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照“SARS”这面镜
王晓明（上海）
《南风窗》2003年五月下
人类社会中没有“自然”的事情。40年前，中国的媒体所以会异口同声地称
呼三年大饥荒为“自然灾害”，就恰恰显示了当时社会的某一种特别的政治文化。
这一次的“非典”事件也是如此：即便这病毒是来自天外，既非广东人吃野物吃
出来的，也非国际阴谋战略制造出来的，它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弥漫大江南北，
还远渡重洋、繁殖于欧美各地，就还是极为触目地凸现了今天这个社会的种种病
象。当然不止是病象，还有疗救的坚决的意志，也不止是中国的，还有其他国度、
甚至整个人类的病象，但是，身为中国人，我首先看到的还是自己社会的病象，
是一系列来自制度、也来自精神的病象。
从“屁股”出发的逻辑
今天，我们依然身处一个等级社会。倘是在农村，尤其偏远的农村，即便发
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故，也很难引起城里人由衷的关注：他觉得那离自己很远，是
小事。而在大城市里，一种传染病来了，站在不同等级上的人，危险的程度也明
显不同。坐在公家或私家轿车里的，就比每天挤公共汽车的安全一些；有能力打
高级营养针的，也比只能吃便宜的保健品、更不必说那什么也吃不起的，多几分
免疫的可能。人数上，当然是站在低位的多，可决定对策的，却总是那站得比较
高、因此也比较安全的人。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每当有什么灾难（它通常
不会先落到那些高阶位者的头上）突然发生了，管理部门的第一个习惯性的反应，
就是否认、推诿、封锁消息、瞒下哄上，好像一承认了灾难，自己就要吃亏，越
是把事情捂住，自己越占了便宜。当然，眼光比较远大，或者出于信念和良知，
住在城里的高阶位者当中，也不乏能超越私利、从社会整体利益来选择对策的人
物。但是，恕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种相信自己与居低位者得失不共、
于是本能地就要封锁突发灾难的消息的人，总是更容易滋生吧。马克思说“存在
决定意识”，俗话亦云“屁股指挥脑袋”，广东那一位声色俱厉地指斥“谣言”
的卫生厅长，还有中央那一位当众隐瞒疫情的卫生部长，他们所以会这么做，恐
怕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习惯性地遵循了一切从“屁股”出发的逻辑。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一切唯“屁股”是瞻、只以“位置”来区别人我的逻
辑，早已经随着各阶层生活之间的日益分化而蔓延开来。当“非典”在广东严重
爆发的时候，不但其他地方的官员无动于衷，这些地方的媒体和知识界，也多是
漠然置之（我自己就是例子）。原因很简单，屁股所据的位置不同也：那是在广
东，与我有何相干？这样的漠然由来已久，什么煤矿的瓦斯爆炸了，什么地方
“毒米”吃死了人，这一类“地方性”的灾难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可别处的人民
什么时候真正激动过？知识分子中间，又有多少人（不是没有人）为这些事情持
续地深思、奋力地叫喊过？一直要到“非典”在北京也爆发了，各个大城市的民
众才和官员们一起紧张起来：原来“非典”不象矿井里的瓦斯爆炸，轰隆一声就
完了，它的病毒会自我繁殖、四处蔓延，无论城乡还是官民，它都一体对待，谁
都不给豁免权。于是紧急动员，于是群情激愤，于是有人呐喊，于是有人丢官……
似乎一夜之间，整个社会突然醒悟了。这当然是令人欣慰的转变。它的背后，也
确有良知和远见在起作用。但同时，你是不是会感觉到，那一切从“屁股”出发
的逻辑，也在这转变中发挥了作用呢？毕竟，醒悟是发生在知道了如下事实之后：
城市并不比乡村更安全，中央空调的写字楼，也并不比污水满地的小菜场更安全。
一旦这样来看，你感到的就不止是欣慰了：那先前的漠然置之，和现在的群情激
愤，其实都有很大一部分是发自同一个“病源体”――社会生活的互相分离，和
这分离铸就的互相的隔膜。什么是制度的病？这就是。
断裂以后的“报复”
“非典”是如此刁钻，越是那些“现代化”、“与世界接轨”的标志物：高
楼林立的大都市、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中央空调的饭店、旅馆、商场、写字楼……
越成了它赖以传播的直通道。看清楚“非典”是这样的一种“现代”病，社会的
本能反应就是一百八十度急转弯：关闭空调、堵截交通、取消社交、以邻为壑。
门卫只对熟人放行，大家都尽可能呆在家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谁能想到，在21世纪，老子式的“小国寡民”又成了救世之道！然而，那些居住
在疫区的人，却有许多并不想做这样的“小国之民”。本地的疫情越凶猛，他们
就越纷纷往安全的大城市跑：先是北京，接着是上海。原因很简单，那里有最好
的医疗条件，有最有效的管制力量，那里诊治“非典”是免费的，就是口罩，那
里的供应也最充足…… 据说，正是这样的人流加剧了北京的疫情；目前，也正
是这样的人流令上海的官民胆战心惊。可以想象，同样的情景也正在全国的许多
省会上演，范围还很可能不断扩大。
从防治“非典”的大局来看，这当然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只有每个人都如一
棵植物原地不动，流行性疾病的危害才能够减到最小。可是，你是否想到过，当
人人都如此顾全大局的时候，他们承担的风险其实并不相同。要让人安心于“老
死不相往来”，先得给他们大致相类的生活，如果你那里窗明几净、器械锃亮、
医生成群，我这边却窗歪门斜、缺人少物，我如何能安心地困居家中？一个社会，
如果平时忽视公正、贫富悬殊，那到了危难时刻，就很难指望公众（无论贫富―
―我要特别指出这一点）会献身于社会的整体利益。最近20年来，中国社会在一
些方面确有进步，至少许多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的人民的物质生活，以所谓
“现代化”的标准看，是比过去明显提高了。但是，在另外的一些方面，社会的
倾斜也逐渐加重，沿海和内地、城市和乡村、上层和底层、新富人和新穷人……
彼此的差异的扩大，真是相当惊人。虽然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看看近几年的不
少行政决策：教育收费、乡镇“事业费”摊派、城市房价促涨、汽车和火车票提
价…… 却总会令你记起古人“损不足以富有余”的警告。一面是广大乡村医疗
体系的年久失修，一面却是医药费持续上涨、都市里接二连三地矗立起豪华的富
人医院：这样的事情，才是破坏大局的更重要的原因吧？而且，也一定不止是表
现在医疗这一个领域。你是不是又一次看到了那个制度的病？
令人脸红的“精英”
或许有知情人提醒我：那些不负责任的求医和避难者，并不都是无权无势的
老百姓，有许多分明是当地的头头脑脑，不是有权，就是有钱，单是内蒙古一个
县，不就有好几位这样的官员被曝光了吗？北京的疫情爆发之后，不是更有大批
的有钱人避往上海等地，全不顾这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吗？我也相信情况会是这
样，真正的底层人民，多半是没有能力往安全的大城市跑的。危难时刻见人心，
这些打了退烧针、混上飞机的有钱人，其实是和那些“瞒和骗”的官员一起，将
另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制度的病，推到了你我的眼前：今天，社会精英是否真
的是精英？人们通常称社会的中、上层人物为“精英”，公众也很自然抱有一种
期望：这不但是一些掌握最多的社会资源的人，也是一些最有能力、在道德上可
以信任的人。在今天，这样的期望似乎早已被视为愚不可及，一位相熟的美国人
就曾对我说：“在美国，越是高层的人越不可信！” 尽管如此，这一次“非典”
事件暴露的许多中国“精英”的颟顸和冷酷，还是令我非常惊讶。或者是反应迟
钝、判断失误，导致疫情迅速扩散；或者是知识老旧、刚愎自用，别人明明查出
了“非典”的病原体，他们还固执己见、误导舆论；有一次看电视实况转播，北
京某官员面对中外记者的质疑，套话连篇、答非所问，让人着实替他脸红：就是
存心打官腔，也不必如此笨拙吧。无数普通的医生、护士、清洁工、警察和建筑
工人，都在力战“非典”，奉献出时间、汗水、亲情，甚至健康和生命，可当各
界人士踊跃捐款的时候，各类“成功人士”的反应之冷淡、出手之吝啬，更从另
一个层面，将这些“精英”的金玉败絮、徒有其表，暴露得非常触目了。
问题是：这些人怎么会爬上精英的位置呢？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就是教育
再糟糕，也一定会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关键只在社会的各种选择机制：行政官员
的晋升、市场竞争的规则、文化创造和学术研究的评价，等等，能不能拔优汰劣，
将这些人才挑选出来。一个社会的走向，固然取决于无数因素的合力，但这个社
会让什么样的人占据它的各种领导位置，却是这些因素中特别重要的一项。如果
占据这些位置的大多数人，都只是在揣摩风向、尔虞我诈、弄虚作假这类事情上
别有会心，其他一概智弱，那就可以预料，这社会的危难已经不远。150年前，
龚自珍就是从人才的匮乏，觉出了满清由盛而衰的运命；100年前，章太炎更由
封疆大吏的才质的一代不如一代，断言社会的崩溃不可避免。我当然愿意相信，
今天的情况并没有这么糟，譬如到目前为止，就并不是所有的行政部门，都在
“非典”面前手足失措。但是，人们已经屡屡为之扼腕的人才选拔机制的弊病，
还是在“非典”蔓延的映照下，再一次暴露出它的深重：是到了必须痛加改革的
地步了。
好好照照“SARS”这面镜
有许多事情，既是制度造成，也和人心有关。那些在网上遭到严厉谴责的北
京的大学生，之所以不管不顾，一逃了之，除了种种制度之弊的逼迫，也因为他
们不习惯考虑自己对社会、对他人的道义职责。在上海，许多中上层的居民，享
受着因为资源分配的倾斜而形成的优越的医疗条件，却不自知，反一味指责外地
的求医者“自私自利”，希图将他们赶尽驱绝，利益的自觉和同情心的缺乏之间
的巨大反差，足以惊人。从“非典”爆发到现在，不到半年，可社会的种种病态
的精神表现，实在太多了。
仔细想想，这其实也有几分必然。最近20年来，社会的倾斜不止表现在资源
的分配上，也同样表现在价值的取向上。“告别”革命、“躲避”崇高，经济第
一、 GDP崇拜，“物质生活是最重要的！”“良心值几个钱？”……这些理论、
政府决策和一般社会心理的偏向汇聚起来，就造成了我们的精神生活的严重倾斜：
只有那些看得见、摸得着，能够迅速兑换成金钱的东西，才被认为是真实的，是
重要的，一切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事物：情感、思想、艺术、伦理、学术，乃至
医疗卫生、教育、生态平衡、公众的信任程度，统统都可以推到边上。可不要小
看这精神生活的倾斜，它会反过来加剧社会的不平衡。如果决策者真的认为文化
是可有可无的（尽管他在公众场合不这么说），如果人与人之间真的只剩下了利
益关系（尽管嘴上还要说：“我们是朋友啦……”），这社会实际上也就是自裁
腿脚，将全部重量压在了利益平衡这一根独木桩上。可是，利益的平衡那么脆弱，
它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散，若没有别
的支柱从旁托持，社会就很容易发生动荡。
说到究竟，被崇尚实利的社会轻视的事物，决不是真的可有可无，这一次的
“非典”的蔓延，就再次证实了这一点。应急机制的孱弱、医疗能力的匮乏、公
德心和公信力的薄弱，更不要说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和唇齿感的淡漠了，所有这
一切都以非常惨痛的方式提醒我们：如果那些不能用金钱衡量的事物，真是撤出
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就会变得多么脆弱，连一点小小的风波都经受不起。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象“非典”这样一种目前已知的死亡率并不太高的病毒，
居然能如此猖獗，闹得举国上下，沸沸扬扬，正是因为它得到了社会本身的种种
疾病的大力配合。从这个意义上讲，“非典”实在不是一种仅仅牵涉到公共卫生
问题的自然的病，而是一种牵动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社会的病。一次突发的危机，
固然会给社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却也同时是一面镜子，能向人映照出平时看不真
切的社会和生活的病征，因此也就成为一种机会，让社会由此警醒，认真来自我
改革。既然是流行性病毒，爆发之后，它总有消退的时候，说得夸张一点，我们
就是做得再差，也迟早能够“战胜”它。所以，现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不仅是怎
样防治“非典”，更是如何痛定思痛，下决心深入反省，坚决地革除各项制度和
精神的弊病。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数千人罹病，数百人病亡，在某种意义上讲，
这是社会付出的代价。由此换来的明镜，和由此换来的机遇，我们就一定得高举，
一定得紧紧地抓住。坏事是能够变成好事的，就看人能不能自我反省。如果遇上
这样的事情，还是不能被触动，潮水一退，就依然故我，那就太说不过去了。
王晓明（上海）
《南风窗》2003年五月下
人类社会中没有“自然”的事情。40年前，中国的媒体所以会异口同声地称
呼三年大饥荒为“自然灾害”，就恰恰显示了当时社会的某一种特别的政治文化。
这一次的“非典”事件也是如此：即便这病毒是来自天外，既非广东人吃野物吃
出来的，也非国际阴谋战略制造出来的，它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弥漫大江南北，
还远渡重洋、繁殖于欧美各地，就还是极为触目地凸现了今天这个社会的种种病
象。当然不止是病象，还有疗救的坚决的意志，也不止是中国的，还有其他国度、
甚至整个人类的病象，但是，身为中国人，我首先看到的还是自己社会的病象，
是一系列来自制度、也来自精神的病象。
从“屁股”出发的逻辑
今天，我们依然身处一个等级社会。倘是在农村，尤其偏远的农村，即便发
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故，也很难引起城里人由衷的关注：他觉得那离自己很远，是
小事。而在大城市里，一种传染病来了，站在不同等级上的人，危险的程度也明
显不同。坐在公家或私家轿车里的，就比每天挤公共汽车的安全一些；有能力打
高级营养针的，也比只能吃便宜的保健品、更不必说那什么也吃不起的，多几分
免疫的可能。人数上，当然是站在低位的多，可决定对策的，却总是那站得比较
高、因此也比较安全的人。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每当有什么灾难（它通常
不会先落到那些高阶位者的头上）突然发生了，管理部门的第一个习惯性的反应，
就是否认、推诿、封锁消息、瞒下哄上，好像一承认了灾难，自己就要吃亏，越
是把事情捂住，自己越占了便宜。当然，眼光比较远大，或者出于信念和良知，
住在城里的高阶位者当中，也不乏能超越私利、从社会整体利益来选择对策的人
物。但是，恕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种相信自己与居低位者得失不共、
于是本能地就要封锁突发灾难的消息的人，总是更容易滋生吧。马克思说“存在
决定意识”，俗话亦云“屁股指挥脑袋”，广东那一位声色俱厉地指斥“谣言”
的卫生厅长，还有中央那一位当众隐瞒疫情的卫生部长，他们所以会这么做，恐
怕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习惯性地遵循了一切从“屁股”出发的逻辑。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一切唯“屁股”是瞻、只以“位置”来区别人我的逻
辑，早已经随着各阶层生活之间的日益分化而蔓延开来。当“非典”在广东严重
爆发的时候，不但其他地方的官员无动于衷，这些地方的媒体和知识界，也多是
漠然置之（我自己就是例子）。原因很简单，屁股所据的位置不同也：那是在广
东，与我有何相干？这样的漠然由来已久，什么煤矿的瓦斯爆炸了，什么地方
“毒米”吃死了人，这一类“地方性”的灾难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可别处的人民
什么时候真正激动过？知识分子中间，又有多少人（不是没有人）为这些事情持
续地深思、奋力地叫喊过？一直要到“非典”在北京也爆发了，各个大城市的民
众才和官员们一起紧张起来：原来“非典”不象矿井里的瓦斯爆炸，轰隆一声就
完了，它的病毒会自我繁殖、四处蔓延，无论城乡还是官民，它都一体对待，谁
都不给豁免权。于是紧急动员，于是群情激愤，于是有人呐喊，于是有人丢官……
似乎一夜之间，整个社会突然醒悟了。这当然是令人欣慰的转变。它的背后，也
确有良知和远见在起作用。但同时，你是不是会感觉到，那一切从“屁股”出发
的逻辑，也在这转变中发挥了作用呢？毕竟，醒悟是发生在知道了如下事实之后：
城市并不比乡村更安全，中央空调的写字楼，也并不比污水满地的小菜场更安全。
一旦这样来看，你感到的就不止是欣慰了：那先前的漠然置之，和现在的群情激
愤，其实都有很大一部分是发自同一个“病源体”――社会生活的互相分离，和
这分离铸就的互相的隔膜。什么是制度的病？这就是。
断裂以后的“报复”
“非典”是如此刁钻，越是那些“现代化”、“与世界接轨”的标志物：高
楼林立的大都市、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中央空调的饭店、旅馆、商场、写字楼……
越成了它赖以传播的直通道。看清楚“非典”是这样的一种“现代”病，社会的
本能反应就是一百八十度急转弯：关闭空调、堵截交通、取消社交、以邻为壑。
门卫只对熟人放行，大家都尽可能呆在家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谁能想到，在21世纪，老子式的“小国寡民”又成了救世之道！然而，那些居住
在疫区的人，却有许多并不想做这样的“小国之民”。本地的疫情越凶猛，他们
就越纷纷往安全的大城市跑：先是北京，接着是上海。原因很简单，那里有最好
的医疗条件，有最有效的管制力量，那里诊治“非典”是免费的，就是口罩，那
里的供应也最充足…… 据说，正是这样的人流加剧了北京的疫情；目前，也正
是这样的人流令上海的官民胆战心惊。可以想象，同样的情景也正在全国的许多
省会上演，范围还很可能不断扩大。
从防治“非典”的大局来看，这当然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只有每个人都如一
棵植物原地不动，流行性疾病的危害才能够减到最小。可是，你是否想到过，当
人人都如此顾全大局的时候，他们承担的风险其实并不相同。要让人安心于“老
死不相往来”，先得给他们大致相类的生活，如果你那里窗明几净、器械锃亮、
医生成群，我这边却窗歪门斜、缺人少物，我如何能安心地困居家中？一个社会，
如果平时忽视公正、贫富悬殊，那到了危难时刻，就很难指望公众（无论贫富―
―我要特别指出这一点）会献身于社会的整体利益。最近20年来，中国社会在一
些方面确有进步，至少许多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的人民的物质生活，以所谓
“现代化”的标准看，是比过去明显提高了。但是，在另外的一些方面，社会的
倾斜也逐渐加重，沿海和内地、城市和乡村、上层和底层、新富人和新穷人……
彼此的差异的扩大，真是相当惊人。虽然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看看近几年的不
少行政决策：教育收费、乡镇“事业费”摊派、城市房价促涨、汽车和火车票提
价…… 却总会令你记起古人“损不足以富有余”的警告。一面是广大乡村医疗
体系的年久失修，一面却是医药费持续上涨、都市里接二连三地矗立起豪华的富
人医院：这样的事情，才是破坏大局的更重要的原因吧？而且，也一定不止是表
现在医疗这一个领域。你是不是又一次看到了那个制度的病？
令人脸红的“精英”
或许有知情人提醒我：那些不负责任的求医和避难者，并不都是无权无势的
老百姓，有许多分明是当地的头头脑脑，不是有权，就是有钱，单是内蒙古一个
县，不就有好几位这样的官员被曝光了吗？北京的疫情爆发之后，不是更有大批
的有钱人避往上海等地，全不顾这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吗？我也相信情况会是这
样，真正的底层人民，多半是没有能力往安全的大城市跑的。危难时刻见人心，
这些打了退烧针、混上飞机的有钱人，其实是和那些“瞒和骗”的官员一起，将
另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制度的病，推到了你我的眼前：今天，社会精英是否真
的是精英？人们通常称社会的中、上层人物为“精英”，公众也很自然抱有一种
期望：这不但是一些掌握最多的社会资源的人，也是一些最有能力、在道德上可
以信任的人。在今天，这样的期望似乎早已被视为愚不可及，一位相熟的美国人
就曾对我说：“在美国，越是高层的人越不可信！” 尽管如此，这一次“非典”
事件暴露的许多中国“精英”的颟顸和冷酷，还是令我非常惊讶。或者是反应迟
钝、判断失误，导致疫情迅速扩散；或者是知识老旧、刚愎自用，别人明明查出
了“非典”的病原体，他们还固执己见、误导舆论；有一次看电视实况转播，北
京某官员面对中外记者的质疑，套话连篇、答非所问，让人着实替他脸红：就是
存心打官腔，也不必如此笨拙吧。无数普通的医生、护士、清洁工、警察和建筑
工人，都在力战“非典”，奉献出时间、汗水、亲情，甚至健康和生命，可当各
界人士踊跃捐款的时候，各类“成功人士”的反应之冷淡、出手之吝啬，更从另
一个层面，将这些“精英”的金玉败絮、徒有其表，暴露得非常触目了。
问题是：这些人怎么会爬上精英的位置呢？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就是教育
再糟糕，也一定会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关键只在社会的各种选择机制：行政官员
的晋升、市场竞争的规则、文化创造和学术研究的评价，等等，能不能拔优汰劣，
将这些人才挑选出来。一个社会的走向，固然取决于无数因素的合力，但这个社
会让什么样的人占据它的各种领导位置，却是这些因素中特别重要的一项。如果
占据这些位置的大多数人，都只是在揣摩风向、尔虞我诈、弄虚作假这类事情上
别有会心，其他一概智弱，那就可以预料，这社会的危难已经不远。150年前，
龚自珍就是从人才的匮乏，觉出了满清由盛而衰的运命；100年前，章太炎更由
封疆大吏的才质的一代不如一代，断言社会的崩溃不可避免。我当然愿意相信，
今天的情况并没有这么糟，譬如到目前为止，就并不是所有的行政部门，都在
“非典”面前手足失措。但是，人们已经屡屡为之扼腕的人才选拔机制的弊病，
还是在“非典”蔓延的映照下，再一次暴露出它的深重：是到了必须痛加改革的
地步了。
好好照照“SARS”这面镜
有许多事情，既是制度造成，也和人心有关。那些在网上遭到严厉谴责的北
京的大学生，之所以不管不顾，一逃了之，除了种种制度之弊的逼迫，也因为他
们不习惯考虑自己对社会、对他人的道义职责。在上海，许多中上层的居民，享
受着因为资源分配的倾斜而形成的优越的医疗条件，却不自知，反一味指责外地
的求医者“自私自利”，希图将他们赶尽驱绝，利益的自觉和同情心的缺乏之间
的巨大反差，足以惊人。从“非典”爆发到现在，不到半年，可社会的种种病态
的精神表现，实在太多了。
仔细想想，这其实也有几分必然。最近20年来，社会的倾斜不止表现在资源
的分配上，也同样表现在价值的取向上。“告别”革命、“躲避”崇高，经济第
一、 GDP崇拜，“物质生活是最重要的！”“良心值几个钱？”……这些理论、
政府决策和一般社会心理的偏向汇聚起来，就造成了我们的精神生活的严重倾斜：
只有那些看得见、摸得着，能够迅速兑换成金钱的东西，才被认为是真实的，是
重要的，一切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事物：情感、思想、艺术、伦理、学术，乃至
医疗卫生、教育、生态平衡、公众的信任程度，统统都可以推到边上。可不要小
看这精神生活的倾斜，它会反过来加剧社会的不平衡。如果决策者真的认为文化
是可有可无的（尽管他在公众场合不这么说），如果人与人之间真的只剩下了利
益关系（尽管嘴上还要说：“我们是朋友啦……”），这社会实际上也就是自裁
腿脚，将全部重量压在了利益平衡这一根独木桩上。可是，利益的平衡那么脆弱，
它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散，若没有别
的支柱从旁托持，社会就很容易发生动荡。
说到究竟，被崇尚实利的社会轻视的事物，决不是真的可有可无，这一次的
“非典”的蔓延，就再次证实了这一点。应急机制的孱弱、医疗能力的匮乏、公
德心和公信力的薄弱，更不要说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和唇齿感的淡漠了，所有这
一切都以非常惨痛的方式提醒我们：如果那些不能用金钱衡量的事物，真是撤出
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就会变得多么脆弱，连一点小小的风波都经受不起。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象“非典”这样一种目前已知的死亡率并不太高的病毒，
居然能如此猖獗，闹得举国上下，沸沸扬扬，正是因为它得到了社会本身的种种
疾病的大力配合。从这个意义上讲，“非典”实在不是一种仅仅牵涉到公共卫生
问题的自然的病，而是一种牵动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社会的病。一次突发的危机，
固然会给社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却也同时是一面镜子，能向人映照出平时看不真
切的社会和生活的病征，因此也就成为一种机会，让社会由此警醒，认真来自我
改革。既然是流行性病毒，爆发之后，它总有消退的时候，说得夸张一点，我们
就是做得再差，也迟早能够“战胜”它。所以，现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不仅是怎
样防治“非典”，更是如何痛定思痛，下决心深入反省，坚决地革除各项制度和
精神的弊病。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数千人罹病，数百人病亡，在某种意义上讲，
这是社会付出的代价。由此换来的明镜，和由此换来的机遇，我们就一定得高举，
一定得紧紧地抓住。坏事是能够变成好事的，就看人能不能自我反省。如果遇上
这样的事情，还是不能被触动，潮水一退，就依然故我，那就太说不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