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国的“明珠”，有自己的劣势。香港距离首都北京有超过1500千米远的距离，远离中国的政治心脏带来了一个相当现实、敏感的问题：距北京更近的上海是否会凭借自己的地理优势而一举超过香港成为新的商业、金融中心，并登上中国最大城市的宝座呢？
其次，香港经济正在努力摆脱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以及近期的全球市场衰退带来的阴影，所以整个城市的气氛都显得有些沉闷。而正当香港在衰退的边缘蹒跚前行时，中国内地的经济在去年却以7.3%的增长率高速发展，其中上海的经济增长率竟高达10%。如果这样的增长速度能够一直得到保持的话，那么上海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在15年之内赶上香港，其人均GDP值也将会在20年内赶上香港。尽管上海很难做到维持这样的增长率长期不变，但是香港仍然感到坐立不安。
作为上海最大的境外投资者，香港的商界自然对上海的增长势头了如指掌。早在90年代初，上海便斥重资建设了一个豪华金融区浦东区，这里在过去只有农田和工厂，而现在却有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甚至自己的国际机场。同时，该区的策划大师们还计划在这里建成世界上最高的建筑，此外，他们正在着手架设一座长达30千米的大桥，以将陆地与一座巨大的人造岛屿相连――在这座岛屿上将建起一个深水集装箱终端码头。世界上首例用于商业用途的磁悬浮列车也已经在浦东投资兴建，并且计划在明年交付使用。
上海前进步伐的动力来自蜂拥而至的国外投资。现在，中国已经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对于那些希望在开放的中国市场中大赚一笔的国际公司来说，上海无疑是令他们瞩目的焦点。当然香港也会从中国入世中受益，但是很多香港人担心香港在过去一直扮演的“对中贸易中转站”的独特角色将很快被上海取代。
台湾举足轻重
刚刚卸任的上海市长徐匡迪喜欢将香港和上海比喻成“同舟共济”，这个比喻相当得恰如其分。在世界，尤其是在中国台湾的眼中，香港是中国“一个两制”规划的试金石。
现在，大部分内地与台湾间的贸易都要以香港作为中转中心，而上海更多地则是适应长江三角洲的贸易需求而发展成为该地区的船运中心。但是，一旦内地和台湾之间的直接联系得以迅速建立的话，这样的局面必将被打破，上海――而不是香港――将成为台湾商船靠岸的第一港湾。直至目前已经有约30万的台湾人居住在上海的周围，台湾的书店里也充斥着讲述如何在上海投资经营的书籍。有越来越明显的趋势表明该城市的表现将直接决定台湾人对于内地经济的看法和对于两岸政治未来的预测。
这样变化不仅将会影响到香港的经济，而且还将波及到拥有600亿美元台湾投资的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在过去的一两年中，尽管台湾当局对商界投资内地和台湾人登陆上海百般阻挠，但是上海还是成为了台湾投资者心目中的乐土。
香港的官员对海峡两岸直接建立贸易联系给自己带来的潜在冲击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此举有利于双方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将整个蛋糕做大，从而使香港得以从中分一杯羹。但是令香港人担忧的是，长江三角洲将利用自己的土地及劳力资源的优势吸引台商在高科技工业领域内的投资，再加上北京方面提供的技术研发支持，上海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国信息科技产业的动力中心。这将给香港志在成为地区信息科技发展中心的雄伟计划留下越来越狭小的操作空间。香港人很快就会发现即将在明年付诸实施的“信息港计划”已经失去了立足点。
距离的考验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0年IT业经济泡沫的破灭使香港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地产的价格比1997年下降了一半多，失业率也上升到了80年代以来的最高点――6.8%，去年，香港股市更是重挫22个百分点。香港政府对此颇有些束手无策。地产业的衰落是90年代香港地产价格飙升的必然苦果，当时价格飙升的原因是由于香港政府对土地买卖的严格控制。这样的控制政策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泡沫，并且不幸地破灭于现在。
同时，香港的竞争力也由于与中国内地的地理距离而大大受到削弱。尽管在过去的20年中，香港大多数的制造业都已经移至内地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但是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一条世界上最严格的警戒线之一。很多内地人抱怨，对比起拥有其他国籍的人来说，他们越来越难以在香港找到工作。这实际上部分的是由于中央政府和香港地方政府都想有意识地控制内地人移居香港的数量。
孙子・地利篇之现代演义
从香港市中心到内地的深圳市只有20英里的距离，但是却要花费超过半个小时的时间，其中一半以上的时间要浪费在海关上。（当然，随着香港政府使用机械化的“灵通卡”，这样的情况有望在明年得到改善。）此外，为非商业用途开通的口岸还会从午夜到第二天的早晨6点半之间关闭。“我们有非常沉重的思想包袱，”香港政府的智囊团成员之一邱新波（音）说，“上海在与大陆各地相联系时，便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受政治的影响较小，能够日新月异的前进。”
香港的移民限制也使自身很难吸引到来自中国内地的人才精英。而如果香港有意愿成为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资金源头和研发基地的话，这些人才是必不可缺的。尽管中央政府正在逐步放松对内地人员赴港工作的限制，但是无论如何，对于那些需要在中国开展自己事业的求职者来说，上海绝对是一个更容易的选择。此外，内地人也更加熟悉上海的文化氛围，这也是上海的一大优势。
中国政府正在积极寻求将口岸的开放时间增长至24小时，但是这恐怕在五年之内都很难实现。同时，香港人也担心更加开放的往来口岸会带来社会治安问题，更重要的是，这很有可能会给香港的地产价格再次带来冲击。如果香港人对在香港和深圳之间的穿梭往来乐此不疲的话，香港的地产价格必将再一步下降。
融合的勇气
类似的担忧似乎已经偃旗息鼓。一方面，香港的地产价格还不是非常低，甚至还可以称为很高――要高于新加坡，更远远高于上海。另一方面，香港不断增长的人口完全可以维持对住宅房产的市场需求。
为了保持自己的竞争力，香港必须在地产价格上寻找与内地的平衡点。这需要香港特首董建华先生拿出一定的施政勇气。因为香港政府每年收入的30%都来自于房地产业，削减这一部分的岁入就意味着在其他方面苦做文章。增加税收无疑是最明显的答案，这样一来香港也许就无法再延续近半数港人免交收入税的“光辉业绩”。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本月所做的政府预算演说中表示，将尽量避免税制改革。
香港至少已经意识到它必须加强自己与珠江三角洲之间的经济联系。去年一月份，香港前任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辞职，她在任时曾一直向外界灌输如此的理念：“保持我们的独特性是‘一国两制’政策取得成功的基础。”陈女士的继任者曾荫权先生则表示，自己在上任后将尽最大的可能以最快的速度拉近香港与珠江三角洲地区之间的联系。香港政府的官员最近宣称他们希望与三角洲地区的其他城市建立一种“战略性关系”。基蒂・周女士说：“任何一个城市都不能将自己孤立起来，而仅仅考虑自己的利益。在过去，我们的计划经常止步于边界线。”周女士是曾先生一手操办的“跨边界协调办公室”的主管。由此可见，人们至少已经开始转变过去的那种老观念。
跨边界的合作十分重要，因为香港完全不需要到上海那么远的地方去寻找竞争对手，离它近在咫尺之间的深圳港口也正在高速发展，并且过港费用要远远低于香港（尽管效率要低得多）。深圳通常宣称自己只对香港起一个补充作用，但是合作仅仅是一种调剂。深圳港目前的货物吞吐量已经相当于香港的四分之一。而五年前，深圳港的吞吐量只是香港的4%。香港官员承认这是一个挑战，尽管香港的港口拓展计划也正如火如荼般地进行着。
阴影下的上海
与香港的艰难跋涉相比，在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内，上海都无疑是令各个公司向往的乐土，这些公司大多希望在上海建立自己在该地区或者是整个中国地区的总部。同时上海也有自己的劣势所在。其最大的忧虑和香港几乎如出一辙：它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却有自己的传统和生活方式。此外，上海的地产市场管理相对较差而且秩序混乱；上海缺乏完善成熟的金融结构，而金融系统正是香港腾飞的基础；上海的法制系统也尚需改善。一位身处上海的西方高级外交官说，上海的外国人经常“为各种机会所吸引，但是在做出商业决定时却必须绞尽脑汁。”
香港也不必过分悲观。即使上海真的实现了它的雄心壮志，香港也不是一定会大受其害。中国蓬勃发展的出口贸易必将为自己的几个重要港口创造足够的商机。而且，一旦中国的货币在10年或20年之后实现完全流通的话，中国需要香港作为它的金融贸易国际分流站。
同时，香港政府开始步步为营。在今年的一月一日，香港政府取消了对内地游客来港的人数限制。尽管这样的决定有可能给非法移民带来便利，但是却有助于打破人们的思想壁垒，同时这对于香港苦苦支撑的零售业和休闲服务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不够确定的是香港计划建设中的迪斯尼主题公园，尽管之前有多个主题公园在中国失败的先例，但是该公园仍拟定在2005年正式开放。
在商界的强烈呼吁下，香港还热衷于建立一个环抱自己并连接澳门和内地的贸易自由区。这将使香港的公司（在内地仍然可以享受相当于外资公司的照顾）有机会在中国入世之际成为开拓内地市场的排头兵，尤其是抢占内地的服务业。中央政府对这项计划表示出了极大的关注，但是可能还没有提上确切的日程。
香港教育水平较高并且医疗服务良好而内地的公共服务状况尚待改善――香港人生活的高质量确保香港在今后的几年中仍然可以捍卫自己“中国第一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但是上海大阔步的改善以及它给国外投资者带来的刺激将很快弥补这样的差距。如果香港有意愿保持自己对上海和深圳的优势的话，它必须在两方面双拳出击：法制独立性和经济互补性。
英国《经济学家》 2002/3/28
其次，香港经济正在努力摆脱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以及近期的全球市场衰退带来的阴影，所以整个城市的气氛都显得有些沉闷。而正当香港在衰退的边缘蹒跚前行时，中国内地的经济在去年却以7.3%的增长率高速发展，其中上海的经济增长率竟高达10%。如果这样的增长速度能够一直得到保持的话，那么上海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在15年之内赶上香港，其人均GDP值也将会在20年内赶上香港。尽管上海很难做到维持这样的增长率长期不变，但是香港仍然感到坐立不安。
作为上海最大的境外投资者，香港的商界自然对上海的增长势头了如指掌。早在90年代初，上海便斥重资建设了一个豪华金融区浦东区，这里在过去只有农田和工厂，而现在却有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甚至自己的国际机场。同时，该区的策划大师们还计划在这里建成世界上最高的建筑，此外，他们正在着手架设一座长达30千米的大桥，以将陆地与一座巨大的人造岛屿相连――在这座岛屿上将建起一个深水集装箱终端码头。世界上首例用于商业用途的磁悬浮列车也已经在浦东投资兴建，并且计划在明年交付使用。
上海前进步伐的动力来自蜂拥而至的国外投资。现在，中国已经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对于那些希望在开放的中国市场中大赚一笔的国际公司来说，上海无疑是令他们瞩目的焦点。当然香港也会从中国入世中受益，但是很多香港人担心香港在过去一直扮演的“对中贸易中转站”的独特角色将很快被上海取代。
台湾举足轻重
刚刚卸任的上海市长徐匡迪喜欢将香港和上海比喻成“同舟共济”，这个比喻相当得恰如其分。在世界，尤其是在中国台湾的眼中，香港是中国“一个两制”规划的试金石。
现在，大部分内地与台湾间的贸易都要以香港作为中转中心，而上海更多地则是适应长江三角洲的贸易需求而发展成为该地区的船运中心。但是，一旦内地和台湾之间的直接联系得以迅速建立的话，这样的局面必将被打破，上海――而不是香港――将成为台湾商船靠岸的第一港湾。直至目前已经有约30万的台湾人居住在上海的周围，台湾的书店里也充斥着讲述如何在上海投资经营的书籍。有越来越明显的趋势表明该城市的表现将直接决定台湾人对于内地经济的看法和对于两岸政治未来的预测。
这样变化不仅将会影响到香港的经济，而且还将波及到拥有600亿美元台湾投资的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在过去的一两年中，尽管台湾当局对商界投资内地和台湾人登陆上海百般阻挠，但是上海还是成为了台湾投资者心目中的乐土。
香港的官员对海峡两岸直接建立贸易联系给自己带来的潜在冲击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此举有利于双方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将整个蛋糕做大，从而使香港得以从中分一杯羹。但是令香港人担忧的是，长江三角洲将利用自己的土地及劳力资源的优势吸引台商在高科技工业领域内的投资，再加上北京方面提供的技术研发支持，上海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国信息科技产业的动力中心。这将给香港志在成为地区信息科技发展中心的雄伟计划留下越来越狭小的操作空间。香港人很快就会发现即将在明年付诸实施的“信息港计划”已经失去了立足点。
距离的考验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0年IT业经济泡沫的破灭使香港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地产的价格比1997年下降了一半多，失业率也上升到了80年代以来的最高点――6.8%，去年，香港股市更是重挫22个百分点。香港政府对此颇有些束手无策。地产业的衰落是90年代香港地产价格飙升的必然苦果，当时价格飙升的原因是由于香港政府对土地买卖的严格控制。这样的控制政策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泡沫，并且不幸地破灭于现在。
同时，香港的竞争力也由于与中国内地的地理距离而大大受到削弱。尽管在过去的20年中，香港大多数的制造业都已经移至内地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但是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一条世界上最严格的警戒线之一。很多内地人抱怨，对比起拥有其他国籍的人来说，他们越来越难以在香港找到工作。这实际上部分的是由于中央政府和香港地方政府都想有意识地控制内地人移居香港的数量。
孙子・地利篇之现代演义
从香港市中心到内地的深圳市只有20英里的距离，但是却要花费超过半个小时的时间，其中一半以上的时间要浪费在海关上。（当然，随着香港政府使用机械化的“灵通卡”，这样的情况有望在明年得到改善。）此外，为非商业用途开通的口岸还会从午夜到第二天的早晨6点半之间关闭。“我们有非常沉重的思想包袱，”香港政府的智囊团成员之一邱新波（音）说，“上海在与大陆各地相联系时，便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受政治的影响较小，能够日新月异的前进。”
香港的移民限制也使自身很难吸引到来自中国内地的人才精英。而如果香港有意愿成为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资金源头和研发基地的话，这些人才是必不可缺的。尽管中央政府正在逐步放松对内地人员赴港工作的限制，但是无论如何，对于那些需要在中国开展自己事业的求职者来说，上海绝对是一个更容易的选择。此外，内地人也更加熟悉上海的文化氛围，这也是上海的一大优势。
中国政府正在积极寻求将口岸的开放时间增长至24小时，但是这恐怕在五年之内都很难实现。同时，香港人也担心更加开放的往来口岸会带来社会治安问题，更重要的是，这很有可能会给香港的地产价格再次带来冲击。如果香港人对在香港和深圳之间的穿梭往来乐此不疲的话，香港的地产价格必将再一步下降。
融合的勇气
类似的担忧似乎已经偃旗息鼓。一方面，香港的地产价格还不是非常低，甚至还可以称为很高――要高于新加坡，更远远高于上海。另一方面，香港不断增长的人口完全可以维持对住宅房产的市场需求。
为了保持自己的竞争力，香港必须在地产价格上寻找与内地的平衡点。这需要香港特首董建华先生拿出一定的施政勇气。因为香港政府每年收入的30%都来自于房地产业，削减这一部分的岁入就意味着在其他方面苦做文章。增加税收无疑是最明显的答案，这样一来香港也许就无法再延续近半数港人免交收入税的“光辉业绩”。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本月所做的政府预算演说中表示，将尽量避免税制改革。
香港至少已经意识到它必须加强自己与珠江三角洲之间的经济联系。去年一月份，香港前任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辞职，她在任时曾一直向外界灌输如此的理念：“保持我们的独特性是‘一国两制’政策取得成功的基础。”陈女士的继任者曾荫权先生则表示，自己在上任后将尽最大的可能以最快的速度拉近香港与珠江三角洲地区之间的联系。香港政府的官员最近宣称他们希望与三角洲地区的其他城市建立一种“战略性关系”。基蒂・周女士说：“任何一个城市都不能将自己孤立起来，而仅仅考虑自己的利益。在过去，我们的计划经常止步于边界线。”周女士是曾先生一手操办的“跨边界协调办公室”的主管。由此可见，人们至少已经开始转变过去的那种老观念。
跨边界的合作十分重要，因为香港完全不需要到上海那么远的地方去寻找竞争对手，离它近在咫尺之间的深圳港口也正在高速发展，并且过港费用要远远低于香港（尽管效率要低得多）。深圳通常宣称自己只对香港起一个补充作用，但是合作仅仅是一种调剂。深圳港目前的货物吞吐量已经相当于香港的四分之一。而五年前，深圳港的吞吐量只是香港的4%。香港官员承认这是一个挑战，尽管香港的港口拓展计划也正如火如荼般地进行着。
阴影下的上海
与香港的艰难跋涉相比，在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内，上海都无疑是令各个公司向往的乐土，这些公司大多希望在上海建立自己在该地区或者是整个中国地区的总部。同时上海也有自己的劣势所在。其最大的忧虑和香港几乎如出一辙：它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却有自己的传统和生活方式。此外，上海的地产市场管理相对较差而且秩序混乱；上海缺乏完善成熟的金融结构，而金融系统正是香港腾飞的基础；上海的法制系统也尚需改善。一位身处上海的西方高级外交官说，上海的外国人经常“为各种机会所吸引，但是在做出商业决定时却必须绞尽脑汁。”
香港也不必过分悲观。即使上海真的实现了它的雄心壮志，香港也不是一定会大受其害。中国蓬勃发展的出口贸易必将为自己的几个重要港口创造足够的商机。而且，一旦中国的货币在10年或20年之后实现完全流通的话，中国需要香港作为它的金融贸易国际分流站。
同时，香港政府开始步步为营。在今年的一月一日，香港政府取消了对内地游客来港的人数限制。尽管这样的决定有可能给非法移民带来便利，但是却有助于打破人们的思想壁垒，同时这对于香港苦苦支撑的零售业和休闲服务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不够确定的是香港计划建设中的迪斯尼主题公园，尽管之前有多个主题公园在中国失败的先例，但是该公园仍拟定在2005年正式开放。
在商界的强烈呼吁下，香港还热衷于建立一个环抱自己并连接澳门和内地的贸易自由区。这将使香港的公司（在内地仍然可以享受相当于外资公司的照顾）有机会在中国入世之际成为开拓内地市场的排头兵，尤其是抢占内地的服务业。中央政府对这项计划表示出了极大的关注，但是可能还没有提上确切的日程。
香港教育水平较高并且医疗服务良好而内地的公共服务状况尚待改善――香港人生活的高质量确保香港在今后的几年中仍然可以捍卫自己“中国第一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但是上海大阔步的改善以及它给国外投资者带来的刺激将很快弥补这样的差距。如果香港有意愿保持自己对上海和深圳的优势的话，它必须在两方面双拳出击：法制独立性和经济互补性。
英国《经济学家》 2002/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