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多维社
记者崔梅报导／中国官方提供的萨斯数字是否可信，近两天来再次引起海外媒体的关注。在中国人对疫情的焦点从担心被感染逐渐转为希望减少萨斯对经济生活影响的当儿，一些报章和通讯社却再次借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的口，对中国的疫情数字提出质疑。国内媒体也没有停止过对中国隐瞒疫情的批评，例如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杂志《观察与思考》近日以「非典给中国官员上课」为题，狠批中国官员和传媒「报喜不报忧」，置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于不顾。
首先是《国际先驱论坛》三日报道，世卫主管亚洲防治萨斯事务的高级官员押谷仁星期一受访时说，中国仍没有提供世卫急需的一些资料：“在政策层面，中国已经作出了改变，但实际操作中他们依然故我。”接着世卫发言人辛普森三日也在日内瓦告诉记者：“我们关注当局计算病例的方法……（因为）我们还不清楚这些数字是怎么来的。”
乍看之下，这像是世卫组织和中国之间正在为政策透明度的问题展开新一轮的争执，但世卫驻华代表贝汉卫三日在谈到中国疫情时语气却乐观地指出：“新发病例的减少让我们感到鼓舞，我们确信这反映了中国加强防治工作取得了成效。”
联合早报报导说，如果仔细观察世卫官员过去两个多月来针对中国萨斯疫情的谈话，不难发现，海外的世卫官员对待中国的态度要比在华世卫官员苛刻许多，而这也似乎不单纯是刻意要让某些人扮黑脸、某些扮白脸的结果。例如，无论是贝汉卫还是其他驻华代表，在谈到中国这个那个措施的不尽人意之处时，总会补上“中国这么大，他们也不容易”之类的话，或流露出一种比较能够理解的态度。
但在海外的世卫官员看待中国时所持的更多是一种微妙的不信任感。当押谷仁说，“很明显，（中国的）新发病例正在减少，我们也相信目前没有大规模感染的情况，但他们并没有给我们足够流行病学所需要的信息来了解真实的情况”的时候，这种不信任感就表露无疑。同样的，辛普森在对中国数字提出质疑时也坦承：“或许中国的新发病例确实真是减少得很快，但考虑到疫情之前如何在中国爆发，它目前显然面对信用（不足）的问题。”
抱有这种心态的不单是这些世卫官员，还包括海外媒体，和许多其他人士。中国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之前在一次记者会上，就因为不断被问及官方数字的可信度而感叹：“你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呢？我怎么才能让你相信呢？”
其实，中国国内媒体也没有停止过对中国隐瞒疫情的质疑，例如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杂志《观察与思考》近日以「非典给中国官员上课」为题，狠批中国官员和传媒「报喜不报忧」，置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于不顾。文章强调，「讳疾忌医」的方式既无效又愚蠢，是会害死人的。文章指部份官员习惯于对外、对上报喜不报忧，这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思维。这次关系到十三亿中国人乃至全球人类生命安全的非典病人的数字及相关疫情也有人曾采取了「到处莺歌燕舞」的谎报、瞒报办法。
文章又批评一些官员患了「政绩急躁症」，长期以来只考虑是自己的政绩，而忽略了公共管理责任。文章说：「一旦发生了重大或突发新闻时，主管部门应积极协助新闻单位，把事件真相说出来，宜疏不宜堵。这样反而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解决问题。」
文章又指出，媒体是大众传播工具，当媒体自身良知受损时，就会祸及民众。内地一些媒体忘了自己的责任，在该说话时往往处在失语状态。为甚么？怕犯错误、怕丢饭碗及怕丢官位！许多传媒在官员威迫利诱下，一次又一次地替政府「捂盖子」，事情发生了，好像甚么也没发生一样，在信息化的时代，「讳疾忌医」的方式既无效又愚蠢，是会害死人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来当然是因为有前车之鉴，当人们对中国前卫生部长张文康在北京疫情开始恶化之际高呼“现在在中国工作、旅游、开会是安全的”还记忆犹新时，他们难免要对近日数字反映乐观趋势持保留态度。这种不信任感恐怕还有更根本的原因──人们看到，造成中国萨斯疫情之前出现瞒报问题的制度性因素仍没有改变，中国政府处理疫情的手法从外松内紧改为相对透明，主要还是中央领导人向官员施加政治压力导致的。
而既然是这样，官员今天可以因为政治压力而在信息披露方面配合一些，明天也还是可以因为政治压力而封锁消息。例如，北京之前就谣传说，为了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出访营造良好气氛，中国各地，尤其是北京的官员都面对得把疫情控制下来的巨大压力，更有人揣测这样的压力可能制造新的瞒报现象。
记者崔梅报导／中国官方提供的萨斯数字是否可信，近两天来再次引起海外媒体的关注。在中国人对疫情的焦点从担心被感染逐渐转为希望减少萨斯对经济生活影响的当儿，一些报章和通讯社却再次借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的口，对中国的疫情数字提出质疑。国内媒体也没有停止过对中国隐瞒疫情的批评，例如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杂志《观察与思考》近日以「非典给中国官员上课」为题，狠批中国官员和传媒「报喜不报忧」，置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于不顾。
首先是《国际先驱论坛》三日报道，世卫主管亚洲防治萨斯事务的高级官员押谷仁星期一受访时说，中国仍没有提供世卫急需的一些资料：“在政策层面，中国已经作出了改变，但实际操作中他们依然故我。”接着世卫发言人辛普森三日也在日内瓦告诉记者：“我们关注当局计算病例的方法……（因为）我们还不清楚这些数字是怎么来的。”
乍看之下，这像是世卫组织和中国之间正在为政策透明度的问题展开新一轮的争执，但世卫驻华代表贝汉卫三日在谈到中国疫情时语气却乐观地指出：“新发病例的减少让我们感到鼓舞，我们确信这反映了中国加强防治工作取得了成效。”
联合早报报导说，如果仔细观察世卫官员过去两个多月来针对中国萨斯疫情的谈话，不难发现，海外的世卫官员对待中国的态度要比在华世卫官员苛刻许多，而这也似乎不单纯是刻意要让某些人扮黑脸、某些扮白脸的结果。例如，无论是贝汉卫还是其他驻华代表，在谈到中国这个那个措施的不尽人意之处时，总会补上“中国这么大，他们也不容易”之类的话，或流露出一种比较能够理解的态度。
但在海外的世卫官员看待中国时所持的更多是一种微妙的不信任感。当押谷仁说，“很明显，（中国的）新发病例正在减少，我们也相信目前没有大规模感染的情况，但他们并没有给我们足够流行病学所需要的信息来了解真实的情况”的时候，这种不信任感就表露无疑。同样的，辛普森在对中国数字提出质疑时也坦承：“或许中国的新发病例确实真是减少得很快，但考虑到疫情之前如何在中国爆发，它目前显然面对信用（不足）的问题。”
抱有这种心态的不单是这些世卫官员，还包括海外媒体，和许多其他人士。中国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之前在一次记者会上，就因为不断被问及官方数字的可信度而感叹：“你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呢？我怎么才能让你相信呢？”
其实，中国国内媒体也没有停止过对中国隐瞒疫情的质疑，例如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杂志《观察与思考》近日以「非典给中国官员上课」为题，狠批中国官员和传媒「报喜不报忧」，置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于不顾。文章强调，「讳疾忌医」的方式既无效又愚蠢，是会害死人的。文章指部份官员习惯于对外、对上报喜不报忧，这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思维。这次关系到十三亿中国人乃至全球人类生命安全的非典病人的数字及相关疫情也有人曾采取了「到处莺歌燕舞」的谎报、瞒报办法。
文章又批评一些官员患了「政绩急躁症」，长期以来只考虑是自己的政绩，而忽略了公共管理责任。文章说：「一旦发生了重大或突发新闻时，主管部门应积极协助新闻单位，把事件真相说出来，宜疏不宜堵。这样反而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解决问题。」
文章又指出，媒体是大众传播工具，当媒体自身良知受损时，就会祸及民众。内地一些媒体忘了自己的责任，在该说话时往往处在失语状态。为甚么？怕犯错误、怕丢饭碗及怕丢官位！许多传媒在官员威迫利诱下，一次又一次地替政府「捂盖子」，事情发生了，好像甚么也没发生一样，在信息化的时代，「讳疾忌医」的方式既无效又愚蠢，是会害死人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来当然是因为有前车之鉴，当人们对中国前卫生部长张文康在北京疫情开始恶化之际高呼“现在在中国工作、旅游、开会是安全的”还记忆犹新时，他们难免要对近日数字反映乐观趋势持保留态度。这种不信任感恐怕还有更根本的原因──人们看到，造成中国萨斯疫情之前出现瞒报问题的制度性因素仍没有改变，中国政府处理疫情的手法从外松内紧改为相对透明，主要还是中央领导人向官员施加政治压力导致的。
而既然是这样，官员今天可以因为政治压力而在信息披露方面配合一些，明天也还是可以因为政治压力而封锁消息。例如，北京之前就谣传说，为了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出访营造良好气氛，中国各地，尤其是北京的官员都面对得把疫情控制下来的巨大压力，更有人揣测这样的压力可能制造新的瞒报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