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纵横 : 妓女与 "中国制造" -- 刘芍佳（英国布鲁内尔大学经济系高级讲师）
面对政府的高压打禁、面对人门的歧视轻蔑，中国的卖淫业仍野火不尽，春风吹又生，在社会的夹缝中顽强地生存着。我们仍常常可在诸如广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星级宾馆周围的马路边听到年轻妇女轻盈的叫卖： "先生，您要快乐吗？"
"先生，您要快乐吗？"，"五百元，四百元，三百元….，您要买快乐吗？"，这叫卖声令笔者想起另外一句我们熟悉的台词："先生，您要买火柴吗？"。卖小火柴的小姑娘卖火柴是为了换面包，是为了生存，难道在街上叫卖自己肉体的年轻女子也是为了换面包，为了在大城市生存而换取基本的物质条件吗？
最近，中国社科院有一个社会学家详细地调查并描述了中国妓女的现状。该调查发现，做妓女的主要来自三类人：一类由乡下进城的打工妹转换过来， 这类人占妓女的主要部分。据说，东莞有一家工厂，100多个川妹子进厂后，两年内转去做妓女的一半有余，剩下的都是些先天条件不足的。
第二类是由组织卖淫的"鸡头"直接从乡下"哄骗"而来的。这类被骗来的乡下妹显然要比第一类要相对的惨一些，因为她们每接一个客就要给"鸡头"交一定比例的提成作为 "鸡头管理费"，而鸡头常在马路上为她们提供名为保护实为监控的跟班，以防少报接客人数。
第三类是城里极为个别的为某种目的而"志愿"的女性，比如，极个别的女大学生、下岗或待业女青年等。
职业选择
妇女卖淫，尽管有人会认为这只是个人价值取向的职业选择问题，是用自己的肉体与美貌作为一个资本要素去参与市场交易，就像大学教授用自己的脑袋去售卖脑细胞里的东西一样，都是用着自己身体的某个最有价值的部位为社会服务，实现收益最大化。所以，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卖淫是追求自身价值最大化的一种与道德无关的职业选择。这种价值观在西方颇有市场，比如，英国Sussex大学艺术系毕业的一个女博士不但认同这一价值观，并且还实现它，选择了卖淫为自己的固定职业。在一个社会里，认同这种价值观有多少人并不是问题，而问题在于敢把这一价值观付诸于自己职业选择的有多少人。
我们认为，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的经济制度。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以政治为中心的经济制度，迫使了大批青年上山下乡当农民，但从未促使女性选择以"鸡"为业；发展经济引入市场竞争制度，使许多人选择了下海经商，同时，也使社会的一部分群体选择了以妓女为业。
也许卖淫是一个社会引入市场经济制度后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产物的规模可随市场经济制度的差异和发达程度而有所不同。
英国和泰国都是市场经济，但谁都不会否认，在这两个社会中，选择做妓女的社会群体在英国显然要比泰国小得多，因为，英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更为人性、更为文明、更为发达，它为就业者所提供的人权及工资待遇与社会福利保障是正处于初级市场经济制度中的泰国所无法比较的。
与英国或泰国相比，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又如何呢？显然，它的特点之一是用廉价的劳动力来吸引外商投资，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发展。这样，它从制度上必然导致偏袒资方，压迫劳工，鼓励用极低的劳动生产成本作为竞争力去驱动市场扩张，力争使"中国制造"的产品卖遍全球无敌手。由此，资方采用极为原始的方法剥削和压榨工人, 过度的压低工资成本的做法自然也就成为了一种制度行为。
为了在制度的空间内尽量把劳动成本降为最低极限，资方的雇工原则自然会很快趋同：雇男人不如雇女人，雇城里的女人不如雇乡下的女人。幸好， 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制度还未初级原始到让资方雇用童工。这样一来，刚成年的乡下妹自然就成了资方为不断降低生产成本而必须追逐的劳动群体。所以， 在生产南方出口产品比较高的地区，我们常可在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企业里，观察到成批成批的乡下妹被圈入工厂，月薪只有600至700元，每日干十几小时这样的劳动管理现象。这种现象，目前已成为厂家提高劳动组织管理效益的"经典模式"，在许多三资企业中广泛应用。这种经典的剥削模式把产品的劳动价值几乎降到微乎其微。比如，深圳造的无绳电话，在英国卖40英镑，而在国内的生产组装劳动力成本只有4个便士，只有商品价值的千分之一。
利益诱惑
可怜的乡下打工妹，在600至700元的月薪面前，刨去吃喝及一些零用钱，再除掉每月寄回乡下的二百元钱，月底基本上是所剩无几。相比之下，在南方的大城市里，城里人的最低社会生活保障费也有四百元左右。显然，乡下妹为"中国制造"干死干活，到头来与城里不干活的人的收入相比，没有多少差别，基本属于一个收入阶层：低收入或贫困群体。
这种同人不同"命"是谁造成的？它能让乡下的打工妹服吗？不服又怎么办？也许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出卖自己的劳力，通过勤奋工作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使自己终有一天成为城里的公民，享有城里人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但是这种办法制度上行不通。为 "中国制造" 拚死拚活地干，由于制度允许资方设的工资底限太低，要想通过正儿八经地打工挣出来十几万的钞票去城里买房子，显然是天方夜谭，不切实际。除非我们改变对打工妹的待遇制度，通过法规迫使资方升高工资底限，提高乡下打工妹的平均工资水平，使 "中国制造" 产品的成本结构里含有更多劳动价值的成份。
与出卖劳力相比，对一个女性而言，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出卖肉体。据调查发现，目前市场行情是一个全职街边妓女一天平均收入为300至400元左右，一个月可挣万元有余。这个收入水平与两年前相比已下降了一倍有多，这主要是进入这个行业的乡下妹增多，使价格竞争加剧而导致的。
做妓女是吃青春饭的，职业期限一般为3 至5年左右。在这期间捞个十多、二三十万元左右，然后洗手上岸，或者回家开个小店铺，或者留在城里开个理发廊做个小老板。中国大城市中目前开发廊的比理发的多，发廊提供按摩服务，很大程度是卖淫业发展而带动的一个相关的服务行业，因为开发廊已成为妓女退休后维持生计来源的一个重要选择。所以，这个行业有退有进，已形成了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的产业经济均衡，每年创产值超过数百亿元。
相比之下，靠正儿八经打工去挣低得不能再低的工薪，即使打上个十年八年, 最后被老板一踢，还是两手空空，既没储蓄，又没像城里人一样能享受社会保障， 这种日子有什么盼头？！
就这样，在巨大的利益反差和诱惑下，有点儿姿色的打工妹不豁出去跳槽卖淫才叫怪呢。如果说，乡下进城的打工妹越多，豁出去卖淫的也有多，而唯利是图的资方又是根据"中国制造"的定单数量来确定雇工数目， 我们则可以提出一个亟待探讨解决的经济命题："中国制造"越多，卖淫的也就越多。因为在一个追求以极端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初级经济社会里，资方剥削诸如像乡下妹这样的廉价劳力已成为一种制度行为，被剥削的女工对这种制度行为的抗争无非两条：要么离厂回乡；要么跳槽另谋出路。而在市场经济制度下豁出去卖淫往往又是另谋出路的一个重要选择.。
如果这个命题成立的话，那么"中国制造"真会带着"淫臊汗臭"，购买它就会让人有种内疚的感觉：自己也成了廉价女工的剥削者。
为了提高"中国制造"的文明含量，政府该如何反省其经济政策呢？如果说邓小平为"中国制造"开放了市场，江泽民为"中国制造"扩张了市场，那么新一轮政府的建树就应为"中国制造"建立一个文明的劳动力市场，提高产品的劳动价值含量，并通过改善生产劳动文明去减少中国妇女卖淫的群体，使中国成为一个生产力发达，劳动文明较高，人人都能通过打工过上城里小康生活的民主平等的现代化社会。
面对政府的高压打禁、面对人门的歧视轻蔑，中国的卖淫业仍野火不尽，春风吹又生，在社会的夹缝中顽强地生存着。我们仍常常可在诸如广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星级宾馆周围的马路边听到年轻妇女轻盈的叫卖： "先生，您要快乐吗？"
"先生，您要快乐吗？"，"五百元，四百元，三百元….，您要买快乐吗？"，这叫卖声令笔者想起另外一句我们熟悉的台词："先生，您要买火柴吗？"。卖小火柴的小姑娘卖火柴是为了换面包，是为了生存，难道在街上叫卖自己肉体的年轻女子也是为了换面包，为了在大城市生存而换取基本的物质条件吗？
最近，中国社科院有一个社会学家详细地调查并描述了中国妓女的现状。该调查发现，做妓女的主要来自三类人：一类由乡下进城的打工妹转换过来， 这类人占妓女的主要部分。据说，东莞有一家工厂，100多个川妹子进厂后，两年内转去做妓女的一半有余，剩下的都是些先天条件不足的。
第二类是由组织卖淫的"鸡头"直接从乡下"哄骗"而来的。这类被骗来的乡下妹显然要比第一类要相对的惨一些，因为她们每接一个客就要给"鸡头"交一定比例的提成作为 "鸡头管理费"，而鸡头常在马路上为她们提供名为保护实为监控的跟班，以防少报接客人数。
第三类是城里极为个别的为某种目的而"志愿"的女性，比如，极个别的女大学生、下岗或待业女青年等。
职业选择
妇女卖淫，尽管有人会认为这只是个人价值取向的职业选择问题，是用自己的肉体与美貌作为一个资本要素去参与市场交易，就像大学教授用自己的脑袋去售卖脑细胞里的东西一样，都是用着自己身体的某个最有价值的部位为社会服务，实现收益最大化。所以，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卖淫是追求自身价值最大化的一种与道德无关的职业选择。这种价值观在西方颇有市场，比如，英国Sussex大学艺术系毕业的一个女博士不但认同这一价值观，并且还实现它，选择了卖淫为自己的固定职业。在一个社会里，认同这种价值观有多少人并不是问题，而问题在于敢把这一价值观付诸于自己职业选择的有多少人。
我们认为，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的经济制度。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以政治为中心的经济制度，迫使了大批青年上山下乡当农民，但从未促使女性选择以"鸡"为业；发展经济引入市场竞争制度，使许多人选择了下海经商，同时，也使社会的一部分群体选择了以妓女为业。
也许卖淫是一个社会引入市场经济制度后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产物的规模可随市场经济制度的差异和发达程度而有所不同。
英国和泰国都是市场经济，但谁都不会否认，在这两个社会中，选择做妓女的社会群体在英国显然要比泰国小得多，因为，英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更为人性、更为文明、更为发达，它为就业者所提供的人权及工资待遇与社会福利保障是正处于初级市场经济制度中的泰国所无法比较的。
与英国或泰国相比，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又如何呢？显然，它的特点之一是用廉价的劳动力来吸引外商投资，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发展。这样，它从制度上必然导致偏袒资方，压迫劳工，鼓励用极低的劳动生产成本作为竞争力去驱动市场扩张，力争使"中国制造"的产品卖遍全球无敌手。由此，资方采用极为原始的方法剥削和压榨工人, 过度的压低工资成本的做法自然也就成为了一种制度行为。
为了在制度的空间内尽量把劳动成本降为最低极限，资方的雇工原则自然会很快趋同：雇男人不如雇女人，雇城里的女人不如雇乡下的女人。幸好， 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制度还未初级原始到让资方雇用童工。这样一来，刚成年的乡下妹自然就成了资方为不断降低生产成本而必须追逐的劳动群体。所以， 在生产南方出口产品比较高的地区，我们常可在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企业里，观察到成批成批的乡下妹被圈入工厂，月薪只有600至700元，每日干十几小时这样的劳动管理现象。这种现象，目前已成为厂家提高劳动组织管理效益的"经典模式"，在许多三资企业中广泛应用。这种经典的剥削模式把产品的劳动价值几乎降到微乎其微。比如，深圳造的无绳电话，在英国卖40英镑，而在国内的生产组装劳动力成本只有4个便士，只有商品价值的千分之一。
利益诱惑
可怜的乡下打工妹，在600至700元的月薪面前，刨去吃喝及一些零用钱，再除掉每月寄回乡下的二百元钱，月底基本上是所剩无几。相比之下，在南方的大城市里，城里人的最低社会生活保障费也有四百元左右。显然，乡下妹为"中国制造"干死干活，到头来与城里不干活的人的收入相比，没有多少差别，基本属于一个收入阶层：低收入或贫困群体。
这种同人不同"命"是谁造成的？它能让乡下的打工妹服吗？不服又怎么办？也许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出卖自己的劳力，通过勤奋工作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使自己终有一天成为城里的公民，享有城里人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但是这种办法制度上行不通。为 "中国制造" 拚死拚活地干，由于制度允许资方设的工资底限太低，要想通过正儿八经地打工挣出来十几万的钞票去城里买房子，显然是天方夜谭，不切实际。除非我们改变对打工妹的待遇制度，通过法规迫使资方升高工资底限，提高乡下打工妹的平均工资水平，使 "中国制造" 产品的成本结构里含有更多劳动价值的成份。
与出卖劳力相比，对一个女性而言，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出卖肉体。据调查发现，目前市场行情是一个全职街边妓女一天平均收入为300至400元左右，一个月可挣万元有余。这个收入水平与两年前相比已下降了一倍有多，这主要是进入这个行业的乡下妹增多，使价格竞争加剧而导致的。
做妓女是吃青春饭的，职业期限一般为3 至5年左右。在这期间捞个十多、二三十万元左右，然后洗手上岸，或者回家开个小店铺，或者留在城里开个理发廊做个小老板。中国大城市中目前开发廊的比理发的多，发廊提供按摩服务，很大程度是卖淫业发展而带动的一个相关的服务行业，因为开发廊已成为妓女退休后维持生计来源的一个重要选择。所以，这个行业有退有进，已形成了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的产业经济均衡，每年创产值超过数百亿元。
相比之下，靠正儿八经打工去挣低得不能再低的工薪，即使打上个十年八年, 最后被老板一踢，还是两手空空，既没储蓄，又没像城里人一样能享受社会保障， 这种日子有什么盼头？！
就这样，在巨大的利益反差和诱惑下，有点儿姿色的打工妹不豁出去跳槽卖淫才叫怪呢。如果说，乡下进城的打工妹越多，豁出去卖淫的也有多，而唯利是图的资方又是根据"中国制造"的定单数量来确定雇工数目， 我们则可以提出一个亟待探讨解决的经济命题："中国制造"越多，卖淫的也就越多。因为在一个追求以极端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初级经济社会里，资方剥削诸如像乡下妹这样的廉价劳力已成为一种制度行为，被剥削的女工对这种制度行为的抗争无非两条：要么离厂回乡；要么跳槽另谋出路。而在市场经济制度下豁出去卖淫往往又是另谋出路的一个重要选择.。
如果这个命题成立的话，那么"中国制造"真会带着"淫臊汗臭"，购买它就会让人有种内疚的感觉：自己也成了廉价女工的剥削者。
为了提高"中国制造"的文明含量，政府该如何反省其经济政策呢？如果说邓小平为"中国制造"开放了市场，江泽民为"中国制造"扩张了市场，那么新一轮政府的建树就应为"中国制造"建立一个文明的劳动力市场，提高产品的劳动价值含量，并通过改善生产劳动文明去减少中国妇女卖淫的群体，使中国成为一个生产力发达，劳动文明较高，人人都能通过打工过上城里小康生活的民主平等的现代化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