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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南德意志报》发表长文揭露达赖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系――
神圣的表象
编者按：德国《南德意志报》6月8日发表《神圣的表象》一文，对上世纪50年代达赖集团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及达赖的虚伪面目进行了揭露。该报在编者按中指出：“纯粹和平主义的代表人物达赖喇嘛对中情局在西藏活动的了解，很可能比他迄今承认的多得多。如今，暴力的阴影落到了这位神王的头上。”文章发表后，在德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读者和网民中引起较大反响。本报现转载该文的中文译稿，以飨读者。
中情局特工约翰・肯尼思・诺斯(John Kenneth Knaus)在第一次与达赖喇嘛会面前，感觉颇有些紧张。在此之前，中情局代号“圣塞克思”(St Circus)的秘密行动已经开展了8年。被称为“公司”(Company)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训练营对西藏游击队进行培训，并为其提供数以吨计的武器，用以对付共同的敌人――共产主义中国。神王也同样得到资助：中情局每年向其汇款18万美元，在秘密文件中，这笔款项被注明为“提供达赖喇嘛的资助”。
中情局该项行动负责人诺斯1964年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拜见达赖之前，当然并没有指望能够得到这位宗教领袖与非暴力代表人物的热忱感谢，但是受到如此冷遇却也出乎他的意料，现年89岁的诺斯在马里兰州塞维蔡斯的住所里回忆道。毕竟，那时他们是盟友。中情局在西藏的联络人是达赖喇嘛的一位哥哥。“我毕恭毕敬地走到他面前”，诺斯说话时像祈祷一样双手合十，“那是我这辈子经历过的最冷漠的会见之一，非常形式化，很合乎礼节”，平时不乏热情幽默的达赖喇嘛，“显然并不愿意对我表示欢迎。”
多年后他才明白，为什么当年达赖喇嘛要刻意与他保持距离。这位西藏精神领袖清楚地知道，来客的身份意味着什么：毒药、谋杀与恶行。诺斯说，“对他来说，我代表着与暴力的关系，身为佛教徒的他当然不能表示赞同”，至少不能公开赞同。
对于达赖喇嘛这位高不可攀的最高道德权威来说，这种关系是难以解释的。像他这样的人物，一言一行当然要符合自己所宣扬的教义。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由劣迹累累的中情局资助和组织的游击战与达赖喇嘛所传递的非暴力抵抗的温和讯息，两者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矛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藏游击队和中情局――听起来就像将教皇、女人和保时捷放在一起令人不可思议。但是，这个世界有些时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
诺斯这番话是面对美国电影导演丽莎・凯西(Lisa Cathey)的镜头讲的。凯西为其导演的纪录片《中情局在西藏》进行了30余场采访，对诺斯的采访是其中的一个。该片预计将于年内制作完成。凯西将其中部分采访提前发布在kefiblog.com网站上。在这些视频中，人们可以看到和诺斯一样的退休特工和白发苍苍的抵抗战士，他们一心想在离开人世之前，把那些他们曾认为十分重要的事情告诉世人，告诉人们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用闲聊的口气，讲述着一场被遗忘已久的极端血腥的战争。这场战争从195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最初是在西藏，之后，1959年在尼泊尔。该片导演首次接触这一话题，是在7年之前。当时，她问父亲克莱・凯西(Clay Cathey)，为什么要把“西藏自由”的标签贴到自己的高尔夫球车上。父亲说，他曾经作为中情局的工作人员，在美国中部的科罗拉多州对西藏游击队队员进行培训。她觉得，这是一段有必要认真讲述的历史。尽管她对西藏怀有一种“心有所系”的感情，但是她仍然希望提醒人们对中情局曾经扮演的特殊角色予以关注。“这与大多数人对西藏的印象，与和平与非暴力，当然是有冲突的”，凯西说。
也许目前时机已到。“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们终于可以把那些秘密说出来了”，一位西藏老兵在采访中说。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便有一些关于中情局和达赖喇嘛的书籍和电影面市，但很多事情仍然扑朔迷离，真伪难辨。他是在事后才了解到藏族同胞开展武装斗争的全部真相的，这是达赖的标准表态。没有争议的是，他的两位兄长很早就与中情局建立了联系，此后，中情局成为西藏游击队的赞助者。“我哥哥认为明智的办法是，尽可能让我避开这些消息”，这位西藏宗教领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他们用闲聊的口气，讲述着一场被遗忘已久的极端血腥的战争
《南德意志报》和电视杂志“全景”(Panorama)栏目经过调查得出结论：达赖喇嘛与中情局的关系，比他承认的更密切，他对事件的了解，也比他承认的多得多。除了老兵们某些十分坦率的表白之外，几年前曝光的一些美国政府绝密文件也指向这一点。此前，这些文件并未引起太多关注。虽然无法证明达赖喇嘛是在撒谎，但他从来没有说出过全部的真相；而虽然他所扮演的角色难以知晓，但是他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看似并不真诚。而对于一位觉者来说，真相从来都不应该以复数的形态出现。
根据许多佛教徒的说法，十四世达赖喇嘛是1391年第一次降临人世后，经过一次次轮回，1935年7月以农民之子的身份再次返回人间。他被信徒尊为“神王”、“观世音菩萨”、“智慧的海洋”、“手持白莲者”、“无与伦比的上师”和“满足愿望的如意宝石”。虽然这位获得过95个高级或最高级奖项、拥有数十个博士头衔的“尊者”――除他之外只有教皇享有这一官方称谓――曾经说过，他“愿做每个人心目中希望的那个人”，但是这个世界――除了北京政府――恐怕并不愿意看到，他曾是冷战时期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颗棋子。与中情局的直接关系与其最高道德权威的身份完全不符。
达赖喇嘛同时也代表着正义与和平，而中情局既不是祈祷团，也不是虔诚的兄弟会，它意味着对专制政权的扶植和支持，意味着谋杀、绑架和迫害，迄今依然如此。它曾是美国外交看不见的一只手。他们一手策划推翻民选政府的暴动，通过所谓“改变健康状况委员会”(它确实是叫这个名字)做出决议，暗杀不受欢迎的政治对手。“如果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是有危险的”，中情局前局长乔治・特尼特1997年夏天上任时说道。无论任何年代，这都是一条明智的忠告。
当达赖喇嘛的密使首次来建立联系时，“公司”里已经可以嗅到一丝紧张的气氛。中情局1968年的一份备忘录显示：“中情局的西藏计划……是建立在美国政府1951年和1956年对达赖喇嘛所做的承诺之上。”达赖喇嘛的密使于1951年通过美国驻新德里使馆和驻加尔各答领馆同美方进行了首次接触，会面的主题是军事和资金援助。达赖喇嘛的一个哥哥也参加了会面。同年，美国国防部在致达赖喇嘛的信函中同意为西藏抵抗运动提供“轻武器”，并许诺给予资金援助。
1956年，代号“圣塞克思”的行动计划应时出炉。中情局上世纪60年代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该计划的目标是维护西藏自治的政治方案”以及“在共产主义中国内部针对可能出现的政治动向扶植反对力量”，当然也包括中情局时时处处都在谋求的战略军事基地和丰富矿藏。自此，中情局开始在南太平洋某小岛上对游击队进行杀人、射击、布雷和制造炸弹的训练。达赖喇嘛的一个哥哥还在训练中担任翻译。随后，一名波兰飞行员和一名捷克机械师驾驶一架没有任何身份标识的B17型轰炸机在西藏上空投下了第一批游击队员。他们的脖子上戴着嵌有达赖喇嘛照片的护身符和一粒氰化物胶囊，用于在被中国军队俘虏时自杀。中情局为游击队员空投机枪、弹药、药物和宣传材料等补给。美国人向西藏以及后来向尼泊尔总计派出了40架次运输机。
如若没有这些奇闻异事，人们将以为达赖喇嘛对此一无所知
在中情局训练的游击队员护送下，达赖喇嘛于1959年初越过喜马拉雅山逃往印度，并开始在流亡中宣扬非暴力政策。在逃亡途中，他的追随者们始终与中情局联系人保持着无线电联络。至于此次逃亡计划是否由中情局一手策划，目前尚存争议。最近，达赖喇嘛在维也纳仍坚称其逃亡纯属西藏内部事务。
作为当时全世界最出名的流亡者，达赖喇嘛在抵达印度数月后，即对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个人支持和物质援助”表示感谢。1960年和1964年，新当选的肯尼迪总统及之后的约翰逊总统也分别收到类似信件。这些致总统的信函对武器、中情局和游击队只字未提。它们字句平和，内容泛泛，典型反映了达赖喇嘛的政策：迄今为止，他仍可以声称从未向美国请求过军事援助，也从未号召藏人拿起武器，这些肮脏差事都是他的上层亲信所为。
或许达赖喇嘛确实不了解西藏和中情局间紧密合作的每个细节，但也绝非像其表现的那样一无所知。他应该最迟在1958年就获知了中情局的准军事训练情况，因为据说他曾在10年前向一名女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两名受过中情局训练的藏人向其展示操作反坦克火箭筒的技能。发射完第一发炮弹后，他们花了一刻钟时间才完成了重新装弹。达赖喇嘛笑着对女记者说：“我当时问，难道你们发射后请敌人等上15分钟？绝不可能。”
当时，中情局将训练基地转移到了科罗拉多州洛矶山脉中的军事训练基地赫尔营(CAMP HALE)。当地海拔近3000米，山峰白雪皑皑、松林成片，是美国境内最接近喜马拉雅高原地形的地区。约翰・肯尼思・诺斯是赫尔营的教官之一，被藏人称为“肯先生”，主要负责宣传培训。诺斯向镜头展示了一张传单。50年来他保存了当时的所有材料。他露出骄傲的微笑，说道：“它们解释了一切，游击战怎么打，我们究竟为何而战等等”。当时的中情局教官几乎无人了解西藏，没人到过那里，只有一人懂得藏语。他们行动所用的地图是一支英国探险队在1904年绘制的。但诺斯对这些游击队员的评价是：“小伙子们让人大吃一惊”。
当时约有8.5万名游击队员活跃在藏南地区，他们统一使用“Chushi Gangdrug”(藏语“四水六岗”)的代号，分散为小股力量袭击占优势的中国军队。他们与中情局紧密合作。一名在赫尔营受训的游击队员曾询问是否可以配备便携式核弹，以“杀死成百上千的汉人”。一名“四水六岗”老队员说：“我们活着的唯一目标就是杀死汉人。”在一部BBC纪录片中，一名前游击队员说：“我们希望杀死尽可能多的汉人。我们会为杀死动物进行祷告，但绝不会为杀死汉人祷告。”
战争归战争，政治归政治。1971年时任美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后，美国人终止了中情局的西藏行动。这项行动共耗费了数千万美元。从该外交转折那年的一份美国备忘录可以看出，在当时美国人眼里，达赖喇嘛在经济和政治上完全依赖于他们。
失去美国情报机构支持后，藏人的抵抗运动迅速瓦解。1974年，听到达赖喇嘛号召投降的广播后，最后一批游击队员在尼泊尔的流亡营地中放下了武器。但不是所有人都甘于接受这一事实，有些人拔枪自杀，有些人投河自尽。一名接受过中情局培训的藏人放下武器后，拔出匕首割喉自刎。
对于一部分“四水六岗”队员来说，战斗还没有结束。他们从尼泊尔流亡至印度，组建了“特别边境部队”(Special Frontier Force)，这是印度军队中一支纯藏人组成的秘密部队。经达赖喇嘛同意，他们于1971年参加了对东巴基斯坦(现在的孟加拉)的战斗。随后在印度军方授予580名藏人士兵勇敢勋章的部队典礼上，达赖喇嘛这一纯粹和平主义的最高代言人作为贵宾出席。这位觉者从未宣称其不犯错，但是他所宣扬、并且为其带来世界各地大量募捐的非暴力道路，却已布满坎坷。
距离首次会面大约30年后，达赖喇嘛第二次接见了中情局特工诺斯。已从中情局退休的诺斯向达赖喇嘛提及了他们的第一次会面，提到了那次冷冰冰的接待和他不受欢迎的感觉。“达赖喇嘛将鞋脱下，把脚收回长袍中，然后说，我们来聊聊吧。”谈到此处，诺斯露出激动的目光。他究竟是被达赖喇嘛的反应所触动，还是仅仅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之中，我们无从获知。
一次“浪漫主义行动”：对于约翰・肯尼思・诺斯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骄傲
诺斯问达赖喇嘛：“我们的援助对藏人来说是利是弊？”达赖喇嘛以其模棱两可的典型风格婉转地指出，二者皆有。一如60年代时，他站在明处，以和平使者身份公开向联合国发出呼吁，而与此同时在暗地里，藏人游击队正躲在中情局飞机的舷窗后准备一场战斗，一场他们的最高领袖所知悉的战斗。当时中情局的秘密备忘录对此评价是：“西藏领导层将这支队伍视为流亡政府的准军事力量。”
约翰・肯尼思・诺斯深陷在沙发中，双手交叉在脑后，显得十分放松。实际上，他与其说是坐，不如说是躺。带有黄褐色斑点的眼镜还有他的胡子，使他看起来心情不错。他一本正经、一字一句地接着说道：“我们曾经帮助藏人，为实现他们的追求而斗争。”说完话，他面露微笑，由此可见：在这件事情上，他自认其行为无可指摘。
他为“公司”和“西藏事业”工作了44年，中情局文件将后者称为“最浪漫主义的行动”之一，他也以此感到自豪。
因为他确实是站在“好人”一方的，尽管这位好人对此并不愿承认。
神圣的表象
编者按：德国《南德意志报》6月8日发表《神圣的表象》一文，对上世纪50年代达赖集团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及达赖的虚伪面目进行了揭露。该报在编者按中指出：“纯粹和平主义的代表人物达赖喇嘛对中情局在西藏活动的了解，很可能比他迄今承认的多得多。如今，暴力的阴影落到了这位神王的头上。”文章发表后，在德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读者和网民中引起较大反响。本报现转载该文的中文译稿，以飨读者。
中情局特工约翰・肯尼思・诺斯(John Kenneth Knaus)在第一次与达赖喇嘛会面前，感觉颇有些紧张。在此之前，中情局代号“圣塞克思”(St Circus)的秘密行动已经开展了8年。被称为“公司”(Company)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训练营对西藏游击队进行培训，并为其提供数以吨计的武器，用以对付共同的敌人――共产主义中国。神王也同样得到资助：中情局每年向其汇款18万美元，在秘密文件中，这笔款项被注明为“提供达赖喇嘛的资助”。
中情局该项行动负责人诺斯1964年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拜见达赖之前，当然并没有指望能够得到这位宗教领袖与非暴力代表人物的热忱感谢，但是受到如此冷遇却也出乎他的意料，现年89岁的诺斯在马里兰州塞维蔡斯的住所里回忆道。毕竟，那时他们是盟友。中情局在西藏的联络人是达赖喇嘛的一位哥哥。“我毕恭毕敬地走到他面前”，诺斯说话时像祈祷一样双手合十，“那是我这辈子经历过的最冷漠的会见之一，非常形式化，很合乎礼节”，平时不乏热情幽默的达赖喇嘛，“显然并不愿意对我表示欢迎。”
多年后他才明白，为什么当年达赖喇嘛要刻意与他保持距离。这位西藏精神领袖清楚地知道，来客的身份意味着什么：毒药、谋杀与恶行。诺斯说，“对他来说，我代表着与暴力的关系，身为佛教徒的他当然不能表示赞同”，至少不能公开赞同。
对于达赖喇嘛这位高不可攀的最高道德权威来说，这种关系是难以解释的。像他这样的人物，一言一行当然要符合自己所宣扬的教义。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由劣迹累累的中情局资助和组织的游击战与达赖喇嘛所传递的非暴力抵抗的温和讯息，两者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矛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藏游击队和中情局――听起来就像将教皇、女人和保时捷放在一起令人不可思议。但是，这个世界有些时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
诺斯这番话是面对美国电影导演丽莎・凯西(Lisa Cathey)的镜头讲的。凯西为其导演的纪录片《中情局在西藏》进行了30余场采访，对诺斯的采访是其中的一个。该片预计将于年内制作完成。凯西将其中部分采访提前发布在kefiblog.com网站上。在这些视频中，人们可以看到和诺斯一样的退休特工和白发苍苍的抵抗战士，他们一心想在离开人世之前，把那些他们曾认为十分重要的事情告诉世人，告诉人们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用闲聊的口气，讲述着一场被遗忘已久的极端血腥的战争。这场战争从195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最初是在西藏，之后，1959年在尼泊尔。该片导演首次接触这一话题，是在7年之前。当时，她问父亲克莱・凯西(Clay Cathey)，为什么要把“西藏自由”的标签贴到自己的高尔夫球车上。父亲说，他曾经作为中情局的工作人员，在美国中部的科罗拉多州对西藏游击队队员进行培训。她觉得，这是一段有必要认真讲述的历史。尽管她对西藏怀有一种“心有所系”的感情，但是她仍然希望提醒人们对中情局曾经扮演的特殊角色予以关注。“这与大多数人对西藏的印象，与和平与非暴力，当然是有冲突的”，凯西说。
也许目前时机已到。“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们终于可以把那些秘密说出来了”，一位西藏老兵在采访中说。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便有一些关于中情局和达赖喇嘛的书籍和电影面市，但很多事情仍然扑朔迷离，真伪难辨。他是在事后才了解到藏族同胞开展武装斗争的全部真相的，这是达赖的标准表态。没有争议的是，他的两位兄长很早就与中情局建立了联系，此后，中情局成为西藏游击队的赞助者。“我哥哥认为明智的办法是，尽可能让我避开这些消息”，这位西藏宗教领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他们用闲聊的口气，讲述着一场被遗忘已久的极端血腥的战争
《南德意志报》和电视杂志“全景”(Panorama)栏目经过调查得出结论：达赖喇嘛与中情局的关系，比他承认的更密切，他对事件的了解，也比他承认的多得多。除了老兵们某些十分坦率的表白之外，几年前曝光的一些美国政府绝密文件也指向这一点。此前，这些文件并未引起太多关注。虽然无法证明达赖喇嘛是在撒谎，但他从来没有说出过全部的真相；而虽然他所扮演的角色难以知晓，但是他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看似并不真诚。而对于一位觉者来说，真相从来都不应该以复数的形态出现。
根据许多佛教徒的说法，十四世达赖喇嘛是1391年第一次降临人世后，经过一次次轮回，1935年7月以农民之子的身份再次返回人间。他被信徒尊为“神王”、“观世音菩萨”、“智慧的海洋”、“手持白莲者”、“无与伦比的上师”和“满足愿望的如意宝石”。虽然这位获得过95个高级或最高级奖项、拥有数十个博士头衔的“尊者”――除他之外只有教皇享有这一官方称谓――曾经说过，他“愿做每个人心目中希望的那个人”，但是这个世界――除了北京政府――恐怕并不愿意看到，他曾是冷战时期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颗棋子。与中情局的直接关系与其最高道德权威的身份完全不符。
达赖喇嘛同时也代表着正义与和平，而中情局既不是祈祷团，也不是虔诚的兄弟会，它意味着对专制政权的扶植和支持，意味着谋杀、绑架和迫害，迄今依然如此。它曾是美国外交看不见的一只手。他们一手策划推翻民选政府的暴动，通过所谓“改变健康状况委员会”(它确实是叫这个名字)做出决议，暗杀不受欢迎的政治对手。“如果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是有危险的”，中情局前局长乔治・特尼特1997年夏天上任时说道。无论任何年代，这都是一条明智的忠告。
当达赖喇嘛的密使首次来建立联系时，“公司”里已经可以嗅到一丝紧张的气氛。中情局1968年的一份备忘录显示：“中情局的西藏计划……是建立在美国政府1951年和1956年对达赖喇嘛所做的承诺之上。”达赖喇嘛的密使于1951年通过美国驻新德里使馆和驻加尔各答领馆同美方进行了首次接触，会面的主题是军事和资金援助。达赖喇嘛的一个哥哥也参加了会面。同年，美国国防部在致达赖喇嘛的信函中同意为西藏抵抗运动提供“轻武器”，并许诺给予资金援助。
1956年，代号“圣塞克思”的行动计划应时出炉。中情局上世纪60年代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该计划的目标是维护西藏自治的政治方案”以及“在共产主义中国内部针对可能出现的政治动向扶植反对力量”，当然也包括中情局时时处处都在谋求的战略军事基地和丰富矿藏。自此，中情局开始在南太平洋某小岛上对游击队进行杀人、射击、布雷和制造炸弹的训练。达赖喇嘛的一个哥哥还在训练中担任翻译。随后，一名波兰飞行员和一名捷克机械师驾驶一架没有任何身份标识的B17型轰炸机在西藏上空投下了第一批游击队员。他们的脖子上戴着嵌有达赖喇嘛照片的护身符和一粒氰化物胶囊，用于在被中国军队俘虏时自杀。中情局为游击队员空投机枪、弹药、药物和宣传材料等补给。美国人向西藏以及后来向尼泊尔总计派出了40架次运输机。
如若没有这些奇闻异事，人们将以为达赖喇嘛对此一无所知
在中情局训练的游击队员护送下，达赖喇嘛于1959年初越过喜马拉雅山逃往印度，并开始在流亡中宣扬非暴力政策。在逃亡途中，他的追随者们始终与中情局联系人保持着无线电联络。至于此次逃亡计划是否由中情局一手策划，目前尚存争议。最近，达赖喇嘛在维也纳仍坚称其逃亡纯属西藏内部事务。
作为当时全世界最出名的流亡者，达赖喇嘛在抵达印度数月后，即对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个人支持和物质援助”表示感谢。1960年和1964年，新当选的肯尼迪总统及之后的约翰逊总统也分别收到类似信件。这些致总统的信函对武器、中情局和游击队只字未提。它们字句平和，内容泛泛，典型反映了达赖喇嘛的政策：迄今为止，他仍可以声称从未向美国请求过军事援助，也从未号召藏人拿起武器，这些肮脏差事都是他的上层亲信所为。
或许达赖喇嘛确实不了解西藏和中情局间紧密合作的每个细节，但也绝非像其表现的那样一无所知。他应该最迟在1958年就获知了中情局的准军事训练情况，因为据说他曾在10年前向一名女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两名受过中情局训练的藏人向其展示操作反坦克火箭筒的技能。发射完第一发炮弹后，他们花了一刻钟时间才完成了重新装弹。达赖喇嘛笑着对女记者说：“我当时问，难道你们发射后请敌人等上15分钟？绝不可能。”
当时，中情局将训练基地转移到了科罗拉多州洛矶山脉中的军事训练基地赫尔营(CAMP HALE)。当地海拔近3000米，山峰白雪皑皑、松林成片，是美国境内最接近喜马拉雅高原地形的地区。约翰・肯尼思・诺斯是赫尔营的教官之一，被藏人称为“肯先生”，主要负责宣传培训。诺斯向镜头展示了一张传单。50年来他保存了当时的所有材料。他露出骄傲的微笑，说道：“它们解释了一切，游击战怎么打，我们究竟为何而战等等”。当时的中情局教官几乎无人了解西藏，没人到过那里，只有一人懂得藏语。他们行动所用的地图是一支英国探险队在1904年绘制的。但诺斯对这些游击队员的评价是：“小伙子们让人大吃一惊”。
当时约有8.5万名游击队员活跃在藏南地区，他们统一使用“Chushi Gangdrug”(藏语“四水六岗”)的代号，分散为小股力量袭击占优势的中国军队。他们与中情局紧密合作。一名在赫尔营受训的游击队员曾询问是否可以配备便携式核弹，以“杀死成百上千的汉人”。一名“四水六岗”老队员说：“我们活着的唯一目标就是杀死汉人。”在一部BBC纪录片中，一名前游击队员说：“我们希望杀死尽可能多的汉人。我们会为杀死动物进行祷告，但绝不会为杀死汉人祷告。”
战争归战争，政治归政治。1971年时任美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后，美国人终止了中情局的西藏行动。这项行动共耗费了数千万美元。从该外交转折那年的一份美国备忘录可以看出，在当时美国人眼里，达赖喇嘛在经济和政治上完全依赖于他们。
失去美国情报机构支持后，藏人的抵抗运动迅速瓦解。1974年，听到达赖喇嘛号召投降的广播后，最后一批游击队员在尼泊尔的流亡营地中放下了武器。但不是所有人都甘于接受这一事实，有些人拔枪自杀，有些人投河自尽。一名接受过中情局培训的藏人放下武器后，拔出匕首割喉自刎。
对于一部分“四水六岗”队员来说，战斗还没有结束。他们从尼泊尔流亡至印度，组建了“特别边境部队”(Special Frontier Force)，这是印度军队中一支纯藏人组成的秘密部队。经达赖喇嘛同意，他们于1971年参加了对东巴基斯坦(现在的孟加拉)的战斗。随后在印度军方授予580名藏人士兵勇敢勋章的部队典礼上，达赖喇嘛这一纯粹和平主义的最高代言人作为贵宾出席。这位觉者从未宣称其不犯错，但是他所宣扬、并且为其带来世界各地大量募捐的非暴力道路，却已布满坎坷。
距离首次会面大约30年后，达赖喇嘛第二次接见了中情局特工诺斯。已从中情局退休的诺斯向达赖喇嘛提及了他们的第一次会面，提到了那次冷冰冰的接待和他不受欢迎的感觉。“达赖喇嘛将鞋脱下，把脚收回长袍中，然后说，我们来聊聊吧。”谈到此处，诺斯露出激动的目光。他究竟是被达赖喇嘛的反应所触动，还是仅仅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之中，我们无从获知。
一次“浪漫主义行动”：对于约翰・肯尼思・诺斯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骄傲
诺斯问达赖喇嘛：“我们的援助对藏人来说是利是弊？”达赖喇嘛以其模棱两可的典型风格婉转地指出，二者皆有。一如60年代时，他站在明处，以和平使者身份公开向联合国发出呼吁，而与此同时在暗地里，藏人游击队正躲在中情局飞机的舷窗后准备一场战斗，一场他们的最高领袖所知悉的战斗。当时中情局的秘密备忘录对此评价是：“西藏领导层将这支队伍视为流亡政府的准军事力量。”
约翰・肯尼思・诺斯深陷在沙发中，双手交叉在脑后，显得十分放松。实际上，他与其说是坐，不如说是躺。带有黄褐色斑点的眼镜还有他的胡子，使他看起来心情不错。他一本正经、一字一句地接着说道：“我们曾经帮助藏人，为实现他们的追求而斗争。”说完话，他面露微笑，由此可见：在这件事情上，他自认其行为无可指摘。
他为“公司”和“西藏事业”工作了44年，中情局文件将后者称为“最浪漫主义的行动”之一，他也以此感到自豪。
因为他确实是站在“好人”一方的，尽管这位好人对此并不愿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