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群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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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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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群法师,1984年毕业于中国佛学院,随后至福建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参学任教。多年来,教书育人,学修并重,为沩仰宗第十代传人。现任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闽南佛学院研究生导师,并受聘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厦门大学宗教研究所高级顾问、客座教授,中国社科院佛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长期从事唯识、戒律的研究及讲授。
   教学之余积极致力于佛法弘扬,时常应邀于高等院校及信众团体演讲,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港台及欧洲、澳洲等地。此外,出版并发表各类著述、论文两百余万字,如《真理与谬论》、《菩提心与道次第》、《人生佛教丛书》等。继承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提出佛法是人生智慧的理念,希望人们摆脱对佛法的误解,使佛法走入生活。近年来,更将弘法重点转向道次第、菩提心和皈依,着重佛法基础建设,引领佛弟子在菩提道上稳步前进。
·福建丛林生活漫谈
·身似孤云闲 悠悠任来去
·《南方人物周刊》专访

出版作品:
http://www.jiqun.com/dispdir.php?class=0025
 
人生佛教的思考




   人生佛教的内涵非常宽泛。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弘法,十多年来,始终希望从佛法的角度关注社会人生,包括信仰、道德、财富、环保等现实问题,为民众提供智慧的思考。
   本文则想从宏观的角度着眼,为大家认识人生佛教提供一个思路。

一、人生佛教的提出

  人生佛教的理念,由近代高僧太虚大师率先提出。大师所处的清末民初,内忧外患,国势颓败,教界亦面临同样的危局。中国国势自隋唐达至鼎盛,宋元以降便逐渐衰落。佛教的命运几乎与国运同步,自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至隋唐走向巅峰,其后便宗门不振、教下式微了。
   佛教的衰微,原因固然很多。但以近数百年教界的状况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是经忏佛事的盛行,使民众普遍以为佛教乃为死人服务的法门。这一影响至今不衰,很多人临到操办丧事时,才念及寺院和僧人。在香港地区,甚至有人认为遇见出家人不吉利,便是这一流弊造成的。
   其次是往生净土思想的普及,使民众以为佛教只关心来世,并视为死亡的宗教。所以,不妨等死之将至时再着手修行,年轻时大可享受人生。佛教信徒中,老年信众的比例远高于年轻人,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是禅者生活形态的影响。禅僧多重视个人了脱生死,其修行方式又使其多选择隐逸的生活,居于水边林下,入山唯恐不深。既不观世间喧闹,亦不闻社会疾苦,带有浓厚的出世色彩。这种山林佛教,又使得民众视佛教为消极遁世的逃避。
   针对这些状况,太虚大师提出了“三大革命”方针,即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在当时,这一观点无疑是振聋发聩的,大师也因此被称为“革命和尚”。
   教理革命,是要恢复教理的纯正性。佛教在中国两千年的传播过程中,因为翻译或是理解的失误,难免出现一些偏差,形成鬼神化、神秘化、哲理化、出世化、世俗化等倾向。教理革命,便是要革除这些流弊,恢复佛教的本来面目。 
   教制革命,是要革除佛教在中国社会环境下形成的一些不良制度。佛教戒律是本着法治的精神确立,僧事僧断,有良好的民主氛围。而中国却有着悠久的人治传统,绵延数千年,僧团也难免受到影响。随着丛林清规的兴起,僧团向人治转型,其发展之最便是家长制。传统寺院有十方丛林和子孙寺庙之分。丛林方丈由十方选贤,只要德行高广,无论来自何地皆可出任住持并统领僧众。而子孙寺庙则在师徒间传承,由师父传给徒弟,徒弟传给徒孙。日本有些寺庙甚至以血缘相承,由父亲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这一制度对佛教发展极为不利,容易使寺庙沦为私人财物。教制革命,便是要改革这些不良制度,恢复佛陀制戒的根本精神。 
   教产革命,即对僧团财产进行规划。原始僧团实行“共产主义”制度,财产平均分配,和合共住。僧人是无产者,不可拥有私人财产。“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过着行云流水般的生活。但随着制度的错位,如子孙寺庙的出现,部分寺庙已成为私人财物。若这些僧人品行不过关,便可能将教产用于个人享乐,影响佛教的健康发展。针对这一问题,太虚大师制定了一整套改革制度,希望通过各级佛教组织统一管理寺产,并从全局出发,根据佛教发展需要进行分配。 
   人生佛教的理念,正是“教理革命”的重要内涵。

二、人生佛教与原始佛教

   佛教有小乘和大乘之分。此外,根据传播地区的不同,又分为汉传、南传和藏传三大语系。中国佛教属于大乘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又出现了八大宗派,即净土宗、禅宗、律宗、华严宗、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真言宗。
   人生佛教既非独立于宗派之外的新生事物,亦不同于任何传统宗派。因为宗派佛教具有一系列内涵,如各宗皆有自身的依据典籍,有特殊的思想内涵,有自宗的修行实践,还有对整个教法所作的判摄(判教)。在这些方面,人生佛教并没有完整的体系。 
   我给人生佛教的定位是:它是佛教的人本主义运动,是对原始佛教的回归。
   佛教诞生于印度,这是个充满宗教色彩的国家。几乎世界所有的宗教,都可在此找到思想根源或相关理论。虽然印度是佛教发源地,其传统宗教却是婆罗门教,即现在的印度教。婆罗门教崇拜大梵天,视之为万能的造物主,认为世界乃至人类皆由大梵天创造,并由此提出四种姓的思想。四种姓分别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由神的不同部位创造。其中,地位最高的婆罗门从梵天嘴巴出生,为专事祭祀的僧侣阶层;稍次的刹帝利从梵天肩膀出生,担任国王、宰相等行政阶层;再次的吠舍从梵天肚脐出生,为工商阶层;而底层的首陀罗则从梵天的脚底出生,是不具备转生资格的贱民。印度种姓制度极为森严,首陀罗甚至没有最基本的人身自由,随时可能受到其他种姓的伤害。
   和世界其他宗教一样,婆罗门教非常重视祭祀。因为人乃神造,命运亦取决于神,必须以宗教仪规恭敬于神,以各种赞美取悦于神,才能获得平安。《吠陀》中,便记载了很多赞美神祗的诗篇。此外,他们还有很多宗教迷妄行为,视恒河为神圣,认为到恒河沐浴即可洗清所有罪业。这一传统沿袭至今,每年都有千百万人前去沐浴祈祷。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佛教的出现无疑是对传统的挑战,因而被称为反传统的沙门集团。佛教反对不平等的种姓制度,任何人皆可出家,僧团根据戒腊而长幼有序。不论原来身份为何,进入僧团便具有平等的地位,所谓“四姓出家,同一释种”。
   在佛陀的教义中,立足于以人为本的原则,认为命运由人类自身而非神祗决定,并由此提出业力说。佛教提倡众生平等,但各人的天资秉性、福德因缘却大相径庭,原因何在?正是业力使然。所谓业力,又由各人行为构成。生命是无尽的延续,今生命运取决于过去行为,当下行为又决定未来命运。行善或作恶,直接导致了生命现象的差异。 
   所以,人既是平等又是不平等的。在因果规律前,是平等的;但行为不同,又导致了现象的不平等。作恶,张扬了生命中不善的力量;行善,则张扬了生命中善性的力量。由此造成现实人生的种种差异,包括性情、人格乃至相貌的差异。所以,平等不能抹杀不平等,而不平等也不能推翻平等。
   因为命运取决于自身行为,佛教由此提出了一系列伦理观念,通过健康的生活形态来完善人格,而不是一味祈祷。《善生经》中,讲述婆罗门青年善生每日清晨在旷野中拜东、南、西、北、上、下六方。一日,佛陀遇到这位青年并问他为何而拜。善生答说是父亲临终嘱托,亦是祖祖辈辈的传统,原因不详。佛陀便根据他所说的六方,赋予佛教的伦理内涵。如东方代表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南方代表老师和学生的关系,西方代表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北方代表亲朋好友间的关系,上方代表宗教师和信徒的关系,下方代表主人和僮仆的关系。然后,分别指出双方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如丈夫对妻子应履行哪些职责,妻子对丈夫应履行哪些职责;父母对儿女应履行哪些职责,儿女对父母又应履行哪些职责等等。佛陀的很多教义,都是针对当时印度的宗教迷妄行为而提出,为我们作了非常具体的人生指导。 
   人生佛教直接继承原始佛教以人为本的思想,立足于佛陀教化世间的根本精神,对传统佛教作出了契合时代的解读。如《心经》、《金刚经》、《维摩诘经》等,皆可从关怀现实人生的角度进行诠释。近百年来,弘扬人生佛教的大德们,基本都在从事这一工作。

三、人生佛教的思想特征

   作为佛教的人本主义运动,人生佛教虽未建构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从太虚大师、印顺导师的著作及近现代的弘扬情况来看,也有其自身的思想特征。

  1、以人为本
   这是针对传统的神本和鬼本而提出。古今中外,几乎所有宗教皆以神为本:人由神所造,并最终回归神的怀抱。此外,国人还特别重视鬼的观念。鬼即归,阳寿尽后便至阴间成为鬼魂。而佛教认为,生命形态分为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六道,如此轮转不息。其中,人的身份是最为重要的。
   那么,佛教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西方人文主义思想有何不同呢?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是自己的主人,也是世界的主人,可以根据人类所需随意改造世界,使其提供更多的服务。而佛教认为,人类虽然是自己的主人,但世界却不仅是人类的,也是其他生物的。一切众生皆有独立生存的权力,谁也不隶属于谁。所以,佛教不仅提倡人权,更强调众生权。在生存权利上,人类和众生是平等一味的。我们不仅要保护自身的生存权利,也要尊重他人乃至动物的生存权利。是否尊重生命,是区别文明和野蛮的重要标志。 
   而佛教和其他宗教的最大区别则在于,佛教认为人的命运是由自己决定,不存在什么造物主。那么,人又该如何决定自己的命运呢?事实上,世人大多没有能力实现这一点。我们不了解自己的生命,不了解烦恼之因和对治方法。我们想不烦恼就能不烦恼吗?想开心就开心得起来吗?很多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四处奔波,面对天灾人祸、疾病死亡时更不能自已。所以,当我们说到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时,前提是能透视生命,并明确改善方式。 
   我们必须了解生命内在的因素,知道哪些力量会伤害我们,又有哪些力量会使我们获得自在。否则,即使社会给我们再多的自由,我们仍会受到内心的束缚。对自身的无知和种种烦恼,决定了我们无法自由。现代社会崇尚科学,除了改造物质世界的科学,道德人伦和心智科学也很重要。事实上,它和人生的关系更为密切,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认识自己,如何协调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彻底了解自己,才能做生命真正的主人,进而通过修行改善命运。否则,我们只能在世间随波逐流。所谓的把握命运之舵,只能是一句无法实现的空话。

  2、珍惜人身
   现代世界人口过剩,很难感受到人的身份究竟多么宝贵。不少人会觉得,造人并不难呵,生个孩子就是了。但佛陀告诉我们,人身宝贵,难得而易失。尽管地球上已有五六十亿人口,但和动物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仅在我们的色身内,就存在无数微生物;仅一个小小的蚁窝中,就有百万甚至千万生命。更何况,宇宙浩瀚无边,其中又生存着多少众生呢?
   佛教认为,人身价值重大。在无尽的生命长河中,这样的机会,或许是千年等一回乃至更久。我们得到它,等于得到了今生可以支配的最大财富。如何进行投资,则涉及价值观的问题。
   在这个世界,很多人将功成名就、家财万贯作为追求目标。这些对生命本身的改善又有多少意义?当我们死亡时,又能抓住什么?我们两手空空而来,又两手空空而去。但在来去途中,并非一无所有,伴随我们的,正是无始以来造作的业力。我们做每件事,结果不只是外在的成败,更会在内心留下各种影像。
   人们作一项投资时,必然会考量投资的成本和收益。成本包括人力和物力的投入,但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可能再精明的商家也不曾考虑到,那便是心力的参与。如今,很多人做事都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事业成败还未见分晓,心态却首先扭曲了。若是这样,无论事业结果如何,这项投资必然得不偿失。因为人生最重要的,在于生命自身而非生命以外。财产和地位是暂时的,我们所拥有的生命素质,却有着恒久的影响力。 
   佛教认为,所有生命形态中,唯有人的身份才能帮助我们提升生命素质。一般宗教皆以天堂为永恒归宿,但《阿含经》却告诉我们:“人间于天则是善处。”原因何在?从生存环境而言,天堂固然美满,但天人往往因耽于享乐而不思进取。且这种享乐并非永久,天福享尽必然堕落。而畜生又太过愚痴,只是凭着本能在世间生存。虽然它们的不少技能都超过人类,却不具备理性思维,而理性思维才是解脱的关键。 
   人不仅具有理性思维能力,且生存环境有苦有乐,促使人们产生离苦得乐的愿望,并寻求解脱之道:生从何来,死往何去?何为生命真谛?何为宇宙根源?在探讨世界的过程中,人们建构了哲学、科学、宗教等认识世界的不同方式,逐步接近并发现真理。所以,佛教认为真理和智慧是属于人类的。
   《阿含经》还有一句话是:“诸佛世尊皆出人间。”佛陀是在人间成佛,而非来自天堂。佛陀以其出生和成道,为我们证明了人身之可贵。作为佛教教主,佛陀并非一般宗教所崇拜的神祗,而是有血有肉的人。他经历过结婚生子的世俗生活,因感于人间生老病死的痛苦,放弃王位并出家求道,经过艰难的修行历程,最终在菩提树下觉悟证果。 
   佛陀以自身修行经验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著而不证得。”也就是说,众生都具备佛陀所具备的一切品质,只是隐没不见,虽有若无。因此,为妄想、生死所缚,非但不能决定生死大事,连心念起落都无法把握。

  3、重视当下的修行和解脱
   谈到修行和修行成就,人们往往以为须到临终才能看出一生修为。而人生佛教的口号是:当下修行,当下解脱。修行成就不必非以死亡方式才能鉴定,也不必以升到他方净土为唯一的究竟。如果修行成就,娑婆世界便是净土。所以,佛教又有“人间净土”、“心净则国土净”之说。可见,关键是对心的改造。 
   我们的内心有两种力量,一是负面的,一是正面的。前者为我们制造痛苦麻烦,使我们患得患失,佛教称之为凡夫心。后者则是快乐的源泉,是帮助我们开发智慧、证得真理的动力。孟子云:“人皆可为尧舜”,但又说“人与禽兽者几希”。事实上,不少人连禽兽都不如,因为人能将兽性无限地扩大、张扬。基督教也认为:人有神性,也有兽性。神造人时,赋予其一部分神的品格。但人还有和动物相似的一些特点,如贪嗔痴、饮食男女等等。在这些方面,我们和动物并没有本质区别。如果一个人停留在这样的层面,实在不能说自己比动物高尚多少。近现代的哲学同样告诉我们:人有理性,也有动物性。而佛教则认为:人有佛性,也有众生性。 
   不论是宗教还是哲学,都发现了人的两重性。如果张扬高尚品质,就能成贤成圣;如果纵容不善品质,则会退堕沦落。我们将成为什么?没有谁能赋予我们什么身份。生命源于无尽的积累,我们想什么、做什么,就会成为什么。人类几千年的生活和追求,并无本质改变。多数人的生活,只是在重复生命中动物性的层面。只有少数人开发出人性的光辉层面,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成为流芳百世的贤圣。 
   在生命发展过程中,两种力量并非平均发展。有些人很贪婪,贪婪的增长速度就会超过其他;有些人爱嫉妒,嫉妒的增长速度就会超过其他;有些人很吝啬,吝啬就会成为性格的重要特征;有些人很慈悲,久而久之,慈悲就会增强为人性中压倒一切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外在的因果报应并不重要。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结果不仅是外在的,还会在内心留下影像。生活中,我们都有过很多经历,愉快的回忆会使人心花怒放,痛苦的回忆则会使人悲伤难过。这些经历都已过去,但记忆和在内心留下的影像,却不会轻易消失,必须通过努力修行才能清洗。学佛,关键是心念的转化。我们的生命素质,决定了我们的身、口、意三业。我们可以弄虚作假欺骗他人,甚至可以暂时欺骗自己,但逃脱不了“如是因感如是果”的客观规律。 
   在我们生命的某个层面,和佛菩萨是平等无二的。但因为我们不是活在那个层面,又和佛菩萨有着天壤之别。佛教提倡的修行,是以戒定慧克服自身的负面力量,并张扬正面力量。诸佛菩萨的品质主要是两种,即无限的慈悲和智慧。
   佛教所说的智慧,不是世间有限的知识,而是透视人生真相的能力,也是穿透烦恼痛苦的能力。具备这种能力,烦恼就无立足之地。这种智慧,是通过闻思经教、如理思维而来。佛教非常重视理性,如果没有正见,就不可能开发智慧。
   佛教所说的慈悲,也不同世人充满分别的爱,而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对方需要就给予。同体大悲,是将众生和自己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菩萨心中,哪怕舍弃一个众生,哪怕有丝毫亲疏之分,便不是合格的菩萨。这种修行,正是大乘佛教所说的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若能时刻想着利益众生,高尚品质就会不断积累并成就。佛教认为,成佛不能离开众生,正如《普贤行愿品》所说:“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华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我们想成就佛菩萨那样的品质,就要毫无保留、彻底无我地利益众生。若还有我相在,就仍是凡夫。 
   菩萨道的修行是在利他中进行的。菩萨发愿度化一切众生,并非度化一切众生后才能成佛。若能对一切众生施予平等、无限的慈悲,慈悲品质就成熟了。佛教的修行,主要是重视发心和行为,而非外在结果。因为度化众生是因缘法,佛陀度化众生的心行是圆满的,却不是每个众生都有缘得度。

  4、重视现实人生的问题
   现实人生的问题很多。首先是人类自身的问题,包括人心、人性。其次是人生幸福的问题,人类几千年文明,不断改造外部环境,无非是想过得幸福。但这些努力并未奏效,事实上,现代人更紧张、更焦虑。原因何在?因为幸福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多少钱才算富有?多少钱才能过得幸福?没有尺度可以衡量。有些人很富有,自己却觉得远远不够,那算是富有吗?有些人很清贫,自己却知足常乐,那算是穷困吗?可见,这些标准是很有弹性的,不是简单几个数字可以判断的,而是取决于我们的心态。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便是境由心造的真实写照。若没有这份怡然自得的心情,在如此简陋的物质条件下,不是自哀自怜,便是愤愤不平了。所以,幸福不仅和物质有关,更和心态有关;不仅是唯物的,更是唯心的。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否则想把几十年过好并不容易。 
   怎样活着才有意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有的是为了孩子,有的是为了事业,古人也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人生观。但这些对生命自身有多大价值呢?很多事我们经历时感觉很重要,回首往事时,却只是些不足挂齿的琐事而已。
   除了我们自身的问题,如何看待财富、环保、信仰等社会问题,也都可以从佛教的角度进行思考。佛陀是智者、觉者、成就者,他所证得的真理,能帮助我们认识事物真相,为我们提供正确的价值观。

四、人生佛教的弘扬情况

   继太虚大师之后,印顺法师也致力于人间佛教理念的推广和实践。印顺法师早年亲近过太虚大师,他所提倡的人间佛教,内涵与人生佛教基本相同,只是涵盖的面更广。不仅对人生,也对整个人间进行全面关怀。
   印老以佛学研究著称,代表作有《妙云集》、《法雨集》等,对传统佛教作了正本清源的工作。佛教在弘扬过程中,因地区和时代的需要,融入不同背景的文化,并逐渐失去原有的纯正性。就像卖牛奶的人,最初批发时就加了一点水,得到的人再加点水批发给另一个,如是辗转,最后纯奶就稀释得与水无异了。所以,印老觉得有必要从原始佛教中探讨佛教的根本精神。但他又受到西方治学方式的影响,以学术研究方法来考量经典,在正本清源的同时,将佛教发展中的一些重要内容也否定了。因此,教界对印老的观点争议很大,搞学术的年轻人对其普遍推崇,而传统的一代则多不认同。虽然存在争议,但印老的思想成就不容置疑,也在理论上为人生佛教建立了更加完整的体系。 
   除印老之外,台湾教界影响最广的是慈济、佛光山、法鼓山、中台山四大山头。除中台山重点提倡禅修外,其他三家都很重视人生佛教的弘扬。
   其中,慈济的证严法师为印老弟子。她创办的“慈济功德会”,三十多年来致力于社会服务、医疗建设、教育建设、社会文化等志业,拥有数百万会员,在世界各地影响很大。在慈善领域,有长期济助、急难救助、国际赈灾等项目,帮助了千万贫困和受灾的人。下属的慈济医院,秉持“尊重生命”的理念,落实“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疗照顾,医疗技术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同时,还组织“全球慈济人医会”,远赴南非、印尼等地进行义诊,落实“大爱无国界”的理念。此外,还开办慈济大学、慈济技术学院、慈济附中、慈济实小等教育机构,并在美国和加拿大设立了数所慈济人文学校。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扭转了佛教在人们心目中消极避世的印象。
   佛光山的星云大师,则秉持“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的理念,全面开展弘法事业。在他的带领下,佛光山道场遍布亚洲、非洲、澳洲、美洲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星云大师时常在世界各地演讲,出版人生佛教小丛书,以佛法智慧接引社会民众。此外,他也非常重视教育,除致力于僧伽教育外,还开办了佛光大学、南华大学、西来大学、佛光信徒大学、普门中学等十多所院校。同时,热心从事各种社会公益活动,相继成立急难救助会、观音放生会、大慈育幼院等慈善组织,并与法务部合作成立台南戒毒村,由法师长期驻监为佛教戒治班的吸毒者辅导教化。本着菩萨道的精神,对社会进行全面关怀。 
   法鼓山的圣严法师,也是人生佛教的有力推动者。法鼓山提倡全面教育,分别是大学院教育、大普化教育、大关怀教育。同时,还大力推动心灵环保的主轴理念,落实整体关怀,在给予物质关怀的同时,全面提倡心灵改造。圣严法师曾闭关专修六年,并获日本大正大学博士学位,非常重视学术研究,创办了中华佛学研究所、法鼓山僧伽大学、法鼓山社会大学等教育机构。在深研教理的同时,圣严法师还以禅师身份在世界各地指导禅七,影响甚广。
   大陆地区,佛协已故会长赵朴老生前也是人间佛教的积极倡导者。在他的呼吁下,很多道场都在致力于人生佛教理念的落实。同时,因为太虚大师对近代佛学教育的影响,各地佛学院也大多继承了他老人家的思想理念。 
   目前国内办学规模最大的闽南佛学院,1925年创办于厦门南普陀,两年后即由太虚大师担任院长,培养“德、慧”兼备的新型僧才。在太虚大师等人的共同推动下,开办不久即享誉国内,成为中国近代僧教育的重要基地之一,为日渐衰落的教界注入了新生力量。当代著名大德印顺导师、竺摩法师、宏船长老、演培法师等,皆出自闽南佛学院,也是海内外弘扬人生佛教理念的中坚。闽院后因战事爆发而停办,沉寂多年。上世纪八十年代,闽院又随宗教政策的落实而复办,并增设女众部。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培养了大量僧才。 
   在发展佛教教育的同时,南普陀还成立了国内教界首家“慈善基金会”,以“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愿力,服务人群、造福社会。先后成立慈善处、佛经流通处、义诊院等机构,对特困户、残疾人、失学儿童、孤寡老人等给予帮助。参与会员达数万人,使慈善之念深入社会人心。此外,南普陀寺还积极开展弘法活动。1992年起,即与厦门大学共同举办“佛教文化研讨班”,开国内高校弘法风气之先。2003年,又和厦大联合成立“佛学研究中心”,每周为高校学子举办佛学讲座。十多年来,寺院还坚持面向社会普及佛法,赠送各类佛学书刊百万册。 
   河北柏林禅寺所倡导的“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也是渊源于人生佛教的理念,本着菩萨道精神,担负起佛教在当代的使命。自1993年起,柏林寺连续举办十一届“生活禅夏令营”,为青年佛子亲近三宝、学习佛法创造了良好的机缘。其创办宗旨为“继承传统(契理),适应时代(契机),立足正法,弘扬禅学,开发智慧,提升道德,觉悟人生,奉献人生”。通过“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的修行四要,使生活与修行互相融摄。自开办以来,每年有数百位青年参加,在社会引起了广泛影响,为“佛法关怀社会、社会认同佛法”建立了极有亲和力的交流通道。 
   近年来,苏州戒幢律寺也积极致力于人生佛教的弘扬,在办学和弘法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寺院对外开放之初,即确立“重视文化建设、重视教育发展、重视人才培养”的基本原则和“学修一体、持戒习律”的发展方向。1996年创办“戒幢佛学研究所”,强调“从律仪生活中培养僧人形象,从禅定修行中培养信心道念,从闻思经教中树立正知正见”,造就爱国爱教、具足正见、续佛慧命的高素质人才。在开展僧教育的同时,戒幢律寺还面向社会开展弘法活动。几年来,分别为中老年信众和青年学子长期开办不同层次的佛学讲座和共修活动,为在家信众提供了如法的修学环境。同时,以《济群法师谈人生》和《人世间》期刊的形式,大力推广人生佛教理念,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此外,寺院还率先拓展网络弘法,以契合时代脉动的方式关注社会、人生,为佛法在新时期的弘扬建构了崭新的平台。

五、佛教在当代弘扬中的思考

   人生佛教的弘扬,为佛教在当代的健康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为佛教在社会的推广普及拓展了道路。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肤浅化的倾向,使人生佛教有演变为人乘佛教的趋势。 
   佛教修行分为五乘,即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五乘又汇归为三士道,以人、天乘为下士道,声闻、缘觉乘为中士道,菩萨乘为上士道。人生佛教立足于人乘而直达菩萨乘,太虚大师总结为:“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
   因此,人生佛教在弘扬中主要偏向人天善行及菩萨利他行,重视五戒十善和六度四摄。从表面来看,人天善行和菩萨利他行有着类似的道德项目。尽管在深度及广度上截然不同,但一般人很难作出区分。比如,菩萨的利乐有情和世间的救济贫困有何区别?菩萨的庄严国土和世间的改善社会有何区别?若不具备正知正见,很可能将人天乘等同于菩萨行。 
   人天善行包括两方面,一是自利,以佛法智慧正确处理财富、家庭等问题,以此改善人生;一是利他,包括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事业等等,以此造福社会。但这些善行都是建立在凡夫心的基础上,当改善出现成效之后,凡夫心可能又会因此产生贪著。即使做得再多,也往往是在成就凡夫心,甚至走向追名逐利的误区。因为凡夫心是有我的,有我就会有障碍。
   菩萨行与人天善法的不共之处,就在于出离心、菩提心、空性见。唯有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善行,才能升华为无上菩提的资粮。出离,是出离六道、出离轮回。某些人以为,菩萨不可厌离世间,无须出离六道。《菩提道次第略论》专门批驳了这一观点,论曰:“经谓菩萨于世间不应怖畏之义者,非谓于业惑所制,而流转三有之生老病死等苦,不应出离。盖谓菩萨悲愿自在,为益有情,而于三有受生,不应怖畏也。夫以惑业所制,流转世间,为众苦所逼者,自利犹且未能,况云利他者哉。此乃一切衰损之门,菩萨较诸小乘尤应厌离而灭除之。而于悲愿自在,受生世间,则应欢喜焉。”可见,菩萨比声闻之出离心更切,只是不忍一人出离,而发心救度一切众生出离。 
   在人生佛教的弘扬中,不少问题都是因忽略出离心所致。佛法中,虽有从人乘直至菩萨乘的修行理路。问题在于,没有出世的超然,从出世到入世的界限就很容易模糊。人生佛教之所以强调入世,主要是针对禅者和净土行者的出世倾向而言。但在入世过程中,把握不好,就会走入世俗化的误区。凡夫难免有世俗需求,尽管出家了,未成就前还是凡夫。我们都生活在世间,若无出离心为基础,和世人的入世有什么区别呢?所以,佛教提倡“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这一点非常重要。作为出家人,应以持戒、修定培养坚定的道心和宗教情操。如此,才堪能担当入世度化众生的神圣使命。 
   其次,人生佛教比较重视对现实的关怀,但若缺乏菩提心及大乘的性空见,对问题的思考势必无法深入,流于心灵感悟式的泛泛而谈,缺乏实际力用。而不少学佛者也未明了人生佛教的深意,将其理解为富有宗教情操的人生态度,以为在生活中增加一点佛法气息便算修行了,无疑是本末倒置。还有一种倾向,则是将佛法与世间善法混为一谈,一味提倡方便和圆融,使佛法丧失了自身特有的内涵。如此种种,最终使佛教走向世俗化。 
   评说人生佛教,不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使其得到升华。人生佛教的提出,对佛教在当代的弘扬功不可没。在有着儒家文化背景的中国社会,佛教历来因出世而被社会民众所抵触。当年,梁漱溟先生所以由佛入儒,便是感于佛教与现实脱轨,无法解决“此时、此地、此人”的问题。事实上,大乘佛教所提倡的菩萨道精神,有着深厚的悲心和恢宏的愿力。“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是何等宽广的济世情怀,又是何等积极的人生态度! 
   人生佛教所提倡的人本精神和社会关怀,是契理契机的。关键是在弘扬中,必须立足于出离心、菩提心、空性见,由人天善行上升至菩萨乘,自利利他,最终圆成无上佛果。

2006/5/9日修订版
 
人生佛教在当代的弘扬




  佛法是人生的智慧,是生活的智慧,济群法师的这一理念渊源于太虚、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希望藉此摆脱人们对佛法的误解,使佛法真正走入生活。自《心经的人生智慧》、《学佛者的信念》及《幸福人生的原理》第一辑“人生佛教系列丛书”出版后,在社会各界引起极大反响。去年以来,法师又在教学演讲之余潜心写作,在新的“人生佛教小丛书”即将推出之际,《人世间》记者就广大读者关心的问题走访了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济群法师。

  问:近年来,法师时常在国内外举办佛学讲座,并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相关著作,同时还利用网络开展弘法活动,虽然采取的方式不同,但都是围绕着人生佛教的主题,那么,您觉得目前民众接受佛教存在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您弘法的出发点又是什么?
  答:社会大众接受佛教的最大障碍是对佛教的无知和误解,这一方面和大家长期以来所受的教育有关,但同时也反映了佛教弘扬力度的不足。
  虽然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两千多年,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佛教的弘扬始终被排斥在现行教育体制之外,民众在接受教育期间,无法从教科书上对佛教获得正面的了解,仅有的一点介绍,也是从唯物论角度出发所得出的结论,使得他们对佛教的了解,大多停留在片面的错误认识上。看到有人来寺院烧香拜佛,就以为佛教只是用来保佑平安的途径;看到信徒中老年人居多,又以为佛教只是闲来无事后的精神寄托;看到个别文学作品中的描写,又以为学佛是走投无路后的无奈选择;而近年来的部分影视作品,更使很多人以为出家人都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豪侠之士。凡此种种,都严重阻碍了人们对佛教的正确认识,需要我们通过正面的宣传去改变。而在当今教界,能够走向社会弘法的法师还是太少,尤其是面对十几亿的人口,这一比例实在是过于悬殊,因而,我们需要通过多种渠道的弘法方式,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到正信的佛教。

  问:从社会来说,对佛教缺乏正面的了解,但从教界自身来说,除了宣传力度不足以外,是否还存在另外的一些问题?您在《如何正确认识佛法》的讲座中,曾就佛教发展中出现的一些误区现象提出了批评,能否请您再概括地谈一谈?
  答:当前佛教存在的误区现象比较突出的有四点:即鬼神化、来世化、哲理化和学术化。经忏佛事的盛行,使很多人将佛教当作是为鬼神服务的手段,从而背离了佛教的人本精神;净土法门的特别弘扬,又使很多人觉得学佛只为求得来世,是老之将至时才需关注的问题;而哲理化的佛教,只适合具有相当文化层次的僧侣来学习研究,普通民众没有时间也没能力深入;至于学术化的佛教,也只是部分学者的专业,他们将佛教当作文化现象去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很少和自己的现实人生发生关系,也很少考虑自己的安身立命,所以,这些学术成果从文化的传承来说固然有一定意义,却无益于我们现实人生,更无法引发他人的信仰。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我所说的来世化并不是想否定佛法对来世的关心,而是反对那种无视现实人生,仅仅以求得来世快乐作为学佛的目标;我也不想否定临终关怀及超度鬼神的作用,而是反对将超度鬼神作为佛教服务的首要宗旨,甚至以经忏佛事作为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我也不否定学术研究的价值,而是反对学佛者以学术研究作为学佛的唯一目的;我也不否定对佛教哲理的探讨,而是反对那种把学习佛法当作哲学研究的本末倒置的做法。人生佛教的理念,正是针对这几种流弊提出的,使佛法回归其原有的人本精神,为社会大众提供健康的人生观及生活方式。

  问:的确,在大众的观念中,很难将庄严的寺院、深奥的经典及清净的修行生活和我们的现实人生联系在一起。那么,法师认为应如何给人生佛教定位?它是否是切合时代需要而提出的新观念?
  答:人生佛教的理念,虽是由太虚大师于民国年间首先提出的,与以往的传统佛教相比,似乎是独立于各宗派之外的新生事物,但究其思想内容,并非创新之见。事实上,人生佛教正是对原始佛教的回归。与其他宗教的以神为本不同,佛教的立足点是人本的。佛陀是以人的身份修道成佛,他的出世虽是要普度一切众生,但重点还是在人,所以说,人道是六道的枢纽。佛教有三世说,佛陀设教的目的是希望众生获得现世乐、来世乐、涅槃究竟乐。但我们要知道,无穷的过去是以现在为归宿,无尽的未来是以现在为开端,因而,在原始佛教中,更重视当下生命的改善。无论是生活还是修行,都建立在珍惜当下、把握当下的前提下。而这也正符合佛教的因果原理,由如是因感如是果,我们希望有美好的未来,就应认真对待现有的人生、现有的每一天。

  问:法师提到“现世乐”和大家所关心的现实利益有什么区别呢?相信大多数人对于“树立正确人生观念”一说都耳熟能详,但真正能够付诸实践的并不多,因为世俗生活有一整套按部就班的程序,其中,现实利益又是人们在选择人生道路时的重要参照。我想,民众对佛教的淡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学佛能够给现实人生带来利益。
  答:佛法所提倡的现世乐,从世间的层面来说就是“种善因得乐果”,通过正确的人生观念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获得人生幸福。在佛教的五戒十善中,还涉及到自他双方的关系,也就是通过持戒修善建立自他和乐的人生。需要明确的是,从佛教的观点来看,现世乐和来世乐又是统一的。佛教所说的出世间的快乐,是依戒定慧修行获得,其内涵是开智慧、断烦恼、证真理,并最终成就解脱。与大多数人为追求一己私欲,由欲望满足而获得快乐的途径是不同的。因为通过这一途径所得到的现世乐,可能是建立在合理的行为规范上,也可能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其实质也往往局限于现实的当下,不能给未来人生带来什么利益,甚至会带来不同程度的过患。因此,现世乐应以来世乐为参照,只有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使我们在现实的当下法喜充满,同时给人生带来无尽利益。

  问:如果说人生佛教定位于现实人生,固然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同,但是否会和佛教的出世精神有所违背?或者说,在大力弘扬人生佛教的今天,传统的宗派佛教多少已显得有些过时?
  答:人生佛教虽定位于现实人生,但和常人的理解还是有出入的。入世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它的内涵远不止于此。太虚大师有首偈说得非常好:“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在这首偈中包含着三层内容,首先,人生佛教是以解决现实人生的一切问题为依归;其次,说明了做人与成佛的关系,我们应以佛陀为榜样,克服自身的众多缺点,达到人格的圆满和完善;第三,佛是由人修成的,因而,人生佛教涵盖了由人到佛的整个修行过程。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人生佛教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佛教修行是以出离心为基础,只有具备这一点,我们才能超越五欲六尘的束缚。而在我们的修行过程中,正见更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整个佛法的修行都没有离开八正道,其中又以正见为首。传统的宗派佛教,如唯识宗依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所建立的唯识正见,中观宗依缘起性空所建立的中观正见,对修道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如果说人生佛教和传统佛教有什么区别的话,只是在于它针对佛教发展中存在的误区现象而特别提出了为现实人生服务的口号,同时,在形式上将采用更为契机的方式,除此以外,实在无法将人生佛教与传统佛教对立起来。

  问:从现有的一些资料来看,人生佛教在台湾地区得到了相当的普及,法师曾多次前往台湾实地参访并进行交流,您认为台湾地区的佛教弘扬对国内教界有什么借鉴作用?他们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分别是什么?
  答:自虚大师提出人生佛教的理念至今,教界两岸三地的佛弟子们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其中,尤以台湾地区的成就较为突出。他们从慈善到文教,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弘法方式,将佛教深入到千家万户。我曾四次参加台湾佛教界的学术活动,并参观了众多的道场和佛教机构,如证严法师的慈济功德会,圣严法师的中华佛学研究所,佛光山的佛光卫视等等,的确是大开眼界,深受启发。
  国内从宗教政策恢复以来,也有许多道场开始致力于慈善活动及弘法教育事业,力图改变佛教在人们心目的消极形象,发扬大乘佛教积极入世的精神,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一味强调入世,对佛教的健康发展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台湾参访期间,我曾在圆光佛学院谈到这个问题,提出当前佛教发展要处理好“学术与信仰、出世与入世、内修与外弘”三个问题。
  目前,教界办学也在与学界接轨,但过分强调学术,往往会造成信仰的淡化,结果得了学位却丢了果位。而在修行和境界都未能达到相当程度之时就积极入世,也容易被五欲尘劳所淹没,使菩提心被名利心取而代之。内修与外弘也是同样,一些修行具有相当成就的前辈高僧,尚且会因事务缠身而影响到自身修行,何况我们现在的人。在“菩提道次第”中,特别强调菩提心应以出离心为基础,这一过程对我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经历一定的闻思阶段,没有三学的熏修,相应的僧格和素质还没有培养起来,就急于入世,往往很难正确把握发展的方向。所以,我觉得正确处理好这三个问题是佛教健康发展的保障。

  问:法师曾经戏言:按照现有的发展趋势,所有的文化将只剩下一种,即现代化。且不论这一现象的利弊得失,就当今教界来说,现代化的进程也对佛法弘扬提出了新的课题,古老的佛教是否也应接受现代化的挑战?
  答:佛法的弘扬当然是要走向现代化。佛教是契理契机的,契理就是契合佛法的基本原理,契机就是契合众生根机及时代要求。从佛教传播史上来看,历代高僧大德为了使佛法在不同地区和时代得到传播,总是以当时人们最容易接受的方式来弘扬佛法,这也正是佛法形成不同体系和宗派的重要原因所在。所以,现代化的问题不仅是我们今天才面临的,在以往各个时代,历代祖师都曾面临过类似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古代大德们完成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使命,在今天,佛教现代化的使命就责无旁贷地落到我们这一代佛弟子的身上。

  问:现代化不仅是一个理念,还要通过许多具体的操作来进行,法师认为,应当如何使佛教的现代化落到实处?
  答:在佛教步入现代化的进程中,除了立足于契理契机的根本宗旨,还应注重对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但是,我们要继承什么样的传统呢?佛教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了许多误区现象,这些也是传统,但不是优良的传统。有些人对中国宗派佛教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以为唯有阿含经典才能真正契合佛法;有些人专弘净土一宗,断章取义地强调其中的部分内容,廉价出售净土法门,甚至只见净土而不见佛法。这种种知见,都是因为对传统的片面认识所造成。我们继承传统,是要继承佛教的优良传统,这就需要对传统有正确的认识,以此选择我们所应继承和继续发扬的部分。也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佛教的健康发展。
  佛教现代化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文献整理。五四运动之后,随着白话文的兴起,传统的阅读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尽管佛经在翻译之时选择了较为明白晓畅的语言风格,也可以说是当时的白话,但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在理解上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尤其是历代高僧的大量论典和注疏,没有一定的佛学基础就很难深入。这就需要以现代的学术规范进行整理,如校勘、注释及白话翻译。通过这些工作,将更有利于佛教典籍的推广普及。
  而在弘法过程中,也要契合时代的思潮,如人生佛教的理念就和当代的人本思想非常契合。尽管古今中外的所有问题无非是由人们的贪、嗔、痴烦恼所构成,但在每个时代都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应对社会现状予以关注,以佛法的智慧去解决现实人生存在的问题。至于在弘法方式上,科技的发展的确带来了很多便利,我们应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及媒体的作用,在采用传统讲座和印赠经书弘扬佛法的同时,通过录音、录像、电台、网络等各种渠道来传播佛法,使更多的人从佛法中得到受益。

  问:前面您提到要正确处理“学术与信仰”的问题,同时也谈到将对佛教典籍进行学术规范。那么,究竟应当怎样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
  答:学术只是一种工具和方法。既然是工具,那么,它能达到的效果就在于我们是如何来运用这一工具。从现有的发展趋势看,今天所提倡的现代化基本就是全盘西化,而我们所说的学术化也是沿用了西方的治学方式。应当说,它的确有自身的长处,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是不是就可以一成不变地照搬呢?佛教的现代化工作还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正如民国年间所讨论的中西体用的问题,佛教应以自身的优良传统为根本,在这一前提下,使现代化的工具为我所用。以现代学术规范来研究佛学,对于典籍校勘和文献整理固然有一定作用,但涉及到佛学思想内容,尤其是修证的层面,学术方法就显得苍白无力。如果以学术规范来处理所有的问题,佛教将只剩下属于文化的这一部分。事实上,文化只是佛法传播的载体,而沉溺于学术研究甚至会以丧失信仰为代价。所以,在佛教学术化的过程中,我们要看到学术方法的长处,更要看到它的局限。

  问:现代化所带来的另一个重大改变就是社会的整体商业化。在利润最大化原则成为一切的今天,寺院是不是也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
  答:现代化是以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为两大支柱,从今天的社会现状来看,这样一种指导思想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个问题如果展开说的话就太大了。寺院也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受到影响和冲击是必然的。但作为寺院或出家僧伽来说,不能忘记根本职能。寺院是一个道场,是出家人修道的场所,寺院和僧宝的使命是住持佛法,弘扬佛法。明白了寺院的基本职能,自然就能认识到寺院的过分商业化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问:在宗教政策落实以来,国内各地陆续办起了几十所佛学院,也为教界输送了一批又一批毕业生,但目前能够走向社会从事通俗弘法的法师却极为有限,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答:目前佛学院的教育,无论是两年的预科教育,还是四年的本科教育,虽然在课程设置上涉及的面很广,但其弊端在于,对其中任何一门的学习都是浮光掠影式的。学生通过两年或四年的学习,往往只是掌握了一些支离破碎的佛学知识,未能对某个宗派或经论有深入了解。从另一方面来说,佛学院的教学沿用了社会办学的模式,基本局限于知识的传授,缺乏对学员弘法能力的培养,既没有安排弘法布教的相关课程,实际的锻炼机会就更少。而学生在毕业之后,更难有进一步深造和学习研究的环境,目前国内的三十多所佛学院中,只有中国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戒幢佛学研究所等少数地方招收研究生,能够提供的机会很少。没有扎实的佛学基础,又如何能走向社会从事弘法利生的事业?再者,从佛教界的大环境来说,弘法的气候也没有形成。受社会的影响,教界有不少人也在热衷于权利与经济之争,将发展旅游和经忏佛事作为寺院的重点建设,没有将荷担如来家业作为出家人应尽的本份。因此,即使有一些学有所成也有心从事弘法事业的僧才,却没有因缘去成就他们。这种种原因,使得能够走上社会弘法的法师寥寥无几。

  问:法师又是如何走上弘法道路的呢?法师经常说自己是随缘弘法,但缘也是可以造就的,您从事弘法这么多年以来,除了社会的需要,是不是也包括了主观的努力?
  答:在我自己来说,从出家到上学的那些年,并没有弘法的愿望。上学期间,因为文化和佛学基础都比较差,只知道如饥似渴地学习,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毕业后到了广化寺,教学之余就是读书,过着非常单纯的生活,和社会几乎是隔绝的,也还没有产生弘法的念头。来到厦门之后,有机会接触一些海外的法师,了解到许多港台教界的弘法情况,受到了很大启发。最初的弘法活动是从厦门大学开始的,当时我在厦大历史系进修研究生课程,因为这一因缘,就和厦大历史系联合举办了“佛教文化研讨班”,在南普陀圆通讲堂为厦大学生开设佛学讲座。在此同时,南普陀寺也开始举办面向社会民众的通俗弘法,记得当时选择的主题有“正信佛教系列讲座”及“人生佛教系列讲座”。这些活动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于是开始有外地高校及佛教团体请我去讲经讲座,这几年也经常应邀去海外弘法。
  我自己一直是本着随缘弘法的态度,有人请的时候就尽量去,没人请的时候就呆在山上读书教学。人的一生很短暂,能够扎扎实实地做好一件事情就不错了,这就需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位,知道做什么对自己是最合适的。有了这个定位后,就努力去做。当然做事还要有因缘,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就是我们的发心、愿望及能力,客观就是外在的环境。所以,我所说的随缘并不排斥主观的努力,当客观条件具备时,就好好地去做;当客观条件不具备时,就培养主观条件,也就是提高自己的素质。只有这样,在客观条件成熟之时,才有能力去担当。我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里,出家这些年来,各种机会也很多,但只有弘法才是我真正想要从事的事业。

  问:很多人都非常羡慕法师的生活,平时在山中读书写作,又有机会在世界各地讲经弘法,从您个人来说,内心更倾向于哪一种生活方式?
  答:在山里读书写作、享受自然和外出弘法,对我来说都一样重要,一样开心。我觉得一个出家人不存在得意和失意的问题,有的只是因缘的成熟与不成熟。在因缘成熟的情况下我很愿意为社会多做些事情,如果做事的因缘不成熟,我也能因此有更多的时间来充实自己,在大自然中过一种清静的生活,这不仅适合我的性情,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山居的时光,于我对佛学的思考很有帮助,生活在自然的环境中,能使人变得比较淡泊和沉静,能使自己的心处于比较空灵的状态。适当远离世俗生活,就能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去观察世界,比较容易认识人生的真相。就我个人而言,在弘法过程中尽管比较随缘,但对佛教事业始终本着积极的态度。也许因为有这份愿心,各种弘法的因缘就会不断出现,所以,我觉得在学佛过程中愿力的确非常重要。

  问:弘法是续佛慧命的事业,因此也有人说,必须有修有证才能讲经说法,这是不是有具体的标准?作为一个多年从事弘法事务的法师,您认为应具备哪些基本素质才足以担当起这样的职责?
  答:有修有证的概念本身就非常笼统,究竟什么样才算是有修有证?有修有证才能弘法,也包含着另一层含义,那就是在不曾有修证之前是不能弘法的,很多人会因此而退缩。事实上,佛法的修学需要我们以整整一生乃至尽未来际去实践,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而弘法则是一种能力的培养,从掌握佛法教理到参与弘法,需要有锻炼的阶段。对佛法的掌握,在成佛之前的任何阶段都不能说是已经完成。作为一个从事弘法事务的法师来说,能对一个问题有正确无误的认识,就有资格来弘扬这个问题;能对一部经论有正确的认识,就能弘扬这部经论,乃至一个宗派、一大藏教都是如此。除了具备正确的认识之外,相应的品行也是不可缺少的,它是一个弘法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佛法的弘扬包括言教和身教两个部分,弘法者对自己的信仰应身体力行地去实践,才足以为人师表。所以,我认为对一个问题有正确的认识并有能力将其表达清楚,能够遵守基本的戒律并有心实践佛法,以此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奋斗目标,只要具备了这些条件就可以去弘法了。

  问:对于学佛的在家居士来说,又应当怎样来影响并教化周围的人?
  答:作为在家居士,我们可以将自己学到的佛法及在学佛过程中得到的利益和大家一同分享。一个佛弟子能够切实奉行五戒十善的如法生活,使社会民众因此生起欢喜尊重之心,使他们从你的身上了解到佛法的伟大,而乐意去亲近佛法、了解佛法,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弘法方式。

  问:作为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一,佛教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力似乎不及基督教那么广泛,即使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佛教传统的国度,圣诞节的影响也超过了佛诞日,这一现象是不是也值得注意?是不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基督教在传播中的成功经验?
  答:在西方社会,基督教已经成为民众生活的一个部分,这的确可以使我们从中得到启发。我们今天提倡人生佛教,就是要将佛法落实到生活中,和生活打成一片。佛法并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对人生的全面关怀,包括从出生到死亡的每个阶段。我们不仅要给民众提供正确的人生观念,也应当提供更为具体的举措。如台湾教界已实施推广的佛化婚礼及临终关怀等等,就是一些很亲切的弘法方式。国内的佛教界也完全可以根据弘法的需要,开展一些与民众生活相关的活动。而佛菩萨圣诞等佛教节日,在历史上也曾普及并演化为民俗的一部分,但今天已被人们渐渐淡忘。我们也应当将此项工作作为对传统文化的恢复,并通过相关活动的开展来弘扬佛法,如在观音圣诞倡导慈悲的精神,在地藏菩萨的圣诞倡导奉献精神,使佛法以各种方式渗透在民众的生活中,和生活息息相关。

  问:现行的宗教政策对弘法活动的开展有没有什么阻碍?
  答:的确有很多人抱怨政策不宽松,事实上,在现行宗教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我们还有很多空间都不曾好好利用。政策允许寺院举办佛学讲座,但有几个寺院在开展这项活动呢?在旅游业日益发展的今天,各地寺院几乎都成了重要的旅游景点,这固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寺院的宁静,但同时也为普及佛法提供了很多机会,可寺院又为游客提供了什么?很多人到寺院走马观花一圈,仅仅将寺院当作古建和园林来参观,没能得到任何佛法的受益,使他们入宝山而空手归,这可以说是我们最大的失职。其实,我们需要做的并不是很难,我们可以在寺院以宣传栏的形式介绍佛教常识;可以设立小型图书阅览室和音像室,准备一些通俗的佛教书籍和音像资料供游客学习;可以设立经书赠送处,印赠佛教普及读物与大众结缘,以此消除人们对佛法的误解。还可以开设素菜馆,宣传素食与健康的意义;可以成立由出家师傅和在家居士组成的导游小组,免费为游客导游并宣传佛法知识;可以成立心理健康咨询机构,为游客答疑解难,并以佛法来解决现代人的心理障碍。寺院的建筑和格调应保持古朴和庄严,在晨钟暮鼓和梵唱清音中使游客切身感受寺院的独特氛围。出家僧众应威仪具足,举止祥和,使民众生起恭敬及皈依之心。这些都是在宗教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每个寺院只要有心就可以做好。所以,我们要有效利用我们现有的阵地。

  问:印赠经书是比较普及的弘法方式,长期以来,教界已做了大量工作。戒幢佛学研究所在办学的同时,也将通俗弘法作为重要的发展方向,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呢?
  答:佛教界在印赠经书方面的确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相应的成效,但我认为其中还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印刷质量比较粗糙。凡夫是很着相的,印刷粗糙的经书不易让人生起欢喜之心,尤其是对于还没有信仰的人,无法引起足够的重视。另外就是经书的内容,印赠的经书内容大同小异,且以宣传因果报应的居多,这对已具备一定信仰的人是有作用的,但对普通民众来说,反而加深了他们对佛法的误解,很难使他们因此信仰佛法。长期以来,中国奉行的是无神论教育,在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下,轮回说就成了他们学佛的重要障碍。因此,面向社会弘法,在内容上应多重视佛法对现实人生的关怀,针对现实人生存在的问题去引导大众;在书籍装祯上要提高品位,佛法是人生的智慧,是生活的艺术,一本书不仅要从内涵上给读者以启迪,也要从装祯上使人心生欢喜。能够做到这两点的话,人们拿到这样的书,就会有兴趣好好读一读。

  问:记得您在主持“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周末论坛”时,曾经有部分学员对法师致力于通俗弘法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在教界师资不足的情况下,法师应当将更多的精力用来培养弘法人才,您自己对这个问题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答:通俗弘法和培养人才对于弘扬佛教的作用是一样的。因为社会是僧众来源的土壤,也只有在佛教信仰比较普及的前提下,我们才可能得到高素质的佛教人才,并从中培养出类拔萃的僧才。就我个人来说,把两者看得同等重要。
  通常,我们以为佛学院的教学要比通俗弘法更难,事实恰恰相反。通俗弘法的事情似乎有些佛学常识的人都能做,但真正要做好,做得有效果,还是不太容易。因为通俗弘法所要做的,是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把高深的佛法哲理,所要做的是深入浅出的工作,如果没有深入研究经教,怎么能准确运用通俗、生活的语言去表达佛法?又怎么能用佛法的智慧去解决现实人生存在的各种问题?而通俗弘法,面对的听众也可能是初次接触佛法,需要在短时间内使他们对佛法产生兴趣,不具备一定的摄受力,又如何能打动对方?而通过短短一次讲座就把某个问题讲清楚,也是不容易办到的。

  问:还有个问题不知是否恰当,古德云,“做空花佛事,水月道场”,从这一角度来看,弘法的意义何在?
  答:空花佛事、水月道场是一个从事弘法的法师应该具备的认识和境界,否则,还不能称为一个合格的弘法者。菩萨道的修行具备了三大内涵,即菩提心、菩萨行和性空见。性空见就是要了知一切法如梦如幻,有了这个前提,在度众生的过程中才不会执著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不会执著于五欲尘劳。反之,虽初发心是菩提心,久而久之,就会成了名利心。菩萨虽了知诸法如梦如幻,但同时也知道因缘因果的相续作用,因此还是能以慈悲心为众生讲经说法,修习福德资粮。《金刚经》告诉我们:“菩萨度无量众生,实无一众生得灭度者。”正因为菩萨不住于度化众生的相,才能对所有人发起平等的同体大悲,积极从事度化众生的事业。

  问:继《人生佛教丛书》之后,法师又将推出新的《人生佛教小丛书》,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有关情况?在结束这次采访前,还想了解法师下一步的打算,我想这也是广大读者所关心的。
  答: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我想要关注的,以佛法的智慧来解决社会人生的一切问题,正是每个佛子的责任所在。即将推出的《人生佛教小丛书》,将是我在今后这几年的重点任务之一。《小丛书》将从佛教的角度来关心信仰、环保、道德、财富等种种社会问题。
  同时,我也希望通过多种渠道来弘扬佛法。目前,研究所还主办了“戒幢佛学教育网”和我的个人网站,包括“论文专著、法音宣流、弘法足迹”等几大栏目,收集了大量的音像及文字资料,可以说是我十年弘法的一个总结。网络道场能够超越时空的局限,为更多的人提供接触佛法的因缘。
  我是个随缘的人,只要有因缘就会努力去做。当然,我也很希望自己能有更多的时间在山里坐看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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