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的恐惧
1949年，顾颉刚57岁。他没有走，留在上海复旦大学做教授。顾颉刚早年出身
北大，是沐浴着五四的精神成长起来的，他在《古史辨》一册的自序中说过：“若
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子民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要是不逢到《新青
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不敢大胆宣布。”
五四精神鼓舞着顾颉刚，不仅仅是在学术思想上，而且包括他对社会生活的看法。
作为学者，顾颉刚的学术道路与政治的关系并不大，但顾颉刚本人是受胡适、傅斯
年、钱玄同等人的影响成长起来的，在精神上深信特立独行的原则。1925年对由女
师大学潮引起的北大同人内部的矛盾，顾颉刚曾致函胡适，劝他“不必与任何方面
合作， 要说话就单独说话， 不要说话就尽守沉默。”（《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341页， 中华书局版）可见当时顾颉刚对学术之外的事情，兴趣并不大。顾颉刚小
胡适两岁，但对胡适本人极其恭敬，凡给胡适写信，均以学生自称。1927年，顾颉
刚就说过： “我以10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同上，428页）顾颉
刚对胡适热衷政治很不理解，劝他：“我期望先生的事业完全在学术方面发展，政
治方面就此截断了吧。 ”（同上，收8页）顾颉刚和胡适过去的私谊极好，他们虽
然是同龄人，但胡适对顾颉刚却有导师的作用，顾颉刚说过：“自从遇见了先生，
获得了方法， 又确定了目标，为学之心更加强烈。”（同上，531页）顾颉刚和傅
斯年也是好友，但两人个性不合，顾颉刚也曾对胡适说过：“我和孟真，本是好友，
但我们俩实在不能在同一机关做事， 为的是我们俩的性质太相同了。 ”（同上，
533页） 我说了这些顾颉刚和胡适、傅斯年的关系，是想说明一个意思，我们曾经
有很长时期，把当年胡适、傅斯年留在大陆的好友，简单地认为和他二人分道扬镳，
这既不符合他们之间的本来情形，也不近人情。刘起（左金右于）先生在《顾颉刚
先生学述》一书中曾有许多文字述及顾颉刚与胡适、傅斯年的不同，但多数不能服
人（刘起（左金右于）《顾颉刚先生学述》第258页；1986年5月中华书局版）。50
年代顾颉刚在批判胡适的运动中，表过态，写过文章，这也是事实，但对顾颉刚的
这种做法，今天的人们已经能够理解，因为当时作为一个年逾六十的老人，在那样
的气氛下说点假话， 也不违情理。当年留在大陆的史学家，论和胡适的交情，有3
个人最深， 或者说，这3个人胡适对他们都有知遇之恩，一是吴晗，一是罗尔纲，
还有就是顾颉刚， 但3人中，只有吴晗没有写过批判胡适的文章。我个人理解，吴
晗没有写，是因为当时以他的政治地位，如不是特殊情况，没有人再去运动他来表
态。要是他还在大学教书，恐怕也不会不写。他们当时对胡适的批判，更多地映现
了一个时代铺天盖地的政治狂澜，这狂澜中什么，人情、礼法、师友、前辈统统化
为乌有，剩下的只是惟一的政治标准。对顾颉刚来说，他的内心不仅是痛苦的，而
且是恐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他同时代许多旧知识分子的心态。
1954年，顾颉刚由上海来到北京，很快和当时历史所的实际负责人尹达有了矛
盾，一直闷闷不乐。作为学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他不敢拍案而起，但他
的痛苦却在日记中流露出来。1952年4月2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作《东向与
南向》 ， 久不作文矣，今乃得闲作得一篇，大非易事！”（顾灏《顾颉刚年谱》
346页，中国社会科学版）可见当时顾颉刚的心态。1952年7月，顾颉刚参加了上海
高校的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运动。对这些运动的真实感受，他在日记中说：“此次
学习，可怕者三：天正热，不堪炎热，一也。刺激太甚，使予接连不得安眠，二也。
开会太多， 无写作自我批判的时间，三也。”（同上，347页）顾顿刚本是著名学
者，但在50年代初期，他就处在这样一种恐惧中。他虽然尽量表态，尽可能按新时
代的要求来批判自己，但在内心深处，他还是难认同的。他在一封信中说：“本年
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预，而皆未真有所会悟。所以然者，每
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刚以前作《〈古史辨〉自序》，是任
北大助教6年， 慢慢读、慢慢想而得到的。因为有些内容，所以发生了廿余年的影
响。今马列主义之精深博大，超过我《古史辨》工作何限，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
搞通，以刚之愚，实不知其为。……若不经渐悟之阶段而要人顿悟，所谓‘放下屠
刀立地成佛’，此实欺人之语耳。”（同上347页）
顾颉刚在50年代的表现，其实只是外在的，在内心里，他也知道自己的所作所
为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可以从他和童书业与杨向奎之间的一件事情看出。
童书业原是一个没有学历的人，曾在浙江图书馆做校对员，但童书业喜好读书
研究。1934年，他写了一篇评顾颉刚《尚书研究讲义》的短文，发表在《浙江图书
馆馆刊》上，并寄了一份给顾颉刚，后顾颉刚因省亲到杭州去，便去找他。第二年
又邀请他到禹贡学会给自己当助手，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且做出了很大
成绩。而杨向奎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曾帮助顾颉刚查《道藏》，并续完顾颉刚的
《中国上古史讲义》，这部分文章，曾被顾颉刚收入《古史辨》第7册中。可以说，
顾颉刚对杨向奎和童书业均有知遇之恩。 然而1952年童书业在《文史哲》 上发表
《古文辨派的阶级本质》，杨向奎发表《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对此二文，
顾颉刚在日记中说“均给予无情之打击” （同上，346页）。但顾颉刚对童书业和
杨向奎的做法并未责怪。1954年王树民对童杨二文表示“窃未敢以之为然”。对此
顾颉刚的看法是：“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辈与《古史辨》
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做过情之打击。苟我之学术工作已不足存于今之世，胡近来
二君又为《文史哲》向我索稿乎？故其为否定之批判，是可以原谅者也。”（同上
352页） 既然顾颉刚可以这样看待学生对自己的批判，那么同样道理，他对胡适的
批判不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吗？正是由于自己有这样的心理，才能理解学生的心理，
当时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很少不写文章批判他的，大概也都有同样的心理。《胡适
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只有两处提到顾颉刚，都是叙旧时提起，可见对他当年的
批判，胡适根本也未放在心上。
整个50年代， 顾颉刚基本没有什么好心情。他在日记中说：“到京8年，历史
所如此不能相容， 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 苦闷已极。 ”（同上370页）到了
“文革”，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
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和他同时代的学者比较起来，顾颉刚的后半生基本还
在做学术工作，终是幸事。
1949年，顾颉刚57岁。他没有走，留在上海复旦大学做教授。顾颉刚早年出身
北大，是沐浴着五四的精神成长起来的，他在《古史辨》一册的自序中说过：“若
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子民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要是不逢到《新青
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不敢大胆宣布。”
五四精神鼓舞着顾颉刚，不仅仅是在学术思想上，而且包括他对社会生活的看法。
作为学者，顾颉刚的学术道路与政治的关系并不大，但顾颉刚本人是受胡适、傅斯
年、钱玄同等人的影响成长起来的，在精神上深信特立独行的原则。1925年对由女
师大学潮引起的北大同人内部的矛盾，顾颉刚曾致函胡适，劝他“不必与任何方面
合作， 要说话就单独说话， 不要说话就尽守沉默。”（《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341页， 中华书局版）可见当时顾颉刚对学术之外的事情，兴趣并不大。顾颉刚小
胡适两岁，但对胡适本人极其恭敬，凡给胡适写信，均以学生自称。1927年，顾颉
刚就说过： “我以10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同上，428页）顾颉
刚对胡适热衷政治很不理解，劝他：“我期望先生的事业完全在学术方面发展，政
治方面就此截断了吧。 ”（同上，收8页）顾颉刚和胡适过去的私谊极好，他们虽
然是同龄人，但胡适对顾颉刚却有导师的作用，顾颉刚说过：“自从遇见了先生，
获得了方法， 又确定了目标，为学之心更加强烈。”（同上，531页）顾颉刚和傅
斯年也是好友，但两人个性不合，顾颉刚也曾对胡适说过：“我和孟真，本是好友，
但我们俩实在不能在同一机关做事， 为的是我们俩的性质太相同了。 ”（同上，
533页） 我说了这些顾颉刚和胡适、傅斯年的关系，是想说明一个意思，我们曾经
有很长时期，把当年胡适、傅斯年留在大陆的好友，简单地认为和他二人分道扬镳，
这既不符合他们之间的本来情形，也不近人情。刘起（左金右于）先生在《顾颉刚
先生学述》一书中曾有许多文字述及顾颉刚与胡适、傅斯年的不同，但多数不能服
人（刘起（左金右于）《顾颉刚先生学述》第258页；1986年5月中华书局版）。50
年代顾颉刚在批判胡适的运动中，表过态，写过文章，这也是事实，但对顾颉刚的
这种做法，今天的人们已经能够理解，因为当时作为一个年逾六十的老人，在那样
的气氛下说点假话， 也不违情理。当年留在大陆的史学家，论和胡适的交情，有3
个人最深， 或者说，这3个人胡适对他们都有知遇之恩，一是吴晗，一是罗尔纲，
还有就是顾颉刚， 但3人中，只有吴晗没有写过批判胡适的文章。我个人理解，吴
晗没有写，是因为当时以他的政治地位，如不是特殊情况，没有人再去运动他来表
态。要是他还在大学教书，恐怕也不会不写。他们当时对胡适的批判，更多地映现
了一个时代铺天盖地的政治狂澜，这狂澜中什么，人情、礼法、师友、前辈统统化
为乌有，剩下的只是惟一的政治标准。对顾颉刚来说，他的内心不仅是痛苦的，而
且是恐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他同时代许多旧知识分子的心态。
1954年，顾颉刚由上海来到北京，很快和当时历史所的实际负责人尹达有了矛
盾，一直闷闷不乐。作为学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他不敢拍案而起，但他
的痛苦却在日记中流露出来。1952年4月2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作《东向与
南向》 ， 久不作文矣，今乃得闲作得一篇，大非易事！”（顾灏《顾颉刚年谱》
346页，中国社会科学版）可见当时顾颉刚的心态。1952年7月，顾颉刚参加了上海
高校的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运动。对这些运动的真实感受，他在日记中说：“此次
学习，可怕者三：天正热，不堪炎热，一也。刺激太甚，使予接连不得安眠，二也。
开会太多， 无写作自我批判的时间，三也。”（同上，347页）顾顿刚本是著名学
者，但在50年代初期，他就处在这样一种恐惧中。他虽然尽量表态，尽可能按新时
代的要求来批判自己，但在内心深处，他还是难认同的。他在一封信中说：“本年
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预，而皆未真有所会悟。所以然者，每
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刚以前作《〈古史辨〉自序》，是任
北大助教6年， 慢慢读、慢慢想而得到的。因为有些内容，所以发生了廿余年的影
响。今马列主义之精深博大，超过我《古史辨》工作何限，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
搞通，以刚之愚，实不知其为。……若不经渐悟之阶段而要人顿悟，所谓‘放下屠
刀立地成佛’，此实欺人之语耳。”（同上347页）
顾颉刚在50年代的表现，其实只是外在的，在内心里，他也知道自己的所作所
为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可以从他和童书业与杨向奎之间的一件事情看出。
童书业原是一个没有学历的人，曾在浙江图书馆做校对员，但童书业喜好读书
研究。1934年，他写了一篇评顾颉刚《尚书研究讲义》的短文，发表在《浙江图书
馆馆刊》上，并寄了一份给顾颉刚，后顾颉刚因省亲到杭州去，便去找他。第二年
又邀请他到禹贡学会给自己当助手，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且做出了很大
成绩。而杨向奎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曾帮助顾颉刚查《道藏》，并续完顾颉刚的
《中国上古史讲义》，这部分文章，曾被顾颉刚收入《古史辨》第7册中。可以说，
顾颉刚对杨向奎和童书业均有知遇之恩。 然而1952年童书业在《文史哲》 上发表
《古文辨派的阶级本质》，杨向奎发表《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对此二文，
顾颉刚在日记中说“均给予无情之打击” （同上，346页）。但顾颉刚对童书业和
杨向奎的做法并未责怪。1954年王树民对童杨二文表示“窃未敢以之为然”。对此
顾颉刚的看法是：“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辈与《古史辨》
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做过情之打击。苟我之学术工作已不足存于今之世，胡近来
二君又为《文史哲》向我索稿乎？故其为否定之批判，是可以原谅者也。”（同上
352页） 既然顾颉刚可以这样看待学生对自己的批判，那么同样道理，他对胡适的
批判不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吗？正是由于自己有这样的心理，才能理解学生的心理，
当时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很少不写文章批判他的，大概也都有同样的心理。《胡适
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只有两处提到顾颉刚，都是叙旧时提起，可见对他当年的
批判，胡适根本也未放在心上。
整个50年代， 顾颉刚基本没有什么好心情。他在日记中说：“到京8年，历史
所如此不能相容， 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 苦闷已极。 ”（同上370页）到了
“文革”，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
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和他同时代的学者比较起来，顾颉刚的后半生基本还
在做学术工作，终是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