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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学术出版自改革开放以来，走过了一段比较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从20世纪80年代的出书难、出学术书更难，到90年代的补贴出版、自费出版，再到21世纪以来的鼓励原创、有限扶持，直到国家出版基金自2009年设立以来，积极鼓励和扶持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对学科建设和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的原创性学术精品出版，学术出版才真正显露出高品质、原创性、成规模、规范化诸多特点。可以说，中国学术出版正随着国家出版基金等政策的支持，发生着深刻的转型。目前，许多优秀学术出版项目和品牌逐渐露出了端倪。如《大飞机出版工程》、《中华海洋本草》、《新能源出版工程》、《纳米科学与技术》等项目，集聚了学科资源，形成了特色优势，得到了学术界、出版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和广泛赞誉。
特别要指出的是，国家出版基金着力发挥引导作用，切实推动中国学术出版深度转型，一批有学术理想和文化抱负的出版社开始响应国家战略，适应学术出版转型。这些转变具体体现在：
学术著作从单本出版向品牌集群转变
以往出版的不少学术图书不成规模，难以体现国家意志，无法形成集群效应，品牌特色也不明显。而近两年，在国家出版基金扶持的图书中，不少是知名出版机构以长远的战略眼光精心策划的出版工程，并进一步打造成为优秀学者的聚集枢纽、学术著作的传播平台、科研成果的发布中心和代表学术水平的高地。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连续获得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的“大飞机出版工程”，在国家出版基金完成项目评分考核中被评为优秀，已出版图书数十种，达3000万字，涵盖与大飞机研制有关的总体气动、航空发动机、航电、结构强度、制造等多个专业方向，通过策划出版国内外有关优秀著作，吸纳国内外大飞机研制方面的最新科技成果，打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大飞机知识体系，为大飞机的研制提供决策参考和智力支持，被誉为“出版为国家科技发展服务的典范”。可喜的是，全球领先的学术出版机构——爱思唯尔出版集团经过认真的同行评议和选题论证，引进了5种“大飞机出版工程”图书英文版版权，可见该系列著作的学术质量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编辑加强主动策划，从学者身后转到学者身前
出版社从过去单向服务于教学科研，向引导学术品牌、促进科研融合、规范学科建设转变。以往的学术出版活动以被动式为主，编辑往往跟在学者后面，靠学者“施舍”稿件和补贴过日子，捡到篮里都是菜，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术出版水平不高的状况。国家出版基金设立后，不少有理想的出版社和敏锐的出版领军人才，不断增强策划、组稿和平台运作的主动性，以出版社为主体打造学术出版工程，逐步担当起在某些领域引导学术品牌、促进科研融合、规范学科建设的重任。如上海交大出版社正在实施的“能源与环境出版工程”即是由出版社策划、调动若干学科骨干参与的重点出版项目，该项目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原校长翁史烈院士感慨地说：“交大几个学院、数百学者做了30年的能源与环境研究，基本都是各自为战，只有出版社策划了‘能源与环境出版工程’，才给了交大一次总结和表达的机会。”这足以说明学术出版的角色与作用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中国学术出版的视野从国内向国际转变
目前，一批有国际视野的出版社不再仅仅满足于出版一般的中文学术著作，而是按照专业出版的特点，一方面加大引进国际原创学术著作的力度，一方面策划一批高质量的英文版学术著作输出版权，让中国的学术话语权真正的走出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大飞机出版工程”，其前期引进翻译出版了国外相关领域一批顶尖著作，今年“大飞机出版工程”5种专著英文版版权一举输出到爱思唯尔出版集团，以纸质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通过主流渠道在全球(特别是欧美地区)推广发行。《光物理前沿丛书》(全8种)全部被德国著名出版社德古意特出版社买走版权。清华、浙大、科学、交大等许多学术出版社和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共同打造的中国学者原创英文版学术著作系列，也已经在国际学术界渐成气候。许多出版社致力于成为中国学术著作走向世界的桥头堡，使中国学者的原创科研成果最大限度地为国际学术界所阅读和接受，扩大了中国学术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实现了从引进到输出的突破和学术话语权的转向。
学术出版从传统向数字化转变
数字化是传统出版社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而学术出版与数字出版恰恰离得最近，血缘最亲。学术出版的数字化转变主要表现在，一是学术著作的数字化形式的出版，二是专业数据库的建设，三是着眼于读者和营销。一些出版商开始尝试打破书的概念，从一本本地销售转向一章一章地销售。数字出版的容量大、便于搜索更新等特点，切合了现代学术出版的要求和专业人士的使用偏好，逐步推动了学术出版的形式创新和价值提升。如上海交大出版社在建的“超声医学影像资源数据库”、“东京审判数据资料库项目”等，都逐步实现了学术出版与数字出版的成功嫁接。
从学术出版规范相对较弱，向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学术出版机制和规范转变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学术出版的门槛太低，没有像国际著名学术出版机构那样，采取同行评议制度，相当一部分图书是为了评职称、结项而低水平出版，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术著作泥沙俱下，质量参差不齐，造成了学术著作公信力下降、出版资源浪费、学术出版畸形发展的状况。今年4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开始执行一套新的学术著作出版规范，其中规定了学术著作编写规范、同行评审制度等，成为国内首个出版社拟定的学术出版规范。此后，三联书店等国内知名学术出版社纷纷制定学术出版规范，严格学术著作准入制度，这些举措必将逐步提升中国学术出版的质量和公信力，促进学术出版健康有序发展。
从片面重视发表论文向论文与著作并重转变
近年来，部分大学的科研政策对学术专著的重视程度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优秀学者著书立说的动力。按照当前我国大多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政策，在奖励制度、职称评定、科研评价等方面，对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有较大地支持力度，而撰写学术专著虽然需要学者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但是尚未纳入大部分科研机构的评价体系，客观上形成了重论文、轻专著的情况。实际上，学术出版是一个大概念，涵盖论文与专著。学术期刊论文具有前沿性、创新性、同行评议等特点，而学术著作则是长时间的积累，系统性更强，更为深刻厚重，二者可谓各有千秋。可以说，论文与专著是区分专家与大师的分水岭。
学术出版从较低的经济效益逐步向较高的利润附加值转变
以往由于学术图书销量相对较少，经济效益相对较低，导致不少出版社对学术出版并不热衷。国家出版基金是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之后的第三大国家设立的基金，与以往各种基金、补贴项目相比，质量、进度要求较高，扶持、补贴力度也大得多。国家出版基金的扶持，使得原本难以赢利的学术图书，也能够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最为关键的是，一旦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品牌效应很快显现，行业知名度空前提高，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小众市场的刚性销售。而学术著作一般定价较高，有着比较稳定的读者群体的刚性购买需求，加之可与数字出版、版权贸易嫁接，所以赢利能力获得了逐步的提升。这是中国学术出版难能可贵的现象，为中国学术出版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让我们对学术出版的前景有了更好的期待。
目前，随着国家出版基金的积极鼓励和正确引导，一大批有学术追求和文化担当的出版社热情参与，以及中国学术界的心领神会，中国的学术出版必将快速实现深度转型，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突破，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特别要指出的是，国家出版基金着力发挥引导作用，切实推动中国学术出版深度转型，一批有学术理想和文化抱负的出版社开始响应国家战略，适应学术出版转型。这些转变具体体现在：
学术著作从单本出版向品牌集群转变
以往出版的不少学术图书不成规模，难以体现国家意志，无法形成集群效应，品牌特色也不明显。而近两年，在国家出版基金扶持的图书中，不少是知名出版机构以长远的战略眼光精心策划的出版工程，并进一步打造成为优秀学者的聚集枢纽、学术著作的传播平台、科研成果的发布中心和代表学术水平的高地。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连续获得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的“大飞机出版工程”，在国家出版基金完成项目评分考核中被评为优秀，已出版图书数十种，达3000万字，涵盖与大飞机研制有关的总体气动、航空发动机、航电、结构强度、制造等多个专业方向，通过策划出版国内外有关优秀著作，吸纳国内外大飞机研制方面的最新科技成果，打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大飞机知识体系，为大飞机的研制提供决策参考和智力支持，被誉为“出版为国家科技发展服务的典范”。可喜的是，全球领先的学术出版机构——爱思唯尔出版集团经过认真的同行评议和选题论证，引进了5种“大飞机出版工程”图书英文版版权，可见该系列著作的学术质量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编辑加强主动策划，从学者身后转到学者身前
出版社从过去单向服务于教学科研，向引导学术品牌、促进科研融合、规范学科建设转变。以往的学术出版活动以被动式为主，编辑往往跟在学者后面，靠学者“施舍”稿件和补贴过日子，捡到篮里都是菜，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术出版水平不高的状况。国家出版基金设立后，不少有理想的出版社和敏锐的出版领军人才，不断增强策划、组稿和平台运作的主动性，以出版社为主体打造学术出版工程，逐步担当起在某些领域引导学术品牌、促进科研融合、规范学科建设的重任。如上海交大出版社正在实施的“能源与环境出版工程”即是由出版社策划、调动若干学科骨干参与的重点出版项目，该项目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原校长翁史烈院士感慨地说：“交大几个学院、数百学者做了30年的能源与环境研究，基本都是各自为战，只有出版社策划了‘能源与环境出版工程’，才给了交大一次总结和表达的机会。”这足以说明学术出版的角色与作用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中国学术出版的视野从国内向国际转变
目前，一批有国际视野的出版社不再仅仅满足于出版一般的中文学术著作，而是按照专业出版的特点，一方面加大引进国际原创学术著作的力度，一方面策划一批高质量的英文版学术著作输出版权，让中国的学术话语权真正的走出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大飞机出版工程”，其前期引进翻译出版了国外相关领域一批顶尖著作，今年“大飞机出版工程”5种专著英文版版权一举输出到爱思唯尔出版集团，以纸质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通过主流渠道在全球(特别是欧美地区)推广发行。《光物理前沿丛书》(全8种)全部被德国著名出版社德古意特出版社买走版权。清华、浙大、科学、交大等许多学术出版社和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共同打造的中国学者原创英文版学术著作系列，也已经在国际学术界渐成气候。许多出版社致力于成为中国学术著作走向世界的桥头堡，使中国学者的原创科研成果最大限度地为国际学术界所阅读和接受，扩大了中国学术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实现了从引进到输出的突破和学术话语权的转向。
学术出版从传统向数字化转变
数字化是传统出版社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而学术出版与数字出版恰恰离得最近，血缘最亲。学术出版的数字化转变主要表现在，一是学术著作的数字化形式的出版，二是专业数据库的建设，三是着眼于读者和营销。一些出版商开始尝试打破书的概念，从一本本地销售转向一章一章地销售。数字出版的容量大、便于搜索更新等特点，切合了现代学术出版的要求和专业人士的使用偏好，逐步推动了学术出版的形式创新和价值提升。如上海交大出版社在建的“超声医学影像资源数据库”、“东京审判数据资料库项目”等，都逐步实现了学术出版与数字出版的成功嫁接。
从学术出版规范相对较弱，向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学术出版机制和规范转变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学术出版的门槛太低，没有像国际著名学术出版机构那样，采取同行评议制度，相当一部分图书是为了评职称、结项而低水平出版，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术著作泥沙俱下，质量参差不齐，造成了学术著作公信力下降、出版资源浪费、学术出版畸形发展的状况。今年4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开始执行一套新的学术著作出版规范，其中规定了学术著作编写规范、同行评审制度等，成为国内首个出版社拟定的学术出版规范。此后，三联书店等国内知名学术出版社纷纷制定学术出版规范，严格学术著作准入制度，这些举措必将逐步提升中国学术出版的质量和公信力，促进学术出版健康有序发展。
从片面重视发表论文向论文与著作并重转变
近年来，部分大学的科研政策对学术专著的重视程度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优秀学者著书立说的动力。按照当前我国大多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政策，在奖励制度、职称评定、科研评价等方面，对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有较大地支持力度，而撰写学术专著虽然需要学者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但是尚未纳入大部分科研机构的评价体系，客观上形成了重论文、轻专著的情况。实际上，学术出版是一个大概念，涵盖论文与专著。学术期刊论文具有前沿性、创新性、同行评议等特点，而学术著作则是长时间的积累，系统性更强，更为深刻厚重，二者可谓各有千秋。可以说，论文与专著是区分专家与大师的分水岭。
学术出版从较低的经济效益逐步向较高的利润附加值转变
以往由于学术图书销量相对较少，经济效益相对较低，导致不少出版社对学术出版并不热衷。国家出版基金是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之后的第三大国家设立的基金，与以往各种基金、补贴项目相比，质量、进度要求较高，扶持、补贴力度也大得多。国家出版基金的扶持，使得原本难以赢利的学术图书，也能够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最为关键的是，一旦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品牌效应很快显现，行业知名度空前提高，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小众市场的刚性销售。而学术著作一般定价较高，有着比较稳定的读者群体的刚性购买需求，加之可与数字出版、版权贸易嫁接，所以赢利能力获得了逐步的提升。这是中国学术出版难能可贵的现象，为中国学术出版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让我们对学术出版的前景有了更好的期待。
目前，随着国家出版基金的积极鼓励和正确引导，一大批有学术追求和文化担当的出版社热情参与，以及中国学术界的心领神会，中国的学术出版必将快速实现深度转型，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突破，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