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民的姿态挺身而出
南方周末 2003-05-22 16:09:09
■聚焦中国违宪审查第一悬案
编者按：3位中国公民依法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的事件经媒体报道后，近一周来，社会各界反响热烈。本报今日就此“中国违宪审查第一悬案”的进展及其引发的诸多法律问题进行报道，并将3位公民的“建议书”作为本期的特别“法眼”刊出。
□本报见习记者 闵家桥
在民众为被收容者孙志刚的默哀和愤怒即将淡去的时候，有3人以独特的、公民的姿态挺身而出。2003年5月14日，他们依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建议书，建议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审查。
他们是3位法学博士，但他们更乐意以“公民”自称。
他们都选择了教书：许志永，北京邮电大学；滕彪，中国政法大学；俞江，华中科技大学。
他们是同窗好友：北京大学2002届博士毕业生。
“我更关注农民和城市边缘群体”
许志永是这次行动的发起人，也是建议书的起草者。在整个事件里，他还负责外联工作。滕彪和俞江更多退居幕后。这是他们商量好的分工，也是性情使然。
滕彪和俞江相对内向。滕彪偏重法理学，俞江主修法制史。他们毕业后都选择了以学术为生的宁静生活。
但显然，在孙志刚悲剧引发的“建议行动”中，他俩都没有忍住。
许志永的研究偏向法社会学，社会调查是他生活的常态。他的“农民朋友们”甚至知道他的手机号。5月18日下午，正和记者谈话的许志永就接到了一个江苏农民的电话。那个农民告诉他，他们成功地罢免了不称职的村委会。此前，许调查过该村的基层选举状况。
“我更关注农民和城市边缘群体。”在北京，许志永有一些谈不上“高雅”的朋友：那些进京务工的农民。在和这些农民工的调查交往中，他知道了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有过被收容的经历。“他们和我讲在里面的遭遇。”许志勇眼神痛苦，显然不愿说得太细。
在接触了太多收容遣送的事情后，许志永曾经想过行政诉讼。但没有一个被收容过的人愿意站出来起诉和作证。那些人说：“我们不想这样，我们还要在这个城市里活。”
“我们无法忽略这个问题”
那些进过收容站的人，有的下落不明，有的被侮辱一番后走了出来。城市依然在运转它的每一天，看不出异样。
孙志刚没那么幸运，他死在了收容站。这一个案对许志永触动很大，即便他知道太多类似这样的故事。这一次，令他意外的是，社会舆论竟然有这么大的空间对此事作出反应。他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事情”。
许志永有点理想主义。他说，对于每一个个案，他都不敢有过多的乐观，但对于整体中国这个时代的进步，他非常乐观。他认为，现实的很多制度都是靠个案去推动的。这是他以孙案为由头做这件事的原因。
虽然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3人却有着不同的学术基调。滕彪说，很多时候，他很悲观，俞江也是。这也是他们选择去安心做学问的原因。对于现实，他俩表现出了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情：想要疏离却又难以疏离。滕彪说，“我更看重个案背后的制度建设。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孙志刚，我们无法忽略这个问题。”
4月份的最后几天，没有任何异议，许志永提出写个东西的建议后，3人就心照不宣地开始了。如何找到突破口，这是个难题。一天，远在武汉的俞江发来邮件，说《立法法》中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的建议权。俞江说，我们能不能从这条路上试一试？
这是个重大发现。许志永和滕彪很兴奋，许说此前他还总是寄希望于行政诉讼。许志永坦言，“连我们学法律的人都不清楚公民有这样一个权利，还怎么希望更多的人去用它呢？”3人一致的态度是，要用这样的方式，“试图启动中国违宪审查机制”。
5月14日，1000多字的“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终于在将3种颜色完全融合成一色后完成了。
“这不是一份普通的公民来信，它的格式具有意义。它更像是一份起诉书，阐述了需要审查的事实和理由。”
他们的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并写下了3人各自的身份证号。“在《立法法》上并没有规定我们应该具体向哪个机构提出建议，他们有没有义务必须回答我们，以怎样的程序回答我们，在什么时间以内回答我们，这些都没有规定。我们通过这样一种类似起诉书的格式，有它的涵义在里面。”
这是一份纯粹的充满了技术用语的建议书。里面没有一句情绪化的语言，没有一句煽情的表达。“我们的目的在于从法律技术的角度关注收容遣送制度，我们不希望把它泛政治化。”
5月14日，许志永打电话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我们想发一个关于违宪审查的建议书。”接电话的人说，这个应该给法工委吧。于是告诉了他们一个传真号码。法工委接待室一位姓鲍的同志收到了那两页传真，说：“我也不清楚该给哪个部门，先给领导看看吧。”
发完传真，他们又跑到邮局寄了一份。至此，酝酿了半个多月的建议行动完成。
“即使杳无音信也无所谓伤害”
滕彪说，这件事，他们追求两个目的。一个是实体上的，最乐观的估计是，经过审查之后认为这个《收容遣送办法》违宪，然后废除。“但这也是最不可能的一种结局。”
程序上的意义是他们更现实的、可以期望的目的。“收容遣送制度可能依然生效，但在程序上我们希望能推动违宪审查机制。如果有一个反馈，甚至因此建立了一个正常的渠道来对公民提出的建议有一个回复，那么在程序上我们就算达到了目的。”即便得到一个简单的答复―――“收容遣送没有违背宪法和法律”，俞江说，“这也没有关系，至少大家知道了有这样一种程序，大家可以反复地用这个程序，总有一天，这个程序的意义会显示出来。”
结局或许更糟，比如说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否是一种伤害？
许志永说，这件事本身如果能够引发全社会的讨论，就已经很有意义。这一次没有成功，还会有下一次，一次一次社会的不断尝试，形成合力相信会带来改变。
滕彪说，用知识本身推进社会改良，这是知识分子的本分。即使这事不了了之，对他个人没有任何影响，他还是会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还会关注收容遣送制度。
俞江说，如果被驳回或无回应，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又会陷入一种僵局。即使我们想再做，在法律上我们已经找不到办法了。这样的结局，会很遗憾，但当想到有些遗憾是必然的，他又释然了。
南方周末 2003-05-22 16:09:09
■聚焦中国违宪审查第一悬案
编者按：3位中国公民依法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的事件经媒体报道后，近一周来，社会各界反响热烈。本报今日就此“中国违宪审查第一悬案”的进展及其引发的诸多法律问题进行报道，并将3位公民的“建议书”作为本期的特别“法眼”刊出。
□本报见习记者 闵家桥
在民众为被收容者孙志刚的默哀和愤怒即将淡去的时候，有3人以独特的、公民的姿态挺身而出。2003年5月14日，他们依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建议书，建议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审查。
他们是3位法学博士，但他们更乐意以“公民”自称。
他们都选择了教书：许志永，北京邮电大学；滕彪，中国政法大学；俞江，华中科技大学。
他们是同窗好友：北京大学2002届博士毕业生。
“我更关注农民和城市边缘群体”
许志永是这次行动的发起人，也是建议书的起草者。在整个事件里，他还负责外联工作。滕彪和俞江更多退居幕后。这是他们商量好的分工，也是性情使然。
滕彪和俞江相对内向。滕彪偏重法理学，俞江主修法制史。他们毕业后都选择了以学术为生的宁静生活。
但显然，在孙志刚悲剧引发的“建议行动”中，他俩都没有忍住。
许志永的研究偏向法社会学，社会调查是他生活的常态。他的“农民朋友们”甚至知道他的手机号。5月18日下午，正和记者谈话的许志永就接到了一个江苏农民的电话。那个农民告诉他，他们成功地罢免了不称职的村委会。此前，许调查过该村的基层选举状况。
“我更关注农民和城市边缘群体。”在北京，许志永有一些谈不上“高雅”的朋友：那些进京务工的农民。在和这些农民工的调查交往中，他知道了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有过被收容的经历。“他们和我讲在里面的遭遇。”许志勇眼神痛苦，显然不愿说得太细。
在接触了太多收容遣送的事情后，许志永曾经想过行政诉讼。但没有一个被收容过的人愿意站出来起诉和作证。那些人说：“我们不想这样，我们还要在这个城市里活。”
“我们无法忽略这个问题”
那些进过收容站的人，有的下落不明，有的被侮辱一番后走了出来。城市依然在运转它的每一天，看不出异样。
孙志刚没那么幸运，他死在了收容站。这一个案对许志永触动很大，即便他知道太多类似这样的故事。这一次，令他意外的是，社会舆论竟然有这么大的空间对此事作出反应。他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事情”。
许志永有点理想主义。他说，对于每一个个案，他都不敢有过多的乐观，但对于整体中国这个时代的进步，他非常乐观。他认为，现实的很多制度都是靠个案去推动的。这是他以孙案为由头做这件事的原因。
虽然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3人却有着不同的学术基调。滕彪说，很多时候，他很悲观，俞江也是。这也是他们选择去安心做学问的原因。对于现实，他俩表现出了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情：想要疏离却又难以疏离。滕彪说，“我更看重个案背后的制度建设。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孙志刚，我们无法忽略这个问题。”
4月份的最后几天，没有任何异议，许志永提出写个东西的建议后，3人就心照不宣地开始了。如何找到突破口，这是个难题。一天，远在武汉的俞江发来邮件，说《立法法》中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的建议权。俞江说，我们能不能从这条路上试一试？
这是个重大发现。许志永和滕彪很兴奋，许说此前他还总是寄希望于行政诉讼。许志永坦言，“连我们学法律的人都不清楚公民有这样一个权利，还怎么希望更多的人去用它呢？”3人一致的态度是，要用这样的方式，“试图启动中国违宪审查机制”。
5月14日，1000多字的“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终于在将3种颜色完全融合成一色后完成了。
“这不是一份普通的公民来信，它的格式具有意义。它更像是一份起诉书，阐述了需要审查的事实和理由。”
他们的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并写下了3人各自的身份证号。“在《立法法》上并没有规定我们应该具体向哪个机构提出建议，他们有没有义务必须回答我们，以怎样的程序回答我们，在什么时间以内回答我们，这些都没有规定。我们通过这样一种类似起诉书的格式，有它的涵义在里面。”
这是一份纯粹的充满了技术用语的建议书。里面没有一句情绪化的语言，没有一句煽情的表达。“我们的目的在于从法律技术的角度关注收容遣送制度，我们不希望把它泛政治化。”
5月14日，许志永打电话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我们想发一个关于违宪审查的建议书。”接电话的人说，这个应该给法工委吧。于是告诉了他们一个传真号码。法工委接待室一位姓鲍的同志收到了那两页传真，说：“我也不清楚该给哪个部门，先给领导看看吧。”
发完传真，他们又跑到邮局寄了一份。至此，酝酿了半个多月的建议行动完成。
“即使杳无音信也无所谓伤害”
滕彪说，这件事，他们追求两个目的。一个是实体上的，最乐观的估计是，经过审查之后认为这个《收容遣送办法》违宪，然后废除。“但这也是最不可能的一种结局。”
程序上的意义是他们更现实的、可以期望的目的。“收容遣送制度可能依然生效，但在程序上我们希望能推动违宪审查机制。如果有一个反馈，甚至因此建立了一个正常的渠道来对公民提出的建议有一个回复，那么在程序上我们就算达到了目的。”即便得到一个简单的答复―――“收容遣送没有违背宪法和法律”，俞江说，“这也没有关系，至少大家知道了有这样一种程序，大家可以反复地用这个程序，总有一天，这个程序的意义会显示出来。”
结局或许更糟，比如说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否是一种伤害？
许志永说，这件事本身如果能够引发全社会的讨论，就已经很有意义。这一次没有成功，还会有下一次，一次一次社会的不断尝试，形成合力相信会带来改变。
滕彪说，用知识本身推进社会改良，这是知识分子的本分。即使这事不了了之，对他个人没有任何影响，他还是会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还会关注收容遣送制度。
俞江说，如果被驳回或无回应，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又会陷入一种僵局。即使我们想再做，在法律上我们已经找不到办法了。这样的结局，会很遗憾，但当想到有些遗憾是必然的，他又释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