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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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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有若干类似的缩写地名，最著名的有SoHo(意为“休斯顿街以南”)，即我们常说的苏霍区。布鲁克林的Dumbo，是指Down Under Manhattan Bridge Overpass(“曼哈顿桥高架路下”)，不是迪士尼动画片里的那头小飞象。
像苏霍区一样，翠贝卡也有大量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式工业建筑，从厂房到库房。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这里吸引了大量文艺界人士进驻。现在这里的居民中，仍有很多演艺界名人，除了主演007的丹尼尔・克雷格，还有斯佳丽・约翰逊、凯特・温斯莱特、格温妮丝・帕特洛等等。
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对这一地区的经济打击相当严重。为了恢复当地的活力，制片人简・罗森塔尔和丈夫、地产商哈特科夫，联手电影明星罗伯特・德尼罗，于次年创建了翠贝卡电影节。他们的宗旨是，通过本地公众与国际电影界的共同参与，对电影节的理念重新定义。它的主要对象是独立电影、纪录片和短片。偶尔也有《蜘蛛侠3》这样的娱乐大片，选择在此首演。
本次电影节是创立以来的第11届，总共有89部新片上演，其中有50部为全球首演，另有46个国家的60个短片。开幕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位也在戛纳电影节任职的评委表示，在戛纳觉得压力太大，因为那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节；“但现在大家会问自己：‘为什么不去翠贝卡？’你可以把首映安排在这儿。这儿有强大的媒体，还有美国公众。”
他说为电影节选片的过程好像历险，评委们希望观众能像自己一样被感动，被教育。“我们不会因一部电影是非洲拍的，就去选它。我们选这部片子，只因为它拍得好。”
《纽约时报》的史蒂文・霍尔登认为，翠贝卡虽然不像圣丹斯那样着力于独立电影，但对于参赛者的“作者性”(auteurism)有着特别的强调；而且他们总能在被忽视的作品中找到出色的，并帮它找到发行商。上一届翠贝卡电影节上，中国影片虽然没有参赛，但是《狄仁杰通天帝国》和《让子弹飞》作为参展影片频频亮相，而本届几乎没有中国的声音。
不是明星也耀眼
“当时我的想法仅仅是，活下去，哪怕再多活一天。在训练场，我们这些被抓来的孩子，先被强迫做苦工，搬运各种物资，不许休息。最后有人倒下了，就会立即淘汰。那些侥幸没有淘汰的，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新领到的枪，处决那些所谓的弱者。”
一个名叫奥凯洛・萨姆的乌干达人，讲述了自己早年参加内战的经历。1985年，奥凯洛被抓去当了儿童兵，经历了九死一生，才找到一个逃跑的机会。后来他成了演员，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建立了一个叫做“北方希望”的学校，专为乌干达内战中逃亡的儿童兵和孤儿提供庇护。
这个发言场所，并非某个调查战争状况的听证会，而是翠贝卡电影节上一个特别的讨论单元，主题围绕当今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非法贩运问题，对象从武器到人口。包括好莱坞在内的国际电影界，对这类反人道现象也时有表现。
为此，电影节邀请到几位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包括奥凯洛，为新入行的年轻编导们讲解真相与影像之间的差异。讨论中放映了《战地巫师》(War Witch，法语版原名Rebelle，即叛军)中的几个片段。这部片子是本届翠贝卡电影节上最受评委和观众欢迎的作品，并最终荣获最佳故事片奖。编剧、导演金・诺古依来自蒙特利尔。十年前，他靠处女作《沼泽》(La Marais)在本国成名。随后，他的《松露》(Truffe)又在捷克的卡罗维发利电影节获最佳影片。
这是一部表现非洲内战的加拿大影片。片中有个叛军头领，为儿童兵注射毒品――这是很多非法组织控制其成员的惯用手段――然后是那些孩子向一个村庄推进，用卡拉什尼科夫步枪，一路射杀田地里耕作的百姓。这是一个具有强大视觉冲击的场面。
但奥凯洛说，儿童兵的真实精神状态，还有更卑微的一面。在毒品这件事上，他们一般都会主动接受。很多人被媒体误导，以为他们借此填补内心空虚。其实他们吸毒还有更加简单的动机，就是要表现自己和头头们一样。为了生存必须迎合。他们不敢和周围的人有丝毫差异，否则死路一条。
《战地巫师》的情节，来自一个缅甸的真实故事，但是诺古依将其放到刚果拍摄。14岁的女孩科莫娜被叛军绑架，强迫她枪杀了自己的父母，然后把她抓去当了兵。一个老兵发枪给她时说：“这就是你的父母。”惟一给她一些保护和温暖的，是一个外号“魔法师”的、患白化病的男兵。
和政府军血战之中，大家发现科莫娜这姑娘像有法力在身，官兵的子弹就是不朝她飞。“战地巫师”的名头由此而来。于是，叛军头子“老虎”把她留在身边当护身符。后来她与“魔法师”伺机逃离叛军，共度了一段幸福时光。然而叛军很快追踪而来，“魔法师”被杀，科莫娜被强奸，再次被迫投入内战。而战争的目的，则是争夺当地钶胆铁矿的控制权。
影片中的故事，是科莫娜讲给肚子里的孩子听的。这是一部混搭式的作品――演员表中有加拿大职业演员，也有从无演艺经历的刚果本地人；梦幻般的童话元素和残酷的战争场面；纪录片风格和魔术写实主义的幻想气质――自始至终充满了戏剧性对抗。
今年早些时候的柏林电影节上，本片已经获得相当的好评。它的主演拉瑞秋・玛瓦赞，一个在金沙萨街头被导演发现的女孩，还赢得了最佳女主角银熊奖。对非洲人来说，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金・诺古依说，假如观众只有一个理由跑到电影院看这部片子，那就是瑞秋・玛瓦赞。她以前从没演过戏，但在她身上有一种魔力。玛瓦赞成为斯特里普前，这种魔力就存在了。
说到感动，自然要提到今年在翠贝卡斩获颇丰的另一部影片，露西・穆洛伊的《一夜》(Una Noche)。该片同样受到纪录片风格影响，也同样曾在今年早些时候的柏林电影节首演。在我印象中，这是影展期间吸引普通观众最多的一部片子，特别是有过拉美生活经历的西班牙语观众。
这是一部表现古巴下层少年生活的故事片，主题同样也是逃亡。片中，劳尔和埃里奥是两个十几岁的穷孩子。他们厌倦了每天服务于傲慢的游客，梦想跑到海对面的迈阿密，开始新的生活。劳尔因为袭击外国人，必须立刻逃跑，埃里奥则犹豫不定，因为他还有一个妹妹要照看。最后，埃里奥的妹妹决定和他们一起偷渡。在加勒比海上，他们划着自制的筏子，走上了不归路。
整个故事被压缩在一天时间内，背景是烈日下的哈瓦那。犯事之后的劳尔被警察追踪，四处奔逃。摄影机追拍的同时，不断展开一个破败而绝望的城市，整个过程写意而流畅。据说编导穆洛伊曾花几年时间住在哈瓦那，研究这座城市生活的各个层面。
和《战地巫师》一样，《一夜》的主要角色，也选用了从拍摄地挑选的非专业演员，而且两个男主角还被同时授予最佳表演奖。这里还有一段十分轰动的新闻花絮。其中一位获奖的男演员日前在迈阿密失踪，和他一起的，还有片中饰演他妹妹的女孩。他们没有像预计中那样，出现在翠贝卡电影节上。
剧组同人向他们表示了祝福。《独立连线》杂志评论说：“电影就像一篇课文，看过《一夜》的人，得知其中的人物在现实中找到了故事中的幸福，都会感到悲喜交集。”
《一夜》为编导露西・穆洛伊赢得了本届翠贝卡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穆洛伊是纽约本地人，电影世家出身，曾经受业于牛津和纽约大学，读经济、哲学和政治学。
与现实比真实
一些没有获奖的影片也许更有意思，技术上也更成熟，比如政治惊悚片《白刀子进，红刀子出》(Knife Fight)。故事主角保罗的行当非常特殊，他专门帮助竞选中的政客，使其免于因丑闻被敲诈(那帮家伙怎么就学不会管好自己的拉链？)。这当然是个不择手段的职业。
他也有良心发现的时候。在片中，一个满怀理想的女医生、单身母亲，正准备竞选州长。保罗警告她――要想赢得政治竞争，你得随时准备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但就像典型的美国剧情片一样，他选择了为她冒险护航。随之而来的，自然还有那些浪漫和惊险的经典配方。
该片的编剧之一克里斯・莱恩曾经是克林顿和戈尔的竞选顾问，深知政坛游戏规则，包括潜规则及种种八卦、秘闻。但在这一切之上，还有民主政治的基本规范。当人们竞选公职，他们要做的先是拉选票，让选民了解自己的政策。但在美国这样一个具有深远清教传统的社会，公众对于政客私德的关注，往往超过他们的政策主张与执政能力。所以保罗这类人就总有得混。导演古腾塔格仅用一个月时间就拍完了此片，而眼下距离下届总统大选还有半年。这其中或许真有政治上的用意。
纪录片《沃利的肖像》(Portrait of Wally)讲的是一幅同名油画转手的历史及与此相关的法律、道德争议。《沃利的肖像》是短命天才埃贡・席勒的名作。席勒是维也纳分离派名家克里姆特的门生，后成为表现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画中红发姑娘是他的模特兼情妇沃利。后来该画成为犹太收藏家丽雅・邦迪的财产。1938年纳粹德国兼并奥地利时，邦迪逃亡美国，她的收藏随之被第三帝国“雅利安化”，即犹太人财产被纳粹充公。
战后的维也纳一片混乱，就像电影《第三者》中表现的那样。其间《沃利的肖像》被美军收缴，但因登记员登记时的笔误，该画的所有权在混乱中被划归另一位不知名的人士，后被奥地利国立美术馆收购。直到1997年，该画借展到纽约现代美术馆(MoMA)期间，丽雅・邦迪的后人与现代美术馆交涉，称这是被纳粹掠夺的犹太人财产，要求馆方拒绝归还给现任所有者。然而美术馆坚持履行与奥地利方面的协议，拒绝了邦迪家的要求。
之后是漫长的司法程序。先是纽约地区法院发出传票，扣留该画，但纽约上诉法庭随后宣布，纽约州法律不能为此提供依据。该画又转为美国海关保管。最后，此案经过十余年的反复冲折，邦迪继承人接受了奥地利国立美术馆开出的1900万美元的和解费，此案才算告一段落。值得关注的是，在整个过程中，包括犹太博物馆在内，纽约所有博物馆全部拒绝支持邦迪家人的立场，他们担心将再难与欧洲同行互借收藏品。
纪录片《沃利的肖像》不动声色地叙述了一个漫长的司法事件，以及案件背后的黑暗历史，其中穿插着大量采访，里面有不同立场的人物，对于事件的不同看法。不管涉及到什么样的利益和感情，所有当事人都只使用了一种武器，那就是法律。这一事件还导致了一个意外结果，席勒的作品由此身价倍增。
未来：小说与电影、数码与胶片、线上与地面
电影节其实是一个论坛，它要展示交流的，不但有影像，还有观念。
对一个更多面向年轻电影人的公共活动来说，考虑这个行业发展的未来更为重要。整个电影节期间，每天下午都有各种讨论活动，邀请各种相关人士发言，与公众交换意见，而且每个单元都由一个相关企业资助。比如前面提到的，关于国际非法贩运的讨论，就是由Google Ideas提供赞助。这是谷歌公司在纽约新设立的一个智库，专门研究难以解决的全球性问题。
讨论会上设置的主题，更多是电影从业人员无法回避的技术问题。
比如有一次讨论的主题是Based on the Book，即专门围绕如何把一本书改编成电影。这也许和近期的市场气候有关。毕竟，从《龙纹身的女孩》到《饥饿游戏》，这些由畅销小说改编的影片，大多带来火爆的票房成绩。很多人都想知道其中是否存在某些规律性的因素，比如哪些成分使得一本书更适合改编；为什么好书往往“翻译”不成好电影；改编是否应该忠实于原著，各自的利弊有哪些，等等。
这次讨论地点，设在了联合广场北侧的庞诺书店四楼。此地经常举办文化名人讲座，特别是一线作家签名售书，还有大腕作者讲演。多年以来，我在这里见到过诺曼・梅勒、奥茨、麦克尤恩等。
Based on the Book的讨论，由影评人马克・亚当斯主持。他请三位导演从不同的角度，介绍自己改编文学作品的经验和意见，以及改编中可能遇到的障碍。由于翠贝卡是一个以独立电影为主的活动，这里不会讨论怎样获得巨额投资，去制作票房炸弹式的娱乐片。
查尔斯・马修的新片《怪人迪奇》(Freaky Deaky)，根据埃尔默・莱奥纳德一部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惊险小说改编而成。为追求70年代洛杉矶的文化气氛，他说服原作者，把故事背景提前一个时代，这样，才能让那些狂乱的音乐、毒品文化、不受拘束的生活态度合理地出现在片中。这是一种美学趣味的考虑。
英国导演唐纳・赖斯更关心技术问题。他说太多的人物出现在片中，会妨碍镜头叙事的流畅，他必须考虑如何把若干次要人物合并成一个人物。在座的一位泰国导演的改编方式，则像王家卫的《东邪西毒》那样随意。在一部新片中，他仅仅保留了原作头尾部分的情节，而那位小说家据说毫不介意。
三名导演虽然经验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识，即改编一旦完成，就不再欠原著任何债务。为了叙事的整体节奏，一些精彩细节或许要被牺牲掉，哪怕原著的粉丝们看后会是一脸万恶的旧社会的表情。
对于电影发展，上述问题都属鸡毛蒜皮，尤其是数字技术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知道电影――film这个词，在英语里的原意是胶片。而一旦没有了film，电影是否还能称为film？
这个问题出现在一部叫做《并排》的纪录片中。片中关心的是传统胶片摄影与数码成像之间的生存搏斗。导演采访了一批影响最大的导演，包括卢卡斯、卡梅隆、斯科塞斯、大卫・林奇――这个名单还很长。大卫・芬奇(《异形》《社交网络》)看好数码技术，而诺兰(《盗梦空间》)认为只有胶片拍出的影像，才能直接命中影迷的快感中心。该片的制作人之一，明星基努・里维斯也在片中现身，虽然他更多是在采访。
一般观众对此并无多大兴趣，他们只关心拍摄效果。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很大程度在于争夺权力――控制制作人、观众及发行渠道的权利。
另外一个讨论单元是关于电影的未来。柯达公司的一位高管反复介绍他们的产品，如Vision3 200T具有哪些数码成像不可能比拟的技术优势。众所周知，柯达申请了破产保护，但是他们仍然活跃在电影胶片市场上。
继续看好胶片的导演们认为，数字摄像破坏了作者和作品之间的距离，也正是这个距离，使得自我审视成为可能。他们的说法，让人想起近年关于慢餐和快餐的争议。与此相反，在一个题为“The Cloud Have A Silver(Screen)Lining？”――这里有两处双关语，很难翻译，大意是“云计算是否前景光明？”――的讨论中，专家们认为，“云技术”的发展，更多改变的是发行渠道和观影方式，它更私人化、分散化，也更难以垄断。
假如未来有观影方式，主要通过线上传输，再由便携式智能终端进行，我们自幼熟悉的、由院线时代决定的电影长度，乃至叙述方式，恐怕都将发生根本变化。于是我们不时听到怀旧派的声音。本届翠贝卡电影节开幕时，近年迷恋喜剧表演的巨星德尼罗曾经说，至少有些片子还是得去影院看的，特别是喜剧――你需要周围有人和你一起笑。
这不仅是电影人面临的问题。几个月前，我在东村一家个体书店见到纪录片导演迈克尔・摩尔(《华氏911》)。他号召拥趸继续在小型实体地面书店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