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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
论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期思想
警言
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根本之点在于，他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静止无矛盾只需要向前发展经济的平静社会。这个社会作为一种中性的过渡形态，它既存在着向前，向更高级社会形态进步的可能，也存在着向后复辟和倒退，倒退回半殖民地和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可能。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仍存在着极其深刻复杂的差别、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中既包涵着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的内容，也包涵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对这种矛盾，如果统治阶级、执政党处理不好，则发生动乱、暴动或革命是随时可能的。因此，历史绝不会终结！
论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期思想
何 新
文革是20世纪中国史中一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1966―1976之十年间政治风云波诡云谲。近年来，其真相通过当事者的回忆与记述已逐渐显露。但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复杂曲折之进程，却至今仍是一个谜。本文是我深入研究了重要当事人、知情人的回忆录，①毛泽东著作和言论，文革重大政治事件及这个运动的全过程后，所尝试作出的一个系统性解释。
①本文所据及引用资料，全部来自已公开发表的报刊及书籍。多数来自第一手或当事人的回忆录。
（注文一律用蓝色字表示）
文革之爆发，上承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1917年俄国革命、1949年中国革命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极其深刻的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全球帝国主义体制的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动力原因。但其主导因素则是毛泽东所发动的政治斗争。
本文不拟深入涉及其意识形态及社会基础的更复杂背景，而仅试图就从文革准备期，以及文革进程中的政治斗争及重大政治事件的演进（这种政治斗争的幕后力量，是社会中不同的利益集团），勾勒出一个粗线条的脉络。但是，如果抽去了政治斗争背后的阶级内容，这种政治斗争就只能庸俗化地解释为政治派系之争或个人权力之争。这显然是片面和浅薄的。故更深入的历史分析，尚有待于来日。
有人曾说，文化革命是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中一个难解的斯芬克斯之谜。我相信此文应可以解开这个谜。我写此文，目的主要是用以澄清我个人头脑中的疑问和困惑。
上篇 理论准备与政治背景
1
关于导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主要似有如下八个方面：
一、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对于内外政策发生分歧。（如经济上的“三自一包”、外交上的“三和一少”，特别是在四清整党问题上，毛刘之间多次发生重大分歧。）①
①据邓力群（曾任刘、陈秘书）讲：“在一个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再三讲，农村已经出现走资派，运动的重点是整他们。少奇同志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表示赞成，一次、两次、三次，都没有表示反对或赞成。他讲‘农村情况复杂，各种矛盾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互相交叉，要具体分析。’可以 说是各讲各的。”（邓力群1981年7月30日讲话）
二、对国家未来发展方向和模式发生分歧（所谓路线之争：毛试图构建最终将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制度，而刘少奇所代表的一些领导人，则主张搞“新民主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
三、政治斗争（国家政治中的主导权、领导权之争：由毛泽东作最终决策体制与政治局、书记处集体决策体制，亦即所谓“一线二线”之争。）②
②即所谓“听毛主席的话”与“不听毛主席的话。”文革中后者对领导人乃是重要的政治错误以至罪行。
四、意识形态之争：毛坚持造反革命主义与刘少奇的非正统儒家主义加斯大林等级制官僚主义（“修养”及“服从”的伦理体系）。①
①值得注意的是1962年9月15日毛给刘的一信，毛建议刘读《文汇报》一文“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然后写道：“所谓伦理学，或道德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是讨论社会各阶级各不相同的道德标准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其基本对象是论善恶（忠奸、好坏），统治阶级以为善者，被统治阶级必以为恶，反之亦然。就在我们社会也是如此。”这似乎是隐晦地批评刘当时正酝酿再版的《论修养》一书及彭德怀问题。
1969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谈话时，认为刘思想根源是孔夫子的儒家，并提出批孔问题。这一观点姚文元将其写入于当年8月1日发表之两报一刊社论中。这是文革中“批儒”（20世纪“五四”以后第二次大反孔）的先声。
五、社会背景（1949年革命胜利后，党政干部阶层发生官僚主义化，由于社会分工导致政治和阶层分化：政治等级制度、党政官僚特权制度，以及财产私有意识开始萌生，社会下层对官僚主义也存在不满情绪）。②
②这是导致文革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事实上文革早期的群众大字报主要指向于官员的这一类问题。
六、历史原因：历次党内政策路线争论留下的政治裂痕，尤以大跃进失败导致的党内政治分歧为尖锐，庐山会议遗留下了对“三面红旗”的怀疑和未结束争论等。所谓“算帐派”和“观潮派”的存在。如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
七、自大跃进失败和庐山会议以后，由于毛泽东退出了国家政治的一线领导地位，其对政治事务包括人事安排的影响力有所缩小。
虽然表面上他仍被拥戴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神圣精神领袖，但是不和谐的声音（如杨献珍、陆定一等要求以马克思、列宁著作而不仅是毛泽东思想为意识形态正统和主流），以至要求寻求意识形态多元化（包括文化上实行“真正”的“百花齐放”）的声音也开始出现。这种思潮，就是所谓文化上的“修正主义”。①
①毛泽东认为：百花齐放不是目的，而应当从属于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一目的。“作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同自然科学一道，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不为经济基础服务，不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是不行的。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八、自建国以后，毛泽东一直试图寻找一种民主形式，使得下层民众能够通过这种形式攻击政治上与社会中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从而消除社会中统治者（执政党）与被统治者（人民）之间的磨擦和矛盾。但他没有考虑为这种民主创制制度，而是考虑使用群众运动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所谓“大民主”形式解决这类问题。
由于这种群众运动可能导致政治失控及无政府状态，因此一直受到主流官僚阶层的限制和抵制。②
②毛泽东1967年2月8日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在毛泽东的历史观中，具有一种民粹主义（或曰民本主义）的倾向。他无条件相信“群众”，无条件相信抽象的群体“人民”是历史动力。
毛泽东始终崇信群众，蔑视精英。林彪曾发挥毛的这种观观点说：“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整体力量，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奇迹似的胜利。这是毛泽东一向崇信人民群众力量的根源。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不仅是要搞掉某些官员，而且要改造整个制度。但是对于新制度，毛却并没有形成明确的蓝图。他寄希望于群众的自发创造，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巴黎公社式的群众的首创精神。①但是，1958年大跃进的失败，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失控，却也都与毛泽东对群众运动的盲目放纵有直接关系。
①1958年的大跃进中也曾是如此。”人民公社“这种村社组织形式，并不是毛的发明，而是农民自身的发明。1960年河南信阳农民的大批饿死，正是由于认为已实现共产主义的群众，在大食堂中放开肚皮大喝大喝自己吃光了所有的储备粮和种子粮。他们以为（也许有乡官承诺），吃光了国家会管。但在国家遭灾后，地、省没有余粮可调拨，地方官员为逃避责任，而向上和对外严密封锁和隐瞒消息。正是群氓的愚昧造成了这场大灾祸。实际上，文革中的各市地多群众性暴政也都是如此造成的。不理解毛泽东的这种民粹主义历史观，对文化大革命是无法理解的。
2
十年文革，大体可以分为五个时期。②
②关于文革的历史纪年，有两种算法。一种自1965年11月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批判吴晗的论文算起；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结束，历时十一年。另一种自1966年中共中央发布“5・16通知”，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算起，历时约十年。我取第一种。
（1）从1965年的发动动员到1969年“九大”召开，这是第一时期，即动员造反和走向全国夺权的时期。文革开始不久，刘邓即在8届11中全会上遭贬黜。
此后，活跃于政治舞台中心的就是江青及其控制下的中央文革小组。其对立面则是环绕在周恩来、陶铸周围，努力试图维持现存秩序而遏制造反运动的党政干部阶层。
（2）从1968年8届12中全会至1969年中共“九大”确立林彪及林系将领对军政的强力主导地位开始，到1971年“9・13”事件林彪坠机的三年，是第二时期。这个时期活跃于舞台中心的是林彪的军事集团。?
在这个时期，文革领导集团包括中央文革小组本身发生了深刻的分化和裂变。文革初期应运而生的民粹造反派势力已受到遏制，被逐出政治舞台。
陈伯达转到了向林彪军事集团寻求庇护而结盟的地位。这个新的林陈政治联盟的根本目标，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巩固林系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则是试图阻遏最高权力最终落到江青、张春桥一派头上。①为此林陈与后者由摩擦直到发生直接的政治冲突。9届2中全会上，毛泽东粉碎了林陈联盟，但是文革路线也由此开始陷入深刻的危机。
①在“571”纪要中，林立果将江青一派称作“托派文人”小集团。
（3）1971年“9・13”事变以后，林彪军事集团被毛泽东彻底粉碎。但是，这个事变的后遗症是极其深刻巨大的。毛的权威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毛的身体情况也陷入危机。新的政治真空出现，周恩来趁势发起“批极左”思潮。中经“批林批孔”的反击，1974年周恩来扶持邓小平复出，这是文革的第三时期。
这个时期，是周所代表的试图重建秩序（“克已复礼”的老干部派与仍然把握部分权力的江青集团不断磨擦和进退相胶着的时期。
（4）1975年―1976年间周恩来患重病退出政治舞台中心，经毛泽东同意邓小平重新走向政治舞台中心。这个时期毛泽东有意疏远贬抑江青。邓小平在周恩来支持下，实际也是在毛泽东某种程度的默许下，实施“全面整顿”；试图扭转和调整内外政策。这是第四时期。
（5）1976年初毛被动地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久周恩来去世。继之毛泽东去世，华国锋逮捕四人帮，文化革命由此走向全面失败。这是文革的最后阶段。
3
为什么必然会发生文革？作为党公认的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为什么在文革中要发动社会下层力量起而造反，摧毁党的组织和社会体制，进行一场“革命”？
实际上，导致文革爆发的中央政治分歧，在发动文革的十年前，1956年中共第8次代表大会上已伏下端倪。
八大报告认为“全面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八大后国内主要任务是从事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政治任务是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等。对这些提法，由后来的实践看，作为党的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并不真正赞同。
在八大大会上，从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政治原则。邓小平代表政治局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接受了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反对“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提法，强调加强集体领导。
从政治观点看，这实际是对1943年中共决定确立毛泽东最高领袖地位的一个逆动，①同时也是对苏共20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路线的一种积极回应。这种逆动，毛泽东认为正是“修正主义”思潮在中共党内的表现。但是这种思潮，当时在党内、政治局内和社会上都具有相当广泛的思想共鸣和舆论支持。
①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进入中共核心领导，但当时“只解决了军事路线的问题。”毛并没有被确立为党的领袖。毛的最高领袖地位，实际是在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政治局同意给予毛泽东在重大政治、军事问题、人事组织方面的“最终决定权”和否决权，才真正确立的。
因此，八大的第二年，1957年初毛泽东发动鸣放和整风运动，让民间具有反体制倾向的各种批评声音，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民主”形式出笼，从而直接冲击和挑战党内官僚主义体制，冲击革命后产生的“既得利益”集团。
当党内官僚要求对批评党和官员的倾向作出反击和回应时（此即“反右派”斗争），毛就首先迫使他们不得不承认“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矛盾仍然是国内主要矛盾；从而不得不在事实上修正了“八大”对于国内形势的政治估计，为最终修正八大路线埋下伏笔。①
①许多知识分子认为，毛1957年的“鸣放”和“反右”是针对知识分子的，这种看法不符合历史真实。实际上，毛发动鸣放和整风，本来是针对着党内官僚阶层的。
1957年4月以后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使毛转变了立场。
4
党所发动的反右斗争，彻底遏制了知识界及民主人士中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潮，为决策权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提供了政治、思想和社会基础。
随之毛泽东在党内发动反对“反冒进”斗争，批评周恩来、陈云（中共历史上的“国际”派领袖），同时也间接触动了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刘是毛在延安整风时反对王明派所依靠的主要的政治盟友）。①
①1964年3月、1965年1月，毛突然批转一个在党内从未公布的重要文件。文件中包括毛泽东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写的一篇长达五万字的批判王明路线的文章。毛泽东批示中说：
“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
“其中关于（6届4中全会成立的临时）中央不合法的问题，已在1945年七大前的中央会议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上不提了，即承认其是合法的了，这样做于全党有利。其中又提了总理的名子，也应该删掉，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
反冒进斗争的实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1957年10月毛参加莫斯科会议后，从国际形势中感受到巨大的国际政治压力，使毛认为有必要加速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毛泽东急切地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一个极其落后、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前现代中国，在15年内不仅完成工业化，而且“超英赶美”，跻身于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工业强国之列。
实际上，从五十年代引发了激烈党内争论的社会组织改造，即农业的改组（合作化）和经济所有权的重组（公私合营），到1958年发动“大跃进”，都是为了这一目标。所谓“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正是反映了这种急切意识。为此，在反对刘、周、陈的“右倾”之后，毛泽东收回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决策权，亲自走向第一线，抓钢铁产量和建立人民公社，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但是，大跃进使国民经济遭遇重大挫折。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本欲反左纠偏，调整大跃进的失误。但彭德怀张闻天（都是历史上曾与毛闹别扭的人）先后上书和发言，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对党的方针路线（即经济建设中的“左”倾路线）作根本性的反省。这样一来，对于大跃进的得失之争就转变成争夺旗帜和最终决策权之争（彭、张要求扩大党内民主的实质也就是关于决策权的问题）。
毛泽东决定在政治上作出反击，免除了彭张的职务，将其追随者打成“反党集团”和“军事俱乐部”。在所有这些政治斗争中，毛一直都是居高临下，乘风破浪，高屋建瓴的。
5
但是庐山会议后，政治形势使大跃进中的决策失误不能得到纠正，因此经济形势严重恶化。
在此形势下，毛主动要求退居二线，准备系统研究经济理论，①实际也是向政治局承担了大跃进中经济领导失误的责任，从而把经济工作的决策权重新委托给刘、周、陈、邓。
①庐山会后在军委扩大会上，毛检讨自己说：“我也是一个甚为不足的人。很有些时候，我自己不欢喜我自己。马克思主义各部门学问，没有学好。外国文，没有学通。经济工作，刚刚开始学。但我决定学，不死不休。对于这些，我也要改，要进取。那时，见马克思的时候，我的心情就会舒畅一些了。”（1959.9.15）
同年12月30日毛给女儿的信中说：“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当时毛组织了邓立群、胡绳等“秀才”，与他一起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61年以后，刘、陈在经济上采取了现实主义的调整方针，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公共食堂）等“大跃进”的方针全面向后退却。刘周陈提出以“调整”为核心的八字方针，①其基本思路是缓和党内和社会内矛盾，恢复秩序，调动生产积极性。为此，刘、邓在政治上试图为由于批评大跃进而被定为“右倾”的干部平反。这些作法，当时毛迫于国民经济形势的严峻性，虽然不得不同意，但是在政治上是有极大保留的。
①1960年8月，周恩来主持发生《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1年1月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全面调整经济方针和政策。
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等提出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毛在会上讲话，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中央犯了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但正是在此次会上，出现了政治上继续支持毛，与要求进一步追究中央经济领导失误责任的两种不同声音。林彪、陈伯达从政治上对毛给予支持，提出必须坚持和高举毛旗帜。而刘、邓、彭则认为，反思大跃进错误根源是必要的，可以防止以后再度发生类似的错误。（在此次会后，彭德怀向中央上呈“万言书”，要求平反。）
因此，在是年夏季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重新提出阶级斗争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把矛头引向“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这一提法，把经济政策分歧引向了政治方向问题，实际上彻底修正了八大政治路线。同时，对外则展开了批判苏共的斗争（组织和发表了“九评”）。然而，对于这些势必导致党内外关系和国际关系发生紧张的方针，虽然在全会上得到通过，但在高层并没有得到多数领导人内心中的真正认同。①
①1962年2月，王稼祥上书中央，要求调整中央对外、对苏政策。提出“三和一少”。
这就引起毛的愤怒。他觉得大批干部靠不住了。因为他相信，至少“在农村、工厂、学校、商店、机关，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自己人手里”。不少党政干部已蜕变成姓“资”的当权派。因此，毛泽东提出在全党展开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解决领导干部中的方向问题。但是，他的想法受到了抵制。
6
自1962年以后，在若干经济问题上，政治问题上，国际问题上，党的集体领导有所加强。许多重大决策常常以多数表决形式决定，因之对毛泽东的最高决策权形成日益强有力的牵制。毛泽东的一些意见难以成为党的最终决策。
毛泽东说：“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①
①值得注意的是毛1962年8月10日及8月12日对国务院国家机关及中组部的两件批示：（1）“中央对国内很多情况不清楚，许多领导机关封锁消息，不作论证性的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实行独立王国。”“如果再不改，就只有执行纪律的一条路了。”（2）“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致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们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事实上，国家机关及中组部不向上级请示报告是不可能正常工作的。但毛退居二线后，他们都只向直接上级即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周、邓、彭请示报告，而不向毛报告日常工作，因此毛有失控之感。
1970年12月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
1963年以后，毛提出在全党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围绕这一运动的政治方针，毛泽东与政治局发生了严重分歧。此对最终导致发动文革，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
毛泽东在会前听取政治局工作汇报时对刘少奇不无讽刺地影射说：
“（社教）还是请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此前，毛泽东多次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下去抓“四清”，但没有人下去。刘少奇后来讲了话，许多部长就都下去了。因此毛泽东有大权旁落之感。他感到，党的组织路线发生了问题，许多高级干部不跟他走。党中央内存在着以刘少奇为政治核心的另一个“司令部。”
7
这次会议前夕，毛泽东与主持中央工作的刘邓发生一次正面的交锋。这次事件，为文化革命的政治斗争直接埋下了伏笔。
1964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邓小平建议毛泽东，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
在工作会议进行期间，中央常委于12月20日开会讨论社教运动的对象问题，刘少奇的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尖锐不同。毛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主要要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①
①毛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
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主要是这些坏干部顶在他们头上。坏得很，受不了。对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面又有他的人，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
刘少奇问：“怎么讲主要矛盾呢？”
毛泽东说：“还是讲当权派，他要记工分嘛，五大领袖嘛，你五大领袖不是当权派？”
刘少奇：“有3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多种情况是有工人出身，在立场、经济、组织上四不清，他们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的地富当了权的，还有已经戴了帽子的地富反坏分子当了权的。”
毛泽东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五大领袖和跟当权派走的。不管你过去是国民党共产党，反正你现在是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要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无法办，不整党没有希望。”
毛泽东说：“搞的结果戴帽子的户数不能超过7%至8%，人数不能超过10%，否则就太多了。”他批评有那么多的地方将坏分子划成20%（包括地主富农、新生反革命、和平演变的）。他质问刘：“7亿人口划成20%会有多少人？可能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他主张，“先搞豺粮，后搞狐理，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分不清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在会议上，当毛主张运动必须针对当权派时，刘一直表示反对。他针对毛插话说：“情况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在这里，毛泽东将斗争的对象直接直接指向了干部队伍，党的官僚组织。这与后来发动文化革命的斗争目标是一致的。实际上是主张进行针对党的第二次革命。但对此，刘少奇为代表的政治局多数是持有根本异议的。
刘少奇认为，主张走资主义道路的人，不能称作为一个“派”。斗争矛头，不能指向党的干部组织，指向国家机器。他主张在四清中保护干部，矛头主要指向社会下层的“地富反坏右”（即文革中所谓“黑五类”）。他将毛泽东针对党内上层的阶级斗争方向作了扭转。
7
这些分歧，激怒了毛泽东。因此在此次会议进行中，毛泽东戏剧性地带了一本党章、一本宪法来到会上。他摇动党章，说：“作为党员我有开会权。”摇动宪法，说：“作为公民，我有言论权。”他指着刘邓说：“这里有两个人，一个不叫我参加会，一个不叫我讲话。”
这一举措，实际是在党的高级领导层前，公开暴露了毛泽东与刘、邓的分歧和矛盾。不仅如此，在会议的第二阶段，毛泽东尖锐地直接抨击刘少奇。1965年1月3日，三届人大高票（几乎全票）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当天，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小会上批刘的夫人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死开会。有的同志集中15000人搞一个县（指王光美的四清工作团），我看是搞了烦琐哲学。”
1月13日，毛泽东同一些省区的负责人谈话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京，经过许多地方都没听到反应。”毛泽东还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
面对着党可能发生分裂的危险，在周恩来的协调下，刘邓作了不尊重毛的检讨，毛泽东的主要观点，被中央工作会议所通过，写入由他委托陈伯达、王力等起草，而由毛最后审定的《23条》之中。
但是，政治局多数人仍然不同意“四清”运动的矛头应主要针对当权派、整干部。因此，《23条》对干部情况作了如下估计：“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看待干部，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对于犯轻微四不清错误和交代好的干部要尽早解放出来。”
但是，在总的指导思想上，文件接受了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强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这个文件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是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中央部门中的“部门”二字是周恩来提出加上的，从而对“中央”二字作了限制）。这就为后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的各级领导核心开展“文化大革命”，作了理论的准备。在这里，已经蕴涵了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对象。
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影响深远的结果，是毛泽东由此时下定撤换刘少奇的决心。①
①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党委会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建议的；再嘛，又过于信任虽人，引起我警惕，还是23条那时候。”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回答埃德加・斯诺提问的“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时，说道：“那就早。1965年1月，《23条》发表。《23条》中间第一条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毛泽东认为，党的政治局和书记处已经被反对他的政治力量所操控。
8
从社会生活看，1962―1966的几年亦即文化革命的前夜时代，是一个政治清明、官员清廉、国民经济正在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场规模巨大的工业革命正在中国的大地上有节奏地发生。
大庆油田的开发，解决了当时中国工业发展所亟须解决的能源问题。自五十年代的“一五”计划以后，中国即进入了大规模工业革命的进程。1958年的大跃进及其失败，使中国经济发展遭遇重大挫折。
但经历六十年代初的调整时期后，自1962年起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高速增长的时期。在经历了严峻的三年困难以后，农业中人民公社的组织已经稳定下来，农民正在适应这一集体化的新组织形式。农业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城市人民的日常生活也得到改善。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新的问题。在经济中形成一些矛盾的趋势。决策集团面临着重大的选择。最重要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1、工业中是以利润、积累资本作为生产目的（孙冶方为代表的经济理论），还是以不计较经济成本，而使经济发展服从政治目标即以社会使用价值为生产目的？
2、企业主人究竟是工人，还是经营管理者？毛的路线，似乎始终是想试图探索一条工人自治、工人自主管理的路线。1958年鞍钢提出的所谓“鞍钢宪法”提供了这种探索的一种标本。
而刘少奇代表的方针，则更多地重视通过强化管理者管理地位和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管、卡、压”）来提高生产效率。这一路线的标本是六十年代初部分内容模仿苏联“马钢宪法”即苏式官僚主义管理体制制订的《工业管理六十条》，以及1964年前后拟建立的“托拉斯”工业组织。
3、在农业上，自从五十年代以来，决策高层中就一直存在集体经济与个人经济在经济效益上孰优孰劣的争论。六十年代初部分农村中实行包产到户，开放集市贸易，对于经济恢复活力，显示了重要作用。但商品经济对于自然经济状态下农村社会关系的侵蚀，导致了农民的经济分化，随之形成一个手中积累了农产品剩余的新生富裕农民阶层。这种分化与毛的均富（“共同富裕”）的政治理想相违背，同时也对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造成了冲击。
4、随着经济生活的复苏，在国家机关、企业、公社中，都出现了早期的国家干部腐败现象――贪污、腐化等。之所以称为“早期”现象，是因为六十年代的这种腐败现象，在浸润的程度和规模上，都是极其微弱的。
［国外有历史学家（费正清）曾指出，五十年代建立的新中国政府，是中国历史中最清廉的一个平民政权。共产党的干部，以其勤劳、朴素、刻苦和对社会事业的热忱与责任感，赢得了广泛的人心。但是这一形象在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中，似乎已表明不那么完美。一些“四不清”的个案被揭发出来，其根源来自商品货币关系对政治生活的侵蚀。］
5、研究毛泽东的人会注意到，毛的内心深处深深憎恨一切阶级压迫，厌恶等级制度，有浓厚的平等意识和平民观念。（因此，1958年，他支持张春桥那篇受到党内多数官员反对的主张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即反对等级制度的文章。）
毛一向蔑视人世间那些高高在上者，随时准备向他们挑战和斗争，无论这种高高在上者是称霸于世界的超级大国还是本国土地上的官僚。同时，他更关心社会中的那些贫穷无靠者的命运。因此他多次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9
研究历史者会意识到，毛的文化革命在根本上是一场针对“走资派”、“当权派”，即官僚阶层的革命。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注意到他亲手设计和缔造的国家制度中，正在发生新的阶层分化。德热拉斯五十年代的名著《新阶级》以及托洛茨基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这两本书都于60年代在中国作为灰皮书出版，在高级干部中流传。这两本书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官僚主义现象有深刻分析，当时给许多阅读过这两本书的人以深刻的印象。
1965年1月，毛泽东对农机部长陈正人社教蹲点报告的批示中，讲了这么一段话：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①
①陈正人报告中指出：“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过去我们也曾不断检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但是，究竟官僚主义有多大的危害，在我，就是从这一次比较认真地开始蹲点才逐渐明白过来的。我开始体会到，一个巩固的社会主义企业建设的过程，只能是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过程，也是企业中的党和工人阶级不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化的过程。”毛的上述话是针对此文而发的。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这段话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毛泽东所提出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一概念。在此之前，毛在《政治经济学读书谈话》中曾提出过革命后的“既得利益阶层”，在“九评”中，提出过“特权阶级”，这个新概念显然是上述概念的发展。
毛讲的这些话，对当时中国的政治领导层无疑是一种深刻的震撼，但也因此受到了一些官员们强烈的反对和抵制。毛泽东深刻地观察和注意着六十年代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官僚主义现象。他显然认为，无论是从他所信奉的共产主义原则的立场，还是从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角度，这些正在露头的经济不公正的社会分化现象，都是一种危险的不谐和音。
自五十年代以来毛泽东不断从事对共产主义理想制度和模式的探求和试验，他认为，为此理想所付出的社会牺牲和一切代价，乃是必要和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而对其他领导成员出于经济政治现实主义考虑所作的合理化政策，毛泽东认为是对国内外资产阶级的让步和退却，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当这些领导人拒绝他的批评告诫而继续坚持这条现实主义的路线时，毛认为这表明这些领导人已成为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代表人。
1962年在中共8届10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阶级矛盾和斗争的问题。这是对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已无阶级矛盾这一正统理论的正面冲击。
但是，对毛的这一提法可以从左与右两方面作出不同的解释。右的解释是把阶级斗争引向社会下层，即针对当时已处在被剥夺和无权利的贱民地位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左的解释是把斗争方向引向社会上层，引向掌权的官僚阶层本身，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从后来的实践看，毛提出阶级问题的本义显然是针对于后者。①
①所以毛泽东1967年1月8日谈到上海夺权时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10
文革是毛泽东的一次大规模政治改革实验。
通过文革，毛的确要从他认为是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手中收回或夺取权力。但他之所以衰年变法，之所以认为自己需要这种权力，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权力的欲望或为私人或家族或小集团谋利益；而是因为他认为，只有通过重新把握这种权力他才可以把握住国家向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他认为这对于国家和人民是有利的。
虽然资料表明，早在1964―1966年间，毛泽东已经在构思后来属于文化革命的那些政治主题；但是，这场运动在实际的进行中变得愈来愈难以驾驭，以致最终失控。因此，尽管不断呼吁人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但是事实上，通观这场运动的全过程，却难以认为这是具有完整、周密的通盘部署和战略计划的一场政治革命运动。
文化革命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神秘的非现实主义气氛。一些突发的偶然事件常常成为巨大浪潮的先导。这场革命的起因与高层的政策分歧、政治理念分歧和政治斗争有关。然而仅仅从这种斗争的角度却也不能解释文革的全部过程。
事实上，当这场革命一被发动起来以后，它在很长时间内就似乎是一个遥遥无期的进程。
林彪事件以后，愈来愈多的人们已经怀疑这场运动，盼望这场运动早日结束。但革命的目的似乎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维持这场运动本身。目标已迷失了，运动就是一切。
结果，全民族都被这场无休止的运动拖得疲惫不堪。当它终于被宣布结束的时候，人们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人们迫切地希望由理想的天国重新回到现实的土地上。
于是，人们后来纷纷起而诅咒这场“革命”。大家似乎都忘记了，当这场运动最初起来时，全中国的多数人们（包括作为一个初中学生的笔者本人），当时曾经是以怎样狂烈的热情和喜悦的期待，欢呼着投入于这场炼狱之中的。（上篇完）
论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期思想
警言
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根本之点在于，他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静止无矛盾只需要向前发展经济的平静社会。这个社会作为一种中性的过渡形态，它既存在着向前，向更高级社会形态进步的可能，也存在着向后复辟和倒退，倒退回半殖民地和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可能。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仍存在着极其深刻复杂的差别、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中既包涵着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的内容，也包涵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对这种矛盾，如果统治阶级、执政党处理不好，则发生动乱、暴动或革命是随时可能的。因此，历史绝不会终结！
论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期思想
何 新
文革是20世纪中国史中一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1966―1976之十年间政治风云波诡云谲。近年来，其真相通过当事者的回忆与记述已逐渐显露。但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复杂曲折之进程，却至今仍是一个谜。本文是我深入研究了重要当事人、知情人的回忆录，①毛泽东著作和言论，文革重大政治事件及这个运动的全过程后，所尝试作出的一个系统性解释。
①本文所据及引用资料，全部来自已公开发表的报刊及书籍。多数来自第一手或当事人的回忆录。
（注文一律用蓝色字表示）
文革之爆发，上承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1917年俄国革命、1949年中国革命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极其深刻的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全球帝国主义体制的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动力原因。但其主导因素则是毛泽东所发动的政治斗争。
本文不拟深入涉及其意识形态及社会基础的更复杂背景，而仅试图就从文革准备期，以及文革进程中的政治斗争及重大政治事件的演进（这种政治斗争的幕后力量，是社会中不同的利益集团），勾勒出一个粗线条的脉络。但是，如果抽去了政治斗争背后的阶级内容，这种政治斗争就只能庸俗化地解释为政治派系之争或个人权力之争。这显然是片面和浅薄的。故更深入的历史分析，尚有待于来日。
有人曾说，文化革命是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中一个难解的斯芬克斯之谜。我相信此文应可以解开这个谜。我写此文，目的主要是用以澄清我个人头脑中的疑问和困惑。
上篇 理论准备与政治背景
1
关于导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主要似有如下八个方面：
一、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对于内外政策发生分歧。（如经济上的“三自一包”、外交上的“三和一少”，特别是在四清整党问题上，毛刘之间多次发生重大分歧。）①
①据邓力群（曾任刘、陈秘书）讲：“在一个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再三讲，农村已经出现走资派，运动的重点是整他们。少奇同志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表示赞成，一次、两次、三次，都没有表示反对或赞成。他讲‘农村情况复杂，各种矛盾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互相交叉，要具体分析。’可以 说是各讲各的。”（邓力群1981年7月30日讲话）
二、对国家未来发展方向和模式发生分歧（所谓路线之争：毛试图构建最终将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制度，而刘少奇所代表的一些领导人，则主张搞“新民主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
三、政治斗争（国家政治中的主导权、领导权之争：由毛泽东作最终决策体制与政治局、书记处集体决策体制，亦即所谓“一线二线”之争。）②
②即所谓“听毛主席的话”与“不听毛主席的话。”文革中后者对领导人乃是重要的政治错误以至罪行。
四、意识形态之争：毛坚持造反革命主义与刘少奇的非正统儒家主义加斯大林等级制官僚主义（“修养”及“服从”的伦理体系）。①
①值得注意的是1962年9月15日毛给刘的一信，毛建议刘读《文汇报》一文“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然后写道：“所谓伦理学，或道德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是讨论社会各阶级各不相同的道德标准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其基本对象是论善恶（忠奸、好坏），统治阶级以为善者，被统治阶级必以为恶，反之亦然。就在我们社会也是如此。”这似乎是隐晦地批评刘当时正酝酿再版的《论修养》一书及彭德怀问题。
1969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谈话时，认为刘思想根源是孔夫子的儒家，并提出批孔问题。这一观点姚文元将其写入于当年8月1日发表之两报一刊社论中。这是文革中“批儒”（20世纪“五四”以后第二次大反孔）的先声。
五、社会背景（1949年革命胜利后，党政干部阶层发生官僚主义化，由于社会分工导致政治和阶层分化：政治等级制度、党政官僚特权制度，以及财产私有意识开始萌生，社会下层对官僚主义也存在不满情绪）。②
②这是导致文革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事实上文革早期的群众大字报主要指向于官员的这一类问题。
六、历史原因：历次党内政策路线争论留下的政治裂痕，尤以大跃进失败导致的党内政治分歧为尖锐，庐山会议遗留下了对“三面红旗”的怀疑和未结束争论等。所谓“算帐派”和“观潮派”的存在。如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
七、自大跃进失败和庐山会议以后，由于毛泽东退出了国家政治的一线领导地位，其对政治事务包括人事安排的影响力有所缩小。
虽然表面上他仍被拥戴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神圣精神领袖，但是不和谐的声音（如杨献珍、陆定一等要求以马克思、列宁著作而不仅是毛泽东思想为意识形态正统和主流），以至要求寻求意识形态多元化（包括文化上实行“真正”的“百花齐放”）的声音也开始出现。这种思潮，就是所谓文化上的“修正主义”。①
①毛泽东认为：百花齐放不是目的，而应当从属于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一目的。“作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同自然科学一道，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不为经济基础服务，不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是不行的。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八、自建国以后，毛泽东一直试图寻找一种民主形式，使得下层民众能够通过这种形式攻击政治上与社会中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从而消除社会中统治者（执政党）与被统治者（人民）之间的磨擦和矛盾。但他没有考虑为这种民主创制制度，而是考虑使用群众运动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所谓“大民主”形式解决这类问题。
由于这种群众运动可能导致政治失控及无政府状态，因此一直受到主流官僚阶层的限制和抵制。②
②毛泽东1967年2月8日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在毛泽东的历史观中，具有一种民粹主义（或曰民本主义）的倾向。他无条件相信“群众”，无条件相信抽象的群体“人民”是历史动力。
毛泽东始终崇信群众，蔑视精英。林彪曾发挥毛的这种观观点说：“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整体力量，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奇迹似的胜利。这是毛泽东一向崇信人民群众力量的根源。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不仅是要搞掉某些官员，而且要改造整个制度。但是对于新制度，毛却并没有形成明确的蓝图。他寄希望于群众的自发创造，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巴黎公社式的群众的首创精神。①但是，1958年大跃进的失败，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失控，却也都与毛泽东对群众运动的盲目放纵有直接关系。
①1958年的大跃进中也曾是如此。”人民公社“这种村社组织形式，并不是毛的发明，而是农民自身的发明。1960年河南信阳农民的大批饿死，正是由于认为已实现共产主义的群众，在大食堂中放开肚皮大喝大喝自己吃光了所有的储备粮和种子粮。他们以为（也许有乡官承诺），吃光了国家会管。但在国家遭灾后，地、省没有余粮可调拨，地方官员为逃避责任，而向上和对外严密封锁和隐瞒消息。正是群氓的愚昧造成了这场大灾祸。实际上，文革中的各市地多群众性暴政也都是如此造成的。不理解毛泽东的这种民粹主义历史观，对文化大革命是无法理解的。
2
十年文革，大体可以分为五个时期。②
②关于文革的历史纪年，有两种算法。一种自1965年11月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批判吴晗的论文算起；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结束，历时十一年。另一种自1966年中共中央发布“5・16通知”，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算起，历时约十年。我取第一种。
（1）从1965年的发动动员到1969年“九大”召开，这是第一时期，即动员造反和走向全国夺权的时期。文革开始不久，刘邓即在8届11中全会上遭贬黜。
此后，活跃于政治舞台中心的就是江青及其控制下的中央文革小组。其对立面则是环绕在周恩来、陶铸周围，努力试图维持现存秩序而遏制造反运动的党政干部阶层。
（2）从1968年8届12中全会至1969年中共“九大”确立林彪及林系将领对军政的强力主导地位开始，到1971年“9・13”事件林彪坠机的三年，是第二时期。这个时期活跃于舞台中心的是林彪的军事集团。?
在这个时期，文革领导集团包括中央文革小组本身发生了深刻的分化和裂变。文革初期应运而生的民粹造反派势力已受到遏制，被逐出政治舞台。
陈伯达转到了向林彪军事集团寻求庇护而结盟的地位。这个新的林陈政治联盟的根本目标，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巩固林系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则是试图阻遏最高权力最终落到江青、张春桥一派头上。①为此林陈与后者由摩擦直到发生直接的政治冲突。9届2中全会上，毛泽东粉碎了林陈联盟，但是文革路线也由此开始陷入深刻的危机。
①在“571”纪要中，林立果将江青一派称作“托派文人”小集团。
（3）1971年“9・13”事变以后，林彪军事集团被毛泽东彻底粉碎。但是，这个事变的后遗症是极其深刻巨大的。毛的权威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毛的身体情况也陷入危机。新的政治真空出现，周恩来趁势发起“批极左”思潮。中经“批林批孔”的反击，1974年周恩来扶持邓小平复出，这是文革的第三时期。
这个时期，是周所代表的试图重建秩序（“克已复礼”的老干部派与仍然把握部分权力的江青集团不断磨擦和进退相胶着的时期。
（4）1975年―1976年间周恩来患重病退出政治舞台中心，经毛泽东同意邓小平重新走向政治舞台中心。这个时期毛泽东有意疏远贬抑江青。邓小平在周恩来支持下，实际也是在毛泽东某种程度的默许下，实施“全面整顿”；试图扭转和调整内外政策。这是第四时期。
（5）1976年初毛被动地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久周恩来去世。继之毛泽东去世，华国锋逮捕四人帮，文化革命由此走向全面失败。这是文革的最后阶段。
3
为什么必然会发生文革？作为党公认的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为什么在文革中要发动社会下层力量起而造反，摧毁党的组织和社会体制，进行一场“革命”？
实际上，导致文革爆发的中央政治分歧，在发动文革的十年前，1956年中共第8次代表大会上已伏下端倪。
八大报告认为“全面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八大后国内主要任务是从事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政治任务是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等。对这些提法，由后来的实践看，作为党的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并不真正赞同。
在八大大会上，从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政治原则。邓小平代表政治局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接受了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反对“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提法，强调加强集体领导。
从政治观点看，这实际是对1943年中共决定确立毛泽东最高领袖地位的一个逆动，①同时也是对苏共20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路线的一种积极回应。这种逆动，毛泽东认为正是“修正主义”思潮在中共党内的表现。但是这种思潮，当时在党内、政治局内和社会上都具有相当广泛的思想共鸣和舆论支持。
①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进入中共核心领导，但当时“只解决了军事路线的问题。”毛并没有被确立为党的领袖。毛的最高领袖地位，实际是在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政治局同意给予毛泽东在重大政治、军事问题、人事组织方面的“最终决定权”和否决权，才真正确立的。
因此，八大的第二年，1957年初毛泽东发动鸣放和整风运动，让民间具有反体制倾向的各种批评声音，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民主”形式出笼，从而直接冲击和挑战党内官僚主义体制，冲击革命后产生的“既得利益”集团。
当党内官僚要求对批评党和官员的倾向作出反击和回应时（此即“反右派”斗争），毛就首先迫使他们不得不承认“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矛盾仍然是国内主要矛盾；从而不得不在事实上修正了“八大”对于国内形势的政治估计，为最终修正八大路线埋下伏笔。①
①许多知识分子认为，毛1957年的“鸣放”和“反右”是针对知识分子的，这种看法不符合历史真实。实际上，毛发动鸣放和整风，本来是针对着党内官僚阶层的。
1957年4月以后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使毛转变了立场。
4
党所发动的反右斗争，彻底遏制了知识界及民主人士中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潮，为决策权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提供了政治、思想和社会基础。
随之毛泽东在党内发动反对“反冒进”斗争，批评周恩来、陈云（中共历史上的“国际”派领袖），同时也间接触动了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刘是毛在延安整风时反对王明派所依靠的主要的政治盟友）。①
①1964年3月、1965年1月，毛突然批转一个在党内从未公布的重要文件。文件中包括毛泽东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写的一篇长达五万字的批判王明路线的文章。毛泽东批示中说：
“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
“其中关于（6届4中全会成立的临时）中央不合法的问题，已在1945年七大前的中央会议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上不提了，即承认其是合法的了，这样做于全党有利。其中又提了总理的名子，也应该删掉，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
反冒进斗争的实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1957年10月毛参加莫斯科会议后，从国际形势中感受到巨大的国际政治压力，使毛认为有必要加速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毛泽东急切地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一个极其落后、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前现代中国，在15年内不仅完成工业化，而且“超英赶美”，跻身于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工业强国之列。
实际上，从五十年代引发了激烈党内争论的社会组织改造，即农业的改组（合作化）和经济所有权的重组（公私合营），到1958年发动“大跃进”，都是为了这一目标。所谓“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正是反映了这种急切意识。为此，在反对刘、周、陈的“右倾”之后，毛泽东收回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决策权，亲自走向第一线，抓钢铁产量和建立人民公社，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但是，大跃进使国民经济遭遇重大挫折。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本欲反左纠偏，调整大跃进的失误。但彭德怀张闻天（都是历史上曾与毛闹别扭的人）先后上书和发言，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对党的方针路线（即经济建设中的“左”倾路线）作根本性的反省。这样一来，对于大跃进的得失之争就转变成争夺旗帜和最终决策权之争（彭、张要求扩大党内民主的实质也就是关于决策权的问题）。
毛泽东决定在政治上作出反击，免除了彭张的职务，将其追随者打成“反党集团”和“军事俱乐部”。在所有这些政治斗争中，毛一直都是居高临下，乘风破浪，高屋建瓴的。
5
但是庐山会议后，政治形势使大跃进中的决策失误不能得到纠正，因此经济形势严重恶化。
在此形势下，毛主动要求退居二线，准备系统研究经济理论，①实际也是向政治局承担了大跃进中经济领导失误的责任，从而把经济工作的决策权重新委托给刘、周、陈、邓。
①庐山会后在军委扩大会上，毛检讨自己说：“我也是一个甚为不足的人。很有些时候，我自己不欢喜我自己。马克思主义各部门学问，没有学好。外国文，没有学通。经济工作，刚刚开始学。但我决定学，不死不休。对于这些，我也要改，要进取。那时，见马克思的时候，我的心情就会舒畅一些了。”（1959.9.15）
同年12月30日毛给女儿的信中说：“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当时毛组织了邓立群、胡绳等“秀才”，与他一起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61年以后，刘、陈在经济上采取了现实主义的调整方针，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公共食堂）等“大跃进”的方针全面向后退却。刘周陈提出以“调整”为核心的八字方针，①其基本思路是缓和党内和社会内矛盾，恢复秩序，调动生产积极性。为此，刘、邓在政治上试图为由于批评大跃进而被定为“右倾”的干部平反。这些作法，当时毛迫于国民经济形势的严峻性，虽然不得不同意，但是在政治上是有极大保留的。
①1960年8月，周恩来主持发生《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1年1月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全面调整经济方针和政策。
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等提出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毛在会上讲话，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中央犯了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但正是在此次会上，出现了政治上继续支持毛，与要求进一步追究中央经济领导失误责任的两种不同声音。林彪、陈伯达从政治上对毛给予支持，提出必须坚持和高举毛旗帜。而刘、邓、彭则认为，反思大跃进错误根源是必要的，可以防止以后再度发生类似的错误。（在此次会后，彭德怀向中央上呈“万言书”，要求平反。）
因此，在是年夏季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重新提出阶级斗争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把矛头引向“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这一提法，把经济政策分歧引向了政治方向问题，实际上彻底修正了八大政治路线。同时，对外则展开了批判苏共的斗争（组织和发表了“九评”）。然而，对于这些势必导致党内外关系和国际关系发生紧张的方针，虽然在全会上得到通过，但在高层并没有得到多数领导人内心中的真正认同。①
①1962年2月，王稼祥上书中央，要求调整中央对外、对苏政策。提出“三和一少”。
这就引起毛的愤怒。他觉得大批干部靠不住了。因为他相信，至少“在农村、工厂、学校、商店、机关，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自己人手里”。不少党政干部已蜕变成姓“资”的当权派。因此，毛泽东提出在全党展开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解决领导干部中的方向问题。但是，他的想法受到了抵制。
6
自1962年以后，在若干经济问题上，政治问题上，国际问题上，党的集体领导有所加强。许多重大决策常常以多数表决形式决定，因之对毛泽东的最高决策权形成日益强有力的牵制。毛泽东的一些意见难以成为党的最终决策。
毛泽东说：“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①
①值得注意的是毛1962年8月10日及8月12日对国务院国家机关及中组部的两件批示：（1）“中央对国内很多情况不清楚，许多领导机关封锁消息，不作论证性的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实行独立王国。”“如果再不改，就只有执行纪律的一条路了。”（2）“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致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们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事实上，国家机关及中组部不向上级请示报告是不可能正常工作的。但毛退居二线后，他们都只向直接上级即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周、邓、彭请示报告，而不向毛报告日常工作，因此毛有失控之感。
1970年12月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
1963年以后，毛提出在全党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围绕这一运动的政治方针，毛泽东与政治局发生了严重分歧。此对最终导致发动文革，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
毛泽东在会前听取政治局工作汇报时对刘少奇不无讽刺地影射说：
“（社教）还是请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此前，毛泽东多次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下去抓“四清”，但没有人下去。刘少奇后来讲了话，许多部长就都下去了。因此毛泽东有大权旁落之感。他感到，党的组织路线发生了问题，许多高级干部不跟他走。党中央内存在着以刘少奇为政治核心的另一个“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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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前夕，毛泽东与主持中央工作的刘邓发生一次正面的交锋。这次事件，为文化革命的政治斗争直接埋下了伏笔。
1964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邓小平建议毛泽东，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
在工作会议进行期间，中央常委于12月20日开会讨论社教运动的对象问题，刘少奇的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尖锐不同。毛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主要要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①
①毛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
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主要是这些坏干部顶在他们头上。坏得很，受不了。对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面又有他的人，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
刘少奇问：“怎么讲主要矛盾呢？”
毛泽东说：“还是讲当权派，他要记工分嘛，五大领袖嘛，你五大领袖不是当权派？”
刘少奇：“有3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多种情况是有工人出身，在立场、经济、组织上四不清，他们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的地富当了权的，还有已经戴了帽子的地富反坏分子当了权的。”
毛泽东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五大领袖和跟当权派走的。不管你过去是国民党共产党，反正你现在是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要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无法办，不整党没有希望。”
毛泽东说：“搞的结果戴帽子的户数不能超过7%至8%，人数不能超过10%，否则就太多了。”他批评有那么多的地方将坏分子划成20%（包括地主富农、新生反革命、和平演变的）。他质问刘：“7亿人口划成20%会有多少人？可能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他主张，“先搞豺粮，后搞狐理，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分不清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在会议上，当毛主张运动必须针对当权派时，刘一直表示反对。他针对毛插话说：“情况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在这里，毛泽东将斗争的对象直接直接指向了干部队伍，党的官僚组织。这与后来发动文化革命的斗争目标是一致的。实际上是主张进行针对党的第二次革命。但对此，刘少奇为代表的政治局多数是持有根本异议的。
刘少奇认为，主张走资主义道路的人，不能称作为一个“派”。斗争矛头，不能指向党的干部组织，指向国家机器。他主张在四清中保护干部，矛头主要指向社会下层的“地富反坏右”（即文革中所谓“黑五类”）。他将毛泽东针对党内上层的阶级斗争方向作了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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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歧，激怒了毛泽东。因此在此次会议进行中，毛泽东戏剧性地带了一本党章、一本宪法来到会上。他摇动党章，说：“作为党员我有开会权。”摇动宪法，说：“作为公民，我有言论权。”他指着刘邓说：“这里有两个人，一个不叫我参加会，一个不叫我讲话。”
这一举措，实际是在党的高级领导层前，公开暴露了毛泽东与刘、邓的分歧和矛盾。不仅如此，在会议的第二阶段，毛泽东尖锐地直接抨击刘少奇。1965年1月3日，三届人大高票（几乎全票）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当天，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小会上批刘的夫人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死开会。有的同志集中15000人搞一个县（指王光美的四清工作团），我看是搞了烦琐哲学。”
1月13日，毛泽东同一些省区的负责人谈话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京，经过许多地方都没听到反应。”毛泽东还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
面对着党可能发生分裂的危险，在周恩来的协调下，刘邓作了不尊重毛的检讨，毛泽东的主要观点，被中央工作会议所通过，写入由他委托陈伯达、王力等起草，而由毛最后审定的《23条》之中。
但是，政治局多数人仍然不同意“四清”运动的矛头应主要针对当权派、整干部。因此，《23条》对干部情况作了如下估计：“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看待干部，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对于犯轻微四不清错误和交代好的干部要尽早解放出来。”
但是，在总的指导思想上，文件接受了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强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这个文件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是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中央部门中的“部门”二字是周恩来提出加上的，从而对“中央”二字作了限制）。这就为后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的各级领导核心开展“文化大革命”，作了理论的准备。在这里，已经蕴涵了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对象。
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影响深远的结果，是毛泽东由此时下定撤换刘少奇的决心。①
①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党委会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建议的；再嘛，又过于信任虽人，引起我警惕，还是23条那时候。”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回答埃德加・斯诺提问的“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时，说道：“那就早。1965年1月，《23条》发表。《23条》中间第一条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毛泽东认为，党的政治局和书记处已经被反对他的政治力量所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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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生活看，1962―1966的几年亦即文化革命的前夜时代，是一个政治清明、官员清廉、国民经济正在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场规模巨大的工业革命正在中国的大地上有节奏地发生。
大庆油田的开发，解决了当时中国工业发展所亟须解决的能源问题。自五十年代的“一五”计划以后，中国即进入了大规模工业革命的进程。1958年的大跃进及其失败，使中国经济发展遭遇重大挫折。
但经历六十年代初的调整时期后，自1962年起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高速增长的时期。在经历了严峻的三年困难以后，农业中人民公社的组织已经稳定下来，农民正在适应这一集体化的新组织形式。农业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城市人民的日常生活也得到改善。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新的问题。在经济中形成一些矛盾的趋势。决策集团面临着重大的选择。最重要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1、工业中是以利润、积累资本作为生产目的（孙冶方为代表的经济理论），还是以不计较经济成本，而使经济发展服从政治目标即以社会使用价值为生产目的？
2、企业主人究竟是工人，还是经营管理者？毛的路线，似乎始终是想试图探索一条工人自治、工人自主管理的路线。1958年鞍钢提出的所谓“鞍钢宪法”提供了这种探索的一种标本。
而刘少奇代表的方针，则更多地重视通过强化管理者管理地位和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管、卡、压”）来提高生产效率。这一路线的标本是六十年代初部分内容模仿苏联“马钢宪法”即苏式官僚主义管理体制制订的《工业管理六十条》，以及1964年前后拟建立的“托拉斯”工业组织。
3、在农业上，自从五十年代以来，决策高层中就一直存在集体经济与个人经济在经济效益上孰优孰劣的争论。六十年代初部分农村中实行包产到户，开放集市贸易，对于经济恢复活力，显示了重要作用。但商品经济对于自然经济状态下农村社会关系的侵蚀，导致了农民的经济分化，随之形成一个手中积累了农产品剩余的新生富裕农民阶层。这种分化与毛的均富（“共同富裕”）的政治理想相违背，同时也对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造成了冲击。
4、随着经济生活的复苏，在国家机关、企业、公社中，都出现了早期的国家干部腐败现象――贪污、腐化等。之所以称为“早期”现象，是因为六十年代的这种腐败现象，在浸润的程度和规模上，都是极其微弱的。
［国外有历史学家（费正清）曾指出，五十年代建立的新中国政府，是中国历史中最清廉的一个平民政权。共产党的干部，以其勤劳、朴素、刻苦和对社会事业的热忱与责任感，赢得了广泛的人心。但是这一形象在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中，似乎已表明不那么完美。一些“四不清”的个案被揭发出来，其根源来自商品货币关系对政治生活的侵蚀。］
5、研究毛泽东的人会注意到，毛的内心深处深深憎恨一切阶级压迫，厌恶等级制度，有浓厚的平等意识和平民观念。（因此，1958年，他支持张春桥那篇受到党内多数官员反对的主张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即反对等级制度的文章。）
毛一向蔑视人世间那些高高在上者，随时准备向他们挑战和斗争，无论这种高高在上者是称霸于世界的超级大国还是本国土地上的官僚。同时，他更关心社会中的那些贫穷无靠者的命运。因此他多次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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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者会意识到，毛的文化革命在根本上是一场针对“走资派”、“当权派”，即官僚阶层的革命。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注意到他亲手设计和缔造的国家制度中，正在发生新的阶层分化。德热拉斯五十年代的名著《新阶级》以及托洛茨基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这两本书都于60年代在中国作为灰皮书出版，在高级干部中流传。这两本书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官僚主义现象有深刻分析，当时给许多阅读过这两本书的人以深刻的印象。
1965年1月，毛泽东对农机部长陈正人社教蹲点报告的批示中，讲了这么一段话：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①
①陈正人报告中指出：“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过去我们也曾不断检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但是，究竟官僚主义有多大的危害，在我，就是从这一次比较认真地开始蹲点才逐渐明白过来的。我开始体会到，一个巩固的社会主义企业建设的过程，只能是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过程，也是企业中的党和工人阶级不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化的过程。”毛的上述话是针对此文而发的。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这段话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毛泽东所提出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一概念。在此之前，毛在《政治经济学读书谈话》中曾提出过革命后的“既得利益阶层”，在“九评”中，提出过“特权阶级”，这个新概念显然是上述概念的发展。
毛讲的这些话，对当时中国的政治领导层无疑是一种深刻的震撼，但也因此受到了一些官员们强烈的反对和抵制。毛泽东深刻地观察和注意着六十年代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官僚主义现象。他显然认为，无论是从他所信奉的共产主义原则的立场，还是从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角度，这些正在露头的经济不公正的社会分化现象，都是一种危险的不谐和音。
自五十年代以来毛泽东不断从事对共产主义理想制度和模式的探求和试验，他认为，为此理想所付出的社会牺牲和一切代价，乃是必要和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而对其他领导成员出于经济政治现实主义考虑所作的合理化政策，毛泽东认为是对国内外资产阶级的让步和退却，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当这些领导人拒绝他的批评告诫而继续坚持这条现实主义的路线时，毛认为这表明这些领导人已成为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代表人。
1962年在中共8届10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阶级矛盾和斗争的问题。这是对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已无阶级矛盾这一正统理论的正面冲击。
但是，对毛的这一提法可以从左与右两方面作出不同的解释。右的解释是把阶级斗争引向社会下层，即针对当时已处在被剥夺和无权利的贱民地位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左的解释是把斗争方向引向社会上层，引向掌权的官僚阶层本身，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从后来的实践看，毛提出阶级问题的本义显然是针对于后者。①
①所以毛泽东1967年1月8日谈到上海夺权时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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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毛泽东的一次大规模政治改革实验。
通过文革，毛的确要从他认为是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手中收回或夺取权力。但他之所以衰年变法，之所以认为自己需要这种权力，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权力的欲望或为私人或家族或小集团谋利益；而是因为他认为，只有通过重新把握这种权力他才可以把握住国家向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他认为这对于国家和人民是有利的。
虽然资料表明，早在1964―1966年间，毛泽东已经在构思后来属于文化革命的那些政治主题；但是，这场运动在实际的进行中变得愈来愈难以驾驭，以致最终失控。因此，尽管不断呼吁人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但是事实上，通观这场运动的全过程，却难以认为这是具有完整、周密的通盘部署和战略计划的一场政治革命运动。
文化革命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神秘的非现实主义气氛。一些突发的偶然事件常常成为巨大浪潮的先导。这场革命的起因与高层的政策分歧、政治理念分歧和政治斗争有关。然而仅仅从这种斗争的角度却也不能解释文革的全部过程。
事实上，当这场革命一被发动起来以后，它在很长时间内就似乎是一个遥遥无期的进程。
林彪事件以后，愈来愈多的人们已经怀疑这场运动，盼望这场运动早日结束。但革命的目的似乎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维持这场运动本身。目标已迷失了，运动就是一切。
结果，全民族都被这场无休止的运动拖得疲惫不堪。当它终于被宣布结束的时候，人们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人们迫切地希望由理想的天国重新回到现实的土地上。
于是，人们后来纷纷起而诅咒这场“革命”。大家似乎都忘记了，当这场运动最初起来时，全中国的多数人们（包括作为一个初中学生的笔者本人），当时曾经是以怎样狂烈的热情和喜悦的期待，欢呼着投入于这场炼狱之中的。（上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