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成朴 JT:于“六．四”十年所感
于“六．四”十年所感
随 心
十年以前，当我参与“六．四”的时候，还是一个受着大学生身份保护的青少年。
十年以后，我在国外过着幸运的生活，而那些支持过我们反腐败的中国普通老百姓
仍在国内－－如今与“六．四”前相比更加黑暗、腐败、窒息和开始充满饥饿感的
国内－－谋着生活。对此，我的心里一直是有愧的；另一面，也觉得自己对祖国的
血一天天地冷下来。
这里我要谈一下我对几个问题的看法。
一、“六・四”需不需要平反
讲到平反，我们中国人最熟悉。建国三十年来造成的所有政治案件，从镇压反革命
、三反五反、朝鲜战俘……、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两个凡是、除了个别情况或是
受害者绝了户，都在八十年代被平反了。被平反的人对党感恩流涕，死者的家属领
取几年的补发工资，昔日靠迫害人爬上来的领导同志一本正经地赞美被迫害的人。
所以我一直觉得平反的潜台词便是“母亲打了孩子”。经验教训呢？除了“极左路
线”、“四人帮”而外，不过便是“母亲误解了孩子”。说了半天，党和政府仍是
更大更加重要的受害者，平反仍然是党和政府对人民的恩惠。与此相比，受害者个
人的那一点“委屈”，就象一粒老鼠屎那般无足轻重。
一个人的看法，是由他的经历行成的。作为一个北京的大学生，我感到在中国参加
“六・四”其实是我们的学生特权。许多事情，学生带头干，无罪只是“受蒙蔽”
；市民跟着去干，便是颠覆政府叛变国家的重罪。青岛的一个个体户免费给参加游
行的学生供饭并跟着学生喊“打倒李鹏”便被判了十几年弄得家破人亡；掩护绝食
总指挥逃跑的多人判得远比绝食总指挥本人重得多；学生们拦军车扎车胎号召“誓
死保卫”无事，而在北京非学生跟着别人烧了一辆以上已被废弃了的军车便是死罪
。政府对学生讲政策，首先肯定学生的“受了坏人蒙蔽”的“爱国热情”，其次违
法不纠；对于少数学生领袖乃至幕后的黑手逮捕要有通缉令，判刑着轻，事后送出
国，至少把你当个人物；而对“社会上”的老百姓，政府在街上用坦克压机枪扫、
抓进来毒打速毙便成了。一脉相承文化大革命，迫害一个大人物要立案，打死一个
小人物如捏死一个苍蝇，立案的结局一般要比不立案好得多。昔日知识分子受了迫
害，还有党和政府来平反；农民饿死了几千万苦透了几代人，又有几个参与其事的
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检讨过自己。八十年代打开报纸，人人都是受害者。九十年代拍
历史记录片，从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直到清朝的几个皇帝，各个都是中国人
民的大救星。令再次我感到中国老百姓在中国的地位仍然是零。首长们犯了错误，
最多也就是“受了蒙蔽、经验不足”，这对一方的中国老百姓几代可是“身家性命
”的事啊！所以，我觉得：什么时候中国真正实现了“学生犯法、与民同罪”，中
国的法治才有一丁点儿希望；什么时候中国开始谈害人而不仅仅是受害，中国的未
来才有希望。
所以按照中国的国情，政府对学生，的确是“母亲打了孩子”；政府对老百姓，的
确是地道的“法西斯主义的阶级迫害”，至少也是知法犯法（包括当时中国的宪法
、刑法、诉讼法等一切法律）。我对昔日的学生领袖们要求政府平反一点也不奇怪
，但我不认为他们有代表“六・四”受害者的权力，因为他们所受待遇与普通老百
姓在“六・四”中受害的性质截然不同。多数学生甚至不是政府贪污腐败的直接受
害者，反而是那个制度中的特选阶级；我所知的在国外的以学生身份参加过“六・
四”的人也早已认同了政府在“六・四”中的所作所为，并已经认识到腐败是国家
发展的必要条件。以此，昔日的学生领袖们又怎能要求为那些死者伤者平反呢？别
人苦难中流的血和受的罪，怎么能由受到优待的你们来代表要求平反呢？圣经上也
说：“你不能用牛的奶来煮牛的肉。”
“六・四”时血腥的那一幕，我是亲眼见到了。不过今天谈这些又有什么用？上千
名老百姓的血，换来的又将是一次“平反”－－如果党和政府这次足够开明愿意开
恩并且认为条件已经适合的话。何况，“六・四”的起因反腐败，已经在今天的党
国失去了正义性。中国的大救星，又是江总书记或是朱总理。我们中国人已经很长
久地不把血腥当血腥了。
但我要求的仍然是是：政府应对老百姓为它在“六・四”中的所作所为，认罪和请
求宽恕。
二、政府应不应认罪
讲到认罪和请求宽恕，我们中国人也不陌生。我们不是天天要求日本政府对日本在
第二次世界中对中国的战争罪行道歉吗？我的问题是，中国政府能不能和应不应对
自己的中国人民道歉并请求宽恕。
我在美国，遇到过不少从柬埔寨、老倭和越南逃难来的华侨。这三国的“社会主义
经济改造”，可是在中国政府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三国富人中
华侨较多。在国内看过七十年代末出的一本党国周总理的赞美录，其中讲到在国际
关系上周总理是如何坚持原则：在越南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期间，由于资本家
中华侨较多，并一直无私地帮助着他们的母国中国；某些越南同志有顾虑；周总理
愉快地告诉他们，中国共产党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政党，而不是华侨资本家的党，
并要他们放手大干；由此，华侨在印支经营了几百年的家业被连根拔起，无数华侨
家庭被消灭掉－－请问他们的母国中国想过向他们道歉吗？我看越南同志也冤枉，
“社会主义经济改造”是中国同志的点子，国际风云一变，几年以后却为此挨了打
；而搞得更邪的柬埔寨同志却没事（至今仍受着中国同志的包辟）。不仅如此，中
国收回香港的一大争执，便是要港英当局全部遣返在港难民营里的“越南人”，不
愿回归后再背包袱，可这些“越南人”绝大多数都是被越南“社会主义经济改造”
赶到大洋里自生自灭的华侨，许多还有大陆华侨垦场发的登记证，因受不了等同知
青老改犯的待遇才跑到祖国的香港去。我想没有什么比摊上中国做母国的华侨更不
幸的。
也许，“嫁出去的儿女泼出去的水”，党和政府本来就对华侨没有责任，只有要钱
的义务。对中国人民自己如何呢？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对“文化大革命”等历
史问题的决议中，从来就是最大的受害者。这样，老百姓按理就不能再到党和政府
面前讨个公道，别人比你还理直气状还苦，只能要求党和政府的可怜与同情。昔日
迫害人的是那个政治集团，今天那个政治集团会哭得比昔日的受害者们还悲惨。这
样，做中国老百姓的是永远找不着苦主的。
中国的历史是一笔糊涂账。死在自己同胞手上的中国人不仅人数多，死得惨，而且
死得不明不白。肃反死了多少人是一笔糊涂账，大越进死了多少人是一笔糊涂账，
“六・四”打死多少仍然是一笔糊涂账。侥幸不死的也被自己同胞尽量地压榨坑骗
：当官的腐败是好的，党和政府的阶级压迫是好的，别人借着爱国的名抢你的东西
是好的，无声无吸地忍耐是好的，而做人认真却是不好的，要讨公道更是不好的。
“六・四”以后再在国内当百姓，我常有一种被反复轮奸过的感觉、和给中国自己
政府当亡国奴的感觉－－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我们的百姓。我因在“四・二
七”以前感到北大的学生乱募捐，而主动替“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到校外找人印募
捐卡。我从电线杆上的广告找了几家才找到一对农村十几岁的姐妹愿印，她们两人
的所有便是一架印卡机、一套炉具和一副铺版。我先傻瓜一样地动员她们“民主”
的好处，姐妹俩对离开农村的家似乎有难言之隐，正攒钱接她们的有病的老父亲，
对于她们所谋生的城市，她们唯一的愿望便是居委会不要可着人乱涨房钱。她们只
收了印卡的工本费，并利用她们攒的各种边角余料多印了几百张。她们并不是不知
道危险，我去接卡时，她们的窗户上还蒙着被子－－她们只敢连夜偷偷印。我那时
太不知轻重了，接卡时天蒙蒙亮在小脚侦缉队的眼皮底下迈进她们的跨院，以为这
样才显得没有事。“六・四”以后，我听了太多的居委会老头老太无情地揭发外地
人的事，和平常人落网以后的悲惨处境，很怕我的轻率毁了她们今后的活路和人生
。“六・四”以后，在那样的环境里，我不敢去找她们，怕我的出现会给她们带来
更大的麻烦，也自私地怕我会去自投罗网。那时，许多事在校园里不怎么查，在社
会上却是逼得很紧，各个案子被落实到各个派出所。她们那样的老百姓，是那个社
会中真正无依无靠的弱者；而我，却是个有“学生豁免权”的准国家干部。从这个
意义上讲，“六・四”中讲的“民主”，其实是一场贵族的运动。“六・四”以后
，我突然明白了，这个党和政府，不再是“我们的”。而中国大多数老百姓，压根
就没有这样奢望过。
已经“平反”过的苦难，中国老百姓便认了吧。可是还没有“平反”过的“六・四
”纠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多人死了，有没有一个说法呢？中国军队打死中国老
百姓，是不是执行任务的必须呢？我在六部口，亲眼见到当军队冲过来，老百姓马
上让开了长安街主路，站在横穿的马路里喊口号。老百姓喊几句，军队就朝人群扫
射一阵子，直到天快亮。被打中的人被别人捂着架着，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被推向
医院，鲜血一滴滴地洒在路上，那条宽宽的大路上尽是一条条这样的血路，我亲眼
看到的这样的伤者大概就有三百人。我很怀疑有几个伤者能存活下来，因为受脑伤
和胸腹伤的伤者居多，而且军队用的是炸子，连钢筋水泥的交通墩都被射穿打烂。
而我们的医院刚刚接到不救治百姓的命令，是可敬的医疗人员对此基本置之不理。
那个凌晨那个路口，老百姓没有怕的，只有满腔的愤怒要喊出来。反而是老百姓极
力劝阻拉扯我们学生不要上前冒险。可见，中国军队那时杀人纯粹是为了泄愤报复
和过瘾，与搞南京大屠杀的日本鬼子一个心态，而不是为了完成占领广场的军事任
务。党和政府有那么多的暗探告密者为他们服务，怎么能不清楚纠竟发生了什么？
党和政府又严密地领导着立法、司法、公安和检察，怎么能不清楚“六・四”以后
“从重从快”的严打是完全违法的？如此，要求党和政府来平反不已经是多余的吗
？要平反谁又会为当时有意的误杀误判负责任？我希望当未来判决“六・四”，能
把老百姓当老百姓，而不再把他们当作学生的附庸。我希望未来的政治家只能卖自
己的光靛，而不再卖别人的生命与苦难。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到一个公证的法庭上为
那一切生还者和蒙难者作证，为救了我的老百姓而不是为我们的国家政治作证。
据我看，日本人不过是把“为尊者讳”这一条中华文化学得太地道太生硬了。如果
日本政府学我们的党国政府，它应该宣布：一、日本政府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
害者；二、为被屠杀和强奸的中国人平反；三、教育中国人要对现代的日本政府感
恩戴德。我们中国人便能满意了吗？
我写了这些，肯定会有人骂我是政治疯子。与同胞谈讨还正义，常常话刚出口便感
到了对方射来的冷气。老百姓的死和伤，还比不上“现实”与“政治策略”的一个
零头。可惜以正义者自居，是我们同胞最经常摆的姿态。
如果我们中国人不能真正正视我们自己历史上的一切恶行，包括当前的腐败和冷酷
、“六・四”、“文革”、“反右”等等罪恶，天天拼命忘去过去向前看乃至向钱
看，或是为自己的历史责任找这样或是那样的“不现实”的借口来推脱，我们不过
仍然做着犯罪的帮闲罢了－－也迟早会成为下一次罪恶的受害或主犯。
所以，我强烈地要求：中国的党和政府应向中国人民就“六・四”事件道歉认罪并
请求宽恕。
三、学生和民运该不该批判
七年前，在极度的苦闷中，我以“唐山”的笔名，在《华夏文摘》（ＣＭ９３１０
Ｃ）上发表了《“六・四”反思录》。今天我的看法仍然没有大变。我的那篇文章
，是在苦闷中写的。其间，对少数“六・四”领袖人物的责难，很可能稍重。但是
，“六・四”（及民运）的领袖们，是不是应有比较宽广的胸怀？西方民主国家的
政府要人，总是被别人无端地被人造谣和谩骂，而能“泰然自若”。他们甚至没有
权力动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洗刷罪名：因为有没有这样“忍辱负重”的胸怀，是一
个民主制度下政治领袖人物的基本功。林肯言：在一个民主制里，“你能欺骗一些
人一世，也能欺骗一切人一时，但你绝不可能欺骗一切人一世。”为此，我是坚决
赞成民主制的。
今天对“六・四”的反思，主要集中在柴林的“期待流血”上。辩护者总要花很长
篇幅，介绍柴林同学在那时心情和说那些话的背影。做为一个“四・二七”游行写
过遗书的参加者，做为一个整个学运的参加者，做为一个“对话”的期待者，做为
一个“绝食”的反对者，做为一个六天每天全时在安全线和运输线上工作的纠察队
员，做为一个对运动前途的深深忧虑者，做为一个军车拦截者，和做为一个屠城目
击者，我又何尝没有那种强烈和绝望的心情？！我想，那种心情是属于每一个带着
真心参加过游行和去过天安门广场的人。而那种心情那种环境，不正是我们“绝食
”行动本身所造成的吗？柴林和封从德夫妇及李录作为年龄大得多的研究生，正是
通过绝食得到运动的领导权，对将那场民主运动引上“六・四”的绝路，有着不可
推卸的责任。
诚然，象一个我的朋友所说的那样：“理想主义，纯情政治，也是为什么说：秀才
造反，三年不成，三百年也不成。我们被‘师古圣人’、‘伟大、英明、正确’、
‘学雷锋’洗脑洗得太久了，至今还在找“雷锋”来做领袖。不打破这个童话，专
制的天下，不必用‘枪炮’，只要用‘揭人私底’就可以传之万世了！”但我相信
，民主毕竟是人的制度；民主的开创者应该是一些优秀的人；我们应该对民主的领
导人做一定的筛选，这正是建立初步的民主机制的重要性之一。历史上，以毛泽东
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给中国带来民主，虽然那场革命对旧政权的破坏
是十分成功和彻底的。我仍然认为，民主需要一定的“理想主义”。在历史上，推
翻暴政最有效的手段往往是黑手党式的，故最有效的手段和最强有力的领导人对民
主不一定是最好的。民主的目标还是要以民主的方式去渐进。那么，以君子（民主
）的方式去改变专制的旧制度是否可行呢？我是相信“进化论”的：五十年前，甚
至连当时的“西方”都不会想象到“人的价值”会象今天这样重要；五十年前，也
许“六・四”屠杀根本就不算一回事。所以我相信，一些过去过于“理想主义”的
事也许今后能够实现；为此，我相信我们人类前途光明。
“六・四”非开枪不行论是一致意见了吗？我想，此论的成立须有一个中国政治领
导阶层的“杀人不要紧，只要我掌权”的决策为前提。这是“六・四”见血的根本
原因。“六・四”的产生不是几个学生的“按计划行事”。政治腐败造成民怨积重
，积重的民怨不能用腐败的政治疏导，老百姓没有个体的尊严只能一轰而上，“六
・四”不过是中国传统上的屠城，屠村在电视上的重演。“如何在保证现有统治集
团掌权的前提下，发展民主政治”这个题目是个死题，作不出来的。民主的根本就
是去除极权，如果极权化一点弹药就可以维持，这笔钱“六・四”化了，到“九・
四”一样化。我看正题不应是如何与虎谋皮，而应是：“如何使现有政体无法用枪
弹维持。”
我的那篇反思文章，是“对事”而不是“对人”的；虽然，一些人看后免不了感到
“受了伤害”。我们的民族经受了那么一场惨烈的悲剧，十年之后，如果我们仍不
能坐下来摊开事实，解剖自己；如果我们仍继续“神化”自己，我想：那样的话
“
六・四”是真的错了。历史是无所谓“对和错”的；历史中有的只是“真和假”；
历史的“真和假”弄明白后，“对和错”也就明晰了。
中共在“六・四”中的一个错误，就是绝不公开承认错误；血腥和暴行，不过是它
为掩盖第一个错误犯的后继错误。希望“民运”绝不步中共的后尘。希望我们留给
后人的，是一段坦白的，清楚的，不被政治功利和个人荣誉所扭曲的历史。那样的
话，我们才能坦然地结束这一章，翻开新的一页。
美国对“南北战争”的态度，很值得借鉴。虽然北方获得了胜利，虽然大部份人认
同正义是在北方一方。但是美国人并不讳言组织军队对对方老百姓烧杀抢掠的，是
“联邦”，而不是“邦联”。美国人也不讳言北方军队曾开枪驱赶跟随在军队后面
的男方黑奴。
许多人为我们的行动而死；所以我们生命的一半，也属于他们了。历史学家曾经说
过“如果人类不能学会在文字中真实地重演历史，我们便要在未来中真实地重演历
史。”“六・四”过去六年了，还是让我转用诗人泰格尔的一句话吧：我们的生命
是属于人民的；我们唯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我想，对于“六・四”所
带来的荣誉和历史包袱，也应该如此吧！
我不同意某些人的说法；我认为“六・四”是彻底地失败了。“六・四”置中共独
裁于死地而后生，使它再次获得了政治上和国家管理上的绝对专制，也使中国国内
的民主运动走上绝路。“六・四”是带大量血腥的；从此，中共未来对“六・四”
的重新评价和对民间一切民主形式的认同都开始带有“上断头台”的风险；而以军
队为基础的中共统治，不到万不得以，是不会过此“独木桥”的。中共最希望的，
不过是再“稳定”它几十年，活埋“六・四”几十年，然后象国民党处理“二・二
八”那样地设法过劫。而“六・四”后中共绝对专制对我们中国在社会、民族道德
、教育、经济、资源、中华文化所带来的巨大损害，恐怕要经过近百年才能创复。
不错“六・四”屠城使人民认识了中共的残暴面目，不过那是少数掌握着统治地位
的中共上层的残暴面目。我敢说大多数一般中共党员是不赞成“开枪屠杀”的。没
有“六・四”，中共本身的“和平演变”，恐怕会容易得多。“认清‘中共’的
‘
残暴面目’”，是“六・四”的初衷吗？
不少对“六・四”的反思，仅是局限在方法论上；以为绝食以后“见好就收”，
“
见长就收”；或是不发展“空校运动”，在开枪时有更多的学生在广场上就能避免
一场悲剧。一些人把八九民运失败概括成一句话：“客观条件不成熟”；一些人认
为“北京市民参与的直接背影”也是失败原因之一；有的甚至对中国老百姓在“六
・四”后没有“揭竿而起”，发出了“中国的老百姓不大争气”的概叹。试问在绝
食所带来的那种革命形式下，谁能让学生们“撤”？如果客观原因是失败的主要原
因，如果失败是我们可以控制之外的事，又何必要反思呢？又何必有“民运”呢？
所有“六・四”的领导人，都承认“六・四”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难道“北京市
民”的热情，却成了失败的主因之一？人民在“六・四”中对“学运”做得难道还
不够多？血流得还不够多？我们还要人民再付出什么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六・四”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中国当时缺少一个“四通公司
”那样的“中产阶级”。且不说“四通公司”当时支持“学运”，有其特殊的政治
背影；且不说今天北京街上的公司、商人，有几个人会真正站出来支持“反腐败”
，“反官倒”乃至“反专制”。我想当然时大多数同学站出来，为的是他们的“衣
食父母”和他们的家庭－－为的是广大在苛捐杂税下苟延残喘的农民和在官倒下频
临破产的工人。我，过去如是，今后也将如此。什么是西方的“中产阶级”？西方
“中产阶级”的主流，就是那里的工人和农民（包括“白领”工人）；而不是“四
通”公司们。民主不是待价而估的；民主基于“人道”与“正义”，需要时，它应
是无偿的。我个人认为“六・四”学运中的“募捐”，是过份的和缺乏章法的。
所以我所期待的，是一些象“王超华”坦白自己如何武断地终止学生与政府对话那
样，从自己开始，想想自己当时干了些什么，没有干什么；应该干什么，应该不干
什么。而不要再对“六・四”找上十条二十条伟大的历史意义，或者为“失败”找
上若干条“客观主因”（果然如此，不如大家一统块儿去信“上帝”好了！）我个
人，感到很内疚的是，自己虽自诩有理性，却在五月五日到十三日那一段宝贵时光
里，忙于补自己的功课，等待别人去“对话”，没有为民主做任何事情；现在，却
在对那些企图为“民主”有所作为的人评头品足，指手划脚，可以说，我本人就是
一个不合格的批判者；但是我仍希望昔日的学生领袖和今日的民运人士，听一听我
的肺腑之言。
我个人认为，“六・四”对青年学生讲，最大的悲剧便是自始至终没有建立一个民
主的机制。现在，缺乏民主机制的俄罗斯民主化运动已经变成了叶立钦个人的“一
意孤行”（虽然这种“一意孤行”有可能是“对”的，然而炮轰俄罗斯议会的行动
已经使它成为“错”的）。民主的机制，再原始，再保守，有再多的分岐，仍有进
步的可能；而脱离民主机制的民主口号，再美妙，再进步，也是没有希望的。“六
・四”在这方面的教训也够多的了！
俄罗斯民主化反馈到中国，不能不说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有着负面的影响。王丹
在他文章中说：“人民需要时间思考。”我想，中国老百姓现在思考着的，恐怕不
是“中国如何实现民主？”而是“中国要不要民主？”我想，他们现在最需要的，
大概是一两点民主的火光。
试问：一、海外的民运组织能不能抛弃旧隙，海外的每一位民运人士能不能放弃个
人的私利面子和主席领袖的位子，尊重它人，停止搞山头和派性，而将所有的不同
意见，带到一个屋顶下。二、一切讨论能不能以事实为准？三、当一种思潮占上风
时，能不能准许其反对派，做充份的陈述，并接受其“修正案”？四、当一个决议
形成后，大家能不能放弃个人的成见，一致地尊守、执行？如果民主对海外民运都
不适用，对整个中国岂不是政治玩笑一场！
也许，我们民族性中的一个大弱点，就是总可以为我们自己的任何行动，找出许多
“辉煌”的理由。“六・四”中的民主口号，不能不说是也有有害的一面。希望今
后，我们能够学会以简单的心，用简单的语言，来面对复杂的事实；力求说到做到
，说到负责到。我希望我们这些“天安门广场上的一代”，能悲观主义者的眼光和
乐观主义者的热情去为我们的老百姓干些实事。
海纳百川 (http://www.hjclu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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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六．四”十年所感
随 心
十年以前，当我参与“六．四”的时候，还是一个受着大学生身份保护的青少年。
十年以后，我在国外过着幸运的生活，而那些支持过我们反腐败的中国普通老百姓
仍在国内－－如今与“六．四”前相比更加黑暗、腐败、窒息和开始充满饥饿感的
国内－－谋着生活。对此，我的心里一直是有愧的；另一面，也觉得自己对祖国的
血一天天地冷下来。
这里我要谈一下我对几个问题的看法。
一、“六・四”需不需要平反
讲到平反，我们中国人最熟悉。建国三十年来造成的所有政治案件，从镇压反革命
、三反五反、朝鲜战俘……、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两个凡是、除了个别情况或是
受害者绝了户，都在八十年代被平反了。被平反的人对党感恩流涕，死者的家属领
取几年的补发工资，昔日靠迫害人爬上来的领导同志一本正经地赞美被迫害的人。
所以我一直觉得平反的潜台词便是“母亲打了孩子”。经验教训呢？除了“极左路
线”、“四人帮”而外，不过便是“母亲误解了孩子”。说了半天，党和政府仍是
更大更加重要的受害者，平反仍然是党和政府对人民的恩惠。与此相比，受害者个
人的那一点“委屈”，就象一粒老鼠屎那般无足轻重。
一个人的看法，是由他的经历行成的。作为一个北京的大学生，我感到在中国参加
“六・四”其实是我们的学生特权。许多事情，学生带头干，无罪只是“受蒙蔽”
；市民跟着去干，便是颠覆政府叛变国家的重罪。青岛的一个个体户免费给参加游
行的学生供饭并跟着学生喊“打倒李鹏”便被判了十几年弄得家破人亡；掩护绝食
总指挥逃跑的多人判得远比绝食总指挥本人重得多；学生们拦军车扎车胎号召“誓
死保卫”无事，而在北京非学生跟着别人烧了一辆以上已被废弃了的军车便是死罪
。政府对学生讲政策，首先肯定学生的“受了坏人蒙蔽”的“爱国热情”，其次违
法不纠；对于少数学生领袖乃至幕后的黑手逮捕要有通缉令，判刑着轻，事后送出
国，至少把你当个人物；而对“社会上”的老百姓，政府在街上用坦克压机枪扫、
抓进来毒打速毙便成了。一脉相承文化大革命，迫害一个大人物要立案，打死一个
小人物如捏死一个苍蝇，立案的结局一般要比不立案好得多。昔日知识分子受了迫
害，还有党和政府来平反；农民饿死了几千万苦透了几代人，又有几个参与其事的
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检讨过自己。八十年代打开报纸，人人都是受害者。九十年代拍
历史记录片，从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直到清朝的几个皇帝，各个都是中国人
民的大救星。令再次我感到中国老百姓在中国的地位仍然是零。首长们犯了错误，
最多也就是“受了蒙蔽、经验不足”，这对一方的中国老百姓几代可是“身家性命
”的事啊！所以，我觉得：什么时候中国真正实现了“学生犯法、与民同罪”，中
国的法治才有一丁点儿希望；什么时候中国开始谈害人而不仅仅是受害，中国的未
来才有希望。
所以按照中国的国情，政府对学生，的确是“母亲打了孩子”；政府对老百姓，的
确是地道的“法西斯主义的阶级迫害”，至少也是知法犯法（包括当时中国的宪法
、刑法、诉讼法等一切法律）。我对昔日的学生领袖们要求政府平反一点也不奇怪
，但我不认为他们有代表“六・四”受害者的权力，因为他们所受待遇与普通老百
姓在“六・四”中受害的性质截然不同。多数学生甚至不是政府贪污腐败的直接受
害者，反而是那个制度中的特选阶级；我所知的在国外的以学生身份参加过“六・
四”的人也早已认同了政府在“六・四”中的所作所为，并已经认识到腐败是国家
发展的必要条件。以此，昔日的学生领袖们又怎能要求为那些死者伤者平反呢？别
人苦难中流的血和受的罪，怎么能由受到优待的你们来代表要求平反呢？圣经上也
说：“你不能用牛的奶来煮牛的肉。”
“六・四”时血腥的那一幕，我是亲眼见到了。不过今天谈这些又有什么用？上千
名老百姓的血，换来的又将是一次“平反”－－如果党和政府这次足够开明愿意开
恩并且认为条件已经适合的话。何况，“六・四”的起因反腐败，已经在今天的党
国失去了正义性。中国的大救星，又是江总书记或是朱总理。我们中国人已经很长
久地不把血腥当血腥了。
但我要求的仍然是是：政府应对老百姓为它在“六・四”中的所作所为，认罪和请
求宽恕。
二、政府应不应认罪
讲到认罪和请求宽恕，我们中国人也不陌生。我们不是天天要求日本政府对日本在
第二次世界中对中国的战争罪行道歉吗？我的问题是，中国政府能不能和应不应对
自己的中国人民道歉并请求宽恕。
我在美国，遇到过不少从柬埔寨、老倭和越南逃难来的华侨。这三国的“社会主义
经济改造”，可是在中国政府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三国富人中
华侨较多。在国内看过七十年代末出的一本党国周总理的赞美录，其中讲到在国际
关系上周总理是如何坚持原则：在越南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期间，由于资本家
中华侨较多，并一直无私地帮助着他们的母国中国；某些越南同志有顾虑；周总理
愉快地告诉他们，中国共产党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政党，而不是华侨资本家的党，
并要他们放手大干；由此，华侨在印支经营了几百年的家业被连根拔起，无数华侨
家庭被消灭掉－－请问他们的母国中国想过向他们道歉吗？我看越南同志也冤枉，
“社会主义经济改造”是中国同志的点子，国际风云一变，几年以后却为此挨了打
；而搞得更邪的柬埔寨同志却没事（至今仍受着中国同志的包辟）。不仅如此，中
国收回香港的一大争执，便是要港英当局全部遣返在港难民营里的“越南人”，不
愿回归后再背包袱，可这些“越南人”绝大多数都是被越南“社会主义经济改造”
赶到大洋里自生自灭的华侨，许多还有大陆华侨垦场发的登记证，因受不了等同知
青老改犯的待遇才跑到祖国的香港去。我想没有什么比摊上中国做母国的华侨更不
幸的。
也许，“嫁出去的儿女泼出去的水”，党和政府本来就对华侨没有责任，只有要钱
的义务。对中国人民自己如何呢？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对“文化大革命”等历
史问题的决议中，从来就是最大的受害者。这样，老百姓按理就不能再到党和政府
面前讨个公道，别人比你还理直气状还苦，只能要求党和政府的可怜与同情。昔日
迫害人的是那个政治集团，今天那个政治集团会哭得比昔日的受害者们还悲惨。这
样，做中国老百姓的是永远找不着苦主的。
中国的历史是一笔糊涂账。死在自己同胞手上的中国人不仅人数多，死得惨，而且
死得不明不白。肃反死了多少人是一笔糊涂账，大越进死了多少人是一笔糊涂账，
“六・四”打死多少仍然是一笔糊涂账。侥幸不死的也被自己同胞尽量地压榨坑骗
：当官的腐败是好的，党和政府的阶级压迫是好的，别人借着爱国的名抢你的东西
是好的，无声无吸地忍耐是好的，而做人认真却是不好的，要讨公道更是不好的。
“六・四”以后再在国内当百姓，我常有一种被反复轮奸过的感觉、和给中国自己
政府当亡国奴的感觉－－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我们的百姓。我因在“四・二
七”以前感到北大的学生乱募捐，而主动替“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到校外找人印募
捐卡。我从电线杆上的广告找了几家才找到一对农村十几岁的姐妹愿印，她们两人
的所有便是一架印卡机、一套炉具和一副铺版。我先傻瓜一样地动员她们“民主”
的好处，姐妹俩对离开农村的家似乎有难言之隐，正攒钱接她们的有病的老父亲，
对于她们所谋生的城市，她们唯一的愿望便是居委会不要可着人乱涨房钱。她们只
收了印卡的工本费，并利用她们攒的各种边角余料多印了几百张。她们并不是不知
道危险，我去接卡时，她们的窗户上还蒙着被子－－她们只敢连夜偷偷印。我那时
太不知轻重了，接卡时天蒙蒙亮在小脚侦缉队的眼皮底下迈进她们的跨院，以为这
样才显得没有事。“六・四”以后，我听了太多的居委会老头老太无情地揭发外地
人的事，和平常人落网以后的悲惨处境，很怕我的轻率毁了她们今后的活路和人生
。“六・四”以后，在那样的环境里，我不敢去找她们，怕我的出现会给她们带来
更大的麻烦，也自私地怕我会去自投罗网。那时，许多事在校园里不怎么查，在社
会上却是逼得很紧，各个案子被落实到各个派出所。她们那样的老百姓，是那个社
会中真正无依无靠的弱者；而我，却是个有“学生豁免权”的准国家干部。从这个
意义上讲，“六・四”中讲的“民主”，其实是一场贵族的运动。“六・四”以后
，我突然明白了，这个党和政府，不再是“我们的”。而中国大多数老百姓，压根
就没有这样奢望过。
已经“平反”过的苦难，中国老百姓便认了吧。可是还没有“平反”过的“六・四
”纠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多人死了，有没有一个说法呢？中国军队打死中国老
百姓，是不是执行任务的必须呢？我在六部口，亲眼见到当军队冲过来，老百姓马
上让开了长安街主路，站在横穿的马路里喊口号。老百姓喊几句，军队就朝人群扫
射一阵子，直到天快亮。被打中的人被别人捂着架着，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被推向
医院，鲜血一滴滴地洒在路上，那条宽宽的大路上尽是一条条这样的血路，我亲眼
看到的这样的伤者大概就有三百人。我很怀疑有几个伤者能存活下来，因为受脑伤
和胸腹伤的伤者居多，而且军队用的是炸子，连钢筋水泥的交通墩都被射穿打烂。
而我们的医院刚刚接到不救治百姓的命令，是可敬的医疗人员对此基本置之不理。
那个凌晨那个路口，老百姓没有怕的，只有满腔的愤怒要喊出来。反而是老百姓极
力劝阻拉扯我们学生不要上前冒险。可见，中国军队那时杀人纯粹是为了泄愤报复
和过瘾，与搞南京大屠杀的日本鬼子一个心态，而不是为了完成占领广场的军事任
务。党和政府有那么多的暗探告密者为他们服务，怎么能不清楚纠竟发生了什么？
党和政府又严密地领导着立法、司法、公安和检察，怎么能不清楚“六・四”以后
“从重从快”的严打是完全违法的？如此，要求党和政府来平反不已经是多余的吗
？要平反谁又会为当时有意的误杀误判负责任？我希望当未来判决“六・四”，能
把老百姓当老百姓，而不再把他们当作学生的附庸。我希望未来的政治家只能卖自
己的光靛，而不再卖别人的生命与苦难。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到一个公证的法庭上为
那一切生还者和蒙难者作证，为救了我的老百姓而不是为我们的国家政治作证。
据我看，日本人不过是把“为尊者讳”这一条中华文化学得太地道太生硬了。如果
日本政府学我们的党国政府，它应该宣布：一、日本政府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
害者；二、为被屠杀和强奸的中国人平反；三、教育中国人要对现代的日本政府感
恩戴德。我们中国人便能满意了吗？
我写了这些，肯定会有人骂我是政治疯子。与同胞谈讨还正义，常常话刚出口便感
到了对方射来的冷气。老百姓的死和伤，还比不上“现实”与“政治策略”的一个
零头。可惜以正义者自居，是我们同胞最经常摆的姿态。
如果我们中国人不能真正正视我们自己历史上的一切恶行，包括当前的腐败和冷酷
、“六・四”、“文革”、“反右”等等罪恶，天天拼命忘去过去向前看乃至向钱
看，或是为自己的历史责任找这样或是那样的“不现实”的借口来推脱，我们不过
仍然做着犯罪的帮闲罢了－－也迟早会成为下一次罪恶的受害或主犯。
所以，我强烈地要求：中国的党和政府应向中国人民就“六・四”事件道歉认罪并
请求宽恕。
三、学生和民运该不该批判
七年前，在极度的苦闷中，我以“唐山”的笔名，在《华夏文摘》（ＣＭ９３１０
Ｃ）上发表了《“六・四”反思录》。今天我的看法仍然没有大变。我的那篇文章
，是在苦闷中写的。其间，对少数“六・四”领袖人物的责难，很可能稍重。但是
，“六・四”（及民运）的领袖们，是不是应有比较宽广的胸怀？西方民主国家的
政府要人，总是被别人无端地被人造谣和谩骂，而能“泰然自若”。他们甚至没有
权力动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洗刷罪名：因为有没有这样“忍辱负重”的胸怀，是一
个民主制度下政治领袖人物的基本功。林肯言：在一个民主制里，“你能欺骗一些
人一世，也能欺骗一切人一时，但你绝不可能欺骗一切人一世。”为此，我是坚决
赞成民主制的。
今天对“六・四”的反思，主要集中在柴林的“期待流血”上。辩护者总要花很长
篇幅，介绍柴林同学在那时心情和说那些话的背影。做为一个“四・二七”游行写
过遗书的参加者，做为一个整个学运的参加者，做为一个“对话”的期待者，做为
一个“绝食”的反对者，做为一个六天每天全时在安全线和运输线上工作的纠察队
员，做为一个对运动前途的深深忧虑者，做为一个军车拦截者，和做为一个屠城目
击者，我又何尝没有那种强烈和绝望的心情？！我想，那种心情是属于每一个带着
真心参加过游行和去过天安门广场的人。而那种心情那种环境，不正是我们“绝食
”行动本身所造成的吗？柴林和封从德夫妇及李录作为年龄大得多的研究生，正是
通过绝食得到运动的领导权，对将那场民主运动引上“六・四”的绝路，有着不可
推卸的责任。
诚然，象一个我的朋友所说的那样：“理想主义，纯情政治，也是为什么说：秀才
造反，三年不成，三百年也不成。我们被‘师古圣人’、‘伟大、英明、正确’、
‘学雷锋’洗脑洗得太久了，至今还在找“雷锋”来做领袖。不打破这个童话，专
制的天下，不必用‘枪炮’，只要用‘揭人私底’就可以传之万世了！”但我相信
，民主毕竟是人的制度；民主的开创者应该是一些优秀的人；我们应该对民主的领
导人做一定的筛选，这正是建立初步的民主机制的重要性之一。历史上，以毛泽东
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给中国带来民主，虽然那场革命对旧政权的破坏
是十分成功和彻底的。我仍然认为，民主需要一定的“理想主义”。在历史上，推
翻暴政最有效的手段往往是黑手党式的，故最有效的手段和最强有力的领导人对民
主不一定是最好的。民主的目标还是要以民主的方式去渐进。那么，以君子（民主
）的方式去改变专制的旧制度是否可行呢？我是相信“进化论”的：五十年前，甚
至连当时的“西方”都不会想象到“人的价值”会象今天这样重要；五十年前，也
许“六・四”屠杀根本就不算一回事。所以我相信，一些过去过于“理想主义”的
事也许今后能够实现；为此，我相信我们人类前途光明。
“六・四”非开枪不行论是一致意见了吗？我想，此论的成立须有一个中国政治领
导阶层的“杀人不要紧，只要我掌权”的决策为前提。这是“六・四”见血的根本
原因。“六・四”的产生不是几个学生的“按计划行事”。政治腐败造成民怨积重
，积重的民怨不能用腐败的政治疏导，老百姓没有个体的尊严只能一轰而上，“六
・四”不过是中国传统上的屠城，屠村在电视上的重演。“如何在保证现有统治集
团掌权的前提下，发展民主政治”这个题目是个死题，作不出来的。民主的根本就
是去除极权，如果极权化一点弹药就可以维持，这笔钱“六・四”化了，到“九・
四”一样化。我看正题不应是如何与虎谋皮，而应是：“如何使现有政体无法用枪
弹维持。”
我的那篇反思文章，是“对事”而不是“对人”的；虽然，一些人看后免不了感到
“受了伤害”。我们的民族经受了那么一场惨烈的悲剧，十年之后，如果我们仍不
能坐下来摊开事实，解剖自己；如果我们仍继续“神化”自己，我想：那样的话
“
六・四”是真的错了。历史是无所谓“对和错”的；历史中有的只是“真和假”；
历史的“真和假”弄明白后，“对和错”也就明晰了。
中共在“六・四”中的一个错误，就是绝不公开承认错误；血腥和暴行，不过是它
为掩盖第一个错误犯的后继错误。希望“民运”绝不步中共的后尘。希望我们留给
后人的，是一段坦白的，清楚的，不被政治功利和个人荣誉所扭曲的历史。那样的
话，我们才能坦然地结束这一章，翻开新的一页。
美国对“南北战争”的态度，很值得借鉴。虽然北方获得了胜利，虽然大部份人认
同正义是在北方一方。但是美国人并不讳言组织军队对对方老百姓烧杀抢掠的，是
“联邦”，而不是“邦联”。美国人也不讳言北方军队曾开枪驱赶跟随在军队后面
的男方黑奴。
许多人为我们的行动而死；所以我们生命的一半，也属于他们了。历史学家曾经说
过“如果人类不能学会在文字中真实地重演历史，我们便要在未来中真实地重演历
史。”“六・四”过去六年了，还是让我转用诗人泰格尔的一句话吧：我们的生命
是属于人民的；我们唯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我想，对于“六・四”所
带来的荣誉和历史包袱，也应该如此吧！
我不同意某些人的说法；我认为“六・四”是彻底地失败了。“六・四”置中共独
裁于死地而后生，使它再次获得了政治上和国家管理上的绝对专制，也使中国国内
的民主运动走上绝路。“六・四”是带大量血腥的；从此，中共未来对“六・四”
的重新评价和对民间一切民主形式的认同都开始带有“上断头台”的风险；而以军
队为基础的中共统治，不到万不得以，是不会过此“独木桥”的。中共最希望的，
不过是再“稳定”它几十年，活埋“六・四”几十年，然后象国民党处理“二・二
八”那样地设法过劫。而“六・四”后中共绝对专制对我们中国在社会、民族道德
、教育、经济、资源、中华文化所带来的巨大损害，恐怕要经过近百年才能创复。
不错“六・四”屠城使人民认识了中共的残暴面目，不过那是少数掌握着统治地位
的中共上层的残暴面目。我敢说大多数一般中共党员是不赞成“开枪屠杀”的。没
有“六・四”，中共本身的“和平演变”，恐怕会容易得多。“认清‘中共’的
‘
残暴面目’”，是“六・四”的初衷吗？
不少对“六・四”的反思，仅是局限在方法论上；以为绝食以后“见好就收”，
“
见长就收”；或是不发展“空校运动”，在开枪时有更多的学生在广场上就能避免
一场悲剧。一些人把八九民运失败概括成一句话：“客观条件不成熟”；一些人认
为“北京市民参与的直接背影”也是失败原因之一；有的甚至对中国老百姓在“六
・四”后没有“揭竿而起”，发出了“中国的老百姓不大争气”的概叹。试问在绝
食所带来的那种革命形式下，谁能让学生们“撤”？如果客观原因是失败的主要原
因，如果失败是我们可以控制之外的事，又何必要反思呢？又何必有“民运”呢？
所有“六・四”的领导人，都承认“六・四”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难道“北京市
民”的热情，却成了失败的主因之一？人民在“六・四”中对“学运”做得难道还
不够多？血流得还不够多？我们还要人民再付出什么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六・四”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中国当时缺少一个“四通公司
”那样的“中产阶级”。且不说“四通公司”当时支持“学运”，有其特殊的政治
背影；且不说今天北京街上的公司、商人，有几个人会真正站出来支持“反腐败”
，“反官倒”乃至“反专制”。我想当然时大多数同学站出来，为的是他们的“衣
食父母”和他们的家庭－－为的是广大在苛捐杂税下苟延残喘的农民和在官倒下频
临破产的工人。我，过去如是，今后也将如此。什么是西方的“中产阶级”？西方
“中产阶级”的主流，就是那里的工人和农民（包括“白领”工人）；而不是“四
通”公司们。民主不是待价而估的；民主基于“人道”与“正义”，需要时，它应
是无偿的。我个人认为“六・四”学运中的“募捐”，是过份的和缺乏章法的。
所以我所期待的，是一些象“王超华”坦白自己如何武断地终止学生与政府对话那
样，从自己开始，想想自己当时干了些什么，没有干什么；应该干什么，应该不干
什么。而不要再对“六・四”找上十条二十条伟大的历史意义，或者为“失败”找
上若干条“客观主因”（果然如此，不如大家一统块儿去信“上帝”好了！）我个
人，感到很内疚的是，自己虽自诩有理性，却在五月五日到十三日那一段宝贵时光
里，忙于补自己的功课，等待别人去“对话”，没有为民主做任何事情；现在，却
在对那些企图为“民主”有所作为的人评头品足，指手划脚，可以说，我本人就是
一个不合格的批判者；但是我仍希望昔日的学生领袖和今日的民运人士，听一听我
的肺腑之言。
我个人认为，“六・四”对青年学生讲，最大的悲剧便是自始至终没有建立一个民
主的机制。现在，缺乏民主机制的俄罗斯民主化运动已经变成了叶立钦个人的“一
意孤行”（虽然这种“一意孤行”有可能是“对”的，然而炮轰俄罗斯议会的行动
已经使它成为“错”的）。民主的机制，再原始，再保守，有再多的分岐，仍有进
步的可能；而脱离民主机制的民主口号，再美妙，再进步，也是没有希望的。“六
・四”在这方面的教训也够多的了！
俄罗斯民主化反馈到中国，不能不说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有着负面的影响。王丹
在他文章中说：“人民需要时间思考。”我想，中国老百姓现在思考着的，恐怕不
是“中国如何实现民主？”而是“中国要不要民主？”我想，他们现在最需要的，
大概是一两点民主的火光。
试问：一、海外的民运组织能不能抛弃旧隙，海外的每一位民运人士能不能放弃个
人的私利面子和主席领袖的位子，尊重它人，停止搞山头和派性，而将所有的不同
意见，带到一个屋顶下。二、一切讨论能不能以事实为准？三、当一种思潮占上风
时，能不能准许其反对派，做充份的陈述，并接受其“修正案”？四、当一个决议
形成后，大家能不能放弃个人的成见，一致地尊守、执行？如果民主对海外民运都
不适用，对整个中国岂不是政治玩笑一场！
也许，我们民族性中的一个大弱点，就是总可以为我们自己的任何行动，找出许多
“辉煌”的理由。“六・四”中的民主口号，不能不说是也有有害的一面。希望今
后，我们能够学会以简单的心，用简单的语言，来面对复杂的事实；力求说到做到
，说到负责到。我希望我们这些“天安门广场上的一代”，能悲观主义者的眼光和
乐观主义者的热情去为我们的老百姓干些实事。
海纳百川 (http://www.hjclu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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