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见大
读《中国院士》（张建伟、邓琼琼著）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曾经有一
段时期，我想过收集中央研究院的资料，这个兴趣最初是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
究所引起的，后来听说南京有一位先生写了一本关于中央研究院历史的书，我也曾
打听过，但此书至今没有出版。由于有了这点准备，平时看书对有关中央研究院的
史料也就比较留意。现在读《中国院士》，自然就很有兴趣。大体上说这是一本不
错的书。但我对这本书有一个小小的不满足，就是作者似乎有一种乐观主义的倾向，
所以在他们笔下，中国院士的历史也是越往后越辉煌。在作者看来，尽管道路是曲
折的，而前途总是光明的。作者自有其道理，但我觉得他们的乐观主义是太多了一
些，这本书如果多传达一些历史的悲观主义，也许才更让人钦佩作者的历史眼光，
可惜作者没有这样做。虽然这本书中有很宝贵的史料，偶尔也有很感人的细节，可
惜由于作者缺乏宏大的历史眼光，所以尽管是本好书，但还不能对人的心灵真正有
所触动。
如果给作者提具体意见，我想先从一个细节说起。作者在书中写到了生物学家
胡步曾，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81名院士中，胡先生是生物组的院士，1955年的学
部委员中就缺了胡先生，因为他反对李森科那一套，在50年代，这是很大的问题。
像这样的细节书中还有一些，可惜作者未能从这些细节中挖掘出更深刻的东西，我
说他们有乐观主义的东西，因为他们忽略了这种小事中映现出的一个时代的政治文
化特色，他们把本来已经找到的历史感觉，轻易放过去了。《竺可桢日记》中有一
个细节， 恰好可以和胡先生的经历对比着看，对比着想。1949年5月30日，竺可桢
在上海见到陈毅，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说：“渠曾阅研究院院士录，见有郭沫若之名，
知研究院之兼收能并蓄。”（日记第2册第1257页）从《中国院士》所写的历史看，
作者读过竺可桢的日记， 可惜把这样好的细节给遗漏了。1947年5月22日的胡适日
记中，留下了一份关于中央研究院人文组候选人的名单，抄出如下：
发出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文组”的“人文”部分的拟提名单：
哲学：吴敬恒 汤用彤 金岳霖
中国文学：沈兼士 杨树达 傅增湘
史学：张元济 陈垣 陈寅恪 傅斯年
语言学：赵元任 李方桂 罗常培
考古学及艺术史：董作宾 郭沫若 李济 梁思成
人文地理民族学：想不出人名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
这是1947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候选人名单， 这个名单中的沈兼士、 傅增湘，
1948年就没有当选院士，但郭沫若始终在这个名单上，所以才有竺可桢见陈毅后的
感慨。 《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24页）中也有一个类似的细节，何廉
曾为蒋介石提供当时参加庐山会议的人员名单，他说：
我们拟就了一张名单，包括各行各业的人士。去上海见他时，我们递
交了这张名单的草案。我记得，名单上有郭沫若的名字，但我们并不清楚
他是个共产党人。蒋介石看到郭沫若的名字后说：“啊，好得很，我对此
人总是十分清楚的。”他问我们此人现在哪里，我说1933年在东京时我曾
看到过他，但不了解他现在何处。
历史常是由许多小事构成的。研究历史的人可以从大处着眼，但也有专从小处
着眼的，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的那些学者，像布罗代尔就喜欢看小处，也能成一家之
言，而且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院士》的作者，本来已经有了很好的材料，但眼
光偏了，作品的深度也就受到了影响，这一点我很希望作者能从陆键东的《陈寅恪
的最后二十年》中学点把握真实历史的方法和情感，
读《中国院士》（张建伟、邓琼琼著）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曾经有一
段时期，我想过收集中央研究院的资料，这个兴趣最初是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
究所引起的，后来听说南京有一位先生写了一本关于中央研究院历史的书，我也曾
打听过，但此书至今没有出版。由于有了这点准备，平时看书对有关中央研究院的
史料也就比较留意。现在读《中国院士》，自然就很有兴趣。大体上说这是一本不
错的书。但我对这本书有一个小小的不满足，就是作者似乎有一种乐观主义的倾向，
所以在他们笔下，中国院士的历史也是越往后越辉煌。在作者看来，尽管道路是曲
折的，而前途总是光明的。作者自有其道理，但我觉得他们的乐观主义是太多了一
些，这本书如果多传达一些历史的悲观主义，也许才更让人钦佩作者的历史眼光，
可惜作者没有这样做。虽然这本书中有很宝贵的史料，偶尔也有很感人的细节，可
惜由于作者缺乏宏大的历史眼光，所以尽管是本好书，但还不能对人的心灵真正有
所触动。
如果给作者提具体意见，我想先从一个细节说起。作者在书中写到了生物学家
胡步曾，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81名院士中，胡先生是生物组的院士，1955年的学
部委员中就缺了胡先生，因为他反对李森科那一套，在50年代，这是很大的问题。
像这样的细节书中还有一些，可惜作者未能从这些细节中挖掘出更深刻的东西，我
说他们有乐观主义的东西，因为他们忽略了这种小事中映现出的一个时代的政治文
化特色，他们把本来已经找到的历史感觉，轻易放过去了。《竺可桢日记》中有一
个细节， 恰好可以和胡先生的经历对比着看，对比着想。1949年5月30日，竺可桢
在上海见到陈毅，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说：“渠曾阅研究院院士录，见有郭沫若之名，
知研究院之兼收能并蓄。”（日记第2册第1257页）从《中国院士》所写的历史看，
作者读过竺可桢的日记， 可惜把这样好的细节给遗漏了。1947年5月22日的胡适日
记中，留下了一份关于中央研究院人文组候选人的名单，抄出如下：
发出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文组”的“人文”部分的拟提名单：
哲学：吴敬恒 汤用彤 金岳霖
中国文学：沈兼士 杨树达 傅增湘
史学：张元济 陈垣 陈寅恪 傅斯年
语言学：赵元任 李方桂 罗常培
考古学及艺术史：董作宾 郭沫若 李济 梁思成
人文地理民族学：想不出人名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
这是1947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候选人名单， 这个名单中的沈兼士、 傅增湘，
1948年就没有当选院士，但郭沫若始终在这个名单上，所以才有竺可桢见陈毅后的
感慨。 《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24页）中也有一个类似的细节，何廉
曾为蒋介石提供当时参加庐山会议的人员名单，他说：
我们拟就了一张名单，包括各行各业的人士。去上海见他时，我们递
交了这张名单的草案。我记得，名单上有郭沫若的名字，但我们并不清楚
他是个共产党人。蒋介石看到郭沫若的名字后说：“啊，好得很，我对此
人总是十分清楚的。”他问我们此人现在哪里，我说1933年在东京时我曾
看到过他，但不了解他现在何处。
历史常是由许多小事构成的。研究历史的人可以从大处着眼，但也有专从小处
着眼的，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的那些学者，像布罗代尔就喜欢看小处，也能成一家之
言，而且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院士》的作者，本来已经有了很好的材料，但眼
光偏了，作品的深度也就受到了影响，这一点我很希望作者能从陆键东的《陈寅恪
的最后二十年》中学点把握真实历史的方法和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