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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知道陈杰人这个人的是《中国青年报》，这份全国性的大报上经常出现一些署名为“本报记者陈杰人”的新闻报道与署名为“陈杰人”的时评。由此，我知道了这个叫陈杰人的“人”，殊不简单，既会写新闻，又会写时评，一支“笔”，实在了不得。通常，我是不承认人有万能的，换了现在比较“时毛（不好意思，我以为此“毛”是彼“髦”的二分之一，比陈杰人先生的“四分之一”要多，所以，应该可以算取代彼“髦”的。）”的话来说，也就是说我不承认一个人可以学通数个甚至全部领域，但是，通过看陈杰人的报道与时评文章，我倒不得不改变先前的这一看法了。我们的陈杰人几乎把个文科领域的“文史哲”或者“政、史、文、法”等都学透了，不信么，你看他的时评文章就知道了。他的时评文章忽而涉及政治、忽而涉及法律、忽而涉及文化等，真可谓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啊。
不仅如此，从陈杰人时评的高产与新闻报道数量之多来看，我甚至真敢断言他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与素质。因为，他的新闻作品，是十分注重数字的，什么事情都力求用数字来做说明，这样不仅能使报道具有直观性，也使得自己的报道更有说服力，这一点与他多年来写时评养成的用事实说话的良好的“职业习惯”分不开。
比如，陈杰人先生最近又弄出了一篇惊世骇俗的新闻作品－－《趁着年轻多赚一点：武汉女大学生卖淫现象调查》。 在这篇所谓的调查中，陈杰人先生就列举了几个数字，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数字是“现在武汉地区的女大学生中，至少有8-10％从事这个行当，如果加上那些只陪聊陪玩不上床的，估计接近四分之一。这个比例在外语、中文、艺术和师范类的学生中更高。”这名话中的“四分之一”。一位网友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就着陈杰人的这个数字做过一个简单的计算，以武汉女大学生总数１０万计，陈杰人的“四分之一”就是２．５万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陈杰人先生心里一定是清楚的，因为他有着一个写时评的精明的脑袋。果然，这个数字所带来的轰动效应，让他的报道一夜之间成为众多网站炽手可热的宠物，转载率、点击率陡增，不仅如此，许多网站还在自己的BBS上开辟专栏，对此进行专门的大讨论，你不能不服啊。
陈杰人先生的这篇“调查”，让我看到了他从事新闻报道的几个方法：一是“道听途说法”，陈先生在“民院路”与司机的对话或者准确地说是听司机的胡侃，就是此方法的最好运用。“的士”司机可是武汉市的“窗口”，他们生活在武汉市的最普通阶层，一定能够代表武汉了。因此，他的话肯定也能代表武汉所发生的一切了。只是，我有点疑问，的士司机好象不只有武汉有，北京、上海等地也有，而且，在北京，的士司机最喜欢侃大山－－“宫庭秘闻”，按照陈杰人的这一逻辑，那么，的士司机们所说的话甚至所侃的山，一定能够代表北京的准确情况了。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以后大家都可以不看电视、不听新闻、不实际去调查，想要找什么材料找的士司机好了。由此，我进一步得出结论，最近全国的“非典”疫情，我们大可以找的士司机了解，科学家们也用不着弄什么“非典”研究的，找个的士司机一问，不就知道是什么病毒在作怪了？不就知道该怎么样防治“非典”了？
二是“引用法”，在这篇报道中，陈杰人先生凭着良好的职业素质，终于以钓鱼的方法捕捉到“几位卖淫的女大学生”（估且认为这几个人是真实存在的），然后以“５００元的损失费”套得几位大学生的“金口玉言”，终于从她们口中得知“武汉从事卖淫的女大学生”有“四分之一”。我以为，陈杰人一定会凭着自己良好的职业素质与良好的职业道德观念或者甚至凭着他作为“时评人”的敏感，去进一步对这个数字进行深入的调查与核实，不曾想，陈杰人在他的报道中引用完“两位大学生小姐”的话之后，就算胜利完成任务了。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新闻或者说新闻调查原来还可以这样做。
三是“叫屈法”，这是一招比较灵验的招式，在记者职业越来越成为人们比较尊重的职业的今天，只要谁谁听说记者采访被拒绝，不管这个记者是因为什么原因被人拒绝的，人们都会给这个记者以同情，并且会对这个记者此后的采访进行关注，比较容易地就相信他说的话。陈杰人先生在这篇报道中，就曾叫过几次“屈”，都是因为某些方面拒绝他的采访，然后，他就将自己未经证实的“采访”公之于众了。只是，如果某些方面有微词，陈杰人该怎么办呢？不要紧，陈杰人先生已经以“叫屈”的方法，对此进行回答了，换句话说，他在此之前就已经暗示，你拒绝采访吧，我自己调查好了，我调查好了，看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好家伙，这一句话可比什么理由都强硬了。由此，我觉得陈杰人先生有着较高超的采访调查技巧。
陈杰人先生凭着他的这几招，经过“艰难”的采访之后，终于发表了一篇充分体现他的“四分之一”职业素质与道德的报道，让我佩服得五体投体。不要以为陈杰人先生做这个采访、发这个报道，是为了出名与“炒作”或者“作秀”，一个细节让你知道这绝对不是那么回事的，那就是在报道中，陈杰人先生曾大义凛然地“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向武汉公安部门举报违法犯罪线索”，告诉他们如果不派员查处，就是一种违法的不作为，陈杰人将会告上法庭。陈杰人先生是一个多么具有“良知”与“操守”的职业记者啊！就冲这份大义凛然的气势，你也没有理由怀疑他运用上术三法轻而易举所得来的数据与材料！因此，当许多武汉的大学生们，都指责这组数据的准确性时，我个人以为不必了。
“如果学生卖淫现象还不被重视，有关部门还不迅速整治，情况会更糟糕。”陈杰人先生在他的报道中引用一位“学生”的话如是说。我想，我得在此做一下“盗版”的事，套用这位“学生”的话说：“如果这些方法能够继续让陈杰人出轰动性的新闻报道，读者朋友能够对我的报道迅速做出反应，我将继续使用这些方法从事我热爱的新闻事业。”
不仅如此，从陈杰人时评的高产与新闻报道数量之多来看，我甚至真敢断言他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与素质。因为，他的新闻作品，是十分注重数字的，什么事情都力求用数字来做说明，这样不仅能使报道具有直观性，也使得自己的报道更有说服力，这一点与他多年来写时评养成的用事实说话的良好的“职业习惯”分不开。
比如，陈杰人先生最近又弄出了一篇惊世骇俗的新闻作品－－《趁着年轻多赚一点：武汉女大学生卖淫现象调查》。 在这篇所谓的调查中，陈杰人先生就列举了几个数字，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数字是“现在武汉地区的女大学生中，至少有8-10％从事这个行当，如果加上那些只陪聊陪玩不上床的，估计接近四分之一。这个比例在外语、中文、艺术和师范类的学生中更高。”这名话中的“四分之一”。一位网友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就着陈杰人的这个数字做过一个简单的计算，以武汉女大学生总数１０万计，陈杰人的“四分之一”就是２．５万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陈杰人先生心里一定是清楚的，因为他有着一个写时评的精明的脑袋。果然，这个数字所带来的轰动效应，让他的报道一夜之间成为众多网站炽手可热的宠物，转载率、点击率陡增，不仅如此，许多网站还在自己的BBS上开辟专栏，对此进行专门的大讨论，你不能不服啊。
陈杰人先生的这篇“调查”，让我看到了他从事新闻报道的几个方法：一是“道听途说法”，陈先生在“民院路”与司机的对话或者准确地说是听司机的胡侃，就是此方法的最好运用。“的士”司机可是武汉市的“窗口”，他们生活在武汉市的最普通阶层，一定能够代表武汉了。因此，他的话肯定也能代表武汉所发生的一切了。只是，我有点疑问，的士司机好象不只有武汉有，北京、上海等地也有，而且，在北京，的士司机最喜欢侃大山－－“宫庭秘闻”，按照陈杰人的这一逻辑，那么，的士司机们所说的话甚至所侃的山，一定能够代表北京的准确情况了。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以后大家都可以不看电视、不听新闻、不实际去调查，想要找什么材料找的士司机好了。由此，我进一步得出结论，最近全国的“非典”疫情，我们大可以找的士司机了解，科学家们也用不着弄什么“非典”研究的，找个的士司机一问，不就知道是什么病毒在作怪了？不就知道该怎么样防治“非典”了？
二是“引用法”，在这篇报道中，陈杰人先生凭着良好的职业素质，终于以钓鱼的方法捕捉到“几位卖淫的女大学生”（估且认为这几个人是真实存在的），然后以“５００元的损失费”套得几位大学生的“金口玉言”，终于从她们口中得知“武汉从事卖淫的女大学生”有“四分之一”。我以为，陈杰人一定会凭着自己良好的职业素质与良好的职业道德观念或者甚至凭着他作为“时评人”的敏感，去进一步对这个数字进行深入的调查与核实，不曾想，陈杰人在他的报道中引用完“两位大学生小姐”的话之后，就算胜利完成任务了。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新闻或者说新闻调查原来还可以这样做。
三是“叫屈法”，这是一招比较灵验的招式，在记者职业越来越成为人们比较尊重的职业的今天，只要谁谁听说记者采访被拒绝，不管这个记者是因为什么原因被人拒绝的，人们都会给这个记者以同情，并且会对这个记者此后的采访进行关注，比较容易地就相信他说的话。陈杰人先生在这篇报道中，就曾叫过几次“屈”，都是因为某些方面拒绝他的采访，然后，他就将自己未经证实的“采访”公之于众了。只是，如果某些方面有微词，陈杰人该怎么办呢？不要紧，陈杰人先生已经以“叫屈”的方法，对此进行回答了，换句话说，他在此之前就已经暗示，你拒绝采访吧，我自己调查好了，我调查好了，看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好家伙，这一句话可比什么理由都强硬了。由此，我觉得陈杰人先生有着较高超的采访调查技巧。
陈杰人先生凭着他的这几招，经过“艰难”的采访之后，终于发表了一篇充分体现他的“四分之一”职业素质与道德的报道，让我佩服得五体投体。不要以为陈杰人先生做这个采访、发这个报道，是为了出名与“炒作”或者“作秀”，一个细节让你知道这绝对不是那么回事的，那就是在报道中，陈杰人先生曾大义凛然地“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向武汉公安部门举报违法犯罪线索”，告诉他们如果不派员查处，就是一种违法的不作为，陈杰人将会告上法庭。陈杰人先生是一个多么具有“良知”与“操守”的职业记者啊！就冲这份大义凛然的气势，你也没有理由怀疑他运用上术三法轻而易举所得来的数据与材料！因此，当许多武汉的大学生们，都指责这组数据的准确性时，我个人以为不必了。
“如果学生卖淫现象还不被重视，有关部门还不迅速整治，情况会更糟糕。”陈杰人先生在他的报道中引用一位“学生”的话如是说。我想，我得在此做一下“盗版”的事，套用这位“学生”的话说：“如果这些方法能够继续让陈杰人出轰动性的新闻报道，读者朋友能够对我的报道迅速做出反应，我将继续使用这些方法从事我热爱的新闻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