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内幕交易补充
这篇文章是删节过的版本，这里有一点补充，斑竹留情
送交者: 马列邪教 2003年5月30日21:45:38 于 [军事天地]http://www.cmilitary.com
回 答: 感谢作者!获益良多!大长见识! 由 阳鸟清音 于 2003年5月30日21:08:35:
在美国的一再要求下， 邓小平在1988年答应不再向外国出口中程 导弹，当时是针对中国向沙特阿拉伯出口东风3A导弹(CSS-2，射程达3000公里)， 和其它一些中东国家出口东风15导弹(M-9， 射程达600公里)。但是中国一直没有按美国的要求，下“中程”导弹的在距离上的定义。因为“八一七”公报在限制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的数量上并不明确，美国在出售F16时打了个擦边球。 中国为了报复， 采取了同样打“擦边球”的方法。 随后几年， 每当美国要求与中国谈关于向巴基斯坦出售东风导弹配件的时候， 中国就说要谈的话，就必须与美国向台湾出售F16一起谈。由于有1988年中国的口头保证， 按照美国法律， 如果中国有违反的话， 美国就必须要进行制裁， 但是并没有规定总统必须如何制裁。 关于如何制裁的中国， 有人开始压老布什决断。 但在他离任的最后一个月， 老布什说他不准备采取任何行动，因为CIA的情报尚未得到最后确认。 他就把这个“烫山芋”扔给了下一个总统-克林顿。到了克林顿接手这个“烫山芋”， 他自然知道事情的原因，所以他就仍然拖而不决。最后实在拖不过去了， 就说中国又保证过了， 他就以“下不为例”， 一笔购销了。 这个事一直成为共和党攻击克林顿对中国“叩头”政策的把柄， 其实的确是冤枉了他。所以这次一定还是这样：美国按照“惯例”， 派个密使， 给些中国其它的好处；如果中国觉得不行的话， 一定还会违反一些原来答应过的出售战略武器的承诺。中美双方都有制约， 谁在哪一步跨得太大了， 对方就会在另一个方向跨出相应的一大步。在表面上这次美国给中国的一个“讯号”是：出售那么多武器(40亿美元)实在是因为中国在福建导弹增加太多。 这只不过是一种给自己下了个圈套： 如果中国继续增加导弹， 美国自然会继续增加对台军售。 可美国有没有考虑过， 在这样的军事竞赛中， 台湾还能拿出多少个40亿美元？ 最后谁会被拖垮？1989年2月老布什访问中国之前， 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洛德(Winston Lord), 预先准备了一份老布什在华请客的500人的名单， 其中包括方励之和他的夫人。 洛德在名单中包括方励之的理由是： 被邀请的中国客人要概括面广， 方正代表着中国当时兴起的民主潮流。 不过他在名单后加注：方对共产党的领导持批评态度， 希望慎重考虑。 白宫方面忽略了这样的警告。 因为邀请客人的名单有修改， 几天以后，洛德在修改后发往白宫的新名单中仍然有方励之， 并且仍然有要求白宫慎重考虑的说明。 白宫方面还是没有引起重视。中国方面得知名单后， 提出了抗议， 威胁说如果有方励之参加， 那么政府人员都不参加。传达到老布什后， 他才询问倒底方励之为何许人。 如果为了方励之， 其他中方人员都不来， 那该是多么的难堪。 于是当老布什在飞机上时， 双方人员在北京进行了秘密协商。 最后达成了妥协： 方可以去参加， 不过要坐在离首脑很远的座位， 美方人员不向方敬酒。可是当2月26日， 方前去赴宴时， 中国的警察在路中进行了精彩的层层拦截， 最后方没有能出现在宴会场。 这个故事想必当时大家都在CNN上看到过， 这里就不多说了。
对于这样难堪的国际事件， 对于美国来说完全是中国方面反悔秘密协定所造成的。可是在老布什回到美国之后几天之内， 由白宫方言人出面， 透露了这个事件的背景， 完全把责任推给洛德大使。 发言人说：“美国驻华大使和美国国务院从来都没有向我们事先警告过邀请这样一个有争议的客人”。 发言人的这番谈话， 虽然不是对中方的当面道歉， 可是意思却是那样摆着的。洛德大使听后暴跳如雷。 他写了一封很气愤的信给白宫， 要求给他适当的解释。但是他再也没有能得到任何解释。 他得到的却是解职。 两周以后， 老布什出面正式任命李洁明(James Lilley)为美国新的驻华大使。从上面看来， 政治斗争是残酷的和现实的。 美国这样一个举动， 明显就是找个替罪羊， 给北京面子。 这口气洛德一直没有能出， 上周五电视上播放了四位前美国驻中国大使的谈话(Committee 100)， 洛德提起那件事仍然是耿耿于怀。方励之的事却还没有完。
在“六四”期间， 美国考虑到中共镇压学运可能会导致成千上万学生逃入美国使馆避难， 考虑到人太多， 当时的决定是一律不准。 刚好在“六四”镇压后的第二天， 方励之(同行的还有他夫人和儿子)来到了， 阐明基于安全的考虑， 请求在美国大使馆政治避难。 鉴于当时的即定政策， 使馆人员委婉地拒绝了方的要求， 硬是把他们推向了大街。白宫当天得知了这样情况， 态度是： 拒绝大多数人避难得要求是基于中国人太多的原因， 可是方励之是著名的人士。 如果世人皆知他曾经来到美国大使馆申请过避难， 而美国又把他推出门外， 万一如果他被捕、受迫害、甚至被枪毙的话， 那么美国就要承受道义上的谴责。 所以经过一番协调以后， 白宫当天就要求在北京的美方人员尽快设法找回方励之。很快在建国饭店里找到了方， 他当时躲藏在一美国记者的房间内。 在李洁明的安排下， 很快被偷偷地送入美国使馆居住区。随后就是方励之一年多的使馆避难生活。 期间，美方好多次要求中方能让方励之出国。 但是中方的条件(永远是有条件的)是：美国取消所有因为“六四”的制裁。 美国没有能答应。 最后在第二年(1990年)的六月份， 双方谈得差不多了， 李洁明对方励之说， 中方可能以人道立场让你出国， 你的心脏有问题， 需要治疗。 方当即就说：“我心脏没有问题”。 李回答说：“不对， 你的心脏就是有毛病”。最后中国释放方励之， 得到的回报是： 中国重新获得日本56亿美元和世界银行1989-1990年度的23亿美元贷款。 其实这也不是美国对中国的优惠， 因为这些贷款都与项目挂钩， 如果没有贷款， 中方就不能向西方和日本采购设备。 世界银行也更乐意向中国贷款， 因为中国对贷款的利用有效程度和信用明显超过其它的发展中国家。
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过后不久， 鉴于美国国内民众和国会的双重压力， 老布什行政当局不得不采取一定的"制裁"措施。 这些在6月20日宣布的制裁包括：冻结世界银行和其它国际财政机构对中国的贷款； 冻结美中双方高层官员的会面； 冻结双方的军事交流。制裁是为了表示美方对中国“六四”事件的不满，可是在这样的时刻，老布什却同时决定立即秘密派遣国家安全顾问Brent Scowcroft去北京解释做出这样制裁的立场。尽管派Scowcroft去北京本身已经违反了制裁中的一条，但是也顾不得了，老布什和Scowcroft觉得不会有人发现这样的一次秘密访问。 为了行动的保密起见，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突然被召回美国，等他到达华盛顿后，才告诉他Scowcroft的访问计划， 并要李洁明陪同Scowcroft前往北京。 当时美国方面只有国务卿贝克(James Baker)知道此事。 飞机是在6月30日离美的， 因为怕在中途落地加油而走漏风声， 飞机进行了空中加油。 Scowcroft只在北京待了一天，并见到了邓小平。
到底是什么事那么秘密呢？一个主要的目的当然是请求老邓减缓对天安门事件的继续处理，让老邓知道这样大规模的处理方式会对美国民众带来反感，而放松对学运人士的处理会带来美国方面积极的回应。美方表示：虽然中国如何对待自己的公民是中国的内政，但是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如何看待中国的行为也是美国的内政。另外一个目的是重新建立中美双方的直接对话渠道(直接与对华制裁相为背)。其次美国通知中国， 所宣布的制裁措施实际上不会像美国人民被告知的那么严重。等到事情过去了，不久就会取消。那个意思是美国政府只是迫于国内压力才宣布这样的制裁，但是很希望继续维持与中国的关系。最后一条是，美国希望继续同中国合作，在中苏边境中国一侧监听苏联的情报(直接与对华制裁相为背)。半年以后， 当那一次秘密访问被披露， 行政当局对此的解释是：冻结的双方高层会面是指双方例行的接触， 那次访问不属于例行的。在宣布制裁后的六个月里， 行政当局也在同时承受着制裁的后果。 波音的四架商用飞机不能交货给中国， 因为上面的导航系统有可能作为军事用途， 属于制裁范围。 在七月， 行政当局不得不给开了绿灯， 算作是例外。 在十月， 行政当局悄悄地允许中方官员返回长岛的Grumman工厂和在Dayton的空军基地， 他们是在进行“和平珍珠”歼八飞机改进的项目[参见：中美内幕交易四]。 在十二月， 白宫面临着更严重的问题：在里根当政时期已经谈妥了由中方发射两颗人造卫星的合作项目。 这两颗商业卫星是由Hughes Aircraft公司制造， 客人却分别为澳大利亚和香港。 因为卫星有军事用途的可能， 所以属于制裁范围。Hughes Aircraft和澳大利亚一直在催促行政当局尽快取消这样的制裁。面对这一系列生意上的束缚， 到了十二月老布什不得不再次派遣Scowcroft去中国访问。 通过这次会谈， 美国容许美国的进出口银行给在中国有生意的公司贷款，并同意让中国发射Hughes Aircraft的两颗卫星。 这笔价值1000万美元的贷款是“六四”以后恢复的第一笔贷款， 以使得中国方面能向一个在新奥尔良的公司引进工程技术。 美国方面没有达到让中方放方励之出国的要求[参见：中美内幕交易六]， 但是却继续得到中国方面的口头保证不再向其它国家出口射程约600公里的东风15导弹。
1989年过后， 中国在美中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与1989年前有着根本的不同。 首先，因为前苏联的解体， 美国已经不再需要中国的力量去抗衡苏联的威胁。 其次，对于美国来说， 中国的重要性从曾经扮演的正面角色转变为扮演负面角色。 怎么讲呢？ 就是， 1989年前中国是站在与美国同一边来对付苏联， 而1989年后，如果中国不与美国合作(如：出口导弹和核武器的话)， 对于美国就能造成很大的麻烦。 在联合国投票对付伊拉克上就能说明这个问题。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老布什在正式对伊拉克用兵之前， 首先希望在联合国内寻求道义上支持。 由于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然美国希望中国能投赞成票，可是当时美国正在对中国进行“六四”之后的制裁。 于是对于美国的要求， 中国外交部提出了条件： 要美国总统访问北京(或者至少是国务卿贝克访问)， 并且取消美国因为“六四”事件对中国的制裁。 美国没有能同意， 但是说如果中国在联合国对付伊拉克的表决中能上忙， 美国就能同意让钱其深访问美国。 国务卿贝克还同意， 在这样的条件下， 派一名高级代表去中国商谈日后贝克访华的事宜。1990年11月30日， 在联合国进行了对伊拉克决议的表决， 开票的结果令美国恼怒：中国没有投赞成票， 而投了弃权票。 按照预先的安排， 钱其深准备在第二天起程开始对美国的访问。 贝克觉得中国仅仅是投了弃权票， 不足以让钱其深与老布什会面。 连夜， 中方向美国提出， 中方已经满足了美国对中国在联合国的投票要求，如果钱见不到老布什， 中方就会乾脆取消这次的访问。 行政当局急急忙忙再去寻找当初与中方谈判的原文记录， 从谈话的记录中并没有能找出倒底是非要中方投赞成票、还是只要中方不投反对票就可以让钱其深见到老布什。 贝克的高级助手同时也提醒贝克， 如果这次不让中国达到目的， 以后中国还是可以在联合国别的表决中投美国的反对票。 最后行政当局只好让步。 钱其深的访问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六四”以后， 白宫也开始欢迎中国领导人了。
1993年轮到克林顿当头了。 因为没有任何与中国打交道的经验， 于是他把曾经任职于共和党当政的洛德(Winston Lord)请来在国务院制定对华政策。 洛德参与过基辛格与中国的会谈， 又担任过驻华大使， 可谓对华经验丰富。洛德受聘后开玩笑地说：“民主党和共和党都能请我来工作， 说明我要么是个不可多得的， 要么就是个不讲原则的人物”。 但是历史的现实证明， 洛德是个既讲原则的、又是个可以被抛弃的人。从1990年开始洛德就一直指责老布什偏袒中国的人权问题。 他是最早提出将中国人权状况与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MFN)挂钩的人物。 他的这个立场与克林顿想对中国强硬的政策相一致。在1993年5月28日， 克林顿签署了将人权与MFN挂钩的行政命令。 在后面的支持者有国会议员、中国留学生领袖、以及藏独势力。 但是他的行政命令有着几个先天的不足：1). 竖立这样一个新的政策之前没有向商界的人士徵求过意见， 或去寻求过他们的支持。 2). 没有认真考虑到， 如果中国没有能满足美国对于人权状况的期望， 所相应的惩处。 中国将失去所有的MFN贸易优惠， 而在现实中这是一个不可能的处罚。 3). 这个命令等于是给中国下了最后通牒(一年内中国必须改善人权)， 但是总统从来就没有认真考虑去执行。克林顿的行政命令一出台就受到了商界的批评和压力， 因为如果真的一年后在经济上制裁中国， 它将直接影响到美国公司在中国的生意。 而中国政府也观察到了，克林顿在采取一种不能具体贯彻的政策。到了10月份， 中方也通过美国驻华大使Stapleton Roy向美国政府探底： 中国需要在哪些具体的地方改进？ 如果中国能满足克林顿对于中国的人权要求从而获得MFN延期， 是否意味着这个事就过去了， 还是第二年还要加新的人权要求？ 对于这两个问题， Roy都没有能从白宫得到任何答复。 以致在记者招待会上， 当被问到中国是否会按美国的要求改善人权？ 他气冲冲地回答说：“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政府对此尚未有定义， 究竟中国需要如何改善人权才能过关。”中国在这同时运用经济手段拉拢的西方国家。 1994年1月副外长刘华秋在访美期间对美方阐明：法国曾经在人权方面与你们站在一起， 现在它们已经不再提人权的事了； 德国也不对我们提人权的事， 最近得到了中国几十亿美元的合同；就连加拿大也得到了我们很多的合同。 他的意思是：其它不与中国在人权上纠缠的国家都能得到中国的生意。到了1994年3月， 行政当局眼看还有三个月就要决定中国的MFN待遇， 可是没有见到中国方面的任何人权改善。 于是决定派遣国务卿Christopher去中国， 带上的提议包括只要中国能满足某些具体的人权要求， 克林顿就能有个台阶下， 在六月份就能继续中国的MFN待遇。可是临Christopher到达北京之前， 北京逮捕了一些民晕活动人士， 没有被逮捕的也被要求离开北京(包括魏京生)，这等于是对Christopher的挑战。 当时Christopher正在旅途之中(澳大利亚)， 他的几位顾问要他取消这次访问， 但是洛德却说应该继续前往北京。
可是他的三天访问却是自尼克松打开中国之门后， 最没有成果的访问。Christopher在北京的第一天， 李鹏出面会见。 李鹏的开场白是“生存权先于人权”的大道理。 然后他说：你国务卿并不能代表整个克林顿行政当局。 当Christopher按步就班地搬出中国该如何改进人权以免中断MFN待遇时， 李鹏打断了他的话：“据我们驻美大使的分析报告， 不管如何到时候美国都会延长MFN待遇， 因为我们知道你们那里不是所有人都赞成这个行政命令的”。 李鹏还说：“你们美国也有种族和人权问题， 知道你当时就负责清理洛杉矶的骚乱， 殴打Rodney King就是一个人权问题。”访问的第二天， Christopher会见在京的美国公司负责人。 他们都在抱怨行政当局的政策使得美国公司处于一种不利的竞争地位。 对比之下， 十一年前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访问北京时也有过相同的会面， 当时也是面对商界的抱怨， 舒尔茨却说：“ 如果你们在中国赚不到钱可以去日本和欧洲去赚嘛”。 但是由于贸易量的上升，商界对政府的影响力就大得多了。 这次Christopher只有招架之力。 最后一天， 钱其深出面会见给了Christopher个台阶， 钱表示中国准备释放王军涛和陈子明(他们先后在四月份和五月份被释放)， 但是要求美方保密。 中方没有任何其它的让步， 双方都不是很愉快， 在最后时刻， 双方预定的由钱其深和Christopher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都被取消了。但Christopher的确保守了秘密， 因为在他返回美国后， 面对一系列的批评， 指责他这次访问没有任何结果， 他都没有说出中方同意释放那两位持不同政见者的事。自Christopher返回后， 有了这样一个明显的变化：原本由洛德在国务院主持的对华政策， 被转交给Sandy Berger(国家安全顾问)主持。 这是洛德第二次在处理中国问题上失宠 一年期限很快就要到了，在最后的几个星期， 美国方面有800多个大公司和贸易团体写信给总统， 希望他能延长对中国的MFN待遇。终于在5月26日， 克林顿不得不承认：“不是所有行政命令的要求都已经被满足”，但是今后不再将人权与MFN挂钩， 因为“已经有效地使用了该政策， 现在是要采用新的方针”。 他的话矛盾得让人那么难听懂， 真是很难自己给自己下台阶。他过去一直批评前任总统(老布什)对中国“叩头”政策， 可在现实压力之下， 自己也不得不走回老路。
对于中国来说， 它获得了两个胜利：一，得到了MFN的延期，今后不再有附加条件；二，说明美国没有真正对中国进行制裁的决心。
台湾为了能达到让李登辉访问美国的目的， 花费了2000万美元的巨资来游说， 在美国国会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鉴于从中美建交以后， 由于中国方面的压力， 美国一直没有能让台湾的首领来美国访问。 在1995年4月， 在国务卿Christopher在联合国上甚至向钱其深保证：美国政府将拒绝让李登辉来美国访问。可是渐渐地克林顿行政当局已经偏向于让李登辉以私人名义访问美国。 在1995年5月，国会以396对0票通过要求行政当局容许李登辉访问的非强制性的(non-binding)议案。一周以后， 参议院又以97对1票通过此案。 面对这样的压力， 如果行政当局还不能准许李的访问， 恐怕来自国会的压力将要进一步升高。 对于克林顿本人来说，他也希望能让李登辉来访问， 因为一年以前他不得不把人权与对中国MFN [参见：中美内幕交易九]待遇脱构， 可是以后中国的人权并没有进一步改善， 他希望以此行动来要回丢失的面子。 他说：“正如中国需要我们尊重他们的决定， 他们也必须要尊重我们的决定。”
为了小心起见，美国要求李登辉的访问必须纯粹是私人性质的、不能对报界发表谈话、不能有政治活动、飞机不得停降在纽约， 而需停在Syracuse的小城。在5月19日， 美国通知台湾准于李登辉的旅行。 第二天(周六)美方通知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 关于美国准许李登辉访美的决定， 因为他如同美国公民有天然的旅行自由。 李道豫讽刺地问到：“如果古巴的卡斯特罗要求访问美国， 你们行政当局是否也会认为他有在美国旅行的自由？”6月7日李登辉到达洛杉矶。
美国方面一直要求台湾能预先提供李登辉在Cornell大学讲话的稿子。 台湾方面耍了花招， 表面上是同意的了， 可是一直设法拖延，以致在李登辉发表演说时， 美方也没能看到稿子原文。李登辉的演讲中提到了“共产主义正在灭亡”之类的明显涉及政治的话语， 令美国感到愤怒。美国处于这样一种矛盾：如果李登辉在美国有旅行的自由， 为什么没有言论的自由？连讲话稿要预先审查？
接下来就是因为美国准许李的访问而引来的麻烦：中国推迟中美双方高层人士的会面、推迟双方核武器和导弹技术控制的会谈、正在美国访问的空军代表团被立即召回。 6月17日中国召回大使。这些报复措施只是刚刚开始。早在权衡是否准许李登辉访问的时候， 国务院曾经按白宫的要求起草了一个中国方面可能进行报复的单子。 其中有一个可能是：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 洛德当时下令属下将这一条去除， 他认为没有必要让白宫觉得有军事冲突的恐慌。 然而在7月19日， 中国军方宣布了在台湾北部的东海进行为期一周的军事演习。 导弹的试射， 使台湾的股市在一州下落33%， 公众对台湾独立的支持率下降了7个百分点。
对于美国来说， 这是与中国建交以来， 中国方面首次以军事行动来挑战美国的外交政策。对于行政当局来说， 应该吸取没有事先把握台湾在美国国会的游说的教训。为了避免今后的麻烦， 美国行政当局通知台湾， 今后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直接找我们， 而不要先去游说国会。8月份美方通知中国， 华盛顿准备邀请江泽民访问美国， 作为平衡李登辉的访问。同时克林顿给江泽民写了一封信， 信中首次秘密保证： 1) 美国反对任何台湾独立的努力 2)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3) 美国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这就是所谓“三不”政策的起源， 只是后来行政当局将第一条的“反对”台湾独立， 改为“不支持”台湾独立。不久中国大使返回到了华盛顿。 在1995年底，美方悄悄地通过外交部的李肇星重新向中国保证， 今后不会再有台湾的领导访问美国了。 这又是一个矛盾：随着这个秘密的保证，李登辉天然的旅行自由又回到了年初而不复存在了。 事实反复证明， 美国的所谓人权、自由，只是它的一个利用工具， 需要时就拿出来， 而不需要时就根本不会去提及。当然这件事还没有完全了结：1996年2月中国再次向离开高雄和基隆仅50公里的距离试射导弹。 美国也派出独立号(随后又跟上Nimitz号)航空母舰相抗衡， 达到了(自建交以来)中美军事对峙的最高峰。 4月， 美日双方签定扩大和强化安全合作的协议。这次导弹事件再次对台湾股市造成很大冲击， 台湾外汇储备也以每天4亿美元的数额下落。 中国再次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它的导弹就可以摧毁台湾的经济。
1996年10月中国同意不再与伊朗有核技术的合作。中国向波音公司订购价值30亿美元的50架客机。美国同意向中国出售民用核电站设备。1996年10月31日， 白宫首次公开承认“三不”政策： 不支持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 原先这只是1995年克林顿对中国的口头秘密保证1996年11月11日， 中国通知美国， 如果魏京生答应到国外流放的话，就能释放魏。五天以后， 魏京生被释放。整个交易的重心，对于中国来说是台湾。 对美国来说是防止核技术扩散。 只要有所需求， 就能有所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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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一再要求下， 邓小平在1988年答应不再向外国出口中程 导弹，当时是针对中国向沙特阿拉伯出口东风3A导弹(CSS-2，射程达3000公里)， 和其它一些中东国家出口东风15导弹(M-9， 射程达600公里)。但是中国一直没有按美国的要求，下“中程”导弹的在距离上的定义。因为“八一七”公报在限制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的数量上并不明确，美国在出售F16时打了个擦边球。 中国为了报复， 采取了同样打“擦边球”的方法。 随后几年， 每当美国要求与中国谈关于向巴基斯坦出售东风导弹配件的时候， 中国就说要谈的话，就必须与美国向台湾出售F16一起谈。由于有1988年中国的口头保证， 按照美国法律， 如果中国有违反的话， 美国就必须要进行制裁， 但是并没有规定总统必须如何制裁。 关于如何制裁的中国， 有人开始压老布什决断。 但在他离任的最后一个月， 老布什说他不准备采取任何行动，因为CIA的情报尚未得到最后确认。 他就把这个“烫山芋”扔给了下一个总统-克林顿。到了克林顿接手这个“烫山芋”， 他自然知道事情的原因，所以他就仍然拖而不决。最后实在拖不过去了， 就说中国又保证过了， 他就以“下不为例”， 一笔购销了。 这个事一直成为共和党攻击克林顿对中国“叩头”政策的把柄， 其实的确是冤枉了他。所以这次一定还是这样：美国按照“惯例”， 派个密使， 给些中国其它的好处；如果中国觉得不行的话， 一定还会违反一些原来答应过的出售战略武器的承诺。中美双方都有制约， 谁在哪一步跨得太大了， 对方就会在另一个方向跨出相应的一大步。在表面上这次美国给中国的一个“讯号”是：出售那么多武器(40亿美元)实在是因为中国在福建导弹增加太多。 这只不过是一种给自己下了个圈套： 如果中国继续增加导弹， 美国自然会继续增加对台军售。 可美国有没有考虑过， 在这样的军事竞赛中， 台湾还能拿出多少个40亿美元？ 最后谁会被拖垮？1989年2月老布什访问中国之前， 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洛德(Winston Lord), 预先准备了一份老布什在华请客的500人的名单， 其中包括方励之和他的夫人。 洛德在名单中包括方励之的理由是： 被邀请的中国客人要概括面广， 方正代表着中国当时兴起的民主潮流。 不过他在名单后加注：方对共产党的领导持批评态度， 希望慎重考虑。 白宫方面忽略了这样的警告。 因为邀请客人的名单有修改， 几天以后，洛德在修改后发往白宫的新名单中仍然有方励之， 并且仍然有要求白宫慎重考虑的说明。 白宫方面还是没有引起重视。中国方面得知名单后， 提出了抗议， 威胁说如果有方励之参加， 那么政府人员都不参加。传达到老布什后， 他才询问倒底方励之为何许人。 如果为了方励之， 其他中方人员都不来， 那该是多么的难堪。 于是当老布什在飞机上时， 双方人员在北京进行了秘密协商。 最后达成了妥协： 方可以去参加， 不过要坐在离首脑很远的座位， 美方人员不向方敬酒。可是当2月26日， 方前去赴宴时， 中国的警察在路中进行了精彩的层层拦截， 最后方没有能出现在宴会场。 这个故事想必当时大家都在CNN上看到过， 这里就不多说了。
对于这样难堪的国际事件， 对于美国来说完全是中国方面反悔秘密协定所造成的。可是在老布什回到美国之后几天之内， 由白宫方言人出面， 透露了这个事件的背景， 完全把责任推给洛德大使。 发言人说：“美国驻华大使和美国国务院从来都没有向我们事先警告过邀请这样一个有争议的客人”。 发言人的这番谈话， 虽然不是对中方的当面道歉， 可是意思却是那样摆着的。洛德大使听后暴跳如雷。 他写了一封很气愤的信给白宫， 要求给他适当的解释。但是他再也没有能得到任何解释。 他得到的却是解职。 两周以后， 老布什出面正式任命李洁明(James Lilley)为美国新的驻华大使。从上面看来， 政治斗争是残酷的和现实的。 美国这样一个举动， 明显就是找个替罪羊， 给北京面子。 这口气洛德一直没有能出， 上周五电视上播放了四位前美国驻中国大使的谈话(Committee 100)， 洛德提起那件事仍然是耿耿于怀。方励之的事却还没有完。
在“六四”期间， 美国考虑到中共镇压学运可能会导致成千上万学生逃入美国使馆避难， 考虑到人太多， 当时的决定是一律不准。 刚好在“六四”镇压后的第二天， 方励之(同行的还有他夫人和儿子)来到了， 阐明基于安全的考虑， 请求在美国大使馆政治避难。 鉴于当时的即定政策， 使馆人员委婉地拒绝了方的要求， 硬是把他们推向了大街。白宫当天得知了这样情况， 态度是： 拒绝大多数人避难得要求是基于中国人太多的原因， 可是方励之是著名的人士。 如果世人皆知他曾经来到美国大使馆申请过避难， 而美国又把他推出门外， 万一如果他被捕、受迫害、甚至被枪毙的话， 那么美国就要承受道义上的谴责。 所以经过一番协调以后， 白宫当天就要求在北京的美方人员尽快设法找回方励之。很快在建国饭店里找到了方， 他当时躲藏在一美国记者的房间内。 在李洁明的安排下， 很快被偷偷地送入美国使馆居住区。随后就是方励之一年多的使馆避难生活。 期间，美方好多次要求中方能让方励之出国。 但是中方的条件(永远是有条件的)是：美国取消所有因为“六四”的制裁。 美国没有能答应。 最后在第二年(1990年)的六月份， 双方谈得差不多了， 李洁明对方励之说， 中方可能以人道立场让你出国， 你的心脏有问题， 需要治疗。 方当即就说：“我心脏没有问题”。 李回答说：“不对， 你的心脏就是有毛病”。最后中国释放方励之， 得到的回报是： 中国重新获得日本56亿美元和世界银行1989-1990年度的23亿美元贷款。 其实这也不是美国对中国的优惠， 因为这些贷款都与项目挂钩， 如果没有贷款， 中方就不能向西方和日本采购设备。 世界银行也更乐意向中国贷款， 因为中国对贷款的利用有效程度和信用明显超过其它的发展中国家。
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过后不久， 鉴于美国国内民众和国会的双重压力， 老布什行政当局不得不采取一定的"制裁"措施。 这些在6月20日宣布的制裁包括：冻结世界银行和其它国际财政机构对中国的贷款； 冻结美中双方高层官员的会面； 冻结双方的军事交流。制裁是为了表示美方对中国“六四”事件的不满，可是在这样的时刻，老布什却同时决定立即秘密派遣国家安全顾问Brent Scowcroft去北京解释做出这样制裁的立场。尽管派Scowcroft去北京本身已经违反了制裁中的一条，但是也顾不得了，老布什和Scowcroft觉得不会有人发现这样的一次秘密访问。 为了行动的保密起见，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突然被召回美国，等他到达华盛顿后，才告诉他Scowcroft的访问计划， 并要李洁明陪同Scowcroft前往北京。 当时美国方面只有国务卿贝克(James Baker)知道此事。 飞机是在6月30日离美的， 因为怕在中途落地加油而走漏风声， 飞机进行了空中加油。 Scowcroft只在北京待了一天，并见到了邓小平。
到底是什么事那么秘密呢？一个主要的目的当然是请求老邓减缓对天安门事件的继续处理，让老邓知道这样大规模的处理方式会对美国民众带来反感，而放松对学运人士的处理会带来美国方面积极的回应。美方表示：虽然中国如何对待自己的公民是中国的内政，但是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如何看待中国的行为也是美国的内政。另外一个目的是重新建立中美双方的直接对话渠道(直接与对华制裁相为背)。其次美国通知中国， 所宣布的制裁措施实际上不会像美国人民被告知的那么严重。等到事情过去了，不久就会取消。那个意思是美国政府只是迫于国内压力才宣布这样的制裁，但是很希望继续维持与中国的关系。最后一条是，美国希望继续同中国合作，在中苏边境中国一侧监听苏联的情报(直接与对华制裁相为背)。半年以后， 当那一次秘密访问被披露， 行政当局对此的解释是：冻结的双方高层会面是指双方例行的接触， 那次访问不属于例行的。在宣布制裁后的六个月里， 行政当局也在同时承受着制裁的后果。 波音的四架商用飞机不能交货给中国， 因为上面的导航系统有可能作为军事用途， 属于制裁范围。 在七月， 行政当局不得不给开了绿灯， 算作是例外。 在十月， 行政当局悄悄地允许中方官员返回长岛的Grumman工厂和在Dayton的空军基地， 他们是在进行“和平珍珠”歼八飞机改进的项目[参见：中美内幕交易四]。 在十二月， 白宫面临着更严重的问题：在里根当政时期已经谈妥了由中方发射两颗人造卫星的合作项目。 这两颗商业卫星是由Hughes Aircraft公司制造， 客人却分别为澳大利亚和香港。 因为卫星有军事用途的可能， 所以属于制裁范围。Hughes Aircraft和澳大利亚一直在催促行政当局尽快取消这样的制裁。面对这一系列生意上的束缚， 到了十二月老布什不得不再次派遣Scowcroft去中国访问。 通过这次会谈， 美国容许美国的进出口银行给在中国有生意的公司贷款，并同意让中国发射Hughes Aircraft的两颗卫星。 这笔价值1000万美元的贷款是“六四”以后恢复的第一笔贷款， 以使得中国方面能向一个在新奥尔良的公司引进工程技术。 美国方面没有达到让中方放方励之出国的要求[参见：中美内幕交易六]， 但是却继续得到中国方面的口头保证不再向其它国家出口射程约600公里的东风15导弹。
1989年过后， 中国在美中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与1989年前有着根本的不同。 首先，因为前苏联的解体， 美国已经不再需要中国的力量去抗衡苏联的威胁。 其次，对于美国来说， 中国的重要性从曾经扮演的正面角色转变为扮演负面角色。 怎么讲呢？ 就是， 1989年前中国是站在与美国同一边来对付苏联， 而1989年后，如果中国不与美国合作(如：出口导弹和核武器的话)， 对于美国就能造成很大的麻烦。 在联合国投票对付伊拉克上就能说明这个问题。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老布什在正式对伊拉克用兵之前， 首先希望在联合国内寻求道义上支持。 由于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然美国希望中国能投赞成票，可是当时美国正在对中国进行“六四”之后的制裁。 于是对于美国的要求， 中国外交部提出了条件： 要美国总统访问北京(或者至少是国务卿贝克访问)， 并且取消美国因为“六四”事件对中国的制裁。 美国没有能同意， 但是说如果中国在联合国对付伊拉克的表决中能上忙， 美国就能同意让钱其深访问美国。 国务卿贝克还同意， 在这样的条件下， 派一名高级代表去中国商谈日后贝克访华的事宜。1990年11月30日， 在联合国进行了对伊拉克决议的表决， 开票的结果令美国恼怒：中国没有投赞成票， 而投了弃权票。 按照预先的安排， 钱其深准备在第二天起程开始对美国的访问。 贝克觉得中国仅仅是投了弃权票， 不足以让钱其深与老布什会面。 连夜， 中方向美国提出， 中方已经满足了美国对中国在联合国的投票要求，如果钱见不到老布什， 中方就会乾脆取消这次的访问。 行政当局急急忙忙再去寻找当初与中方谈判的原文记录， 从谈话的记录中并没有能找出倒底是非要中方投赞成票、还是只要中方不投反对票就可以让钱其深见到老布什。 贝克的高级助手同时也提醒贝克， 如果这次不让中国达到目的， 以后中国还是可以在联合国别的表决中投美国的反对票。 最后行政当局只好让步。 钱其深的访问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六四”以后， 白宫也开始欢迎中国领导人了。
1993年轮到克林顿当头了。 因为没有任何与中国打交道的经验， 于是他把曾经任职于共和党当政的洛德(Winston Lord)请来在国务院制定对华政策。 洛德参与过基辛格与中国的会谈， 又担任过驻华大使， 可谓对华经验丰富。洛德受聘后开玩笑地说：“民主党和共和党都能请我来工作， 说明我要么是个不可多得的， 要么就是个不讲原则的人物”。 但是历史的现实证明， 洛德是个既讲原则的、又是个可以被抛弃的人。从1990年开始洛德就一直指责老布什偏袒中国的人权问题。 他是最早提出将中国人权状况与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MFN)挂钩的人物。 他的这个立场与克林顿想对中国强硬的政策相一致。在1993年5月28日， 克林顿签署了将人权与MFN挂钩的行政命令。 在后面的支持者有国会议员、中国留学生领袖、以及藏独势力。 但是他的行政命令有着几个先天的不足：1). 竖立这样一个新的政策之前没有向商界的人士徵求过意见， 或去寻求过他们的支持。 2). 没有认真考虑到， 如果中国没有能满足美国对于人权状况的期望， 所相应的惩处。 中国将失去所有的MFN贸易优惠， 而在现实中这是一个不可能的处罚。 3). 这个命令等于是给中国下了最后通牒(一年内中国必须改善人权)， 但是总统从来就没有认真考虑去执行。克林顿的行政命令一出台就受到了商界的批评和压力， 因为如果真的一年后在经济上制裁中国， 它将直接影响到美国公司在中国的生意。 而中国政府也观察到了，克林顿在采取一种不能具体贯彻的政策。到了10月份， 中方也通过美国驻华大使Stapleton Roy向美国政府探底： 中国需要在哪些具体的地方改进？ 如果中国能满足克林顿对于中国的人权要求从而获得MFN延期， 是否意味着这个事就过去了， 还是第二年还要加新的人权要求？ 对于这两个问题， Roy都没有能从白宫得到任何答复。 以致在记者招待会上， 当被问到中国是否会按美国的要求改善人权？ 他气冲冲地回答说：“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政府对此尚未有定义， 究竟中国需要如何改善人权才能过关。”中国在这同时运用经济手段拉拢的西方国家。 1994年1月副外长刘华秋在访美期间对美方阐明：法国曾经在人权方面与你们站在一起， 现在它们已经不再提人权的事了； 德国也不对我们提人权的事， 最近得到了中国几十亿美元的合同；就连加拿大也得到了我们很多的合同。 他的意思是：其它不与中国在人权上纠缠的国家都能得到中国的生意。到了1994年3月， 行政当局眼看还有三个月就要决定中国的MFN待遇， 可是没有见到中国方面的任何人权改善。 于是决定派遣国务卿Christopher去中国， 带上的提议包括只要中国能满足某些具体的人权要求， 克林顿就能有个台阶下， 在六月份就能继续中国的MFN待遇。可是临Christopher到达北京之前， 北京逮捕了一些民晕活动人士， 没有被逮捕的也被要求离开北京(包括魏京生)，这等于是对Christopher的挑战。 当时Christopher正在旅途之中(澳大利亚)， 他的几位顾问要他取消这次访问， 但是洛德却说应该继续前往北京。
可是他的三天访问却是自尼克松打开中国之门后， 最没有成果的访问。Christopher在北京的第一天， 李鹏出面会见。 李鹏的开场白是“生存权先于人权”的大道理。 然后他说：你国务卿并不能代表整个克林顿行政当局。 当Christopher按步就班地搬出中国该如何改进人权以免中断MFN待遇时， 李鹏打断了他的话：“据我们驻美大使的分析报告， 不管如何到时候美国都会延长MFN待遇， 因为我们知道你们那里不是所有人都赞成这个行政命令的”。 李鹏还说：“你们美国也有种族和人权问题， 知道你当时就负责清理洛杉矶的骚乱， 殴打Rodney King就是一个人权问题。”访问的第二天， Christopher会见在京的美国公司负责人。 他们都在抱怨行政当局的政策使得美国公司处于一种不利的竞争地位。 对比之下， 十一年前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访问北京时也有过相同的会面， 当时也是面对商界的抱怨， 舒尔茨却说：“ 如果你们在中国赚不到钱可以去日本和欧洲去赚嘛”。 但是由于贸易量的上升，商界对政府的影响力就大得多了。 这次Christopher只有招架之力。 最后一天， 钱其深出面会见给了Christopher个台阶， 钱表示中国准备释放王军涛和陈子明(他们先后在四月份和五月份被释放)， 但是要求美方保密。 中方没有任何其它的让步， 双方都不是很愉快， 在最后时刻， 双方预定的由钱其深和Christopher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都被取消了。但Christopher的确保守了秘密， 因为在他返回美国后， 面对一系列的批评， 指责他这次访问没有任何结果， 他都没有说出中方同意释放那两位持不同政见者的事。自Christopher返回后， 有了这样一个明显的变化：原本由洛德在国务院主持的对华政策， 被转交给Sandy Berger(国家安全顾问)主持。 这是洛德第二次在处理中国问题上失宠 一年期限很快就要到了，在最后的几个星期， 美国方面有800多个大公司和贸易团体写信给总统， 希望他能延长对中国的MFN待遇。终于在5月26日， 克林顿不得不承认：“不是所有行政命令的要求都已经被满足”，但是今后不再将人权与MFN挂钩， 因为“已经有效地使用了该政策， 现在是要采用新的方针”。 他的话矛盾得让人那么难听懂， 真是很难自己给自己下台阶。他过去一直批评前任总统(老布什)对中国“叩头”政策， 可在现实压力之下， 自己也不得不走回老路。
对于中国来说， 它获得了两个胜利：一，得到了MFN的延期，今后不再有附加条件；二，说明美国没有真正对中国进行制裁的决心。
台湾为了能达到让李登辉访问美国的目的， 花费了2000万美元的巨资来游说， 在美国国会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鉴于从中美建交以后， 由于中国方面的压力， 美国一直没有能让台湾的首领来美国访问。 在1995年4月， 在国务卿Christopher在联合国上甚至向钱其深保证：美国政府将拒绝让李登辉来美国访问。可是渐渐地克林顿行政当局已经偏向于让李登辉以私人名义访问美国。 在1995年5月，国会以396对0票通过要求行政当局容许李登辉访问的非强制性的(non-binding)议案。一周以后， 参议院又以97对1票通过此案。 面对这样的压力， 如果行政当局还不能准许李的访问， 恐怕来自国会的压力将要进一步升高。 对于克林顿本人来说，他也希望能让李登辉来访问， 因为一年以前他不得不把人权与对中国MFN [参见：中美内幕交易九]待遇脱构， 可是以后中国的人权并没有进一步改善， 他希望以此行动来要回丢失的面子。 他说：“正如中国需要我们尊重他们的决定， 他们也必须要尊重我们的决定。”
为了小心起见，美国要求李登辉的访问必须纯粹是私人性质的、不能对报界发表谈话、不能有政治活动、飞机不得停降在纽约， 而需停在Syracuse的小城。在5月19日， 美国通知台湾准于李登辉的旅行。 第二天(周六)美方通知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 关于美国准许李登辉访美的决定， 因为他如同美国公民有天然的旅行自由。 李道豫讽刺地问到：“如果古巴的卡斯特罗要求访问美国， 你们行政当局是否也会认为他有在美国旅行的自由？”6月7日李登辉到达洛杉矶。
美国方面一直要求台湾能预先提供李登辉在Cornell大学讲话的稿子。 台湾方面耍了花招， 表面上是同意的了， 可是一直设法拖延，以致在李登辉发表演说时， 美方也没能看到稿子原文。李登辉的演讲中提到了“共产主义正在灭亡”之类的明显涉及政治的话语， 令美国感到愤怒。美国处于这样一种矛盾：如果李登辉在美国有旅行的自由， 为什么没有言论的自由？连讲话稿要预先审查？
接下来就是因为美国准许李的访问而引来的麻烦：中国推迟中美双方高层人士的会面、推迟双方核武器和导弹技术控制的会谈、正在美国访问的空军代表团被立即召回。 6月17日中国召回大使。这些报复措施只是刚刚开始。早在权衡是否准许李登辉访问的时候， 国务院曾经按白宫的要求起草了一个中国方面可能进行报复的单子。 其中有一个可能是：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 洛德当时下令属下将这一条去除， 他认为没有必要让白宫觉得有军事冲突的恐慌。 然而在7月19日， 中国军方宣布了在台湾北部的东海进行为期一周的军事演习。 导弹的试射， 使台湾的股市在一州下落33%， 公众对台湾独立的支持率下降了7个百分点。
对于美国来说， 这是与中国建交以来， 中国方面首次以军事行动来挑战美国的外交政策。对于行政当局来说， 应该吸取没有事先把握台湾在美国国会的游说的教训。为了避免今后的麻烦， 美国行政当局通知台湾， 今后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直接找我们， 而不要先去游说国会。8月份美方通知中国， 华盛顿准备邀请江泽民访问美国， 作为平衡李登辉的访问。同时克林顿给江泽民写了一封信， 信中首次秘密保证： 1) 美国反对任何台湾独立的努力 2)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3) 美国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这就是所谓“三不”政策的起源， 只是后来行政当局将第一条的“反对”台湾独立， 改为“不支持”台湾独立。不久中国大使返回到了华盛顿。 在1995年底，美方悄悄地通过外交部的李肇星重新向中国保证， 今后不会再有台湾的领导访问美国了。 这又是一个矛盾：随着这个秘密的保证，李登辉天然的旅行自由又回到了年初而不复存在了。 事实反复证明， 美国的所谓人权、自由，只是它的一个利用工具， 需要时就拿出来， 而不需要时就根本不会去提及。当然这件事还没有完全了结：1996年2月中国再次向离开高雄和基隆仅50公里的距离试射导弹。 美国也派出独立号(随后又跟上Nimitz号)航空母舰相抗衡， 达到了(自建交以来)中美军事对峙的最高峰。 4月， 美日双方签定扩大和强化安全合作的协议。这次导弹事件再次对台湾股市造成很大冲击， 台湾外汇储备也以每天4亿美元的数额下落。 中国再次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它的导弹就可以摧毁台湾的经济。
1996年10月中国同意不再与伊朗有核技术的合作。中国向波音公司订购价值30亿美元的50架客机。美国同意向中国出售民用核电站设备。1996年10月31日， 白宫首次公开承认“三不”政策： 不支持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 原先这只是1995年克林顿对中国的口头秘密保证1996年11月11日， 中国通知美国， 如果魏京生答应到国外流放的话，就能释放魏。五天以后， 魏京生被释放。整个交易的重心，对于中国来说是台湾。 对美国来说是防止核技术扩散。 只要有所需求， 就能有所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