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取消户籍：给农民以国民待遇
――驳山林的《户籍制度仍然是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
网友：傅鸣
网友山林在人民网“网友说话”栏目所发表的《户籍制度仍然是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读来实在不敢苟同。这位老兄是一个典型彻头彻尾的既得利益阶层的维护者，一个典型的对农民一无所知的户籍制度的鼓吹手（看他洋洋洒洒数千言又似一个学者，但这样的学者大概在月球上生活得太久了，把地球看得天天一成不变就是美好），一个缺乏基本经济知识的人治观念者。
我是一位长期在农村和县城采访的记者，深深知道农民的疾苦啊。还有那么多农民贫困，子女失学，无钱治病，窝居简陋狭窄的危房，他们耕种着贫瘠而产值极其低下的土地，或辗转千里、丢下妻儿老小外出务工。对城里人来说，农民朋友为了挣上每月几百元劳务费，忍受夫妻别离、割弃家庭温馨和对孩子的教育而离家千里就实在伟大。
山林的观点实在令我拍案，令许多我的农村亲友愤慨。正是因为土地和户籍两道枷锁，将农民牢牢束缚在落后的农村里，他们的命运远远没有城市人好，但他们的付出却比城市人多得多。一群农村人扛着枪打进了城市，赶走了国民党，然后搞了本户籍本，将城市封闭起来，不让农民进城扎根了。先进的东西，如教育、卫生、信息、精神消费等集中在城市。农民在升学、就业等诸多方面受到二等待遇，几十年来如此。
在我国，政府拥有着每一寸土地，包括私宅都只有土地使用权，集体性质土地是国有制的变种。农民租种政府的土地，每年缴纳农业税和“服劳役”（如民工俭勤）。要知道，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农民必须交税的国家之一，而且每亩地几十上百元农业税比农民自己获得的纯利还高。换句话说，政府拿走了大头，农民获得了小头。但在国外，一些农场主反而获得优厚的农业补贴。
同时，现行土地承包制下，许多新生儿或出嫁农妇没有承包到土地，但他们必须承担其他收费或修筑公路、办学的“捐资款”。一句话，不管有无承包地，农民都得为一纸户籍贡献劳动。没有户籍就更惨了，承包地没有，选举权没有，甚至连维护自己某些权益的说话资格都没有，而上学读书却得缴不少钱。
相反，城里人享受着现代化的城市公共设施，有优厚的受教育条件和就业条件，工资不够多还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再穷也还有最低生活保障可供吃饱穿暖。户口簿不仅是一种身份的体现，而且是一种资源享有权的确认。最突出的就是在就业和受教育两方面，如有的城市规定：某些行业和工种必须持有所在城市的户口才能被录用；教育方面也是如此，许多持农业户口者在城市里工作多年，有稳定收入，但因为子女没有所在城市的户口，不得不交纳一定的借读费，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由于“户籍制度”而失去。
城市“掠夺”着农村，城市人无形占有乡下人的劳动。户籍是高度计划经济的产物，政府掌管的工厂主要在城市，工人是城市户籍者。过去，高度垄断性质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售给农民，农民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他们用低效率、重体力劳作的成果换来工业品，默默地为财政间接地贡献，并间接养活着同样效率低下的工业和一大批工人。山林先生说，“正是由于中国采用了科学的管理方法的户籍制度，从而在50年来取得了空前的伟大成绩”。是啊，正是农村对城市的巨大牺牲，才有现代城市的空前繁荣，而广大乡村却仍然那么贫穷。据统计，1959―1978年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一项就“掠夺性”地转移农业积累4075亿元，占同期财政收入的21.3%。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继续为工业输血。
今天，农民仍然困守着土地。土地过分分散，不利于集约经营，难以降低生产成本，难以提高农产品品质。这是我国农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软肋，也是前总理朱槠基最为农业入世后所担心的问题。不是吗？我国的绝大部分水果免费赠送，西欧人也不会吃。为啥――重金属或农药残留物超标。人家土地集中成片，早已是高度的现代化农业了，水果蔬菜标准严着哩。
在现在体制下，农民无法丢掉土地。第一，进城的各种门槛太多。第二，他们自己素质普遍低，种地是根本选择。第三，他们没有最低生活保障线，没有土地就意味着挨饿。有的地方允许农民进城的同时却规定，农民有了城镇户籍也不能吃低保。
近年来，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劳动条件恶劣，缺乏劳动保障，甚至遭到业主欺骗、欺凌。他们不但直接建造了城市，也刺激了城市消费，同时，他们还得为暂住证或其他证件掏包，以供养一批利禄阶层。同时，每一座城市都相对封闭，昆明市人要到广州打工，对不起，办暂住证。一张小小的暂住证，背后有数不清的利益格局，无数双手通过他收费获取利益。
可以说，正是土地的束缚，农民被排斥在现代工业文明之外。正是户籍制度的绳索，农民被排斥在现代城市文明之外。农民是另一世界中人。目前，农民增收致富放缓，许多地方农民正在返贫，并非他们不勤劳，不节俭，而是制度使然。
户籍制度不是今朝的发明，早在西周就有这种人治的工具了，只不过没考证那时到底将人分为了几等。现代社会的国家治理是“治经济”，而古代是“治人”，户籍是最好的东西了，于是干起什么诛杀九族啦、乡邻连坐啦都成了“简便运算”，作为其产物之一的什伍保甲制直到解放才被消灭。
山林先生说，正因为了城乡户籍制，“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这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几千年没有过，他使人民从散沙状态改变为团结状态，实现了人民的大团结。我看，山林先生就是那种想当然的坐而论道者。他不懂，历代王朝除了统治阶层外，下层民众始终像“一麻袋土豆”。后来，封建家族也随之彻底崩溃。民众只是在一只大缸里被磨得圆而无棱了，没有民主，人性受到压抑，人的创造性被扼杀，全国只听到一种声音，思想界和文化界一片死寂。过去，政府、宗族、个人（家庭）三者中，宗族起了重要作用，他既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又是宗亲利益的维护者。在政府与个人的矛盾对抗中，宗族起了重要的缓冲作用。而现在，宗族的中介作用消失，政府与民众的直接对抗，在很多地方，干群矛盾相当突出尖锐，成为影响社会良性发展的因素。
出口、消费、投资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国家的富强必须靠世界分工和自由贸易，这样才能以更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更多的商品。出口和自由贸易的前提就是平等和自由，包括人的自由流动。
新总理温家宝分析“三农”问题说，要农民工人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说句实话，农民穷守低效的土地不愿离开，怎么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仅靠农业就富强了。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依靠机器大生产，连现代农业也只能走工业化路子。机器化大生产的工业财富不应该仅被城市人独享，取消户籍制度，让农民自由进入城市，为他构筑最低保障线，给他们国民待遇。这是“三农”的根本出路，从制度上解决就全盘皆活，事半功倍。否则，无论中央怎样重视农业，投入再多的银子，也是打水漂的多，让农民得的利小而又小。这样花钱搞农业，倒不如直接进口粮食、水果节省成本。因此，户籍制度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削弱了农业自身积累能力和再生产能力。
农业产业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土地集中。如果允许农民自由迁徒和给予国民待遇，那么土地集中就迎刃而解。但现行体制下，土地效率低下，而流转成本和经营成本又太高。解决问题的最终出路在于土地民有化。
而山林先生说，“现在两极分化严重，为了谋取私利，将自己的经济利益最大化，难免会有人将土地视为中国最后的‘金矿’，我看就是某些人有了钱，面对中国最后的‘金矿’蠢蠢欲动，想从农民手里买地，又因土地未曾私有化而感到很不自由，就大喊取消农民的农业户口，土地私有化……私有化了土地，用股票来比喻，农民就成了散户，少数人就是庄家，主力，筹码集中这样的事情，我看散户不是庄家的对手。”
我想，山林先生一定是“穷富对抗论和剥削论”的忠实信徒。其实，贫富悬殊不是资本作祟，而是制度的产物。千百年来，政府没有处理好富人与穷人的关系，也就是没有处理好生产与分配的关系。政府充当的角色应该是通过税收的合法的手段（而不是直接剥夺），将富人创造的财富转移给穷人消费，既保护个人创造的积极性，民有财富的合法性，又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以前，我们认为穷人的存在是因为有了富人，富人剥削使穷人更穷。于是，我们从肉体上消灭富人，直接将大量民有资产变为国有，然后将土地“租”（或者说承包）给农民，派出庞大的经营队伍经营工厂、管理房屋，派出庞大的管理阶层（利禄者）管理庞大的国有资产，于是社会管理成本畸高，腐败像非典型肺炎一样蔓延。同时，政府掌管着市场准入的权利，中小创业者在各种因素下举步艰难。富人开始和官员勾结，以套取廉价资源和偷逃税费，结果穷人更加遭殃。
山林先生还是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姿态。他或许知道，如今土地（森林、矿山……）国有，经营者都没有支配权，政府（官员集团）则可以低价征用土地，然后高价甩卖。这已是政府运转的最重要预算外收入来源，其中不乏富人勾结，腐败丛生。这导致失地农民集体上访时见报端。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打着招商引资的旗号，白送土地给投资商。不知山林先生懂不懂，这才是拿着国有资产白送给富人，土地应有的市场价值丧失。与外国人收入相比，我国房价畸高，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掌控土地，从转让使用权中获取了相当惊人的费用以供养社会管理层。应该看到，在一些地方，破坏矿山者就是那些管理矿山的部门，破坏森林者就是那些管理森林的单位。他们为了供养人员，只得批条子，开口子。经营者与所有者分离，使得矿山过度开采，森林、草场退化。
说到底，一个国家的强大，并非土地由谁拥有，矿山、企业由谁拥有来决定。政府应当退出对资产的占有（十六大提出成立国资委也就是这个道理），使政企分开，政府只求做好市场运转的监督者和市场发展的清道夫。政府应当处理好富人与穷人的关系，同时保护好富人的利益，保护好任何公民的合法财产。
有人说，不要冒进，要等消灭城乡差别后才能取消户籍制度。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取消户籍制度才是消灭城乡差别的重要前提。而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实行户籍制度的国家之一，但那几个国家是否城乡户籍有别我也不得而知。
几十年来，农民们并没意识到，是土地和户籍深深束缚了自己。高唱“二元户籍制度好”的人，源于从“稳定”和“治理”国家的观点出发，认为每位“生来就该呆在村子里”的农民得好好呆在一亩二分地上过日子，服服帖帖在政府有形无形的大手指挥下生活，才有利团结，有利于治理（或者统治）。维护二元户籍制度，并不是现在的学者、高层个个都不懂经济的缘故，而是会牵一发动全身，其背后涉及的得利阶层太多或得利集团太庞大……
我想，山林先生一定到过农村。但他是在地方官员的带领下，见到的是交通便利的农村一角，见到的是繁华农村的精品，以致于以偏概全，误以为农民都富得流油了。他把取消户籍之争与“变性手术能够解决男女平等、美容能够解决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是乱弹琴”来相比，是实实在在的偷换概念，把男女平等、种族歧视与人为的户籍制度混为一谈。在此声明一下，我只是一位前学历只是中专毕业的年青人，对这些东西的理解源自长期的农村采访生活。但我想，对户籍深有研究的山林，说不定是位公安系统的户籍管理者，或者是位小学毕业后自修研究的成功者。
唉，我看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如果他的确不知农民疾苦，不知农民是二等公民，不知农民干一辈子也没什么财富的话，他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弄张农村户口到西部农村当两年农民试一试啊。另外，我采访了一位极贫的农村六旬老妇，因为丈夫、儿子和女儿几家都难以拿出5000元手术费，以至于她身怀重达10公斤、巨如篮球的卵巢囊肿也无法切除，10多年来只有眼睁睁看着囊肿长大而渐渐吞噬生命。如果山林兄有能力的话，不妨来重庆，帮她一把，就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从山林兄洋洋洒洒的字里行间看，我国民智的开启多么任重而道远！
――驳山林的《户籍制度仍然是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
网友：傅鸣
网友山林在人民网“网友说话”栏目所发表的《户籍制度仍然是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读来实在不敢苟同。这位老兄是一个典型彻头彻尾的既得利益阶层的维护者，一个典型的对农民一无所知的户籍制度的鼓吹手（看他洋洋洒洒数千言又似一个学者，但这样的学者大概在月球上生活得太久了，把地球看得天天一成不变就是美好），一个缺乏基本经济知识的人治观念者。
我是一位长期在农村和县城采访的记者，深深知道农民的疾苦啊。还有那么多农民贫困，子女失学，无钱治病，窝居简陋狭窄的危房，他们耕种着贫瘠而产值极其低下的土地，或辗转千里、丢下妻儿老小外出务工。对城里人来说，农民朋友为了挣上每月几百元劳务费，忍受夫妻别离、割弃家庭温馨和对孩子的教育而离家千里就实在伟大。
山林的观点实在令我拍案，令许多我的农村亲友愤慨。正是因为土地和户籍两道枷锁，将农民牢牢束缚在落后的农村里，他们的命运远远没有城市人好，但他们的付出却比城市人多得多。一群农村人扛着枪打进了城市，赶走了国民党，然后搞了本户籍本，将城市封闭起来，不让农民进城扎根了。先进的东西，如教育、卫生、信息、精神消费等集中在城市。农民在升学、就业等诸多方面受到二等待遇，几十年来如此。
在我国，政府拥有着每一寸土地，包括私宅都只有土地使用权，集体性质土地是国有制的变种。农民租种政府的土地，每年缴纳农业税和“服劳役”（如民工俭勤）。要知道，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农民必须交税的国家之一，而且每亩地几十上百元农业税比农民自己获得的纯利还高。换句话说，政府拿走了大头，农民获得了小头。但在国外，一些农场主反而获得优厚的农业补贴。
同时，现行土地承包制下，许多新生儿或出嫁农妇没有承包到土地，但他们必须承担其他收费或修筑公路、办学的“捐资款”。一句话，不管有无承包地，农民都得为一纸户籍贡献劳动。没有户籍就更惨了，承包地没有，选举权没有，甚至连维护自己某些权益的说话资格都没有，而上学读书却得缴不少钱。
相反，城里人享受着现代化的城市公共设施，有优厚的受教育条件和就业条件，工资不够多还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再穷也还有最低生活保障可供吃饱穿暖。户口簿不仅是一种身份的体现，而且是一种资源享有权的确认。最突出的就是在就业和受教育两方面，如有的城市规定：某些行业和工种必须持有所在城市的户口才能被录用；教育方面也是如此，许多持农业户口者在城市里工作多年，有稳定收入，但因为子女没有所在城市的户口，不得不交纳一定的借读费，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由于“户籍制度”而失去。
城市“掠夺”着农村，城市人无形占有乡下人的劳动。户籍是高度计划经济的产物，政府掌管的工厂主要在城市，工人是城市户籍者。过去，高度垄断性质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售给农民，农民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他们用低效率、重体力劳作的成果换来工业品，默默地为财政间接地贡献，并间接养活着同样效率低下的工业和一大批工人。山林先生说，“正是由于中国采用了科学的管理方法的户籍制度，从而在50年来取得了空前的伟大成绩”。是啊，正是农村对城市的巨大牺牲，才有现代城市的空前繁荣，而广大乡村却仍然那么贫穷。据统计，1959―1978年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一项就“掠夺性”地转移农业积累4075亿元，占同期财政收入的21.3%。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继续为工业输血。
今天，农民仍然困守着土地。土地过分分散，不利于集约经营，难以降低生产成本，难以提高农产品品质。这是我国农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软肋，也是前总理朱槠基最为农业入世后所担心的问题。不是吗？我国的绝大部分水果免费赠送，西欧人也不会吃。为啥――重金属或农药残留物超标。人家土地集中成片，早已是高度的现代化农业了，水果蔬菜标准严着哩。
在现在体制下，农民无法丢掉土地。第一，进城的各种门槛太多。第二，他们自己素质普遍低，种地是根本选择。第三，他们没有最低生活保障线，没有土地就意味着挨饿。有的地方允许农民进城的同时却规定，农民有了城镇户籍也不能吃低保。
近年来，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劳动条件恶劣，缺乏劳动保障，甚至遭到业主欺骗、欺凌。他们不但直接建造了城市，也刺激了城市消费，同时，他们还得为暂住证或其他证件掏包，以供养一批利禄阶层。同时，每一座城市都相对封闭，昆明市人要到广州打工，对不起，办暂住证。一张小小的暂住证，背后有数不清的利益格局，无数双手通过他收费获取利益。
可以说，正是土地的束缚，农民被排斥在现代工业文明之外。正是户籍制度的绳索，农民被排斥在现代城市文明之外。农民是另一世界中人。目前，农民增收致富放缓，许多地方农民正在返贫，并非他们不勤劳，不节俭，而是制度使然。
户籍制度不是今朝的发明，早在西周就有这种人治的工具了，只不过没考证那时到底将人分为了几等。现代社会的国家治理是“治经济”，而古代是“治人”，户籍是最好的东西了，于是干起什么诛杀九族啦、乡邻连坐啦都成了“简便运算”，作为其产物之一的什伍保甲制直到解放才被消灭。
山林先生说，正因为了城乡户籍制，“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这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几千年没有过，他使人民从散沙状态改变为团结状态，实现了人民的大团结。我看，山林先生就是那种想当然的坐而论道者。他不懂，历代王朝除了统治阶层外，下层民众始终像“一麻袋土豆”。后来，封建家族也随之彻底崩溃。民众只是在一只大缸里被磨得圆而无棱了，没有民主，人性受到压抑，人的创造性被扼杀，全国只听到一种声音，思想界和文化界一片死寂。过去，政府、宗族、个人（家庭）三者中，宗族起了重要作用，他既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又是宗亲利益的维护者。在政府与个人的矛盾对抗中，宗族起了重要的缓冲作用。而现在，宗族的中介作用消失，政府与民众的直接对抗，在很多地方，干群矛盾相当突出尖锐，成为影响社会良性发展的因素。
出口、消费、投资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国家的富强必须靠世界分工和自由贸易，这样才能以更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更多的商品。出口和自由贸易的前提就是平等和自由，包括人的自由流动。
新总理温家宝分析“三农”问题说，要农民工人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说句实话，农民穷守低效的土地不愿离开，怎么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仅靠农业就富强了。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依靠机器大生产，连现代农业也只能走工业化路子。机器化大生产的工业财富不应该仅被城市人独享，取消户籍制度，让农民自由进入城市，为他构筑最低保障线，给他们国民待遇。这是“三农”的根本出路，从制度上解决就全盘皆活，事半功倍。否则，无论中央怎样重视农业，投入再多的银子，也是打水漂的多，让农民得的利小而又小。这样花钱搞农业，倒不如直接进口粮食、水果节省成本。因此，户籍制度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削弱了农业自身积累能力和再生产能力。
农业产业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土地集中。如果允许农民自由迁徒和给予国民待遇，那么土地集中就迎刃而解。但现行体制下，土地效率低下，而流转成本和经营成本又太高。解决问题的最终出路在于土地民有化。
而山林先生说，“现在两极分化严重，为了谋取私利，将自己的经济利益最大化，难免会有人将土地视为中国最后的‘金矿’，我看就是某些人有了钱，面对中国最后的‘金矿’蠢蠢欲动，想从农民手里买地，又因土地未曾私有化而感到很不自由，就大喊取消农民的农业户口，土地私有化……私有化了土地，用股票来比喻，农民就成了散户，少数人就是庄家，主力，筹码集中这样的事情，我看散户不是庄家的对手。”
我想，山林先生一定是“穷富对抗论和剥削论”的忠实信徒。其实，贫富悬殊不是资本作祟，而是制度的产物。千百年来，政府没有处理好富人与穷人的关系，也就是没有处理好生产与分配的关系。政府充当的角色应该是通过税收的合法的手段（而不是直接剥夺），将富人创造的财富转移给穷人消费，既保护个人创造的积极性，民有财富的合法性，又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以前，我们认为穷人的存在是因为有了富人，富人剥削使穷人更穷。于是，我们从肉体上消灭富人，直接将大量民有资产变为国有，然后将土地“租”（或者说承包）给农民，派出庞大的经营队伍经营工厂、管理房屋，派出庞大的管理阶层（利禄者）管理庞大的国有资产，于是社会管理成本畸高，腐败像非典型肺炎一样蔓延。同时，政府掌管着市场准入的权利，中小创业者在各种因素下举步艰难。富人开始和官员勾结，以套取廉价资源和偷逃税费，结果穷人更加遭殃。
山林先生还是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姿态。他或许知道，如今土地（森林、矿山……）国有，经营者都没有支配权，政府（官员集团）则可以低价征用土地，然后高价甩卖。这已是政府运转的最重要预算外收入来源，其中不乏富人勾结，腐败丛生。这导致失地农民集体上访时见报端。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打着招商引资的旗号，白送土地给投资商。不知山林先生懂不懂，这才是拿着国有资产白送给富人，土地应有的市场价值丧失。与外国人收入相比，我国房价畸高，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掌控土地，从转让使用权中获取了相当惊人的费用以供养社会管理层。应该看到，在一些地方，破坏矿山者就是那些管理矿山的部门，破坏森林者就是那些管理森林的单位。他们为了供养人员，只得批条子，开口子。经营者与所有者分离，使得矿山过度开采，森林、草场退化。
说到底，一个国家的强大，并非土地由谁拥有，矿山、企业由谁拥有来决定。政府应当退出对资产的占有（十六大提出成立国资委也就是这个道理），使政企分开，政府只求做好市场运转的监督者和市场发展的清道夫。政府应当处理好富人与穷人的关系，同时保护好富人的利益，保护好任何公民的合法财产。
有人说，不要冒进，要等消灭城乡差别后才能取消户籍制度。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取消户籍制度才是消灭城乡差别的重要前提。而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实行户籍制度的国家之一，但那几个国家是否城乡户籍有别我也不得而知。
几十年来，农民们并没意识到，是土地和户籍深深束缚了自己。高唱“二元户籍制度好”的人，源于从“稳定”和“治理”国家的观点出发，认为每位“生来就该呆在村子里”的农民得好好呆在一亩二分地上过日子，服服帖帖在政府有形无形的大手指挥下生活，才有利团结，有利于治理（或者统治）。维护二元户籍制度，并不是现在的学者、高层个个都不懂经济的缘故，而是会牵一发动全身，其背后涉及的得利阶层太多或得利集团太庞大……
我想，山林先生一定到过农村。但他是在地方官员的带领下，见到的是交通便利的农村一角，见到的是繁华农村的精品，以致于以偏概全，误以为农民都富得流油了。他把取消户籍之争与“变性手术能够解决男女平等、美容能够解决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是乱弹琴”来相比，是实实在在的偷换概念，把男女平等、种族歧视与人为的户籍制度混为一谈。在此声明一下，我只是一位前学历只是中专毕业的年青人，对这些东西的理解源自长期的农村采访生活。但我想，对户籍深有研究的山林，说不定是位公安系统的户籍管理者，或者是位小学毕业后自修研究的成功者。
唉，我看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如果他的确不知农民疾苦，不知农民是二等公民，不知农民干一辈子也没什么财富的话，他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弄张农村户口到西部农村当两年农民试一试啊。另外，我采访了一位极贫的农村六旬老妇，因为丈夫、儿子和女儿几家都难以拿出5000元手术费，以至于她身怀重达10公斤、巨如篮球的卵巢囊肿也无法切除，10多年来只有眼睁睁看着囊肿长大而渐渐吞噬生命。如果山林兄有能力的话，不妨来重庆，帮她一把，就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从山林兄洋洋洒洒的字里行间看，我国民智的开启多么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