺盛的精神状态，要风风火火地工作，要有条不紊地处理每一项事务等。”王相玲苦笑了，“现在再也不会有手机铃声在我耳边响起了，我已经听不到自由世界的任何声音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害怕孤独，害怕自己闲下来，恨不得每时每刻都有事情做。我会想到自己出狱后会干些什么，我会办个实体，我会去会计师事务所工作，我会学习美容美发技术，担任形象设计……我想了很多，也计划了很多，可我想到目前自己的处境，不由得心灰意冷了。”王相玲说，她连自由都没有了，那些所谓的想法都是空谈。
“前一段时间我们监狱六监区和七监区的服刑人员举行辩论赛，辩论的题目分别是‘人的命运由自己主宰’、‘人的命运由社会主宰’。我是旁听，是听众的角色。”王相玲说，参加监狱组织的活动可以暂时让她忘掉许多烦恼。
“我觉得人的命运由自己主宰，但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环境。人的发展不能抛开社会这个大环境，不能与道德、法律的规定背道而驰。而我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没有了回头的机会。”王相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的过去已经归零，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还没有来到，只能选择把握好现在了。”
“人活一张脸，我现在是没有脸活着了。可是，我放不下年迈的父母。现在我刚入监，按照规定还不能往家里打亲情电话，我迫切地想知道儿子的消息，我不在他的身边，孩子该如何生活。”说到这里，王相玲的情绪彻底失控，她捂着脸不管不顾地哭了起来。
“人不能犯罪，尤其是女人不能犯罪，因为她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太重要了，老人和孩子都需要她去照顾，我犯罪付出的代价太大了……”王相玲痛快地哭着，谁也无法劝说她停止哭泣。这泪水中包含的是悔恨、绝望，还是别的什么，恐怕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王相玲档案 王相玲，女，濮阳市华龙区人，1958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2006年12月任濮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共计收受贿赂人民币164万元、欧元5000元，2010年12月23日，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她有期徒刑11年。
从昔日意气风发的副市长，到今日憔悴不堪的阶下囚，王相玲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买来了刑期。她说：“我中专毕业后，就被分配到财政局工作，后来从财政局局长到副市长这个位置上，和数字打交道十几年，却从来没有算对这笔经济账。在党和人民赋予我的权力面前，我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使金钱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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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相玲的采访是在她入狱后的20天，即4月17日。
得知她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消息，我很意外。因为一般人到监狱后都需要适应一段时间才愿意见记者这样的“外人”。但在采访中，王相玲难以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数次痛哭失声，导致采访多次中断。
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记者了
和在照片上看到的形象有很大差别，面前的她看起来瘦削，面带凄凉，一身囚服，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浅口布鞋，而以前的她神采奕奕、笑容可掬。在监狱里，名字前没有了职务和尊称，名字只是个代号而已。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服刑人员，胸前戴着的胸牌上写着她的名字――王相玲。
“哦，你看过网上关于我的报道，都写了什么？”对于外界对自己的评价，时至今日，王相玲似乎依然很在意，她有些急切地问我。“哦，写的都是你以前的事情，其他的没什么。”我轻描淡写地说。“我已经很久都没有见到记者了，你是我出事以后见到的第一个……”王相玲喃喃自语。
“在看守所里活动的范围小，空间狭窄，条件相对差一些。没到监狱之前，有些忐忑不安，想象中的监狱是阴森、恐怖的，让人不寒而栗的。谁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真正到监狱后，和想象中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王相玲说，走入监狱大院，粉蓝色的狱内建筑、郁郁葱葱的树木，还有含苞待放的花朵……都让她的精神为之一振。“这是一个花园式的单位，环境还是不错的。眼前的一切让我悬了已久的心终于落地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现在所在的这所女子监狱是一所新建监狱，软硬件在全省监狱系统都是数得着的。”王相玲说，入狱以来，她一直在努力使自己能够尽快适应改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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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监狱接受改造，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但初来乍到，好多规范还是不太熟悉，有些手忙脚乱。”王相玲说，任何一个服刑人员入狱后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会背诵《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背书我倒不怕，我不是死记硬背，而是理解着背诵，所以很快就会背了。可是，理论上记住了，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忘记，无意中会犯一些错误。”
“比如说，《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中规定，按时起床，有秩序洗漱、如厕，衣被等个人物品摆放整齐。我可以按时起床，但洗漱和如厕的次序有时会因为过去的习惯而颠倒，这样和大家的步调就不一致了，弄得自己很忙乱。”王相玲说，有的时候，她越怕出错，反而越容易出错。“我几乎是一溜小跑赶着，生怕掉队了。”
“以前看到穿警服的人，有一种距离感，尤其到监狱以后，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警官。出乎我意料的是，警官们很和蔼可亲。”王相玲说，入狱伊始，就有警官找她谈话。“我当时心乱如麻，光顾着想心事了，事后才知道和我谈话的警官姓朱。”据王相玲说，朱警官在了解她的案情后，告诉她不要背思想包袱，监狱的执法透明、公开，希望她能积极改造，争取早日出去和亲人团聚。“警官的话很温暖，让我觉得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觉得自己的思维开始正常运转了。此前，我一直混混沌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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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落差让她感到非常痛苦
“最难的是迈过身份意识这道坎。”说到这里，王相玲突然泪眼婆娑，情绪失控了，她低头不语，任凭眼泪往下掉。“从小到大，我一直接受良好的教育，没有想到会走到这一步，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的下场。”她低声说着，声音里掺杂着呜咽，以至于我凝神聚力才能听得清楚她在说些什么。
“这种身份的落差让我感到非常痛苦，这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绝望的时候，我曾经想到了断自己。”王相玲的眼泪又涌了出来。她说：“在看守所羁押期间，曾经有领导去那里视察工作。我尽量把头低得不能再低，甚至想着能有一个地缝钻进去，再也没脸见人了。”
“以前，在大会小会上，我也曾多次提到领导干部要学法、用法、守法，可那些内容都是讲给别人听的，根本就没有联系到自己。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触犯法律，沦为阶下囚。对法律的无知让我有了今天的下场。”王相玲说，时至今日，纵然把肠子都悔青，也无法改变事实。
判决书中显示，自2005年至2008年春节前，王相玲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财政拨款、安排人员调动、协调配套项目资金、收购资产、给企业协调贷款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在事后收受9人10次贿赂，合计人民币94万元、欧元5000元。
2009年8月，根据群众举报，正在参与林钢改制的王相玲被“双规”了。
“钱对我来说仅仅是个数字而已。”当我问及王相玲对钱的理解时，她这样回答。“我中专毕业后，就被分配到财政局工作，后来从财政局局长到副市长这个位置上。我和数字打交道十几年，却从来没有算对这笔经济账。”说到这里，王相玲的眼圈又红了。她说，犯罪后带来的社会影响、自由等都抛开不说，单是算一算经济账，职务犯罪也是极不划算的。作为一个副厅级领导干部，她每个月都有固定的工资，而且吃的、喝的基本上都是国家的，还有专车和司机。“我不需要养房，也不需要养车。我工作十几年退休后还有退休金，简单算一算就是几百万元，实在不是我受贿的一点钱可以比的。就是说，仅算算经济账也是很不值得的。”
“我从来都没有伸手向别人要过钱，都是我给他们办成事后，他们后来给的。”王相玲说，别人给她钱的时候，她也曾三番五次地推辞，可别人还是硬留下来了。“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内疚和惭愧，但由于我多年工作在濮阳，个别同学、老乡、熟人难免有求于我，过年过节要送礼表示感谢，态度十分诚恳坚决。再三推辞不掉，碍于情面，有时只好暂时收下，想日后再退。时间一长退不掉时，就放松了思想警惕，认为事后送礼，又不是权钱交易，应该不会出事，总是怀着这样的侥幸心理，结果一次次犯下严重错误，以致走上了犯罪的路。在党和人民赋予我的权力面前，我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使自己成了金钱的牺牲品……”这是在庭审中王相玲所说的一番话。
“我虽然有坚守防线的意识，但没有坚持到底、死守到底。收钱后，我也是惶惶不可终日，想着哪一天事情会败露，但理智没能阻止欲望闸门的打开。”王相玲说，她最终会被法律这道高压线击中已经不是悬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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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外面的时候，总是忙忙碌碌，每天的行程被安排得满满的，总想能抽出时间来歇一歇。”王相玲说，在外面的时候，她的手机24小时开机，“纵然是星期六、星期天能休息上一两天，但弦也是时刻紧绷着。我是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市长，唯恐工作做不到位出现安全事故。”
“那个时候，我很在意自己的形象，这包括外部的形象，比如说有风度、有气势，穿衣得体、大方，另一层面上的形象指的是政声，换句话说是在群众中的口碑。我每天要保持旺盛的精神状态，要风风火火地工作，要有条不紊地处理每一项事务等。”王相玲苦笑了，“现在再也不会有手机铃声在我耳边响起了，我已经听不到自由世界的任何声音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害怕孤独，害怕自己闲下来，恨不得每时每刻都有事情做。我会想到自己出狱后会干些什么，我会办个实体，我会去会计师事务所工作，我会学习美容美发技术，担任形象设计……我想了很多，也计划了很多，可我想到目前自己的处境，不由得心灰意冷了。”王相玲说，她连自由都没有了，那些所谓的想法都是空谈。
“前一段时间我们监狱六监区和七监区的服刑人员举行辩论赛，辩论的题目分别是‘人的命运由自己主宰’、‘人的命运由社会主宰’。我是旁听，是听众的角色。”王相玲说，参加监狱组织的活动可以暂时让她忘掉许多烦恼。
“我觉得人的命运由自己主宰，但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环境。人的发展不能抛开社会这个大环境，不能与道德、法律的规定背道而驰。而我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没有了回头的机会。”王相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的过去已经归零，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还没有来到，只能选择把握好现在了。”
“人活一张脸，我现在是没有脸活着了。可是，我放不下年迈的父母。现在我刚入监，按照规定还不能往家里打亲情电话，我迫切地想知道儿子的消息，我不在他的身边，孩子该如何生活。”说到这里，王相玲的情绪彻底失控，她捂着脸不管不顾地哭了起来。
“人不能犯罪，尤其是女人不能犯罪，因为她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太重要了，老人和孩子都需要她去照顾，我犯罪付出的代价太大了……”王相玲痛快地哭着，谁也无法劝说她停止哭泣。这泪水中包含的是悔恨、绝望，还是别的什么，恐怕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