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六四，让身处首都北京的同学们出尽了风头，科大因为偏安合肥一角，没能得到尽情发挥的机会，殊为憾事，令人扼腕，虽然科大远在八六年就领导过一次潮流的，并因此损失了几员悍将。科大在这两次学潮中的表现，用后来我的一位北大同学的话就是“86年早泄，89年阳萎”，还有什么话比这更歹毒的吗？！
好吧，就从86年的那次早泄说起。
(一)
86年的时候，作为低年级学生，我跟所有同学一样，还保留着高中时代的惯性，仿佛爹妈的眼睛还在背后盯着，整天背着书包往教学楼、图书馆跑，早上从不敢睡懒觉不说，上个课还煞有介事地用本书先占个位子，考试时根本没想到过作弊，偶尔看到个漂亮美眉(估计是外校来串门的)也是未语先羞。唉，一句话 -- 丝毫不懂得享受自由自在的大学生活，有诗为证：“至今思潘郎，不做文抄公”。
所以，当扑天盖地的大小字报贴满报栏的时候，我是后知后觉的，没有自发地投入到广泛的群众运动中去，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当时正忙於追第一任女朋友，崇高炽热的爱让我忘了周遭的一切，呵呵。但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记得那个冬夜，都十点钟了(那时候觉得很迟了)，我们刚拖着疲惫的身心上完组胚实验课，准备就寝，不远处学校大礼堂那边传来的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勾起了我们年幼的好奇心。
好不容易挤进去，好家伙，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台上，方励之在嚷嚷什么，我也听不清。忽然，大家都猛鼓起掌来，我一边跟着拍手，一边问旁边的哥们咋回事，他说方励之说了：“你们明天去游行，如果有什么事，除非他们把我这个校长撤了”【注】！多么掷地有声的话语！我被他彻底地温暖了，拍得更起劲儿了。你想想，方励之可是第一副校长啊，有这么大的官罩着，我们干啥不敢啊，对不对？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亢奋的人们作鸟兽散，大家热切地期盼着第二天太阳的升起。
【注】：后来证明是谣言。多人多次向我肯定方励之从最开始便是反对游行的。特在此还方校长一个清白。
(二)
果然是个艳阳天。第三、四节是英语课，才十一点半，就听到隔壁教室里此起彼伏敲饭盆的声音，这种逼老师下课的拙劣手法简直太过分！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的小老师於是也草草宣布dismiss。大家从二教一窝蜂地涌出来，这天却不是奔向食堂，而是朝着图书馆的方向。好在也不远，就去看看吧。
霍！图书馆门口已经聚着一堆了，我当时还想：“这些人，都不上课的吗”？可见老潘也是天真过的，呵呵。方励之站在台阶上，被几个唯恐天下不乱的活跃分子簇拥着。我这回挤得近了些，一听，怎么着？敢情这方校长是个胆小鬼啊，咋劝大家别走出校门啊？大概是昨晚回去想了想又怯场了吧。然而，革命的热情已成燎原之势，不游行发泄一下，群众能答应吗？手提喇叭很快换到那几个坏分子手里，左撩右拨，火上浇油，几下子把大家弄得犹如吃了春药，面红耳赤、燥热难耐(春药的作用是看书上写的，没吃过，也没让别人吃过，大家千万别误会)。方励之倒给晾在了一边，搓着手，一脸的无奈。按当时的情形看，事态的发展已出乎他的意料和掌控，完全是被赶上架的鸭子，事后则成了替罪的羊羔，可怜呀。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去游行，我还是夹杂在队伍中间，摇旗呐喊，出风头的事，我老潘焉能错失？可才游到一站路之遥的稻香村，我就游不动了 -- 还没吃中饭呐！反正也没人注意，我便游离出队伍，那天发现二食堂六毛钱的大排特别好吃。
(三)
后来是否又游行过，我年纪大记不得了。再后来的事，相信大家都知道：中共中央发布了87年的一号文件，撤销方励之的副校长职务，撤销管惟炎的校长职务，免去胡耀邦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直到那时，我才知道我们校长叫管惟炎，据说他被撤职是因为督导不力，私底下支持好友方励之；关于胡耀邦，我至今没搞懂他是怎么给牵扯上的，有可靠小道消息的给说说？
喉舌《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刊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类的文章，从一个侧面让我知道了那天为什么要去游行。可是，后来的一篇社论就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了，文章标题就是《剥下李淑娴的外衣》(真不是开玩笑，有心人可以找来看看)！李淑娴何许人也？方励之的老婆。剥下女士的外衣，意欲何为？！这么流氓的title，只有那帮子无耻的御用文人才能想得出、写得来。至於这么无所不用其极吗？
大概是八七年一月底的某一天吧，有探子来报：“管惟炎将于今晚离开科大”。怀着对失意英雄的崇敬，我们一行七八人连夜摸到教工宿舍楼群里管惟炎的家，普普通通的家，和一般的教师宿舍没有区别；管惟炎也是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模样，个头不高，平和亲切，正和太太收拾最后的行李。在门口，我们竟无语凝噎，纷纷递上学生证，请老校长签字。这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请人签名，难忘啊。从此一别，音讯全无，十好几年了，再没有听过管惟炎校长的消息，不知隐于何方仙山，潘郎在此遥祝他老人家安好【注】。
【注】：在贴出这部分的第二天，得知管惟炎校长已于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日因车祸去世。愿他安息。
(四)
党中央派出三员干将来代替管、方两位校长：滕藤(校长)、彭佩云(什么职务？)和刘吉(书记？)。这三位吧，不知是过於高高在上，还是过於夹着尾巴，要不就是因为我逃课逃得太凶，反正我在校期间是无缘一见，也没有感觉学校被加诸众多清规戒律，日子好似以前一样平常，一天天地过，大家都有“寄托”，对校领导高层的变动，我们作学生的并没有太往心里去。
现在想来，科大如今的衰败应始于八六学潮。管、方两位在职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科大人耳濡目染，宽松自由的校风蔚然盛行，让学子们心驰神往。想当年，生物系“一班四状元”，录取平均分傲视全国所有系科；可去年八月我回国看到科大第一次在江苏招不满第一志愿考生，心中之感慨非笔墨可以形容，只好当即吟诗一首以抒胸臆：
寥落古行宫，
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
闲坐说玄宗。
【评析】：这是一首抒发盛衰之感的诗。首句点明地点：古行宫，此处隐喻科大；二句暗示时间：红花盛开之夏季，高考发榜之际；三句介绍人物；白头宫女，遥指八十年代的老科大人；四句描绘动作：闲坐说玄宗 --- 管、方两位德高望重的校长。构筑了一幅完整动人的图画。当年花容月貌，娇姿艳质，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辗转落入宫中，曲高和寡，寂寞幽怨；如今青春消逝，红颜憔悴；闲坐无聊，只有谈论已往。此情此景，好不凄绝！
(五)
既然提到了改革和自由化，就不能不提温元凯。温当时是科大12系(应用化学？)的系主任，虽然他在南京大学求学期间便以学习成绩好而被树为标兵，绝代风华倾倒了无数佳人，但他更出名之处是作为一个改革派的吹鼓手，也正因为如此，他在不少老一辈科学家眼里是不务正业的典型，我曾经跟一位院士谈到温元凯，这位院士不屑一顾地说温一篇文章的东西可以写成一百篇！呵呵，可惜这位院士去年因剽窃别人的文章被人赃俱获(新语丝上有连篇累牍的揭露)，原来他自己是连一篇文章的东西都没有。
我陆陆续续在温元凯的量子化学试验室里呆过两年，记忆中的温教授温文尔雅，毕竟是上海男人嘛。言辞犀利，煽动性极强。学术上呢，应该说是很具前瞻性的，因为他当时研究的“计算机辅助蛋白质活性中心分析和药物设计”到现在也还是热门。生活上呢，好像当时他已经离婚，儿子在上海读书，一个人在合肥凑合。有时候去他家吃顿中饭，真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青菜干饭，只有一次有个王八汤稍微高级点儿。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书房四壁高至屋顶的巨大书柜，里面全是书，是真书，打开有字的那种，不是酒瓶子，呵呵。
温元凯比方励之要温和，或曰圆滑，这从他们二人今天的境况可以看出端倪：一个在北京办MBA班，永远是时代的弄潮儿；一个在美国当教授，隐姓埋名。孰是孰非？孰成孰败？超然？落寞？见仁见智，或许根本没有比的必要吧。
说着说着，历史的脚步踏入了一九八九年的春天。
(六)
八九年春天的科大，小艳疏香，莺莺燕燕(i wish)，丝毫没有学运的悲壮气氛，虽然电视上关于胡耀邦去世和学生绝食的报道连篇累牍，央视著名帅哥薛飞的胳膊上也带上了黑箍。那时候，中央台的新闻、评论比CNN、BBC的都更全面，更透彻，估计这在中共严厉的新闻管制史上是空前绝后了。北京学生们的下跪请愿、绝食绝水，头上扎着的白布条，天安门广场上凌乱的帐篷，憔悴行人的满脸悲戚愤懑，救护车匆匆的刺耳鸣叫，无一不让人触目惊心，触景伤情。
面对历时那么久、那么多的煽情(正因为客观，所以才更煽情)画面，我们科大的同学们为什么能做到坐怀不乱呢？我的观点是没有人挑头。学生运动嘛，如果没有别有用心之人煽风点火，靠的就是一股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热情。八六年那次学潮的出头鸟不知是被招了安，还是灰了心，要么就是我从未谋面的新校领导果真是深藏不露之高手，反正当合工大的学生都走向街头之后，科大仍自岿然不动，这柳下惠的功夫的确是到家了，呵呵。
虽然没去游行，同学们贴起大小字报倒是不甘人后，大家都发现鲁迅的文章在此时此刻无比地刻画了人民的心声，於是布告栏上扎满了匕首投枪，不少有心人拿着相机把他钟情的文章拍下来，不知道能不能等到六四平反的那天结集发表？
作为阳萎分子中的一员，我整天除了看看大字报，就猫在电视房里看电视(正好那时跟女朋友的关系处于崩溃的边缘)，并因此而无比鄙视那些还在准备G、T的同学们。看到绝食第四天的时候，布告栏上终於发出了“罢课”的呼声。罢课於我而言，本就是有实无名的事，但是，能够officially地罢课，好比是扯了结婚证，总胜于偷偷摸摸嘛。看到绝食第五天的时候，人大一位清秀的绝食MM倒下了，我也出离地愤怒了，奋力勃起，奋笔疾书：“醒醒吧，无耻的科大人”！趁黑bia(平声)在布告栏上。
(七)
第二天，我破例没有睡懒觉，一大早就往报栏那儿奔。远远一看，怎么没有我期待中的万人争睹的壮观场面啊？走近一瞧，TNND，一首打油歪诗正正好好把我的大字报遮得严严实实，居然有这么丧心病狂的家伙！可怜我的战斗檄文出师未捷身先死，从此湮没无人知，唉！
就这样罢休了？呵呵，那不符合我的性格啊。回宿舍的路上，我狠狠地深思熟虑了一把，啊呀，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在152楼的四楼走廊里，我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於是大家分头行动，我的任务是去系办公室要系旗，系里领导一听要如此这般这般，那得支持啊。等我得手后回到楼门口，好家伙，男男女女二十几口！两个箱子也糊好了。我们呼啸着出了侧门，上了1路车，直奔三孝口而去。
到了新华书店，我们进去掏出学生证，说明来意 -- 这般这般，那得支持啊！拖出两张桌子，用系旗作桌布，再把箱子放上、音响摆上，新华书店友情赞助《国际歌》磁带一盒，在低沉雄壮的歌声中，我们拉开了募捐的序幕。女生的作用在这时候就看出来了，情到酣处，我们可敬的女同学们纷纷泪如雨下，抱着陌生人哭作一团，闻者无不动容，莫不慷慨解囊。连我都面对观众“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此情此景啊！
一个下午，短短的五个小时，得善款5，632.50元，这可是我万万没料到的，要知道那时候城市里的平均工资只有200元左右，我们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也就60块钱。商量的结果是把5，000的整数寄给红十字会，剩下的留作路费 -- 我们要到北京去！我们要战斗在祖国的心脏！！我们不能眼睁睁地任凭历史从身边滑过。
(八)
年轻人做事，凭的就是一股子激情，而激情这玩意儿，来得急去得快，要不怎么总说要“趁热打铁”呢，要不怎么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呢。不管怎么着吧，我们一行十壮士，八男二女，外加几位送客，学校也没回，行李也没有，就带着募捐后的余勇和六百多块钱，我把那面系旗揣在裤子口袋里，径直到了火车站。
霍，那叫个“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到处是学生模样的亢奋面孔，旺盛精力一览无余，我们立马被闷骚的空气和嘈杂的人声所包围，搞得仅有的一点离愁别绪的小资情调都消散无踪。从车门已经没法上了，於是每个窗口都爬满了学生。我们如法炮制，等七手八脚地把十个人都弄到车厢里，每个人都累得气喘哈哈，主要是那两个女生特别难侍候，胖点不说，还这儿不能碰，那儿摸不得的，唉。
既然行李架上都是人，我们只好占据了厕所周围的地盘。把靠车门的最佳位置留给那两位女同学，可她们还不愿就座，目光瞟着我的下半身，搞得我心里一阵阵发毛，只好把系旗掏出来给她们铺好。好不容易各就各位，一看表，这发车的时间早过了呀？怎么回事？消息迅速从前面传来，说是有一帮学生因为上不了车，在车头前堵着，不让开车。我们无比愤怒，大声咒骂，倒不是我们不理解那些学生同志们的急于投身革命洪流的迫切心情，实在是因为这车再不开的话，我们非得活活闷死在这厕所里不可。
再过了一会儿，似乎那帮学生给安抚好了，可还是开不了车！车站广播里合肥姑娘甜甜地说：“各位旅客，由於本次列车严重超载，请不必要去北京的旅客们下车，或搭乘下一次列车”。人群顿时炸开了锅：
“我-操，老子好不容易上来，你叫老子再下去？”
“比这更严重的超员俺都见过，唬谁哪！”
“不让我们去北京？我们偏要去！”
终於，在骂声一片中，火车晃晃悠悠地开动了，我们也晃晃悠悠地睡着了。
(九)
一夜无话，甚至到了第二天白天，人们还是萎靡不振，浑浑噩噩。下午四点多钟，车过天津，大概是因为快到了，车厢里才恢复了生气，叽叽喳喳个不停。不时有铁路上的维修工向我们招手致意，并向我们竖起大拇指；也有抱着孩子倚门而立的农妇向我们默默注视，是无聊？是关切？我无从知晓，但这些人都知道我们所去为何，这一点是肯定的。於是，我们心中满溢着崇高。
到北京啦！同时到的还有好几趟车次，一下子全部涌出来，把站台、出口挤得水泄不通(这个词发明得真好)。等来等去，只等到七个同学。开始我还天真地认为他们是让首都的气势给震住了，找不到北了，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把北京给摸透了，可不象我还是北京处女行。他们有的去找老乡，有的女朋友在北京，有的干脆回了家。你说说看，这要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容易吗？
各个学校来的人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科大的有五六十个。到是到了，去哪里？当然是天安门广场！别的学校的同学们已经旌旗招展、整装待发，我们科大的同学却在为一件事争执不下：“打什么旗子”？原来，我们这一帮乌合之众，只有我们系和地球物理系带了系旗，却没有校旗。打任何一个系旗，别系的同学都有意见，怕抢了风头。你再说说看，这革命尚未成功，却为着一点莫须有的名分打得不可开交，都什么事儿啊？
折衷的结果是把我们生物系的旗子折一半，只露“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个字在前头，我和另一个同学高举着，溶入了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朝着心中的圣地，冒着记者的闪光灯，前进，前进，进。
(十)
干革命并不是想像中的那么奔波劳碌、枯燥乏味，时常也风光旖旎、花絮朵朵。我们敬爱的毛主席为我们作了最好的表率作用，比如他老人家在杨开慧为之入狱枪毙的紧急当口，用色相勾引了女土匪头子贺子珍，谱写了激情的革命篇章，并一举扭转了中国的历史。事后，毛主席以一首“我失娇杨君失柳”来表达了他的多情，更是倾倒MM无数。
所以，当我高举大旗的手臂觉得酸了，刚刚放下来休息，却被一双柔如无骨的小手紧紧握住了的时候，我恍然入梦，迷离地转过头去，看到的是一道脉脉的眼神。我们没有去问对方的姓名地址，就这样手牵着手，高呼着口号，犹如人流中的两条互相依恋的小鱼，向天安门游去。这样走了多久？什么时候分开的？我已经不记得了，可是那并不重要，不是吗？
说老实话，我只是在高中毕业时纷至沓来的招生简章上看到过那么多大学的标志，广场上的比那还多，鳞次栉比，一片校旗的海洋！我们眼花缭乱地找到科大的营地，旁边是阜阳师范学院的同学们。一打听，他们早在十五天前就在广场静坐了，大姑娘家的一个个神情恍惚、目光呆滞、蓬头垢面、衣冠不整，真叫人心痛不已，不由得暗吟潘词一句：“夜深人不寐，万般憔悴却为谁”？也就是咱中国人没什么味儿了，如果换了老外，这春夏之交，俩星期不洗澡，啧啧啧，比桃花瘴还凶啊！
刚坐下，还没把扑克拿出来，研究生院来人招呼去那里休整休整，那，就去吧。坐车到了玉泉路，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吃到韭菜合子，其味之鲜美无以复加，於是一口气吃了仨，从此情有独钟。大夥儿又洗了个澡。饱暖之后，果然出事了。
(十一)
话说我们洗漱完毕，抱着对广场上餐风露宿的同学们的一丝内疚，正要在研究生院的宿舍里躺下，忽然，外面有人咋咋呼呼地嚷：“军车！军队进京了”！我们从床上一跃而起，睡意全无，面面相觑：这事儿，闹大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号晚上十时许，二尾子李鹏刚宣布戒严不久，这么快我们的子弟兵就杀将进来了？不知当时怎么想的，只觉得无论如何得阻住军车前进的车轮，没有枪，没有炮，只有我们血肉筑起的长城！那种责无旁贷、肩负天下大任的感觉一下子抓紧了我们。第一次，我突然认真地想留一点什么在这世界上，至少给父母写个只言片语的吧，他们还不知道我的行踪呢。
想归想，但不知怎么就有人说来不及了，於是大伙儿呼啦啦地拥出院门，一长溜的绿色军车足足排了三站路，却没见到一个士兵。我们同去的七个人手拉手地围在最头上的那辆军车前，是在公主坟那儿。至今想来，这大概就叫“螳臂挡车”吧，真是不明所以。围观的市民很多，有一位掏出火柴想点烟，旁边马上有人阻止：“哥们，这是辆油罐车”。妈呀，原来我们竟然是如此地临危不惧！我心里长叹一声：“老婆，对不起了，我要和公主同穴了。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公主，长得够不够PP？”
堵了一阵子，我们也觉着没趣，跟个空车较什么劲儿啊？人家司机不来，我们堵到明天天亮不成？人群中有高人指点：“他们不是要到广场上吗？咱们都去那呵。真敢开枪咋地”？大家轰然相应，於是又踏上了去天安门的路。走了一半，实在是“双腿象灌了铅一样沉重”，不得不掏出分来的合肥百姓的血汗钱，和另一个同学叫了辆人力车，三轮的，后面是一块木板，供人坐。说好车费三块。刚骑了没两步，那壮汉居然嘤嘤地哭起来，一问之下，他哭得更厉害，哽咽着说：“我这是发的国难财哪”！
那么远的路，靠出卖苦力挣几个活命钱，却如此内疚，唉，我们中国的百姓啊！
(十二)
再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已是午夜时分，比起下午来，要安静许多。也没有很好的照明设施，四处暗暗的，惨白的月光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影子拉得很长。不少学生已经扛不住，和衣而眠了，好在已是五月末的天气，不再夜凉如水。虽然很疲惫，可是我睡不着。沿着广场走了两圈，踢踢地上的矿泉水瓶子，看看随风飘飞的纸屑，在天安门前的草地上坐坐，在金水桥的栏杆上靠靠。原本以为可以从忧国忧民的思绪中悟出点什么真理，后来却意识到这一切的一切都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哪次学生运动不是事倍功半？其实，能无功而返就算好了，最后弄成“一将功成万骨枯”里的一枯骨，为了什么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想到这里，忽然就很泄气。
早上五点多，回到科大的营地。这时，晨曦初露，广场上渐渐又热闹起来。看见俩老太太精神抖擞地蹬着三轮由远及近。一辆车上是一大桶热粥，另一车刚出锅的白面馒头，咸菜，还有碗筷。同学们呼啦一下围上去，津津有味地吃将起来。旁边阜阳师范的一位同学说，十几天了，这两位老人家天天来。她们慈祥地看着大夥儿吃完，再收拾好所有行头，径自去了。那一刻，我差点儿热泪满眶。多好的北京人民啊！这里要强调北京，而不是上海。上海也有半夜起来为人民服务的老太太，比如那些在美领馆门口给去办签证的人提供小板凳的。十块钱一张凳子，嘿嘿。后来虽然又白吃了她们三天稀饭馒头，还是忘了问她们是否有孙女了。
(十三)
太阳蓬勃而出，万道金光让世间的一切变得欣欣向荣，似乎不再那么丑恶扭曲，昨夜的军车记忆好像一下子遥远得不真实。广场上随处可见拍照留恋的同学们在骚首弄姿，那时最时兴的手势是“V”，据说是victory的意思(根本不是后来人们说的什么viagra)，於是广场四周的建筑前都留下了我“V”着的倩影，当然也不会错过那两辆具有历史意义的公交厕所车。这是两辆大型的公共汽车，两车厢的那种，中间是帆布连着的，很长。因为广场上人满为患，天安门城楼边上的那公厕又离得太远，不知是谁友情赞助了这俩公共汽车，一个权当男厕所，一个自然是女厕所。我只去过其中的一辆，里面放满了脸盆，脸盆里面。。。。。。当时我就在想，如果革命真的成功了，我可以领着小孙子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里指着车对他说：“爷爷当年在那里面尿过”，哈哈。
到了中午，我和另一个也没去过北京的苏州哥们一合计：咱不能白来首都一趟啊，这故宫啊，长城啊什么的，得去瞅瞅。据说故宫乘地铁可以到，地铁对我们来说也是个新事物，得，一并尝个鲜吧。一路打听着地铁站就去了。一位中年妇女给我们指了路后，又转身叫住我们，抓住我们的手，未语泪先流。接着，她抽泣着说了一番话，大意是我们学生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她却还得去上班，帮不上什么忙，非常抱歉和难过。这样直露的表白让我俩很是不知所措，直到她走远了看不见了，我们还是回不过味来。那两天碰到的事，让我深切地感到普通老百姓的真挚情感。或许有了大灾大难，人们的心才会贴得更近？
(十四)
到地铁站，却给铁栅栏挡住了，说是为支持学生，工人罢工了，准备第N次百万人大游行。不仅是地铁，公交车也罢开，去哪儿都得自力更生。嗨！你瞧这事儿闹腾的。大老远来一趟祖国的心脏，血液却流不动。我们总不能拦辆车让人带着去游山玩水吧？这心思一搁就十几年，到现在我还是没去过故宫、长城。
玩不成了，那吃点儿吧，早听说“啃的鸡”了，这辈子还没吃过洋饭哪！又一路打听着去了。到了地儿，我们一看那门脸，再互相打量一下对方，胡子拉喳，满身油渍，要不是长得还算儒雅，也就俩要饭的了，真不好意思踏进那个门！其实，我一直纳闷到如今，怎么这美国的垃圾一到了中国就成高档货？
当我饥困交迫地往广场上走着的时候，竟然睡着了。对，你没看错，是边走边睡。我那哥们也不行了，说要不我们拦辆车回玉泉路吧。说时迟，那时快，一辆跟广场上那俩厕所一模一样的大公交车慢悠悠地开过来了，我们往跟前一站，那司机很爽快：“罢工了，正回厂呢。玉泉路？上吧”。诺大的车厢里，只有我们俩人，一点没耽搁就睡过去了，那是真累啊！
等司机叫醒我们，睁开迷朦的双眼一看，霍，周围多了好几十个学生，那么大响动，我们愣没给吵醒！司机搓着手，特难为情：“经过广场的时候，一大帮子学生拦了我的车，要我开到昌平堵军车。这不，咱到了”。唉，那还有啥法子？下吧！
这一回是看到士兵了。一排排、一列列地盘腿坐在庄稼地里，戴着钢盔，抱着长枪。
(十五)
五月底的天气已经很热了，加上周围都是密不透风的青纱帐，大兵们一个个汗湿重
衣，不过，依我看，与其说是热得，不如说是为难得。此话怎讲？原来，每一个大
兵旁边都有一位老大妈/老大爷，在跟他们一对一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离我最近
的那位大妈紧拉着一个有着圆圆娃娃脸的大兵的衣角，以拉家常的方式开始了她的
循循善诱：
“伢子哪里人？”
“。。。。。。山西运城”，娃娃脸犹豫了一下，小声回答。
“俺老头子在那儿住过！当了几年兵了？”
“才一年半。”
“队伍上看不到电视吧？”
“有时能看到。”
“那你看到广场上学生绝食没？”
“。。。。。。”，大概是事先被关照过不能接这种碴，娃娃脸很尴尬，一条汗水
蜿蜒而下。
“作孽！真是作孽！年纪轻轻的，活活饿死那么多，都是大学生哪”！老人家夸了
点张，并把自己的老泪夸下来了，和着一把鼻涕，往身后就是一甩，再在鞋底上抹
了抹，接着揪住娃娃脸的衣角，换了个话题：
“你这枪里装了几发呀？”
“大娘，空的。”
“空的？你往天上打一枪试试？”
“。。。。。。”，娃娃脸大概没想到这老太太应对如此机智，更加诚惶诚恐了，
汗出如浆。
“伢啊，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回去吧，啊？”
旁边另一位紧迫盯人的老汉听到这话，来了灵感了，接口问他的“帮助对象”道：
“这进京的部队不单你们一拨吧？你敢担保都是听邓三发子(这是咋回事？是邓小平？
叫得还挺亲热)的？弄不好又来个军阀混战，你就是炮灰”！他越说越来劲，“咱看
到坦克了！坦克！袁大头、蒋光头、小日本、八国联军都没敢把坦克开进北京城！
我看他个狗-日的邓三发子敢”！唾沫横飞、双手叉腰，一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的架势，令人油然而生敬意。
还有比这更纯真无邪的老百姓吗？
(十六)
作为老百姓的一分子，我当然也是天真的，你想啊，南朝鲜的恶霸总统卢太愚面对
那么多的游行示威，从不敢真刀真枪地上，每次不过来点橡皮子弹、催泪瓦斯什么
的，对学生是抓了放，放了抓。敢对学生开枪的段祺瑞已经给咱“国魂”鲁爷的一
篇《纪念刘和珍君》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留下了千古骂名。要“不拿群众一针一
线”的、跟人民鱼水情深的子弟兵干血腥镇压学生的事，真的，在一九八九年五月
二十号下午，面对着士兵们幼稚的脸蛋儿和步枪上明晃晃的刺刀，我压根儿不相信
它会成为一种可能。
两天多没睡什么觉，又经历这么多起起伏伏，就是铁打的汉子也撑不住啊，更别提
原本就腰围清减、玉树临风的我了。在高粱地里呆了俩小时之后，终於拦到辆西城
区粮食局的车回到广场。
夕阳西下，沐浴在落日余辉中的我站在长安街上某个煎饼果子摊前，一口气吃了仨！
虽然很难吃(比韭菜合子差远了)。然后，倒在科大的营地里，连续三天长眠不起，
靠那两位老大妈提供的稀饭馒头度日。
那时候，广场上有关政府会铁腕镇压的谣言已经很盛了，夜里裹着北京市民捐的毛
毯，耳朵贴着地面，常听到地底下传来沉闷的“轰隆轰隆”的声音，据说是装甲运
兵车把军队都悄悄调进市中心来了，不知何时就会从四面八方把广场包围，来个瓮
中捉鳖，把我们一网打尽。广场上的高音喇叭反复播放所谓正确的舆论导向，向我
们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攻心战，妄图威逼利诱我革命青年。实际上，象我这样的，早
就因为觉得前途渺茫而丧失了昂扬斗志，不需要瓦解分化了，连美女计的滋味都不
可能尝到，唉。
离开广场的外地学生越来越多，旁边阜阳师范的同学们差不多走光了，科大这边也
剩不到二十人，还留着干嘛？当时，并不能预见到六四，所以也不是怕什么，是长
时间的身心疲惫拖垮了大部分的外地学生。
学生证就是车票，一路通行无阻。过蚌埠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是否下车回学校去，
再转念一想：“害！回去还不是逃课？回家”！敲开家门，老爷子只问了一句：
“去北京了”？知子莫若父啊。是夜，父子俩去小酒店大醉而归。
十四年过去了，关于六四的是是非非，那是见仁见智，唯往事历历在目，不敢或忘。
是为记，也算了却一桩心事。
好吧，就从86年的那次早泄说起。
(一)
86年的时候，作为低年级学生，我跟所有同学一样，还保留着高中时代的惯性，仿佛爹妈的眼睛还在背后盯着，整天背着书包往教学楼、图书馆跑，早上从不敢睡懒觉不说，上个课还煞有介事地用本书先占个位子，考试时根本没想到过作弊，偶尔看到个漂亮美眉(估计是外校来串门的)也是未语先羞。唉，一句话 -- 丝毫不懂得享受自由自在的大学生活，有诗为证：“至今思潘郎，不做文抄公”。
所以，当扑天盖地的大小字报贴满报栏的时候，我是后知后觉的，没有自发地投入到广泛的群众运动中去，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当时正忙於追第一任女朋友，崇高炽热的爱让我忘了周遭的一切，呵呵。但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记得那个冬夜，都十点钟了(那时候觉得很迟了)，我们刚拖着疲惫的身心上完组胚实验课，准备就寝，不远处学校大礼堂那边传来的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勾起了我们年幼的好奇心。
好不容易挤进去，好家伙，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台上，方励之在嚷嚷什么，我也听不清。忽然，大家都猛鼓起掌来，我一边跟着拍手，一边问旁边的哥们咋回事，他说方励之说了：“你们明天去游行，如果有什么事，除非他们把我这个校长撤了”【注】！多么掷地有声的话语！我被他彻底地温暖了，拍得更起劲儿了。你想想，方励之可是第一副校长啊，有这么大的官罩着，我们干啥不敢啊，对不对？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亢奋的人们作鸟兽散，大家热切地期盼着第二天太阳的升起。
【注】：后来证明是谣言。多人多次向我肯定方励之从最开始便是反对游行的。特在此还方校长一个清白。
(二)
果然是个艳阳天。第三、四节是英语课，才十一点半，就听到隔壁教室里此起彼伏敲饭盆的声音，这种逼老师下课的拙劣手法简直太过分！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的小老师於是也草草宣布dismiss。大家从二教一窝蜂地涌出来，这天却不是奔向食堂，而是朝着图书馆的方向。好在也不远，就去看看吧。
霍！图书馆门口已经聚着一堆了，我当时还想：“这些人，都不上课的吗”？可见老潘也是天真过的，呵呵。方励之站在台阶上，被几个唯恐天下不乱的活跃分子簇拥着。我这回挤得近了些，一听，怎么着？敢情这方校长是个胆小鬼啊，咋劝大家别走出校门啊？大概是昨晚回去想了想又怯场了吧。然而，革命的热情已成燎原之势，不游行发泄一下，群众能答应吗？手提喇叭很快换到那几个坏分子手里，左撩右拨，火上浇油，几下子把大家弄得犹如吃了春药，面红耳赤、燥热难耐(春药的作用是看书上写的，没吃过，也没让别人吃过，大家千万别误会)。方励之倒给晾在了一边，搓着手，一脸的无奈。按当时的情形看，事态的发展已出乎他的意料和掌控，完全是被赶上架的鸭子，事后则成了替罪的羊羔，可怜呀。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去游行，我还是夹杂在队伍中间，摇旗呐喊，出风头的事，我老潘焉能错失？可才游到一站路之遥的稻香村，我就游不动了 -- 还没吃中饭呐！反正也没人注意，我便游离出队伍，那天发现二食堂六毛钱的大排特别好吃。
(三)
后来是否又游行过，我年纪大记不得了。再后来的事，相信大家都知道：中共中央发布了87年的一号文件，撤销方励之的副校长职务，撤销管惟炎的校长职务，免去胡耀邦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直到那时，我才知道我们校长叫管惟炎，据说他被撤职是因为督导不力，私底下支持好友方励之；关于胡耀邦，我至今没搞懂他是怎么给牵扯上的，有可靠小道消息的给说说？
喉舌《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刊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类的文章，从一个侧面让我知道了那天为什么要去游行。可是，后来的一篇社论就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了，文章标题就是《剥下李淑娴的外衣》(真不是开玩笑，有心人可以找来看看)！李淑娴何许人也？方励之的老婆。剥下女士的外衣，意欲何为？！这么流氓的title，只有那帮子无耻的御用文人才能想得出、写得来。至於这么无所不用其极吗？
大概是八七年一月底的某一天吧，有探子来报：“管惟炎将于今晚离开科大”。怀着对失意英雄的崇敬，我们一行七八人连夜摸到教工宿舍楼群里管惟炎的家，普普通通的家，和一般的教师宿舍没有区别；管惟炎也是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模样，个头不高，平和亲切，正和太太收拾最后的行李。在门口，我们竟无语凝噎，纷纷递上学生证，请老校长签字。这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请人签名，难忘啊。从此一别，音讯全无，十好几年了，再没有听过管惟炎校长的消息，不知隐于何方仙山，潘郎在此遥祝他老人家安好【注】。
【注】：在贴出这部分的第二天，得知管惟炎校长已于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日因车祸去世。愿他安息。
(四)
党中央派出三员干将来代替管、方两位校长：滕藤(校长)、彭佩云(什么职务？)和刘吉(书记？)。这三位吧，不知是过於高高在上，还是过於夹着尾巴，要不就是因为我逃课逃得太凶，反正我在校期间是无缘一见，也没有感觉学校被加诸众多清规戒律，日子好似以前一样平常，一天天地过，大家都有“寄托”，对校领导高层的变动，我们作学生的并没有太往心里去。
现在想来，科大如今的衰败应始于八六学潮。管、方两位在职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科大人耳濡目染，宽松自由的校风蔚然盛行，让学子们心驰神往。想当年，生物系“一班四状元”，录取平均分傲视全国所有系科；可去年八月我回国看到科大第一次在江苏招不满第一志愿考生，心中之感慨非笔墨可以形容，只好当即吟诗一首以抒胸臆：
寥落古行宫，
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
闲坐说玄宗。
【评析】：这是一首抒发盛衰之感的诗。首句点明地点：古行宫，此处隐喻科大；二句暗示时间：红花盛开之夏季，高考发榜之际；三句介绍人物；白头宫女，遥指八十年代的老科大人；四句描绘动作：闲坐说玄宗 --- 管、方两位德高望重的校长。构筑了一幅完整动人的图画。当年花容月貌，娇姿艳质，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辗转落入宫中，曲高和寡，寂寞幽怨；如今青春消逝，红颜憔悴；闲坐无聊，只有谈论已往。此情此景，好不凄绝！
(五)
既然提到了改革和自由化，就不能不提温元凯。温当时是科大12系(应用化学？)的系主任，虽然他在南京大学求学期间便以学习成绩好而被树为标兵，绝代风华倾倒了无数佳人，但他更出名之处是作为一个改革派的吹鼓手，也正因为如此，他在不少老一辈科学家眼里是不务正业的典型，我曾经跟一位院士谈到温元凯，这位院士不屑一顾地说温一篇文章的东西可以写成一百篇！呵呵，可惜这位院士去年因剽窃别人的文章被人赃俱获(新语丝上有连篇累牍的揭露)，原来他自己是连一篇文章的东西都没有。
我陆陆续续在温元凯的量子化学试验室里呆过两年，记忆中的温教授温文尔雅，毕竟是上海男人嘛。言辞犀利，煽动性极强。学术上呢，应该说是很具前瞻性的，因为他当时研究的“计算机辅助蛋白质活性中心分析和药物设计”到现在也还是热门。生活上呢，好像当时他已经离婚，儿子在上海读书，一个人在合肥凑合。有时候去他家吃顿中饭，真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青菜干饭，只有一次有个王八汤稍微高级点儿。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书房四壁高至屋顶的巨大书柜，里面全是书，是真书，打开有字的那种，不是酒瓶子，呵呵。
温元凯比方励之要温和，或曰圆滑，这从他们二人今天的境况可以看出端倪：一个在北京办MBA班，永远是时代的弄潮儿；一个在美国当教授，隐姓埋名。孰是孰非？孰成孰败？超然？落寞？见仁见智，或许根本没有比的必要吧。
说着说着，历史的脚步踏入了一九八九年的春天。
(六)
八九年春天的科大，小艳疏香，莺莺燕燕(i wish)，丝毫没有学运的悲壮气氛，虽然电视上关于胡耀邦去世和学生绝食的报道连篇累牍，央视著名帅哥薛飞的胳膊上也带上了黑箍。那时候，中央台的新闻、评论比CNN、BBC的都更全面，更透彻，估计这在中共严厉的新闻管制史上是空前绝后了。北京学生们的下跪请愿、绝食绝水，头上扎着的白布条，天安门广场上凌乱的帐篷，憔悴行人的满脸悲戚愤懑，救护车匆匆的刺耳鸣叫，无一不让人触目惊心，触景伤情。
面对历时那么久、那么多的煽情(正因为客观，所以才更煽情)画面，我们科大的同学们为什么能做到坐怀不乱呢？我的观点是没有人挑头。学生运动嘛，如果没有别有用心之人煽风点火，靠的就是一股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热情。八六年那次学潮的出头鸟不知是被招了安，还是灰了心，要么就是我从未谋面的新校领导果真是深藏不露之高手，反正当合工大的学生都走向街头之后，科大仍自岿然不动，这柳下惠的功夫的确是到家了，呵呵。
虽然没去游行，同学们贴起大小字报倒是不甘人后，大家都发现鲁迅的文章在此时此刻无比地刻画了人民的心声，於是布告栏上扎满了匕首投枪，不少有心人拿着相机把他钟情的文章拍下来，不知道能不能等到六四平反的那天结集发表？
作为阳萎分子中的一员，我整天除了看看大字报，就猫在电视房里看电视(正好那时跟女朋友的关系处于崩溃的边缘)，并因此而无比鄙视那些还在准备G、T的同学们。看到绝食第四天的时候，布告栏上终於发出了“罢课”的呼声。罢课於我而言，本就是有实无名的事，但是，能够officially地罢课，好比是扯了结婚证，总胜于偷偷摸摸嘛。看到绝食第五天的时候，人大一位清秀的绝食MM倒下了，我也出离地愤怒了，奋力勃起，奋笔疾书：“醒醒吧，无耻的科大人”！趁黑bia(平声)在布告栏上。
(七)
第二天，我破例没有睡懒觉，一大早就往报栏那儿奔。远远一看，怎么没有我期待中的万人争睹的壮观场面啊？走近一瞧，TNND，一首打油歪诗正正好好把我的大字报遮得严严实实，居然有这么丧心病狂的家伙！可怜我的战斗檄文出师未捷身先死，从此湮没无人知，唉！
就这样罢休了？呵呵，那不符合我的性格啊。回宿舍的路上，我狠狠地深思熟虑了一把，啊呀，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在152楼的四楼走廊里，我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於是大家分头行动，我的任务是去系办公室要系旗，系里领导一听要如此这般这般，那得支持啊。等我得手后回到楼门口，好家伙，男男女女二十几口！两个箱子也糊好了。我们呼啸着出了侧门，上了1路车，直奔三孝口而去。
到了新华书店，我们进去掏出学生证，说明来意 -- 这般这般，那得支持啊！拖出两张桌子，用系旗作桌布，再把箱子放上、音响摆上，新华书店友情赞助《国际歌》磁带一盒，在低沉雄壮的歌声中，我们拉开了募捐的序幕。女生的作用在这时候就看出来了，情到酣处，我们可敬的女同学们纷纷泪如雨下，抱着陌生人哭作一团，闻者无不动容，莫不慷慨解囊。连我都面对观众“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此情此景啊！
一个下午，短短的五个小时，得善款5，632.50元，这可是我万万没料到的，要知道那时候城市里的平均工资只有200元左右，我们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也就60块钱。商量的结果是把5，000的整数寄给红十字会，剩下的留作路费 -- 我们要到北京去！我们要战斗在祖国的心脏！！我们不能眼睁睁地任凭历史从身边滑过。
(八)
年轻人做事，凭的就是一股子激情，而激情这玩意儿，来得急去得快，要不怎么总说要“趁热打铁”呢，要不怎么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呢。不管怎么着吧，我们一行十壮士，八男二女，外加几位送客，学校也没回，行李也没有，就带着募捐后的余勇和六百多块钱，我把那面系旗揣在裤子口袋里，径直到了火车站。
霍，那叫个“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到处是学生模样的亢奋面孔，旺盛精力一览无余，我们立马被闷骚的空气和嘈杂的人声所包围，搞得仅有的一点离愁别绪的小资情调都消散无踪。从车门已经没法上了，於是每个窗口都爬满了学生。我们如法炮制，等七手八脚地把十个人都弄到车厢里，每个人都累得气喘哈哈，主要是那两个女生特别难侍候，胖点不说，还这儿不能碰，那儿摸不得的，唉。
既然行李架上都是人，我们只好占据了厕所周围的地盘。把靠车门的最佳位置留给那两位女同学，可她们还不愿就座，目光瞟着我的下半身，搞得我心里一阵阵发毛，只好把系旗掏出来给她们铺好。好不容易各就各位，一看表，这发车的时间早过了呀？怎么回事？消息迅速从前面传来，说是有一帮学生因为上不了车，在车头前堵着，不让开车。我们无比愤怒，大声咒骂，倒不是我们不理解那些学生同志们的急于投身革命洪流的迫切心情，实在是因为这车再不开的话，我们非得活活闷死在这厕所里不可。
再过了一会儿，似乎那帮学生给安抚好了，可还是开不了车！车站广播里合肥姑娘甜甜地说：“各位旅客，由於本次列车严重超载，请不必要去北京的旅客们下车，或搭乘下一次列车”。人群顿时炸开了锅：
“我-操，老子好不容易上来，你叫老子再下去？”
“比这更严重的超员俺都见过，唬谁哪！”
“不让我们去北京？我们偏要去！”
终於，在骂声一片中，火车晃晃悠悠地开动了，我们也晃晃悠悠地睡着了。
(九)
一夜无话，甚至到了第二天白天，人们还是萎靡不振，浑浑噩噩。下午四点多钟，车过天津，大概是因为快到了，车厢里才恢复了生气，叽叽喳喳个不停。不时有铁路上的维修工向我们招手致意，并向我们竖起大拇指；也有抱着孩子倚门而立的农妇向我们默默注视，是无聊？是关切？我无从知晓，但这些人都知道我们所去为何，这一点是肯定的。於是，我们心中满溢着崇高。
到北京啦！同时到的还有好几趟车次，一下子全部涌出来，把站台、出口挤得水泄不通(这个词发明得真好)。等来等去，只等到七个同学。开始我还天真地认为他们是让首都的气势给震住了，找不到北了，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把北京给摸透了，可不象我还是北京处女行。他们有的去找老乡，有的女朋友在北京，有的干脆回了家。你说说看，这要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容易吗？
各个学校来的人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科大的有五六十个。到是到了，去哪里？当然是天安门广场！别的学校的同学们已经旌旗招展、整装待发，我们科大的同学却在为一件事争执不下：“打什么旗子”？原来，我们这一帮乌合之众，只有我们系和地球物理系带了系旗，却没有校旗。打任何一个系旗，别系的同学都有意见，怕抢了风头。你再说说看，这革命尚未成功，却为着一点莫须有的名分打得不可开交，都什么事儿啊？
折衷的结果是把我们生物系的旗子折一半，只露“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个字在前头，我和另一个同学高举着，溶入了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朝着心中的圣地，冒着记者的闪光灯，前进，前进，进。
(十)
干革命并不是想像中的那么奔波劳碌、枯燥乏味，时常也风光旖旎、花絮朵朵。我们敬爱的毛主席为我们作了最好的表率作用，比如他老人家在杨开慧为之入狱枪毙的紧急当口，用色相勾引了女土匪头子贺子珍，谱写了激情的革命篇章，并一举扭转了中国的历史。事后，毛主席以一首“我失娇杨君失柳”来表达了他的多情，更是倾倒MM无数。
所以，当我高举大旗的手臂觉得酸了，刚刚放下来休息，却被一双柔如无骨的小手紧紧握住了的时候，我恍然入梦，迷离地转过头去，看到的是一道脉脉的眼神。我们没有去问对方的姓名地址，就这样手牵着手，高呼着口号，犹如人流中的两条互相依恋的小鱼，向天安门游去。这样走了多久？什么时候分开的？我已经不记得了，可是那并不重要，不是吗？
说老实话，我只是在高中毕业时纷至沓来的招生简章上看到过那么多大学的标志，广场上的比那还多，鳞次栉比，一片校旗的海洋！我们眼花缭乱地找到科大的营地，旁边是阜阳师范学院的同学们。一打听，他们早在十五天前就在广场静坐了，大姑娘家的一个个神情恍惚、目光呆滞、蓬头垢面、衣冠不整，真叫人心痛不已，不由得暗吟潘词一句：“夜深人不寐，万般憔悴却为谁”？也就是咱中国人没什么味儿了，如果换了老外，这春夏之交，俩星期不洗澡，啧啧啧，比桃花瘴还凶啊！
刚坐下，还没把扑克拿出来，研究生院来人招呼去那里休整休整，那，就去吧。坐车到了玉泉路，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吃到韭菜合子，其味之鲜美无以复加，於是一口气吃了仨，从此情有独钟。大夥儿又洗了个澡。饱暖之后，果然出事了。
(十一)
话说我们洗漱完毕，抱着对广场上餐风露宿的同学们的一丝内疚，正要在研究生院的宿舍里躺下，忽然，外面有人咋咋呼呼地嚷：“军车！军队进京了”！我们从床上一跃而起，睡意全无，面面相觑：这事儿，闹大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号晚上十时许，二尾子李鹏刚宣布戒严不久，这么快我们的子弟兵就杀将进来了？不知当时怎么想的，只觉得无论如何得阻住军车前进的车轮，没有枪，没有炮，只有我们血肉筑起的长城！那种责无旁贷、肩负天下大任的感觉一下子抓紧了我们。第一次，我突然认真地想留一点什么在这世界上，至少给父母写个只言片语的吧，他们还不知道我的行踪呢。
想归想，但不知怎么就有人说来不及了，於是大伙儿呼啦啦地拥出院门，一长溜的绿色军车足足排了三站路，却没见到一个士兵。我们同去的七个人手拉手地围在最头上的那辆军车前，是在公主坟那儿。至今想来，这大概就叫“螳臂挡车”吧，真是不明所以。围观的市民很多，有一位掏出火柴想点烟，旁边马上有人阻止：“哥们，这是辆油罐车”。妈呀，原来我们竟然是如此地临危不惧！我心里长叹一声：“老婆，对不起了，我要和公主同穴了。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公主，长得够不够PP？”
堵了一阵子，我们也觉着没趣，跟个空车较什么劲儿啊？人家司机不来，我们堵到明天天亮不成？人群中有高人指点：“他们不是要到广场上吗？咱们都去那呵。真敢开枪咋地”？大家轰然相应，於是又踏上了去天安门的路。走了一半，实在是“双腿象灌了铅一样沉重”，不得不掏出分来的合肥百姓的血汗钱，和另一个同学叫了辆人力车，三轮的，后面是一块木板，供人坐。说好车费三块。刚骑了没两步，那壮汉居然嘤嘤地哭起来，一问之下，他哭得更厉害，哽咽着说：“我这是发的国难财哪”！
那么远的路，靠出卖苦力挣几个活命钱，却如此内疚，唉，我们中国的百姓啊！
(十二)
再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已是午夜时分，比起下午来，要安静许多。也没有很好的照明设施，四处暗暗的，惨白的月光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影子拉得很长。不少学生已经扛不住，和衣而眠了，好在已是五月末的天气，不再夜凉如水。虽然很疲惫，可是我睡不着。沿着广场走了两圈，踢踢地上的矿泉水瓶子，看看随风飘飞的纸屑，在天安门前的草地上坐坐，在金水桥的栏杆上靠靠。原本以为可以从忧国忧民的思绪中悟出点什么真理，后来却意识到这一切的一切都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哪次学生运动不是事倍功半？其实，能无功而返就算好了，最后弄成“一将功成万骨枯”里的一枯骨，为了什么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想到这里，忽然就很泄气。
早上五点多，回到科大的营地。这时，晨曦初露，广场上渐渐又热闹起来。看见俩老太太精神抖擞地蹬着三轮由远及近。一辆车上是一大桶热粥，另一车刚出锅的白面馒头，咸菜，还有碗筷。同学们呼啦一下围上去，津津有味地吃将起来。旁边阜阳师范的一位同学说，十几天了，这两位老人家天天来。她们慈祥地看着大夥儿吃完，再收拾好所有行头，径自去了。那一刻，我差点儿热泪满眶。多好的北京人民啊！这里要强调北京，而不是上海。上海也有半夜起来为人民服务的老太太，比如那些在美领馆门口给去办签证的人提供小板凳的。十块钱一张凳子，嘿嘿。后来虽然又白吃了她们三天稀饭馒头，还是忘了问她们是否有孙女了。
(十三)
太阳蓬勃而出，万道金光让世间的一切变得欣欣向荣，似乎不再那么丑恶扭曲，昨夜的军车记忆好像一下子遥远得不真实。广场上随处可见拍照留恋的同学们在骚首弄姿，那时最时兴的手势是“V”，据说是victory的意思(根本不是后来人们说的什么viagra)，於是广场四周的建筑前都留下了我“V”着的倩影，当然也不会错过那两辆具有历史意义的公交厕所车。这是两辆大型的公共汽车，两车厢的那种，中间是帆布连着的，很长。因为广场上人满为患，天安门城楼边上的那公厕又离得太远，不知是谁友情赞助了这俩公共汽车，一个权当男厕所，一个自然是女厕所。我只去过其中的一辆，里面放满了脸盆，脸盆里面。。。。。。当时我就在想，如果革命真的成功了，我可以领着小孙子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里指着车对他说：“爷爷当年在那里面尿过”，哈哈。
到了中午，我和另一个也没去过北京的苏州哥们一合计：咱不能白来首都一趟啊，这故宫啊，长城啊什么的，得去瞅瞅。据说故宫乘地铁可以到，地铁对我们来说也是个新事物，得，一并尝个鲜吧。一路打听着地铁站就去了。一位中年妇女给我们指了路后，又转身叫住我们，抓住我们的手，未语泪先流。接着，她抽泣着说了一番话，大意是我们学生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她却还得去上班，帮不上什么忙，非常抱歉和难过。这样直露的表白让我俩很是不知所措，直到她走远了看不见了，我们还是回不过味来。那两天碰到的事，让我深切地感到普通老百姓的真挚情感。或许有了大灾大难，人们的心才会贴得更近？
(十四)
到地铁站，却给铁栅栏挡住了，说是为支持学生，工人罢工了，准备第N次百万人大游行。不仅是地铁，公交车也罢开，去哪儿都得自力更生。嗨！你瞧这事儿闹腾的。大老远来一趟祖国的心脏，血液却流不动。我们总不能拦辆车让人带着去游山玩水吧？这心思一搁就十几年，到现在我还是没去过故宫、长城。
玩不成了，那吃点儿吧，早听说“啃的鸡”了，这辈子还没吃过洋饭哪！又一路打听着去了。到了地儿，我们一看那门脸，再互相打量一下对方，胡子拉喳，满身油渍，要不是长得还算儒雅，也就俩要饭的了，真不好意思踏进那个门！其实，我一直纳闷到如今，怎么这美国的垃圾一到了中国就成高档货？
当我饥困交迫地往广场上走着的时候，竟然睡着了。对，你没看错，是边走边睡。我那哥们也不行了，说要不我们拦辆车回玉泉路吧。说时迟，那时快，一辆跟广场上那俩厕所一模一样的大公交车慢悠悠地开过来了，我们往跟前一站，那司机很爽快：“罢工了，正回厂呢。玉泉路？上吧”。诺大的车厢里，只有我们俩人，一点没耽搁就睡过去了，那是真累啊！
等司机叫醒我们，睁开迷朦的双眼一看，霍，周围多了好几十个学生，那么大响动，我们愣没给吵醒！司机搓着手，特难为情：“经过广场的时候，一大帮子学生拦了我的车，要我开到昌平堵军车。这不，咱到了”。唉，那还有啥法子？下吧！
这一回是看到士兵了。一排排、一列列地盘腿坐在庄稼地里，戴着钢盔，抱着长枪。
(十五)
五月底的天气已经很热了，加上周围都是密不透风的青纱帐，大兵们一个个汗湿重
衣，不过，依我看，与其说是热得，不如说是为难得。此话怎讲？原来，每一个大
兵旁边都有一位老大妈/老大爷，在跟他们一对一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离我最近
的那位大妈紧拉着一个有着圆圆娃娃脸的大兵的衣角，以拉家常的方式开始了她的
循循善诱：
“伢子哪里人？”
“。。。。。。山西运城”，娃娃脸犹豫了一下，小声回答。
“俺老头子在那儿住过！当了几年兵了？”
“才一年半。”
“队伍上看不到电视吧？”
“有时能看到。”
“那你看到广场上学生绝食没？”
“。。。。。。”，大概是事先被关照过不能接这种碴，娃娃脸很尴尬，一条汗水
蜿蜒而下。
“作孽！真是作孽！年纪轻轻的，活活饿死那么多，都是大学生哪”！老人家夸了
点张，并把自己的老泪夸下来了，和着一把鼻涕，往身后就是一甩，再在鞋底上抹
了抹，接着揪住娃娃脸的衣角，换了个话题：
“你这枪里装了几发呀？”
“大娘，空的。”
“空的？你往天上打一枪试试？”
“。。。。。。”，娃娃脸大概没想到这老太太应对如此机智，更加诚惶诚恐了，
汗出如浆。
“伢啊，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回去吧，啊？”
旁边另一位紧迫盯人的老汉听到这话，来了灵感了，接口问他的“帮助对象”道：
“这进京的部队不单你们一拨吧？你敢担保都是听邓三发子(这是咋回事？是邓小平？
叫得还挺亲热)的？弄不好又来个军阀混战，你就是炮灰”！他越说越来劲，“咱看
到坦克了！坦克！袁大头、蒋光头、小日本、八国联军都没敢把坦克开进北京城！
我看他个狗-日的邓三发子敢”！唾沫横飞、双手叉腰，一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的架势，令人油然而生敬意。
还有比这更纯真无邪的老百姓吗？
(十六)
作为老百姓的一分子，我当然也是天真的，你想啊，南朝鲜的恶霸总统卢太愚面对
那么多的游行示威，从不敢真刀真枪地上，每次不过来点橡皮子弹、催泪瓦斯什么
的，对学生是抓了放，放了抓。敢对学生开枪的段祺瑞已经给咱“国魂”鲁爷的一
篇《纪念刘和珍君》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留下了千古骂名。要“不拿群众一针一
线”的、跟人民鱼水情深的子弟兵干血腥镇压学生的事，真的，在一九八九年五月
二十号下午，面对着士兵们幼稚的脸蛋儿和步枪上明晃晃的刺刀，我压根儿不相信
它会成为一种可能。
两天多没睡什么觉，又经历这么多起起伏伏，就是铁打的汉子也撑不住啊，更别提
原本就腰围清减、玉树临风的我了。在高粱地里呆了俩小时之后，终於拦到辆西城
区粮食局的车回到广场。
夕阳西下，沐浴在落日余辉中的我站在长安街上某个煎饼果子摊前，一口气吃了仨！
虽然很难吃(比韭菜合子差远了)。然后，倒在科大的营地里，连续三天长眠不起，
靠那两位老大妈提供的稀饭馒头度日。
那时候，广场上有关政府会铁腕镇压的谣言已经很盛了，夜里裹着北京市民捐的毛
毯，耳朵贴着地面，常听到地底下传来沉闷的“轰隆轰隆”的声音，据说是装甲运
兵车把军队都悄悄调进市中心来了，不知何时就会从四面八方把广场包围，来个瓮
中捉鳖，把我们一网打尽。广场上的高音喇叭反复播放所谓正确的舆论导向，向我
们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攻心战，妄图威逼利诱我革命青年。实际上，象我这样的，早
就因为觉得前途渺茫而丧失了昂扬斗志，不需要瓦解分化了，连美女计的滋味都不
可能尝到，唉。
离开广场的外地学生越来越多，旁边阜阳师范的同学们差不多走光了，科大这边也
剩不到二十人，还留着干嘛？当时，并不能预见到六四，所以也不是怕什么，是长
时间的身心疲惫拖垮了大部分的外地学生。
学生证就是车票，一路通行无阻。过蚌埠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是否下车回学校去，
再转念一想：“害！回去还不是逃课？回家”！敲开家门，老爷子只问了一句：
“去北京了”？知子莫若父啊。是夜，父子俩去小酒店大醉而归。
十四年过去了，关于六四的是是非非，那是见仁见智，唯往事历历在目，不敢或忘。
是为记，也算了却一桩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