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教授的命运
1945年昆明发生的“一二・一”学潮，在当时和以后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关
这次学潮的研究已有很多，我所选取的角度是观察这次学潮中的三个教授的命运。
“一二・一”学潮起因于一次时事晚会。1945年11月25日，在西南联大图书馆
前的草坪上举行的这次晚会，成了“一二・一”学潮的导火索。当时参加时事晚会
的有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英语专科学校的学生约6000人。当时正是反
内战的高潮时期，按惯例，学生的时事晚会，通常要请知名的教授来演讲，11月25
日的时事晚会也不例外，同学请了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和潘大逵4位教授讲演。
晚会进行当中，驻防昆明的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派人包围了会场，并鸣枪威胁，
引起教授和学生的极大愤慨。晚会之后，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消息：“本市西门外白
泥坡附近，昨晚7时许，发生匪警，当地驻军据报后，即赶赴捕捉，匪徒一面鸣枪，
一面向黑暗中逃窜而散。”（西南联大党史编写组《中共西南联大地下组织和群众
革命活动简史》 9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这则不实的消息，引起学生
的愤怒， 使矛盾激化，4位学生被枪杀，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的罢课，从而形成“一
二・一”学潮。
我们现在分析的是这次学潮前在时事晚会讲演的4位教授当时的经历和以后的
命运。 出席时事晚会的4位教授除经济学家伍启元1949年后离开大陆赴美外，钱端
升、费孝通、潘大逵都留了下来。1988年11月，在纪念西南联大校庆50周年的纪念
活动中，伍启元以《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和精神》为题发表了讲话。（西南联大昆
明校友会编《西南联大暨云南师大建校50周年纪念集》 105页，1988年。）由于伍
启元离开大陆多年，他本人的命运和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不同，因而我们只观察钱
端升、费孝通和潘大逵的命运。
钱端升1900年出生于上海，1919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4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
学博土学位。潘大逵1902年出生于四川开县，1924清华学校毕业，1929年获美国威
斯康辛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费孝通1910年出生于江苏吴江县，1933年考入清华研
究院，1938年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土学位。
三位教授从年龄上看，大体是三代知识分子，钱端升长费孝通10岁，而潘大逵
又长费孝通8岁。 三位教授同出清华，都有留学英美的背景，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
识分子，要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自然离不开胡适，现在我先比较他
们和胡适的关系。
一
胡适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直到他逝
世前在台湾的那一段岁月里，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数都和胡适发生过联系。尽
管胡适没有执教西南联大，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
的灵魂。1940年钱端升曾有一信给胡适，详细述及西南联大诸教授的情况，其中说：
“联大经四月扰攘，现仍定不迁。惟一年级在川召集。此事亦不甚妥。联大内部亦
因此事发生moral（风纪） 方面许多不良影响，可惜也。附件拟请抽暇一阅。如可
以，乞向洛氏基金方面吹嘘。弟既无书可读，又苦无事可做，致有此尝试。兄得无
笑其少不更事，无苦讨苦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494页， 中华书局1983年）钱端升是了解胡适的，虽然身在国外，但仍时时记挂他
在西南联大的那班朋友。钱端升与胡适相差不到10岁，他们却在思想上有许多共同
点，而且私交甚好。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时，身旁的两助手一个是张忠绂，一个就是
钱端升。 张忠绂在《迷惘集》中曾说：“到了美国，适之要端升和我也每月拿900
元的薪金作为国内家中用度，此外在美费用实报实销，不用记账，他自己不准备拿
月薪，端升和我也谢绝领月薪。”（张忠绂《迷惘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可
见他与胡适的关系。钱端升年轻的时候，可以说是胡适的崇拜者。1962年他在给胡
适的一封信中，曾急切地希望胡适能回清华学校当校长。钱端升在信中说：“要是
你肯来，什么问题都没有，你是学者，有志意者，有资望者，是美国留学生（这并
不是我特别亲美，不过事实不能不这样）是与现今外交当局很有交情，又是能开刀
的好手。你肯来，就干妥万当；你不肯来，那就找不出什么适宜的人来了。请你不
要看轻了清华的机会，我并不是清华派，平常也不甚重视清华的。不过我常常有两
种思想：第一，我既然进了清华，一天不离开清华，便一天不能忘情于清华的改良
……”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509页）钱端升在信中还表达了当时清华同人以
及校外的《现代评论》派那班人对胡适寄予的厚望。
钱端升早年和胡适建立的友谊是很深的，从他写给胡适的许多信中可以看出，
他是很敬重胡适的；但在钱端升人生最关键的时候，我们又感到他对胡适的敬重并
未成为他的行动，这可能是当时胡适许多朋友的一个共同点。1948年钱端升赴美讲
学，没有留在那里，胡适也劝过他留下，但钱端升这次没有听胡适的话，坚持回来，
而且是新时代初期发言较为积极的知识分子， 他那时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院长。
1951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钱端升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
祖国而学习》，全面彻底否定了自己的过去，尤其令人吃惊的是他在这篇文章中，
竟然将蔡元培早年领导北大时形成的“兼容并包”思想给否定了，他说“北京大学
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而将他在北京大学的主要教育思想
――所谓‘思想自由’和‘学习自由’――长期地保留在北京大学之中的老一辈的
教师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则应负更大的责任。”（《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74
页，上海，五十年代出版社1952年）像他同时代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钱端
升的矛盾是有代表性的。以他早年的思想状况来推断后来的言论，这之间呈现出的
是简单跳跃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不符合事物自然演进规律的。“一二・一”之前的
时事晚会上，作为国民党员的钱端升讲演的宗旨是反内战，反极权，反专制，这是
他一生所抱定的信仰，然而并没有过了多久，钱端升就失去了真实表达自己的机会。
50年代初期，他写的为数不多的阐释新时代宪法和国家机构的一些文章，早已没有
了自己的独立见解。1941年钱端升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起当时昆明的情形“国内
有三大事，即国共争，物价涨，日又有侵入滇省模样。然弟所见，最糟者仍是政治
无进步，号称进步者无论共或反共，均是totalitarian（极权主义者），亦是不愿
入轨道者，其余更可知，奈何。”（《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401页）40年代晚期，
40多岁的钱端升曾参加过旧政协，作为一个宪法专家，他可能对联合政府的承诺寄
予了天真的幻想，因为这个承诺在40年代的确是鼓舞人心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
1957年钱端升成了右派。60年代初，胡适在台湾谈起旧日的朋友如陈寅恪、姜立夫
等人时，还很关心钱端升，胡适说：“现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
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第10册2556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当60年代台湾报纸上有关于大陆学人
摘去右派帽子的报道时，胡适注意到“第一名是钱端升，这里面一些年轻――40来
岁的如陈达（人口专家） 等， 好多是清华出国成绩很好的人。”（同上，第10册
3844页）可见对钱端升的关心。）
二
费孝通一生直接和胡适发生联系的事，目前我们知道的不多，费孝通小胡适11
岁，已是两代人。虽然没有多少直接的交往，但胡适当年办《独立评论》、《现代
评论》和《新月》时的许多朋友，有些是费孝通的师长，有些则是他的朋友。费孝
通本人的思想，虽然在40年代末给人留下了向左转的倾向，但当时费孝通的左转并
非走向政治的操作，而依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天性的流露，他的左转只是偶然顺
应了某一在野的政治势力。就他一生的言论而言，反专制、反独裁是他的本意。费
孝通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虽然后来介入了一些政治活动，但我还是愿意将他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评价。1988年，在谈到与民盟的关系时，费孝通说：
“当时后方的知识分子存在着爱国的共同立场和抗战胜利的共同愿望，但是思想上
没有统一，更说不上行动上的一致。思想上的统一需要政治觉悟，行动上的一致需
要政治组织。”（《我与民盟》9页，群言出版社1991年4月）
费孝通对胡适一直是很敬重的。《胡适的日记》中曾记有1943年费孝通赴美时
拜会胡适的情况，胡适说：“费孝通教授来谈，他谈及国内民生状况，及军队之苦
况，使我叹息。他说，他的村子里就有军队，故知其详情，每日每人可领24两米，
但总不够额，每月35元，买柴都不够，何况买菜吃？如此情形之下，纪律哪能不坏？
他说，社会与政府仍不把兵士当做人看待！兵官每月400元，如何能不舞弊走私？”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另外能举出的例
子是我做《观察》周刊研究时，见到的胡适写给费孝通的一封短信。这封信是费孝
通交给当时《观察》 周刊编者储安平发表的， 这信一般的胡适书信选中都漏收了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该书未收胡适致
费孝通的信）。这封信是胡适读了费孝通翻译的《美国人的性格》，发现其中的两
处错误，主动写信告诉费孝通的。以下是胡适信的全文：（《观察》第3卷第4期第
23页，观察社1947年，上海。）
孝通先生：昨天在观察二卷二十二期看见大作《负了气出的门》，开
篇两节里就有两个大错，不敢不奉告。
第一节说邱吉尔“显然的歪曲了历史，即使没有歪曲，也不免是断章
取义”。邱吉尔说“他身体流着的血，一半是来自美国的”。他的母亲是
美国纽约的Jennie Jerome， 当然可以说他的血一半是来自美国的。他说
的是史实，并没有歪曲历史，也没有断章取义。
第二节说怀德海名字里有个North， 这并不错。但你解说错了。你说
“原来他是North将军的后裔， 而这位将军是奉命来镇压美国独立的”。
这样一位将军，小怀德海说的大概是指美洲独立时的英国首相Lord North。
当时北美十三邦最恨的是英王乔治三世和他的首相Lord North。
先生既发愤写“美国人的性格”，似乎不可不多读一些美国人人知道
的历史。如上述两例，都是人人知道的常识。若不改正，必遭读者耻笑，
故不敢不奉告，想能蒙原谅。
胡适
卅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此信是我南飞前一夕写的。写了后，我不敢寄出。今重看一遍，觉得
朋友有切嗟之责，故补寄上。乞恕！适之（卅六年九月八日）。
费孝通收到胡适的信以后，很快回信表示感谢，从那封信，可以看出费孝通对
胡适的敬重。 写那封信的时间是1947年9月10日，据这个时间推测费孝通的思想倾
向，按流行的说法，他已经是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了，但从他给胡适的信中，我们
能感到胡适在费孝通的心中还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人。 费孝通的信是这样的：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232－233页，中华书局1983年）
适之老师：
接到八月二十五日的信，十分感激，而且高兴，高兴的是因此从此可
以称你作老师了。我已经把来信寄给安平兄，请他在《观察》发表，以免
误及读者。
我说“歪曲历史”和“断章取义”原是想说：从历史的过程说，美国
人的血是从欧洲去的，至少大部分是如此。邱老有意把自己的“血的倒流”
来标榜， 用意是想去歪曲to bend一般对于历史的成见。他自己的个例是
历史上的“断章”，少数例外之意，用以取义，使美国人听来高兴。行文
不慎，多少也犯了弄笔头的毛病。
怀德教授的故事是他和我说的，我没有问清楚底细，把爵士变成了将
军，罪无可赦。从美国回来之后还写过一本《初访美国》，其中又有不少
关于历史的叙述，不知有没有类似的错误，奉上一册，公余之暇，或可作
为消遣之用。
并祝
著祺
孝通
三六，九，十
40年代末，费孝通他们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是复杂的，至少我
们可以说，在思想上他们没有放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只是由于过分痛恨执
政党的腐败和极权，而暂时认同了在野政治势力的某些主张，在这一点上，费孝通
留给后代知识分子的启示是很深刻的。 1949年8月31日，费孝通写过一篇文章《我
参加了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就在这一年，这个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不断
怀疑起自己早年的教育来。 1950年8月他把自己写的这类文字收在一本为《我的一
年》的书中，这本书是研究转折时期费孝通的重要材料。其中有一段说到自己参加
北平各界代表会议时的情景：“坐在我旁边的是钱端升先生，昆明‘一二・一’运
动开始发动起来的那天晚上，我们也坐在一起。轮到我上台演讲时，联大校舍四围
枪声突起，子弹在头顶掠过。这种景象和现在一比，真是地狱和天堂之别。这个差
别在哪里呢？今天我可以安心的在会场里听讲和发言，有的只是融融一堂的温情，
没有枪声来威胁了。为什么呢？很明白的，反动派的武装被解除了，反动派的活动
被镇压了。这是专政，一点也不错，有这些专政，才有我们在会场里的民主。没有
这些专政，我们的会场又会变成西南联大的草坪了。我于是又点头了，领会了民主
和专政是怎样结合起来的。”（费孝通《我这一年》3－4页）费孝通的经历中有一
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他对新时代的许多评价是在1949年前后得出的，这时思想
改造运动还没有到来， 他的有些文章甚至是写在1949年10月1日以前的。对此我是
这样理解的：40年代末，费孝通尚不足40岁，年轻人的气质还在，容易为暂时的或
眼前的新气象所迷惑，这是其一；其二，也许当时的费孝通已经感到了某种压力，
非这样认识不足以保全自己，但关于此点，我尚未见到可靠材料，仅是推测而已。
从50年代初费孝通的经历中，至少我们能了解两点，第一，新时代的新气象确实是
真实存在过的，由于那些诱人的承诺和鼓舞人心的口号，对于民族情感本来很强的
中国知识分子，可能确实有扬眉吐气之感，这种简单的思考逻辑，一直持续到1957
年之后。第二，新时代初期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还是友好的，征尘未洗，还
没有来得及清理他们的思想，这时从未涉足实际政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天真地
以为真正的民主时代到来了，至少有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当时改造思想
时，不乏真诚的一面。我一直认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具有轻信的弱点，这
对具体人来说不是什么严重的缺点，但那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时具有这个特点，
就预示了他们的不幸，当然这种不幸要在多少年后才看得清楚。1957年费孝通写了
一篇很著名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自然他也就成了著名的右派。
三
按潘大逵生活的时代和他的活动情况，他有可能与胡适发生联系，但目前我还
没有查到他们交往的材料，潘大逵在晚年写的回忆录《风雨九十年》中（《风雨九
十年――潘大逵回忆录》，成都出版社1992年6月），也没有提到他和胡适的交往。
但没有和胡适的交往的经历，并不影响我们把潘大逵也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待。
潘大逵和费孝通一样，当年也是民盟活动的积极分子，当时的民盟实际是一个
很松散的知识分子群体，他的变化是后来出现的。潘大逵只在西南联大停留过很短
的时间，在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中，他是参预政治活动热情较高的一位，1957年潘
大逵也成为右派。
四
以上我简述了三位教授和胡适的关系，现在可以回到我的结论上来。
“一二・一”学潮前，在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中，保持着追求自由和民主的
传统，当时时事晚会演讲的四教授本身也分别处于不同的政治团体，钱端升和伍启
元是老国民党员，潘大逵是民盟成员，而费孝通是无党派人士，他们在当时的历史
条件下实际承担了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的职责。 他们4人都有自己的专业，但他们没
有以这种专业为逃避现实的借口，要知道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敢于在时事晚会上
自由讲演是有很大危险的。但从已披露的历史资料看，作为教授，他们没有什么恐
惧感，费孝通演讲的时候突然断电，而且枪声四起，他仍激昂地呼喊：“不但在黑
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这种知识分子的勇气，在以
后的费孝通身上就没有再出现过。40年代的社会环境有恐怖的一面，比如闻一多、
李公朴的被暗杀，但这种恐怖并不是深入知识分子内心的一种恐惧，至少多数自由
主义知识分子天然地相信他们有言论的权利，不然我们就难以理解40年代未有那么
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参与了政党活动，而且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言论。“一二・一”
学潮是一个政治事件，卷入这个事件的学生和教授应该说都是具有现代知识分子气
质的人，我们提到的这三位教授更是如此。根据当年他们站在学生面前的情景，我
们不难想到他们的性格，按说这种性格和气质应该是一个人身上最宝贵的东西，也
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最典型的气质，但后来我们基本没有看到这种气质的体现。这
里我们不妨问一句，他们那种气质哪里去了？如果我们把“一二・一”学潮作为一
个象征， 而将当时讲演的4位教授作为教授群体的代表，那么这个四比一的结果差
不多也就是中国40年代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 4个教授除了伍启元到了
美国以外，剩下的3个全都没过了1957年这一关，而这3个教授同是留美的学者，同
出于清华， 在40年代末又同时最不满现状，敢于挺身而出反专制反极权；3位教授
就个性、就当时言论的激烈程度而言，都不及闻一多，闻一多不幸惨死在特务的枪
声中，引起当时国内舆论的共同谴责。历史已经过去差不多印年了，我在为闻一多
的惨死感到愤怒的时候，想到钱端升、费孝通、潘大逵等活下来的教授，想到他们
坎坷的人生，我心中涌起的是更为复杂的感情：活下来的闻一多，等待他的是什么
命运呢？
1945年昆明发生的“一二・一”学潮，在当时和以后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关
这次学潮的研究已有很多，我所选取的角度是观察这次学潮中的三个教授的命运。
“一二・一”学潮起因于一次时事晚会。1945年11月25日，在西南联大图书馆
前的草坪上举行的这次晚会，成了“一二・一”学潮的导火索。当时参加时事晚会
的有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英语专科学校的学生约6000人。当时正是反
内战的高潮时期，按惯例，学生的时事晚会，通常要请知名的教授来演讲，11月25
日的时事晚会也不例外，同学请了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和潘大逵4位教授讲演。
晚会进行当中，驻防昆明的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派人包围了会场，并鸣枪威胁，
引起教授和学生的极大愤慨。晚会之后，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消息：“本市西门外白
泥坡附近，昨晚7时许，发生匪警，当地驻军据报后，即赶赴捕捉，匪徒一面鸣枪，
一面向黑暗中逃窜而散。”（西南联大党史编写组《中共西南联大地下组织和群众
革命活动简史》 9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这则不实的消息，引起学生
的愤怒， 使矛盾激化，4位学生被枪杀，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的罢课，从而形成“一
二・一”学潮。
我们现在分析的是这次学潮前在时事晚会讲演的4位教授当时的经历和以后的
命运。 出席时事晚会的4位教授除经济学家伍启元1949年后离开大陆赴美外，钱端
升、费孝通、潘大逵都留了下来。1988年11月，在纪念西南联大校庆50周年的纪念
活动中，伍启元以《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和精神》为题发表了讲话。（西南联大昆
明校友会编《西南联大暨云南师大建校50周年纪念集》 105页，1988年。）由于伍
启元离开大陆多年，他本人的命运和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不同，因而我们只观察钱
端升、费孝通和潘大逵的命运。
钱端升1900年出生于上海，1919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4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
学博土学位。潘大逵1902年出生于四川开县，1924清华学校毕业，1929年获美国威
斯康辛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费孝通1910年出生于江苏吴江县，1933年考入清华研
究院，1938年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土学位。
三位教授从年龄上看，大体是三代知识分子，钱端升长费孝通10岁，而潘大逵
又长费孝通8岁。 三位教授同出清华，都有留学英美的背景，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
识分子，要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自然离不开胡适，现在我先比较他
们和胡适的关系。
一
胡适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直到他逝
世前在台湾的那一段岁月里，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数都和胡适发生过联系。尽
管胡适没有执教西南联大，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
的灵魂。1940年钱端升曾有一信给胡适，详细述及西南联大诸教授的情况，其中说：
“联大经四月扰攘，现仍定不迁。惟一年级在川召集。此事亦不甚妥。联大内部亦
因此事发生moral（风纪） 方面许多不良影响，可惜也。附件拟请抽暇一阅。如可
以，乞向洛氏基金方面吹嘘。弟既无书可读，又苦无事可做，致有此尝试。兄得无
笑其少不更事，无苦讨苦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494页， 中华书局1983年）钱端升是了解胡适的，虽然身在国外，但仍时时记挂他
在西南联大的那班朋友。钱端升与胡适相差不到10岁，他们却在思想上有许多共同
点，而且私交甚好。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时，身旁的两助手一个是张忠绂，一个就是
钱端升。 张忠绂在《迷惘集》中曾说：“到了美国，适之要端升和我也每月拿900
元的薪金作为国内家中用度，此外在美费用实报实销，不用记账，他自己不准备拿
月薪，端升和我也谢绝领月薪。”（张忠绂《迷惘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可
见他与胡适的关系。钱端升年轻的时候，可以说是胡适的崇拜者。1962年他在给胡
适的一封信中，曾急切地希望胡适能回清华学校当校长。钱端升在信中说：“要是
你肯来，什么问题都没有，你是学者，有志意者，有资望者，是美国留学生（这并
不是我特别亲美，不过事实不能不这样）是与现今外交当局很有交情，又是能开刀
的好手。你肯来，就干妥万当；你不肯来，那就找不出什么适宜的人来了。请你不
要看轻了清华的机会，我并不是清华派，平常也不甚重视清华的。不过我常常有两
种思想：第一，我既然进了清华，一天不离开清华，便一天不能忘情于清华的改良
……”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509页）钱端升在信中还表达了当时清华同人以
及校外的《现代评论》派那班人对胡适寄予的厚望。
钱端升早年和胡适建立的友谊是很深的，从他写给胡适的许多信中可以看出，
他是很敬重胡适的；但在钱端升人生最关键的时候，我们又感到他对胡适的敬重并
未成为他的行动，这可能是当时胡适许多朋友的一个共同点。1948年钱端升赴美讲
学，没有留在那里，胡适也劝过他留下，但钱端升这次没有听胡适的话，坚持回来，
而且是新时代初期发言较为积极的知识分子， 他那时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院长。
1951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钱端升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
祖国而学习》，全面彻底否定了自己的过去，尤其令人吃惊的是他在这篇文章中，
竟然将蔡元培早年领导北大时形成的“兼容并包”思想给否定了，他说“北京大学
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而将他在北京大学的主要教育思想
――所谓‘思想自由’和‘学习自由’――长期地保留在北京大学之中的老一辈的
教师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则应负更大的责任。”（《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74
页，上海，五十年代出版社1952年）像他同时代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钱端
升的矛盾是有代表性的。以他早年的思想状况来推断后来的言论，这之间呈现出的
是简单跳跃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不符合事物自然演进规律的。“一二・一”之前的
时事晚会上，作为国民党员的钱端升讲演的宗旨是反内战，反极权，反专制，这是
他一生所抱定的信仰，然而并没有过了多久，钱端升就失去了真实表达自己的机会。
50年代初期，他写的为数不多的阐释新时代宪法和国家机构的一些文章，早已没有
了自己的独立见解。1941年钱端升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起当时昆明的情形“国内
有三大事，即国共争，物价涨，日又有侵入滇省模样。然弟所见，最糟者仍是政治
无进步，号称进步者无论共或反共，均是totalitarian（极权主义者），亦是不愿
入轨道者，其余更可知，奈何。”（《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401页）40年代晚期，
40多岁的钱端升曾参加过旧政协，作为一个宪法专家，他可能对联合政府的承诺寄
予了天真的幻想，因为这个承诺在40年代的确是鼓舞人心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
1957年钱端升成了右派。60年代初，胡适在台湾谈起旧日的朋友如陈寅恪、姜立夫
等人时，还很关心钱端升，胡适说：“现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
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第10册2556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当60年代台湾报纸上有关于大陆学人
摘去右派帽子的报道时，胡适注意到“第一名是钱端升，这里面一些年轻――40来
岁的如陈达（人口专家） 等， 好多是清华出国成绩很好的人。”（同上，第10册
3844页）可见对钱端升的关心。）
二
费孝通一生直接和胡适发生联系的事，目前我们知道的不多，费孝通小胡适11
岁，已是两代人。虽然没有多少直接的交往，但胡适当年办《独立评论》、《现代
评论》和《新月》时的许多朋友，有些是费孝通的师长，有些则是他的朋友。费孝
通本人的思想，虽然在40年代末给人留下了向左转的倾向，但当时费孝通的左转并
非走向政治的操作，而依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天性的流露，他的左转只是偶然顺
应了某一在野的政治势力。就他一生的言论而言，反专制、反独裁是他的本意。费
孝通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虽然后来介入了一些政治活动，但我还是愿意将他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评价。1988年，在谈到与民盟的关系时，费孝通说：
“当时后方的知识分子存在着爱国的共同立场和抗战胜利的共同愿望，但是思想上
没有统一，更说不上行动上的一致。思想上的统一需要政治觉悟，行动上的一致需
要政治组织。”（《我与民盟》9页，群言出版社1991年4月）
费孝通对胡适一直是很敬重的。《胡适的日记》中曾记有1943年费孝通赴美时
拜会胡适的情况，胡适说：“费孝通教授来谈，他谈及国内民生状况，及军队之苦
况，使我叹息。他说，他的村子里就有军队，故知其详情，每日每人可领24两米，
但总不够额，每月35元，买柴都不够，何况买菜吃？如此情形之下，纪律哪能不坏？
他说，社会与政府仍不把兵士当做人看待！兵官每月400元，如何能不舞弊走私？”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另外能举出的例
子是我做《观察》周刊研究时，见到的胡适写给费孝通的一封短信。这封信是费孝
通交给当时《观察》 周刊编者储安平发表的， 这信一般的胡适书信选中都漏收了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该书未收胡适致
费孝通的信）。这封信是胡适读了费孝通翻译的《美国人的性格》，发现其中的两
处错误，主动写信告诉费孝通的。以下是胡适信的全文：（《观察》第3卷第4期第
23页，观察社1947年，上海。）
孝通先生：昨天在观察二卷二十二期看见大作《负了气出的门》，开
篇两节里就有两个大错，不敢不奉告。
第一节说邱吉尔“显然的歪曲了历史，即使没有歪曲，也不免是断章
取义”。邱吉尔说“他身体流着的血，一半是来自美国的”。他的母亲是
美国纽约的Jennie Jerome， 当然可以说他的血一半是来自美国的。他说
的是史实，并没有歪曲历史，也没有断章取义。
第二节说怀德海名字里有个North， 这并不错。但你解说错了。你说
“原来他是North将军的后裔， 而这位将军是奉命来镇压美国独立的”。
这样一位将军，小怀德海说的大概是指美洲独立时的英国首相Lord North。
当时北美十三邦最恨的是英王乔治三世和他的首相Lord North。
先生既发愤写“美国人的性格”，似乎不可不多读一些美国人人知道
的历史。如上述两例，都是人人知道的常识。若不改正，必遭读者耻笑，
故不敢不奉告，想能蒙原谅。
胡适
卅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此信是我南飞前一夕写的。写了后，我不敢寄出。今重看一遍，觉得
朋友有切嗟之责，故补寄上。乞恕！适之（卅六年九月八日）。
费孝通收到胡适的信以后，很快回信表示感谢，从那封信，可以看出费孝通对
胡适的敬重。 写那封信的时间是1947年9月10日，据这个时间推测费孝通的思想倾
向，按流行的说法，他已经是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了，但从他给胡适的信中，我们
能感到胡适在费孝通的心中还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人。 费孝通的信是这样的：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232－233页，中华书局1983年）
适之老师：
接到八月二十五日的信，十分感激，而且高兴，高兴的是因此从此可
以称你作老师了。我已经把来信寄给安平兄，请他在《观察》发表，以免
误及读者。
我说“歪曲历史”和“断章取义”原是想说：从历史的过程说，美国
人的血是从欧洲去的，至少大部分是如此。邱老有意把自己的“血的倒流”
来标榜， 用意是想去歪曲to bend一般对于历史的成见。他自己的个例是
历史上的“断章”，少数例外之意，用以取义，使美国人听来高兴。行文
不慎，多少也犯了弄笔头的毛病。
怀德教授的故事是他和我说的，我没有问清楚底细，把爵士变成了将
军，罪无可赦。从美国回来之后还写过一本《初访美国》，其中又有不少
关于历史的叙述，不知有没有类似的错误，奉上一册，公余之暇，或可作
为消遣之用。
并祝
著祺
孝通
三六，九，十
40年代末，费孝通他们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是复杂的，至少我
们可以说，在思想上他们没有放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只是由于过分痛恨执
政党的腐败和极权，而暂时认同了在野政治势力的某些主张，在这一点上，费孝通
留给后代知识分子的启示是很深刻的。 1949年8月31日，费孝通写过一篇文章《我
参加了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就在这一年，这个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不断
怀疑起自己早年的教育来。 1950年8月他把自己写的这类文字收在一本为《我的一
年》的书中，这本书是研究转折时期费孝通的重要材料。其中有一段说到自己参加
北平各界代表会议时的情景：“坐在我旁边的是钱端升先生，昆明‘一二・一’运
动开始发动起来的那天晚上，我们也坐在一起。轮到我上台演讲时，联大校舍四围
枪声突起，子弹在头顶掠过。这种景象和现在一比，真是地狱和天堂之别。这个差
别在哪里呢？今天我可以安心的在会场里听讲和发言，有的只是融融一堂的温情，
没有枪声来威胁了。为什么呢？很明白的，反动派的武装被解除了，反动派的活动
被镇压了。这是专政，一点也不错，有这些专政，才有我们在会场里的民主。没有
这些专政，我们的会场又会变成西南联大的草坪了。我于是又点头了，领会了民主
和专政是怎样结合起来的。”（费孝通《我这一年》3－4页）费孝通的经历中有一
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他对新时代的许多评价是在1949年前后得出的，这时思想
改造运动还没有到来， 他的有些文章甚至是写在1949年10月1日以前的。对此我是
这样理解的：40年代末，费孝通尚不足40岁，年轻人的气质还在，容易为暂时的或
眼前的新气象所迷惑，这是其一；其二，也许当时的费孝通已经感到了某种压力，
非这样认识不足以保全自己，但关于此点，我尚未见到可靠材料，仅是推测而已。
从50年代初费孝通的经历中，至少我们能了解两点，第一，新时代的新气象确实是
真实存在过的，由于那些诱人的承诺和鼓舞人心的口号，对于民族情感本来很强的
中国知识分子，可能确实有扬眉吐气之感，这种简单的思考逻辑，一直持续到1957
年之后。第二，新时代初期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还是友好的，征尘未洗，还
没有来得及清理他们的思想，这时从未涉足实际政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天真地
以为真正的民主时代到来了，至少有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当时改造思想
时，不乏真诚的一面。我一直认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具有轻信的弱点，这
对具体人来说不是什么严重的缺点，但那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时具有这个特点，
就预示了他们的不幸，当然这种不幸要在多少年后才看得清楚。1957年费孝通写了
一篇很著名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自然他也就成了著名的右派。
三
按潘大逵生活的时代和他的活动情况，他有可能与胡适发生联系，但目前我还
没有查到他们交往的材料，潘大逵在晚年写的回忆录《风雨九十年》中（《风雨九
十年――潘大逵回忆录》，成都出版社1992年6月），也没有提到他和胡适的交往。
但没有和胡适的交往的经历，并不影响我们把潘大逵也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待。
潘大逵和费孝通一样，当年也是民盟活动的积极分子，当时的民盟实际是一个
很松散的知识分子群体，他的变化是后来出现的。潘大逵只在西南联大停留过很短
的时间，在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中，他是参预政治活动热情较高的一位，1957年潘
大逵也成为右派。
四
以上我简述了三位教授和胡适的关系，现在可以回到我的结论上来。
“一二・一”学潮前，在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中，保持着追求自由和民主的
传统，当时时事晚会演讲的四教授本身也分别处于不同的政治团体，钱端升和伍启
元是老国民党员，潘大逵是民盟成员，而费孝通是无党派人士，他们在当时的历史
条件下实际承担了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的职责。 他们4人都有自己的专业，但他们没
有以这种专业为逃避现实的借口，要知道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敢于在时事晚会上
自由讲演是有很大危险的。但从已披露的历史资料看，作为教授，他们没有什么恐
惧感，费孝通演讲的时候突然断电，而且枪声四起，他仍激昂地呼喊：“不但在黑
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这种知识分子的勇气，在以
后的费孝通身上就没有再出现过。40年代的社会环境有恐怖的一面，比如闻一多、
李公朴的被暗杀，但这种恐怖并不是深入知识分子内心的一种恐惧，至少多数自由
主义知识分子天然地相信他们有言论的权利，不然我们就难以理解40年代未有那么
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参与了政党活动，而且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言论。“一二・一”
学潮是一个政治事件，卷入这个事件的学生和教授应该说都是具有现代知识分子气
质的人，我们提到的这三位教授更是如此。根据当年他们站在学生面前的情景，我
们不难想到他们的性格，按说这种性格和气质应该是一个人身上最宝贵的东西，也
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最典型的气质，但后来我们基本没有看到这种气质的体现。这
里我们不妨问一句，他们那种气质哪里去了？如果我们把“一二・一”学潮作为一
个象征， 而将当时讲演的4位教授作为教授群体的代表，那么这个四比一的结果差
不多也就是中国40年代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 4个教授除了伍启元到了
美国以外，剩下的3个全都没过了1957年这一关，而这3个教授同是留美的学者，同
出于清华， 在40年代末又同时最不满现状，敢于挺身而出反专制反极权；3位教授
就个性、就当时言论的激烈程度而言，都不及闻一多，闻一多不幸惨死在特务的枪
声中，引起当时国内舆论的共同谴责。历史已经过去差不多印年了，我在为闻一多
的惨死感到愤怒的时候，想到钱端升、费孝通、潘大逵等活下来的教授，想到他们
坎坷的人生，我心中涌起的是更为复杂的感情：活下来的闻一多，等待他的是什么
命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