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帽子】（mao・zi）①戴在头上保暖、防雨、遮日光或作装饰的
用品：一顿～。②比喻罪名或坏名义：不必用～压人；批评应该切合实际、有
内容，不要光扣大～。
――《现代汉语词典》
帽子这字眼，如果不考虑它的第一个含义，在中国近现代（可能也只在中国近
现代）以来最风光的一次，要算是1978年了。那年，从春天到秋天，至少有两则关
于帽子的文字，扰动了中国（恐怕还不只中国）上百万人的心。它们是：
《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统战部上报，1978年4月5日，中共中
央批复。
《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1978年9月17日。
一年半之后，1980年5月8日，55万余顶右派帽子已全部摘去――它们是在1957
年夏天和以后的几个月里被陆续制作出并扣在别人头上的。如果不考虑其中一部分
人已在1959-1964年间陆续获摘， 到了1980年，真正以皮肉俱全的头顶享受到大自
然的空气与阳光，并且还享受到那帽子压出的凹痕已不再被人视为种性表记的快乐
的，只剩下10余万了。
帽子已不复存在，对当初“戴帽”这一动作的必要性仍有说项。也就是说，在
经过了复查核实、推敲议论、左右上下平衡之后，终于勾出一类“只摘帽子，维持
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的人。从中央一级而言，他们是最后筛出的27名“上层爱国
人士” 中的5名；如果再加上地方上的90多名，占原戴帽者的0.0189％，即不足万
分之二，以此来支持“1957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了”这一论断。
这中央级的五名“不予改正”者是：
章伯钧，当年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委员、中央交通部部长、
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
罗隆基，当年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委员、中央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
主席；
彭文应，法学家，曾留学美国威斯康辛的哥伦比亚大学，继而返国在上海法学
院等校任教，上海市民盟盟员，笔者至今也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彭先生这种没什
么言论，也算不得“要角儿”的人也被排在不予改正之列；
储安平，当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光明日报总编辑；
陈仁炳，当年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他们当中，19世纪末出生的“章伯钧同志”的骨灰已于1982年深秋郑重地移葬
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比他年轻3岁的“罗隆基同志”虽然逝于69岁，却在他90
岁冥寿时享受到了一个由公家出面主办、且专为缅怀他一人而开的纪念会；“朴素
谦和”的彭文应是戴着帽子辞世的，那是1962年；陈仁炳目下居住在上海。
储安平呢？
据传在80年代初的一次宣传口的会议上，乔木谈到新闻工作目下有点青黄不接。
他问：为什么不能把有经验的老同志请出来当当顾问，比方说储安平先生？会场一
下子静了下来，有人递上一张纸条，乔木看过之后轻轻地“哦”了一声。
条子上写了些什么，今天只能推断而无从查考。可以确切知道的是另一段话，
一段康生在1969年就说过的话：“储安平，大右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回
事？！”
怎么回事？没有人知道。他突然消失了，在1966年深秋的一个黑夜。住在隔壁
的一个妇人说她听见了厮打声与呼救声，但一个男人――想必是她的丈夫或兄弟―
―立刻向她喝道：“就你能！谁都听不见就你听得见？！”
他消失了。或许在第二天，他曾与他学农的女儿照过一面？那是她按照几天前
他所在的九三学社的通知到机关去看他的时候。从北郊进城，她先回了一趟家――
门虚掩着，爸爸不在，家里的东西已荡然无存，只在屋子中间的一把破椅子上，扔
着一个破行李卷。她那时并不知道，这正是几天前由弟弟送到机关而为病弱的父亲
自己扛回来的。满地撒的都是花手帕，那是她小时候一条条精心攒在盒子里的。她
没敢在自己“家”多停留，一心想到机关去看爸爸。路过什刹海，她看见一部卡车，
一群人围着，正把一具具从湖里捞上来的尸首往上扔……
他消失了，在他58岁的时候，距今己22年。
已经出版的各种辞书都没有关于他的记载，要不是1980年的那份文件，今天的
青年，哪怕是研究新闻与现代史的青年学者，都已经不大知道这个很有生气地活过
一阵子的人了。不错，他是“大右派（不予改正）”，同时也是小说集《说谎集》、
杂文集《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和特写集《新疆纪行》等书籍的
著者。他曾在南京戏专、湖南国立师专、重庆及上海的复旦大学教过书，还主编过
《中央日报》副刊、《观察》周刊和《光明日报》。对于统治了中国20年的国民党
（截至1948年）和8年的共产党（截至1957年），他分别下过两句评语：
前者是――“一场烂污”（见附一）；
后者是――“党天下（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见附二）。
他倏地消失了，没有通电、宣言，也没有给生活在与他有关与无关的人群的世
间留下只言片句。只有这两句话，带着一个读书人全部的失望与厌憎，泥巴一般地
甩在历史的记录簿上。
【帽子】（mao・zi）①戴在头上保暖、防雨、遮日光或作装饰的
用品：一顿～。②比喻罪名或坏名义：不必用～压人；批评应该切合实际、有
内容，不要光扣大～。
――《现代汉语词典》
帽子这字眼，如果不考虑它的第一个含义，在中国近现代（可能也只在中国近
现代）以来最风光的一次，要算是1978年了。那年，从春天到秋天，至少有两则关
于帽子的文字，扰动了中国（恐怕还不只中国）上百万人的心。它们是：
《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统战部上报，1978年4月5日，中共中
央批复。
《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1978年9月17日。
一年半之后，1980年5月8日，55万余顶右派帽子已全部摘去――它们是在1957
年夏天和以后的几个月里被陆续制作出并扣在别人头上的。如果不考虑其中一部分
人已在1959-1964年间陆续获摘， 到了1980年，真正以皮肉俱全的头顶享受到大自
然的空气与阳光，并且还享受到那帽子压出的凹痕已不再被人视为种性表记的快乐
的，只剩下10余万了。
帽子已不复存在，对当初“戴帽”这一动作的必要性仍有说项。也就是说，在
经过了复查核实、推敲议论、左右上下平衡之后，终于勾出一类“只摘帽子，维持
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的人。从中央一级而言，他们是最后筛出的27名“上层爱国
人士” 中的5名；如果再加上地方上的90多名，占原戴帽者的0.0189％，即不足万
分之二，以此来支持“1957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了”这一论断。
这中央级的五名“不予改正”者是：
章伯钧，当年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委员、中央交通部部长、
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
罗隆基，当年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委员、中央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
主席；
彭文应，法学家，曾留学美国威斯康辛的哥伦比亚大学，继而返国在上海法学
院等校任教，上海市民盟盟员，笔者至今也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彭先生这种没什
么言论，也算不得“要角儿”的人也被排在不予改正之列；
储安平，当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光明日报总编辑；
陈仁炳，当年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他们当中，19世纪末出生的“章伯钧同志”的骨灰已于1982年深秋郑重地移葬
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比他年轻3岁的“罗隆基同志”虽然逝于69岁，却在他90
岁冥寿时享受到了一个由公家出面主办、且专为缅怀他一人而开的纪念会；“朴素
谦和”的彭文应是戴着帽子辞世的，那是1962年；陈仁炳目下居住在上海。
储安平呢？
据传在80年代初的一次宣传口的会议上，乔木谈到新闻工作目下有点青黄不接。
他问：为什么不能把有经验的老同志请出来当当顾问，比方说储安平先生？会场一
下子静了下来，有人递上一张纸条，乔木看过之后轻轻地“哦”了一声。
条子上写了些什么，今天只能推断而无从查考。可以确切知道的是另一段话，
一段康生在1969年就说过的话：“储安平，大右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回
事？！”
怎么回事？没有人知道。他突然消失了，在1966年深秋的一个黑夜。住在隔壁
的一个妇人说她听见了厮打声与呼救声，但一个男人――想必是她的丈夫或兄弟―
―立刻向她喝道：“就你能！谁都听不见就你听得见？！”
他消失了。或许在第二天，他曾与他学农的女儿照过一面？那是她按照几天前
他所在的九三学社的通知到机关去看他的时候。从北郊进城，她先回了一趟家――
门虚掩着，爸爸不在，家里的东西已荡然无存，只在屋子中间的一把破椅子上，扔
着一个破行李卷。她那时并不知道，这正是几天前由弟弟送到机关而为病弱的父亲
自己扛回来的。满地撒的都是花手帕，那是她小时候一条条精心攒在盒子里的。她
没敢在自己“家”多停留，一心想到机关去看爸爸。路过什刹海，她看见一部卡车，
一群人围着，正把一具具从湖里捞上来的尸首往上扔……
他消失了，在他58岁的时候，距今己22年。
已经出版的各种辞书都没有关于他的记载，要不是1980年的那份文件，今天的
青年，哪怕是研究新闻与现代史的青年学者，都已经不大知道这个很有生气地活过
一阵子的人了。不错，他是“大右派（不予改正）”，同时也是小说集《说谎集》、
杂文集《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和特写集《新疆纪行》等书籍的
著者。他曾在南京戏专、湖南国立师专、重庆及上海的复旦大学教过书，还主编过
《中央日报》副刊、《观察》周刊和《光明日报》。对于统治了中国20年的国民党
（截至1948年）和8年的共产党（截至1957年），他分别下过两句评语：
前者是――“一场烂污”（见附一）；
后者是――“党天下（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见附二）。
他倏地消失了，没有通电、宣言，也没有给生活在与他有关与无关的人群的世
间留下只言片句。只有这两句话，带着一个读书人全部的失望与厌憎，泥巴一般地
甩在历史的记录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