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1980年代主政之后，为了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时代的探索历程，在否定叁
面红旗与继续革命两个方面花了很多心思。为了清除毛泽东晚年的探索历程，使
用了一些特殊人才来从事非毛化的理论工作。其中可以称为非毛化的四大干将的
是：胡乔木、李锐、杜润生和于光远。非毛化主要针对的重点就是叁面红旗与继
续革命。而其中的主要手法就是把一些事件进行歪曲性的解读，或者根本就是造
谣，参与造谣的人还包括一些所谓的民运精英如苏晓康、严家其等。利用的主要
事件是大跃进、1959年庐山会议、大炼钢铁和农业放卫星，政治上对文革进行全
面否定。
这个非毛化过程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系列方面，以政治非毛化进行得最为
彻底，在经济上的非毛化则是逐步进行的，效果最好的是利用伤痕文学彻底抹黑
从前。帮闲文人也纷纷出动，把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垮台，说成是毛泽东个人专
断的结果；把大跃进说成是必然导致浮夸风，叁是把文革说成是对象错误（在反
面实际上就是突出当权派一贯正确）。为了在政治上把毛泽东搞跨，在经济政策
上也要把毛泽东彻底否定掉，在宣传就必须在假定的起点上进行，主要就是把毛
泽东的对立面都说成是正确的，把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说成是完全摆脱
了自身欲望羁襻的圣贤，从来没有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去损害大众利益的行
为。这样就把1959-1976年官僚精英群体的历史表现全部进行了改写，在大跃进初
期，大量为了部门利益和局部利益而强烈要求大上项目、提高增长计划指标而搞
得毛泽东都毫无办法的广大高级干部，甚至为了自己出政绩而枉顾民众死活的地
方上“五风干部”及其直接责任人，都在1980年代的主流媒体上摇身一变，个个
道貌岸然，一贯正确。因为在毛泽东时代干部群体的贪污现象并不严重，在工作
上追求低投入高产出的现象和不择手段地维护自身的政治地位是权力资本化的最
主要表现，而这个表现的重点又集中在大跃进初期的“五风”干部和文革期间当
权派对群众组织的镇压上。不彻底否定毛泽东的叁面红旗和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
践，不把毛泽东说成是彻底错误，简直就无法很好地洗清当权派自身，妖魔化毛
泽东和政治上经济上实现非毛化，确实具有这样的不得已。
胡乔木和邓力群负责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目的是要在保留
毛泽东旗帜的条件下，彻底否定毛泽东时代。此外胡乔木还长期主管舆论宣传，
刻意把大跃进宣传成就是号召搞浮夸风，把前叁十年按照邓小平的口径说成是经
济上没有多少发展；把文革说成是经济停滞和社会动乱，把真正的大搞打砸抢罪
人---保守派及其背后的当权派---应付的责任，向上推卸到毛泽东的“极左”政
策上，对下推卸到造反派群众身上，在中国利用主流媒体，在短时间里造就这样
一个社会舆论氛围，胡乔木出力甚多。
李锐也是专门配合抹黑毛泽东，主要就是通过出书说在庐山会议上是毛泽东要打
倒彭德怀的，说后来的反右倾不是当权派趁机搞指鹿为马的剪除异己行为，而是
出于毛泽东的“极左”指导思想。总之就是说庐山会议之后，党内民主遭到破坏
，毛泽东的个人专断有了发展，这样就方便地把此厚许多重大历史责任，方便地
用个人专断的借口，推卸到毛泽东身上。但是事实却是在庐山会议之后，不仅不
存在毛泽东的个人专断的发展，相反总书记邓小平（实际上就是中共中央秘书长
职务）六年不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中央组织部、国家计委和北京市委，都成了独
立王国。而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并没有要处分彭的意思，在7月底的时候毛泽东
已经吩咐卫士们收拾准备下山，是政治局其他常委一致要求毛泽东留下来支持召
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的。彭德怀下去时，许多人想要把他往死
里整，是毛泽东定下的“批判从宽、处理从严”的基调，并做了许多同志的思想
工作，彭德怀才避免了高岗那样的命运。因为彭德怀的倒台，党内另外一派人就
得势了，后来开展的反右倾运动实际上是趁政治风向有利，通过剪除异己来加强
自己的势力。在这个运动中，他们的力量和政治地位确实加强了许多，认为他们
掌权已经不需要毛泽东的背后支持了，因此在中央就开始打算甩开毛泽东了，作
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6年不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背景，就是在庐山会议之后
，通过反右倾运动大量地剪除了异己，自认为掌权的基础已经很牢固了，所以就
认为有抛开组织原则的事情累累发生了，产生独立王国的政治基础就是通过反右
倾运动建设起来的。
1980年代初，在实践上全力否定叁面红旗在农村实践的是万里和赵紫阳（因为当
时各省普遍反对分田，只有这两个人支持，因此两人就作为改革功臣，后来都进
入了中央最高权力层），在小岗村分田之前，万里已经在物色分田试验的公社了
，因为小岗村分田具有自发性质，就格外受到媒体的宣传，说这是农民自主选择
的结果，报纸还编造了一个所谓的民谣：“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
。而杜润生（前邓子恢秘书）负责领导一个专案组式的课题组，要从理论上论证
农业集体化的低效率是政策和制度造成的，参加者有林毅夫、周其仁和温铁军等
人，个中奥秘直到近年来才透露出来。根据知情者的回忆，林毅夫当年在杜润生
的专案组里非常活跃，喜欢搞实证研究，所以搜集了大量的生产队台帐，希望在
中间找到证据，证明生产队是因为监督劳动困难而必然地导致低效率，非常遗憾
的是，这些台帐恰恰不能提供这样的证据，而是刚刚好相反。因此林毅夫就始终
没有写出这样一篇具有真正实证意义的论文来。但是这个论断却被当做理所当然
的信念，在官方的大力宣传之下，成为一个普世真理和常识。周其人继续往前走
，鼓吹土地私有化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关键，温铁军有点低头去现实的意思，在世
纪末写了一本书，不小心地把这些人当年的臭事漏了一点出来。
为了从理论证明集体生产没有效率，林毅夫提出一个“农业劳动监督困难”的假
设，去否定了生产队的效率与作用，即使在生产队的台帐记载无法证明其结论的
情况下，他仍然在官方非毛化专家杜润生的支持下，十数年如一日地宣扬自己的
高妙理论，今天竟然已经成为中国内地最着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在这个课题组所
进行的专案审查式的工作方式，根据温铁军先生的回忆不小心透漏出来了一点：
“林毅夫把生产者合作社作为完全市场条件下的企业，在进行微观研究中指出，
集体经济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其组织内部为了激励劳动者投入劳动而尽心监督的
成本太高。……后来，杜润生为了从理论上证明农业集体化不能成功其必然存在
内部机制问题，组织了包括林毅夫在内的课题组，专门派人收集20世纪六七十年
代的生产队台账，力图在数据上支持合作社监督成本高的理论假设。尽管这个假
设至今仍然没有被验证，但它在当前的政策理论研究中常常被当作分析问题的出
发点，已经约定俗成地被人们接受为解释集体经济体制内部运行的重要前提。”
（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235页）
至今为止，所谓的生产队没有效率，仍然陷入在理论上的证明，主要说法就是监
督困难和农民因为生产成果不直接与劳动挂钩必然没有积极性两大理论证据，学
术界20年来始终拒绝对农业劳动的实际投入情况、耕作技术和农业生产条件方面
去做实证研究；再有就是把主要是因为化肥投入增加带来的产量提高，作为农业
增产是来自分田的证据，完全不考虑化肥投入的变化和对农业增产的作用。
于光远负责招集学术界的贤哲来出书，提拔了一大批人进入社科院，专门就重大
事件写出有分量的着作，编写历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他的亲自关怀之下
，于1985年在社科院成立了政治所，调严家其当所长，严家其写了一本着名的文
革十年史，这本历史写作水平甚差，许多地方前言不搭后语，但是在相当长的时
间里是唯一的一本文革史，以垄断对重要历史事件的叙述权来篡改历史。舍此之
外，对文革的叙述就只剩下伤痕文学了。
在这四大非毛化干将中，胡乔木在晚年略有悔意，已经去世。其他叁人至今仍然
要为捍卫自己曾经从事的“非毛化事业”的正义性，而进行忘我的努力，看起来
有“一条路走到黑”的不得已。不过这几位也都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他们也早已
经失去了主流媒体的版面控制权和组织上调动能力。
在他们利用的事件中，庐山会议的歪曲、对于农业集体化的破坏和对文革的妖魔
化，在短期通过政治力量的集中运动，应该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今天这些
歪曲的历史都已经越来越难以站住脚了。对于1959年的庐山事件，虽然通过封锁
档案材料，并利用李锐等人进行歪曲，但是也已经很困难了，权延赤采访毛泽东
身边的工作人员写成的《红墙内外》和《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都已经部分地透
露了当年会议的真相，不是毛泽东而是那些在后毛时代舆论上一贯正确的那些人
，非要打倒彭德怀不可的。对于文革的研究，虽然遭遇全面的封锁，但是随着网
络时代的到来，事情的真相逐步地为人们所知。而对于叁面红旗的否定，不仅使
得中国农业失去了未来，也严重破坏了中国工业成长空间，使得今天中国的经济
发展陷入长期困境。
面红旗与继续革命两个方面花了很多心思。为了清除毛泽东晚年的探索历程，使
用了一些特殊人才来从事非毛化的理论工作。其中可以称为非毛化的四大干将的
是：胡乔木、李锐、杜润生和于光远。非毛化主要针对的重点就是叁面红旗与继
续革命。而其中的主要手法就是把一些事件进行歪曲性的解读，或者根本就是造
谣，参与造谣的人还包括一些所谓的民运精英如苏晓康、严家其等。利用的主要
事件是大跃进、1959年庐山会议、大炼钢铁和农业放卫星，政治上对文革进行全
面否定。
这个非毛化过程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系列方面，以政治非毛化进行得最为
彻底，在经济上的非毛化则是逐步进行的，效果最好的是利用伤痕文学彻底抹黑
从前。帮闲文人也纷纷出动，把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垮台，说成是毛泽东个人专
断的结果；把大跃进说成是必然导致浮夸风，叁是把文革说成是对象错误（在反
面实际上就是突出当权派一贯正确）。为了在政治上把毛泽东搞跨，在经济政策
上也要把毛泽东彻底否定掉，在宣传就必须在假定的起点上进行，主要就是把毛
泽东的对立面都说成是正确的，把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说成是完全摆脱
了自身欲望羁襻的圣贤，从来没有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去损害大众利益的行
为。这样就把1959-1976年官僚精英群体的历史表现全部进行了改写，在大跃进初
期，大量为了部门利益和局部利益而强烈要求大上项目、提高增长计划指标而搞
得毛泽东都毫无办法的广大高级干部，甚至为了自己出政绩而枉顾民众死活的地
方上“五风干部”及其直接责任人，都在1980年代的主流媒体上摇身一变，个个
道貌岸然，一贯正确。因为在毛泽东时代干部群体的贪污现象并不严重，在工作
上追求低投入高产出的现象和不择手段地维护自身的政治地位是权力资本化的最
主要表现，而这个表现的重点又集中在大跃进初期的“五风”干部和文革期间当
权派对群众组织的镇压上。不彻底否定毛泽东的叁面红旗和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
践，不把毛泽东说成是彻底错误，简直就无法很好地洗清当权派自身，妖魔化毛
泽东和政治上经济上实现非毛化，确实具有这样的不得已。
胡乔木和邓力群负责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目的是要在保留
毛泽东旗帜的条件下，彻底否定毛泽东时代。此外胡乔木还长期主管舆论宣传，
刻意把大跃进宣传成就是号召搞浮夸风，把前叁十年按照邓小平的口径说成是经
济上没有多少发展；把文革说成是经济停滞和社会动乱，把真正的大搞打砸抢罪
人---保守派及其背后的当权派---应付的责任，向上推卸到毛泽东的“极左”政
策上，对下推卸到造反派群众身上，在中国利用主流媒体，在短时间里造就这样
一个社会舆论氛围，胡乔木出力甚多。
李锐也是专门配合抹黑毛泽东，主要就是通过出书说在庐山会议上是毛泽东要打
倒彭德怀的，说后来的反右倾不是当权派趁机搞指鹿为马的剪除异己行为，而是
出于毛泽东的“极左”指导思想。总之就是说庐山会议之后，党内民主遭到破坏
，毛泽东的个人专断有了发展，这样就方便地把此厚许多重大历史责任，方便地
用个人专断的借口，推卸到毛泽东身上。但是事实却是在庐山会议之后，不仅不
存在毛泽东的个人专断的发展，相反总书记邓小平（实际上就是中共中央秘书长
职务）六年不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中央组织部、国家计委和北京市委，都成了独
立王国。而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并没有要处分彭的意思，在7月底的时候毛泽东
已经吩咐卫士们收拾准备下山，是政治局其他常委一致要求毛泽东留下来支持召
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的。彭德怀下去时，许多人想要把他往死
里整，是毛泽东定下的“批判从宽、处理从严”的基调，并做了许多同志的思想
工作，彭德怀才避免了高岗那样的命运。因为彭德怀的倒台，党内另外一派人就
得势了，后来开展的反右倾运动实际上是趁政治风向有利，通过剪除异己来加强
自己的势力。在这个运动中，他们的力量和政治地位确实加强了许多，认为他们
掌权已经不需要毛泽东的背后支持了，因此在中央就开始打算甩开毛泽东了，作
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6年不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背景，就是在庐山会议之后
，通过反右倾运动大量地剪除了异己，自认为掌权的基础已经很牢固了，所以就
认为有抛开组织原则的事情累累发生了，产生独立王国的政治基础就是通过反右
倾运动建设起来的。
1980年代初，在实践上全力否定叁面红旗在农村实践的是万里和赵紫阳（因为当
时各省普遍反对分田，只有这两个人支持，因此两人就作为改革功臣，后来都进
入了中央最高权力层），在小岗村分田之前，万里已经在物色分田试验的公社了
，因为小岗村分田具有自发性质，就格外受到媒体的宣传，说这是农民自主选择
的结果，报纸还编造了一个所谓的民谣：“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
。而杜润生（前邓子恢秘书）负责领导一个专案组式的课题组，要从理论上论证
农业集体化的低效率是政策和制度造成的，参加者有林毅夫、周其仁和温铁军等
人，个中奥秘直到近年来才透露出来。根据知情者的回忆，林毅夫当年在杜润生
的专案组里非常活跃，喜欢搞实证研究，所以搜集了大量的生产队台帐，希望在
中间找到证据，证明生产队是因为监督劳动困难而必然地导致低效率，非常遗憾
的是，这些台帐恰恰不能提供这样的证据，而是刚刚好相反。因此林毅夫就始终
没有写出这样一篇具有真正实证意义的论文来。但是这个论断却被当做理所当然
的信念，在官方的大力宣传之下，成为一个普世真理和常识。周其人继续往前走
，鼓吹土地私有化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关键，温铁军有点低头去现实的意思，在世
纪末写了一本书，不小心地把这些人当年的臭事漏了一点出来。
为了从理论证明集体生产没有效率，林毅夫提出一个“农业劳动监督困难”的假
设，去否定了生产队的效率与作用，即使在生产队的台帐记载无法证明其结论的
情况下，他仍然在官方非毛化专家杜润生的支持下，十数年如一日地宣扬自己的
高妙理论，今天竟然已经成为中国内地最着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在这个课题组所
进行的专案审查式的工作方式，根据温铁军先生的回忆不小心透漏出来了一点：
“林毅夫把生产者合作社作为完全市场条件下的企业，在进行微观研究中指出，
集体经济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其组织内部为了激励劳动者投入劳动而尽心监督的
成本太高。……后来，杜润生为了从理论上证明农业集体化不能成功其必然存在
内部机制问题，组织了包括林毅夫在内的课题组，专门派人收集20世纪六七十年
代的生产队台账，力图在数据上支持合作社监督成本高的理论假设。尽管这个假
设至今仍然没有被验证，但它在当前的政策理论研究中常常被当作分析问题的出
发点，已经约定俗成地被人们接受为解释集体经济体制内部运行的重要前提。”
（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235页）
至今为止，所谓的生产队没有效率，仍然陷入在理论上的证明，主要说法就是监
督困难和农民因为生产成果不直接与劳动挂钩必然没有积极性两大理论证据，学
术界20年来始终拒绝对农业劳动的实际投入情况、耕作技术和农业生产条件方面
去做实证研究；再有就是把主要是因为化肥投入增加带来的产量提高，作为农业
增产是来自分田的证据，完全不考虑化肥投入的变化和对农业增产的作用。
于光远负责招集学术界的贤哲来出书，提拔了一大批人进入社科院，专门就重大
事件写出有分量的着作，编写历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他的亲自关怀之下
，于1985年在社科院成立了政治所，调严家其当所长，严家其写了一本着名的文
革十年史，这本历史写作水平甚差，许多地方前言不搭后语，但是在相当长的时
间里是唯一的一本文革史，以垄断对重要历史事件的叙述权来篡改历史。舍此之
外，对文革的叙述就只剩下伤痕文学了。
在这四大非毛化干将中，胡乔木在晚年略有悔意，已经去世。其他叁人至今仍然
要为捍卫自己曾经从事的“非毛化事业”的正义性，而进行忘我的努力，看起来
有“一条路走到黑”的不得已。不过这几位也都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他们也早已
经失去了主流媒体的版面控制权和组织上调动能力。
在他们利用的事件中，庐山会议的歪曲、对于农业集体化的破坏和对文革的妖魔
化，在短期通过政治力量的集中运动，应该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今天这些
歪曲的历史都已经越来越难以站住脚了。对于1959年的庐山事件，虽然通过封锁
档案材料，并利用李锐等人进行歪曲，但是也已经很困难了，权延赤采访毛泽东
身边的工作人员写成的《红墙内外》和《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都已经部分地透
露了当年会议的真相，不是毛泽东而是那些在后毛时代舆论上一贯正确的那些人
，非要打倒彭德怀不可的。对于文革的研究，虽然遭遇全面的封锁，但是随着网
络时代的到来，事情的真相逐步地为人们所知。而对于叁面红旗的否定，不仅使
得中国农业失去了未来，也严重破坏了中国工业成长空间，使得今天中国的经济
发展陷入长期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