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册
- 2004-07-25
- 消息
- 33,821
- 荣誉分数
- 375
- 声望点数
- 243
被加航超售！胡先生多伦多机场最后1秒不能登机
2012-08-28 07:50 来源: 大 中 公 益 网
胡先生的机票超售经历
胡奚购买了一张加拿大航空公司从多伦多至北京的直飞机票。8月7日，他比预定的下午2:55起飞时间提前三个小时来到了皮尔逊国际机场。胡先生告诉记者：“他们给了我一张登机卡，但他们没有告诉我我的座位在哪里。我问了三次。他们只是告诉我说，要去77号登机口。”
胡先生的英语讲得不太好，他当时认为这就是他没有被告知自己的座位号的原因。遵循了自己所能听懂的指示，在通过安全检查并托运自己的行李后，他便来到了77号登机口。在那里，他找到了一些会讲中文的工作人员。
他说：“当我来到登机口时，我感到非常高兴。我用中文问工作人员，这是否是我等座位的地方。我被告知需要等一会儿，到下午2点钟后他们会来叫我。”
下午1时45分，当工作人员开始叫乘客登机时，胡先生认为一切正在按计划进行。他说：“据我以往的飞行经验，当我办理登记手续时就会被分配到一个座位，但我以为他们改变了规则。”
加拿大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开始告诉乘客说，这次航班被超额预订，谁愿意放弃自己的座位便会得到$200元现金或一张可用于日后买票使用的$500元代用券。
最后，共有约14名乘客(包括胡先生)无法登机。在被告知没有值班经理时，胡先生坚持要求“有人向我们解释为什么不能登机。”
加拿大航空公司发言人彼得•菲茨帕特里克告诉记者，对某些航班进行超额售票是“航空业的一种常见的做法”，因为预订了航班的旅客常常不来乘坐。
菲茨帕特里克先生说：“通过超售机票的做法，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每次航班的收入，这有助于我们保持更实惠的机票价格。机票的超售情况是受到高度控制的，是根据计算机统计计算结果而进行的，这个计算过程会利用大量的预订历史记录，因此，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所有乘客都能登机。”
菲茨帕特里克先生说：“通常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找一些自愿换乘其他航班的人。如果这是不可能的，则航空公司要予以补偿，“其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就胡先生的情况而言，一位讲普通话的服务员带领他和其他滞留的乘客来到加拿大航空公司的客户服务亭，在那里他们被告知，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可以乘坐次日早晨飞往上海的航班，而后再转飞到北京。
有些滞留的乘客对此方案表示了不满，因为他们的最终目的地并非北京——他们会错过转飞中国其他城市的航班。
至少有一名乘客由于紧急情况而选择乘坐飞往上海的航班，而胡先生拒绝了。
他说：“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作出决定，如果我们不作出决定的话，他们就会关闭我们的档案并回家。他们不愿意管我们。”
最后，胡先生接受了加拿大航空公司给他的价值$500元的代用券。加航发言人菲茨帕特里克先生说，这张代用券将可用于日后获得一张加航航班的机票，而非用于补偿当前航班的票价。
加拿大航空公司也支付了胡先生乘坐出租车回家的费用——以及三天后他再次乘坐出租车到机场的费用。
胡先生告诉大中报：“我很幸运。我去中国是为了一次出庭，而我的开庭日期并非定于次日。”
但他觉得加拿大航空公司的客户服务颇令人失望。
胡先生说：“如果我们被告知该航班没有空座了，我们可能会选择订购除加航外的其他航空公司的机票。但他们到最后一分钟才把实话告诉了我们。”
他说：“如果加拿大航空公司对这些航班故意进行超售，他们应该给我们一张免费的机票。”
加拿大运输局媒体事务负责人尚塔尔•拉弗拉姆说，该局于今年6月份发布了一系列新政策将影响加拿大航空、西捷航空和加拿大越洋航空有关超售、取消、延误和航班改道等问题。
根据新政策，如果加拿大航空公司的一位旅客(例如胡先生)遇见航班延误、超售或取消的情况，他/她可以选择退款或者重新预订机票。
拉弗拉姆女士说：“例如，假设说我要进行一次加勒比海巡航之旅，而游轮是从迈阿密出发的，但我需要从渥太华飞往蒙特利尔，再从蒙特利尔飞往迈阿密。让我们假设我晚点到达蒙特利尔，导致我完全错过自己的转机航班。这样一来，我就要错过这次游轮之旅。在这种情况下，我有权免费获得一张回家的机票，并得到机票价格的全部退款。”
拉弗拉姆女士说，就超额预订的航班而言，政府并没有制定相关政策。但是，加拿大运输局的职能之一是确保每家航空公司实现其费率协议中所作出的承诺。
她说：“每家航空承运商根据其自身的利益来决定采用什么条款。人们不要以为(航空承运商的)费率协议一定是合理的。”
拉弗拉姆女士说，六月份的决定只会影响加拿大航空、西捷航空和加拿大越洋航空，因为这些公司是针对费率协议的一系列具体投诉案的被投诉方，而“运输局只能在收到投诉的情况下对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2012-08-28 07:50 来源: 大 中 公 益 网
胡先生的机票超售经历
胡奚购买了一张加拿大航空公司从多伦多至北京的直飞机票。8月7日，他比预定的下午2:55起飞时间提前三个小时来到了皮尔逊国际机场。胡先生告诉记者：“他们给了我一张登机卡，但他们没有告诉我我的座位在哪里。我问了三次。他们只是告诉我说，要去77号登机口。”
胡先生的英语讲得不太好，他当时认为这就是他没有被告知自己的座位号的原因。遵循了自己所能听懂的指示，在通过安全检查并托运自己的行李后，他便来到了77号登机口。在那里，他找到了一些会讲中文的工作人员。
他说：“当我来到登机口时，我感到非常高兴。我用中文问工作人员，这是否是我等座位的地方。我被告知需要等一会儿，到下午2点钟后他们会来叫我。”
下午1时45分，当工作人员开始叫乘客登机时，胡先生认为一切正在按计划进行。他说：“据我以往的飞行经验，当我办理登记手续时就会被分配到一个座位，但我以为他们改变了规则。”
加拿大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开始告诉乘客说，这次航班被超额预订，谁愿意放弃自己的座位便会得到$200元现金或一张可用于日后买票使用的$500元代用券。
最后，共有约14名乘客(包括胡先生)无法登机。在被告知没有值班经理时，胡先生坚持要求“有人向我们解释为什么不能登机。”
加拿大航空公司发言人彼得•菲茨帕特里克告诉记者，对某些航班进行超额售票是“航空业的一种常见的做法”，因为预订了航班的旅客常常不来乘坐。
菲茨帕特里克先生说：“通过超售机票的做法，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每次航班的收入，这有助于我们保持更实惠的机票价格。机票的超售情况是受到高度控制的，是根据计算机统计计算结果而进行的，这个计算过程会利用大量的预订历史记录，因此，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所有乘客都能登机。”
菲茨帕特里克先生说：“通常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找一些自愿换乘其他航班的人。如果这是不可能的，则航空公司要予以补偿，“其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就胡先生的情况而言，一位讲普通话的服务员带领他和其他滞留的乘客来到加拿大航空公司的客户服务亭，在那里他们被告知，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可以乘坐次日早晨飞往上海的航班，而后再转飞到北京。
有些滞留的乘客对此方案表示了不满，因为他们的最终目的地并非北京——他们会错过转飞中国其他城市的航班。
至少有一名乘客由于紧急情况而选择乘坐飞往上海的航班，而胡先生拒绝了。
他说：“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作出决定，如果我们不作出决定的话，他们就会关闭我们的档案并回家。他们不愿意管我们。”
最后，胡先生接受了加拿大航空公司给他的价值$500元的代用券。加航发言人菲茨帕特里克先生说，这张代用券将可用于日后获得一张加航航班的机票，而非用于补偿当前航班的票价。
加拿大航空公司也支付了胡先生乘坐出租车回家的费用——以及三天后他再次乘坐出租车到机场的费用。
胡先生告诉大中报：“我很幸运。我去中国是为了一次出庭，而我的开庭日期并非定于次日。”
但他觉得加拿大航空公司的客户服务颇令人失望。
胡先生说：“如果我们被告知该航班没有空座了，我们可能会选择订购除加航外的其他航空公司的机票。但他们到最后一分钟才把实话告诉了我们。”
他说：“如果加拿大航空公司对这些航班故意进行超售，他们应该给我们一张免费的机票。”
加拿大运输局媒体事务负责人尚塔尔•拉弗拉姆说，该局于今年6月份发布了一系列新政策将影响加拿大航空、西捷航空和加拿大越洋航空有关超售、取消、延误和航班改道等问题。
根据新政策，如果加拿大航空公司的一位旅客(例如胡先生)遇见航班延误、超售或取消的情况，他/她可以选择退款或者重新预订机票。
拉弗拉姆女士说：“例如，假设说我要进行一次加勒比海巡航之旅，而游轮是从迈阿密出发的，但我需要从渥太华飞往蒙特利尔，再从蒙特利尔飞往迈阿密。让我们假设我晚点到达蒙特利尔，导致我完全错过自己的转机航班。这样一来，我就要错过这次游轮之旅。在这种情况下，我有权免费获得一张回家的机票，并得到机票价格的全部退款。”
拉弗拉姆女士说，就超额预订的航班而言，政府并没有制定相关政策。但是，加拿大运输局的职能之一是确保每家航空公司实现其费率协议中所作出的承诺。
她说：“每家航空承运商根据其自身的利益来决定采用什么条款。人们不要以为(航空承运商的)费率协议一定是合理的。”
拉弗拉姆女士说，六月份的决定只会影响加拿大航空、西捷航空和加拿大越洋航空，因为这些公司是针对费率协议的一系列具体投诉案的被投诉方，而“运输局只能在收到投诉的情况下对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