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大汉子 面队中国历史上最残暴的政权--略说八九的两点教训
从大的方面说，我看八九民运至少有两点教训值得记取。
第一，49年中共建政以后的历史证明，中共政权是中国历史上最残暴，最无人性的野蛮政权。这一点，包括天安门一代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大概很少有人否认。奇怪的是，当时居然有那么多人相信并断言，中共不敢或不至于对徒手进行和平抗议的学生和市民开枪；5月15日发表的知识分子宣言甚至搬出了老毛那条著名的语录，即“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似乎喊出了这条“最高指示”，就如同找到了足以吓阻老邓动武的“尚方宝剑”。在这种幼稚而愚蠢的舆论的导引下，六四前，绝大多数学生和市民几乎完全丧失了对已经迫在眉睫的危机和悲剧所应有的警惕和戒心，以至6月3日凌晨戒严部队已经开始在长安街开枪杀人了，许多人还以为解放军在跟他们玩“橡皮子弹”游戏！
事实上，早在4月25日，老邓已经扬言“不怕流血”，明显露出了杀机。老邓这个讲话，在第二天便传达到中央机关和北京市各部门。我相信，当时的学生领袖和参与运动的许多知识分子，对老邓这个讲话都是知情的。问题是：他们当中的头面人物，几乎没有人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实，当时也不是没有人提醒过他们。但在当时那种群情亢奋的气氛下，所有这类提醒不但统统被当作耳旁风，甚至会被看作思想保守，立场不够坚定的表现。在他们心目中，好象当时那些已奉命兵临城下的解放军，全都是“吃素”的。据我观察，这种押宝于中共当局“仁慈”，因而不敢开枪杀人的观念，才是导致当时大批学生坚守广场，以至最后遭遇流血悲剧的真正的普遍的社会心理根源。
第二，以保持学运和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为口号，拒绝与党内改革派合作，成为当时学运占主流地位的策略原则。现在看来，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这种幼稚病，其根源可能主要有二：
第一，片面地理解和错误地照搬东欧异议运动的经验和俄国以及西方知识分子独立性的观念，以为在中国大陆那种完全不同于俄国东欧，更不同于西方世界的政治生态下，知识分子也可以单枪匹马地干出一番政治事业，并取得胜利。
第二，中共一直宣扬，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乃是他们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策略原则之一。对于缺乏实际政治磨练和理论准备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当大规模自发的群众政治运动的高潮突然到来之际，自觉或不自觉地吸取中共这种成功的历史经验，几乎难以避免。只不过，这里有一种不容忽略的实质性区别，那就是：中共当初不仅有枪杆子，有根据地，而且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而89年的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却一点也不具备赖以独立进行长期政治斗争的任何条件。
回首八九民运和六四悲剧，除了对当时那些知名和不知名的死难者心存悼念，对死难者家属寄予同情而外，对于所有活着的中国人来说，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牢记那场运动的历史教训。只有这样，或许才可能真正认清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由此所决定的在中国争取法治，自由和民主所遭遇的特殊困难，从而尽可能避免六四悲剧的重演。
海纳百川 (http://www.hjclub.com)
从大的方面说，我看八九民运至少有两点教训值得记取。
第一，49年中共建政以后的历史证明，中共政权是中国历史上最残暴，最无人性的野蛮政权。这一点，包括天安门一代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大概很少有人否认。奇怪的是，当时居然有那么多人相信并断言，中共不敢或不至于对徒手进行和平抗议的学生和市民开枪；5月15日发表的知识分子宣言甚至搬出了老毛那条著名的语录，即“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似乎喊出了这条“最高指示”，就如同找到了足以吓阻老邓动武的“尚方宝剑”。在这种幼稚而愚蠢的舆论的导引下，六四前，绝大多数学生和市民几乎完全丧失了对已经迫在眉睫的危机和悲剧所应有的警惕和戒心，以至6月3日凌晨戒严部队已经开始在长安街开枪杀人了，许多人还以为解放军在跟他们玩“橡皮子弹”游戏！
事实上，早在4月25日，老邓已经扬言“不怕流血”，明显露出了杀机。老邓这个讲话，在第二天便传达到中央机关和北京市各部门。我相信，当时的学生领袖和参与运动的许多知识分子，对老邓这个讲话都是知情的。问题是：他们当中的头面人物，几乎没有人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实，当时也不是没有人提醒过他们。但在当时那种群情亢奋的气氛下，所有这类提醒不但统统被当作耳旁风，甚至会被看作思想保守，立场不够坚定的表现。在他们心目中，好象当时那些已奉命兵临城下的解放军，全都是“吃素”的。据我观察，这种押宝于中共当局“仁慈”，因而不敢开枪杀人的观念，才是导致当时大批学生坚守广场，以至最后遭遇流血悲剧的真正的普遍的社会心理根源。
第二，以保持学运和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为口号，拒绝与党内改革派合作，成为当时学运占主流地位的策略原则。现在看来，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这种幼稚病，其根源可能主要有二：
第一，片面地理解和错误地照搬东欧异议运动的经验和俄国以及西方知识分子独立性的观念，以为在中国大陆那种完全不同于俄国东欧，更不同于西方世界的政治生态下，知识分子也可以单枪匹马地干出一番政治事业，并取得胜利。
第二，中共一直宣扬，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乃是他们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策略原则之一。对于缺乏实际政治磨练和理论准备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当大规模自发的群众政治运动的高潮突然到来之际，自觉或不自觉地吸取中共这种成功的历史经验，几乎难以避免。只不过，这里有一种不容忽略的实质性区别，那就是：中共当初不仅有枪杆子，有根据地，而且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而89年的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却一点也不具备赖以独立进行长期政治斗争的任何条件。
回首八九民运和六四悲剧，除了对当时那些知名和不知名的死难者心存悼念，对死难者家属寄予同情而外，对于所有活着的中国人来说，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牢记那场运动的历史教训。只有这样，或许才可能真正认清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由此所决定的在中国争取法治，自由和民主所遭遇的特殊困难，从而尽可能避免六四悲剧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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