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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首次出访，在参加圣彼得堡建城300周年大典之後，又前往法国埃维昂参加G8峰会的“会中会”─南北非正式首脑会议。世界舆论为之关注。
作为东方文明传承者的中国，作为正在重新崛起为世界大国的中国，即使是很简单的一次与西方的互动，也必会因为太多的文明内涵、太多的历史沉淀和太多的未来可能而显得非比寻常。
从基本的问题开始─为什麽300年前的彼得大帝要在俄罗斯的北方边境建造这样一座大城？为什麽会有持续300年之久的圣彼得堡与莫斯科双城之争？彼得大帝对俄罗斯的近代历史意味着什麽？ 300年後再回顾这个建城壮举其启示是什麽？中国人参加这样一个建城庆典的个中滋味如何？
再者，为什麽会有G8峰会？从G7演变成G8的意义何在？ G8峰会对世界的影响是什麽？ G8峰会的目的是什麽？中国人与这个峰会的对话意味着什麽？
这些问题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不甚了了。如果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算起，中国与西方的接触、融合和冲撞也已经有400馀年了，但时至今日，中国人深层意识中东方和西方、中国和外国、中国人和外国人这种简化的二元概念分割，恐怕仍是世界各民族中最泾渭分明、最根深蒂固的。关於西方的、关於“西方主流社会”的重大问题，中国人仍不甚了了。
“不甚了了”是指出一个事实，而到底是“应该了了”，还是“不要了了”则是另外的问题。“应该了了”意味着中国人应当有意识地、主动地向“西方主流社会”靠拢，就像圣彼得堡这座大城所象徵的那样，争取在几代人的时间内成为“西方主流社会”世界体系中的一员。“不要了了”则意味着仍然坚持自身的文明传统，无意寻求“西方主流社会”的同化，就如同这次上海市作为礼物送给圣彼得堡的那座中国园林所象徵的那样，不图协调，但求多样。
可叹的是，“应该”还是“不要”这个看似简单的选择，正在越来越成为一个无解的“悖论”。更为可叹的是，围绕着这个悖论，中国的无数志士仁人苦苦地上下求索了四百馀年，其中巨大的心灵折磨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民族能够与之相比，但四百年後的今天却仍然深陷於无解的痛苦之中。
为什麽说越来越无解？为什麽说是悖论？
就这个问题所包含的学术内容而言，至少应该有上百部名家专着来回答。本文以区区千字杂谈，只能做一管窥。
从认识论上讲，人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中国人自明朝崇祯年间应用西洋历法起，一个“用夷变夏”的社会过程随之开始，一个“夷夏之辨”的认识过程也随之开始。对西夷的认识历经了“有资实学，有补世用”（明末）、“补儒易佛”、“天儒会通”（清初）、“师夷长技”、“中体西用”（清末）、“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民国）这样一个渐进的变化。到了“五四”，相当於一次大总结，将“西洋”的内容定在了“科学”、“民主”、“自由”、“个人主义”、“革命”、“国家”、“共和”等概念上，并将“西洋”与中国各自铸上了新与旧、今与古、盛与衰、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後等鲜明标签。
20世纪初的中国人，在救亡图存的风雨飘摇之中对“西洋”这个新世界中的怪物仓促地进行了这样一个认识总结。这个总结的相对深刻和准确奠定了中国随後顽强的现代化努力的基础，但这个总结的相对肤浅和偏颇也为日後的灾难性大变局埋下了祸根。
以今人的眼光回头评判古人是非，说起来容易，但无异於要求当时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陈独秀每人再多活几十年，将自己的学说完成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循环。国学三千年，西学三千年，加起来六千年的学问，至今没有人能够真正完成这个循环。
仓促的总结、未完成的认识循环，使“五四”以後的中国人认识到了“科学”，但没有认识到科学知识与“知识权力”的关系；认识到了“民主”，但没有认识到民主政体被“党人集团”所寄生的现实；认识到了“自由”和“个人”，但没有认识到“文明种属帝国主义”假个人自由之名的扩张。
要大刀阔斧地“全盘西化”吗？殊不知在一个“文明种属帝国主义”的世界，中国人的“全盘西化”也就是自我“殖民地化”。除非中国人马上就能找到几个尚未“全盘西化”的弱小异族，通过殖民化他国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新帝国主义国家，就像明治维新之後的日本帝国一样。
要自觉融入“西方主流社会”吗？殊不知“西方主流社会”恰恰就是相对於“非西方边缘社会”而言的。如果连处於世界等级体系最下层的中国人也进入了“西方主流社会”，“主流社会”还如何成为“主流”呢？谁来做衬托“主流”的光辉、成就“主流”的地位的“边缘”呢？
要通过“共和”实现“民主”吗？殊不知“西方主流社会”的“民主”从一开始就是以对“非西方边缘社会”的大规模经济剥削为条件的，从来就是已经获得了剥削者地位的“上层人民”的奢侈品。这个世界既然不可能消除社会等级，既然永远存在着自然资源与人类贪欲之间的紧张，普世的“民主”可能实现吗？
要重新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吗？历史的回头路早已被中国人和西洋人一起彻底切断了。
这就是中国人与“西方主流社会”之间的无解悖论：你所要（或不得不）向上融入的东西，恰恰是以对你的向下排斥为条件的；你想要（或不得不）设法取得的地位，恰恰是以你的无法取得为条件的。没有“东方”也就没有“西方”，没有“边缘”也就没有“主流”；没有“荣耀石”下面俯首称臣的动物群，也就没有“荣耀石”上趾高气扬的“狮子王”，其道理就像这部“意识形态”卡通片一样浅显。
“五四”至今已经80多年了，这80多年间中国发生的所有重大社会变局无一不与中国与“西方主流社会”之间的这种两难困境有关。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的演变也仍然摆脱不了这个困境的约束。这就是中国的现实，一个已经越出了中国知识界思维滞後和局限的现实。
刚刚结束的伊拉克战争和仍在继续扩大的“反恐“战争是“西方主流社会”对“激进穆斯林”势力的一次暴力解决，其结果必然是使整个伊斯兰世界“温和”地接受“西方主流社会”所给予它的“二流”以下的世界等级地位，不再做徒劳的抗争。而此次中国领导人应邀与G8集团的对话，也只能是“温和”的、“不得不”的、没有抗争馀地的。
也许，当“分久必合”成为“天下大势”之时，“合久必分”也就自然成为一个‘理性预期“了。或者说，当“单极化”成为国际政治对局一方的博弈策略，“为多极而多极”将成为其他对局各方的可行策略。（文扬稿）
作为东方文明传承者的中国，作为正在重新崛起为世界大国的中国，即使是很简单的一次与西方的互动，也必会因为太多的文明内涵、太多的历史沉淀和太多的未来可能而显得非比寻常。
从基本的问题开始─为什麽300年前的彼得大帝要在俄罗斯的北方边境建造这样一座大城？为什麽会有持续300年之久的圣彼得堡与莫斯科双城之争？彼得大帝对俄罗斯的近代历史意味着什麽？ 300年後再回顾这个建城壮举其启示是什麽？中国人参加这样一个建城庆典的个中滋味如何？
再者，为什麽会有G8峰会？从G7演变成G8的意义何在？ G8峰会对世界的影响是什麽？ G8峰会的目的是什麽？中国人与这个峰会的对话意味着什麽？
这些问题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不甚了了。如果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算起，中国与西方的接触、融合和冲撞也已经有400馀年了，但时至今日，中国人深层意识中东方和西方、中国和外国、中国人和外国人这种简化的二元概念分割，恐怕仍是世界各民族中最泾渭分明、最根深蒂固的。关於西方的、关於“西方主流社会”的重大问题，中国人仍不甚了了。
“不甚了了”是指出一个事实，而到底是“应该了了”，还是“不要了了”则是另外的问题。“应该了了”意味着中国人应当有意识地、主动地向“西方主流社会”靠拢，就像圣彼得堡这座大城所象徵的那样，争取在几代人的时间内成为“西方主流社会”世界体系中的一员。“不要了了”则意味着仍然坚持自身的文明传统，无意寻求“西方主流社会”的同化，就如同这次上海市作为礼物送给圣彼得堡的那座中国园林所象徵的那样，不图协调，但求多样。
可叹的是，“应该”还是“不要”这个看似简单的选择，正在越来越成为一个无解的“悖论”。更为可叹的是，围绕着这个悖论，中国的无数志士仁人苦苦地上下求索了四百馀年，其中巨大的心灵折磨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民族能够与之相比，但四百年後的今天却仍然深陷於无解的痛苦之中。
为什麽说越来越无解？为什麽说是悖论？
就这个问题所包含的学术内容而言，至少应该有上百部名家专着来回答。本文以区区千字杂谈，只能做一管窥。
从认识论上讲，人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中国人自明朝崇祯年间应用西洋历法起，一个“用夷变夏”的社会过程随之开始，一个“夷夏之辨”的认识过程也随之开始。对西夷的认识历经了“有资实学，有补世用”（明末）、“补儒易佛”、“天儒会通”（清初）、“师夷长技”、“中体西用”（清末）、“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民国）这样一个渐进的变化。到了“五四”，相当於一次大总结，将“西洋”的内容定在了“科学”、“民主”、“自由”、“个人主义”、“革命”、“国家”、“共和”等概念上，并将“西洋”与中国各自铸上了新与旧、今与古、盛与衰、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後等鲜明标签。
20世纪初的中国人，在救亡图存的风雨飘摇之中对“西洋”这个新世界中的怪物仓促地进行了这样一个认识总结。这个总结的相对深刻和准确奠定了中国随後顽强的现代化努力的基础，但这个总结的相对肤浅和偏颇也为日後的灾难性大变局埋下了祸根。
以今人的眼光回头评判古人是非，说起来容易，但无异於要求当时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陈独秀每人再多活几十年，将自己的学说完成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循环。国学三千年，西学三千年，加起来六千年的学问，至今没有人能够真正完成这个循环。
仓促的总结、未完成的认识循环，使“五四”以後的中国人认识到了“科学”，但没有认识到科学知识与“知识权力”的关系；认识到了“民主”，但没有认识到民主政体被“党人集团”所寄生的现实；认识到了“自由”和“个人”，但没有认识到“文明种属帝国主义”假个人自由之名的扩张。
要大刀阔斧地“全盘西化”吗？殊不知在一个“文明种属帝国主义”的世界，中国人的“全盘西化”也就是自我“殖民地化”。除非中国人马上就能找到几个尚未“全盘西化”的弱小异族，通过殖民化他国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新帝国主义国家，就像明治维新之後的日本帝国一样。
要自觉融入“西方主流社会”吗？殊不知“西方主流社会”恰恰就是相对於“非西方边缘社会”而言的。如果连处於世界等级体系最下层的中国人也进入了“西方主流社会”，“主流社会”还如何成为“主流”呢？谁来做衬托“主流”的光辉、成就“主流”的地位的“边缘”呢？
要通过“共和”实现“民主”吗？殊不知“西方主流社会”的“民主”从一开始就是以对“非西方边缘社会”的大规模经济剥削为条件的，从来就是已经获得了剥削者地位的“上层人民”的奢侈品。这个世界既然不可能消除社会等级，既然永远存在着自然资源与人类贪欲之间的紧张，普世的“民主”可能实现吗？
要重新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吗？历史的回头路早已被中国人和西洋人一起彻底切断了。
这就是中国人与“西方主流社会”之间的无解悖论：你所要（或不得不）向上融入的东西，恰恰是以对你的向下排斥为条件的；你想要（或不得不）设法取得的地位，恰恰是以你的无法取得为条件的。没有“东方”也就没有“西方”，没有“边缘”也就没有“主流”；没有“荣耀石”下面俯首称臣的动物群，也就没有“荣耀石”上趾高气扬的“狮子王”，其道理就像这部“意识形态”卡通片一样浅显。
“五四”至今已经80多年了，这80多年间中国发生的所有重大社会变局无一不与中国与“西方主流社会”之间的这种两难困境有关。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的演变也仍然摆脱不了这个困境的约束。这就是中国的现实，一个已经越出了中国知识界思维滞後和局限的现实。
刚刚结束的伊拉克战争和仍在继续扩大的“反恐“战争是“西方主流社会”对“激进穆斯林”势力的一次暴力解决，其结果必然是使整个伊斯兰世界“温和”地接受“西方主流社会”所给予它的“二流”以下的世界等级地位，不再做徒劳的抗争。而此次中国领导人应邀与G8集团的对话，也只能是“温和”的、“不得不”的、没有抗争馀地的。
也许，当“分久必合”成为“天下大势”之时，“合久必分”也就自然成为一个‘理性预期“了。或者说，当“单极化”成为国际政治对局一方的博弈策略，“为多极而多极”将成为其他对局各方的可行策略。（文扬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