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世纪中国 单世联
徐海东大将是一个看重历史的人，从１９４０年开始休养直到１９７０年逝世，３０年中他所做的工作主要是１９６０年主持编写红２５军战史。另外还写了近六万字的回忆文章，１９８２年三联书店把它们结集为《生平自述》出版。可惜的是，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的政治环境不可能使他自由抒写。
１ 地主的儿子也要打死？
徐海东是共产革命中出身极为卑贱、低微的高级将领之一。他的祖祖辈辈都是窑工，一无田地二无房屋，是典型的无产阶级。徐本人当了１１年的长工，长到１８岁还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他的童养媳田德斋因幼时天花留下满脸疤痕，以至于国民党抓到后她都说："这个姓田的丑婆子是徐海东不要的，就免她一死吧。"（１）这种自幼即深刻体验的贫穷困苦和穷富对立是他参加革命的感情基础。尽管"我对党派和政治更是一点不懂"，却"从自己饱受的痛苦中涌动起一种革命的要求，不满旧社会，希望改变那种人剥削人的制度。"（Ｐ１１）当他的同学吝积堂向他进行革命启蒙时，
我说这些好懂，地主、土豪就是坏，要打倒，要连他们的儿子都打死。（Ｐ１１）
贫富悬殊是革命暴动的天然土壤。徐海东之外，还有王首道："父亲和三个哥哥都是劳动力，除经营佃田外，还外出作工。农民革命风潮起来后，大哥参加了革命，当了张坊工农义勇队队长。张坊团防局派人到我家捉'暴徒'，家人四处逃散。后来大哥在宜春战斗中阵亡。二哥和三哥也殆于战乱。五弟随父亲逃到江西，父亲饿死在山中，五弟埋葬了父亲，拖着冻烂的逃回了家．母亲到一个亲友家作家务，直到全国解放。这一切一直是激励我前进的巨大动力。"（２）
真实的之外，还有虚构的。丁玲写过一篇小说叫《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其主人公欧外鸥在寒夜与情人幽会或嫖娼时，看到黄包车夫在寒风凛冽的街上苦心地等客人来坐车时，心中每每想到："他是在那凄凉的路上，便可以愤恨，愤恨那些资本主义者，在这时，他便很可能造就成一个革命的英雄。这也并不是完全只为自己无钱逛窑子，无钱讨太太才感觉出来革命之必须的，因为同时在路上就有着许多穿着乱棉袍的洋车夫，是还不敢回转家去见他们的妻儿，而犹在马路上彷徨的，真的，他的务要铲除有钱阶级的思想，多半便在这许多洋车上成立。"（３）
１９３６年，美国记者斯诺在延安访问徐海东后的印象是：他是"我所遇到的共产党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人。……他真心诚意地认为，中国的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而有钱人则什么坏事都干尽了。"（４）这一判断决定了徐对他们的态度。一方面穷人都是好人。１９３５年红２５军进入陕南后，军部有人要杀手枪团团长和政委等人，徐制止说："他们都是农民出身，都不象反革命"。（Ｐ４０）农民出身就是革命的证明，徐拍了桌子坚持把他们释放。王首道也有这样的见解。１９３３年湘赣省委肃反时，"中央局也曾打电报来指令逮捕袁德生，但我们认为袁德生系工人出身，并且参加领导过安源工人的罢工斗争，是一名老党员，因此我们没有执行这个命令。"（５）另一方面，对有钱人就不能必慈手软，连他们的孩子也要杀，除恶务尽。这里表现出的，首先是穷人对富人的复仇欲；其次是血统论的萌芽，它们久久在中国大地上回旋，使革命与报复联系起来。
"朴素的阶级感情"是中国革命的激情。然而，第一，是不是富人都是坏人？抗战初期，徐有一次"住在一位姓齐的富翁家里，有一次我们偶然谈到了抗战，谈到了部队的给养困难，他立刻自动捐助了一百五十担小麦。"（Ｐ１２３）捐了小麦的富翁仍旧是"阶级敌人"，但他与"穷人"出生的徐也有一致的时候，不但他的儿子、就是他本人似乎也不应当打死。 第二，仇恨是革命的动力，但革命的目标决非复仇，否则无论怎样革命，社会总还是非正义的。能够有效地从事社会改造的革命者，必须从刺激他革命的黑暗、残酷、悲苦中挣脱出来，超越复仇欲，以一种普遍的正义感从事社会的重建。１９６０年代美国黑人领袖马丁 路德 金有一个梦，那就是有一天，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友谊。
２ 等级
穷富差异是一种等级，但共产党人也大众从来不是平均主义、平等主义者，革命队伍中也有上下之别。１９２６年４月，徐与吝积堂、李树珍到广东去。
一路上，我替他们俩挑着行李，步行了一个多月。（Ｐ１４）
三人行，吝、李也不是老弱病残，为什么是徐海东充当"沙和尚"的角色？吝、李二人是否有过分担的意思，徐文没有交代。但即使没有也没啥奇怪的：他们是他入党的介绍人，是他的领导。新入党的徐海东立即就进入一个等级体制之中。
１９３３年２月下旬，徐升任红２５军副军长，成为鄂豫皖苏区最高军事领导人之一。
我做副军长兼师长期间，一直受打击、排挤。打仗有我的份，跑路有我的，别的权利没有。……我深感我这个副军长是有其名无其实，工作实在难做。经过思想斗争，我又想，为了革命事业，还是不计较这些吧。（Ｐ２７）
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些打击、排挤他的人──他们肯定地位比徐高、受党的教育比徐多，为什么不能"为了革命事业"支持徐的工作（实际上是党的工作）呢？看来等级之分是可以超越政治理念的，只要有人群，什么革命也不能彻底根绝等级。革命不能消除等级，因为这是人类行为必须的组织体制之一。长征中朱德等"采取了坚持保障干部的方针，男女干部受伤了，生病了，总是设法抬着走，甚至抽调战斗兵来抬他们。这件事曾引起一般战士的怨言，说上级不爱护战士，沿途抛弃伤病兵，却要抽调战士来做挑夫，抬那些要人们和他们的妻子。朱德认为不顾战士们的怨言，坚持保存干部们的作法是有成绩的。"（６）到了延安之后，中共能迅速从弱小中崛起，原因之一，是长征中保存了一批干部。
所以问题不在于革命队伍也仍然有严格的上下之分，而在于如何弥合革命宣传的平等理想与事实上的差序等级。１９４２年，王实味等人对"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提出批评，毛泽东的说法是："你们大多数晚上都点油灯，只有陈伯达、艾思奇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晚上才点蜡烛。我晚上在窑洞办公要点两只蜡烛，如果你们来个平均主义，只许我点一只蜡烛，也不合理。"（７）为什么"不合理"，没有讲，不外是毛身负重任之类的吧。但由于中国革命以"平等"为理想、以推翻剥削制度为动员，严格地推论起来，当多数人只能点油灯，毛泽东却要点两只蜡烛时，坚持革命原教旨的人，如王实味对等级制的批评也是有道理的。
说到最后，完全的"官兵平等"是不可能的，但在上者有一个比较好的态度对待在下者却完全可以做到，但即使这一点，也常常做不到。１９５１年，莫文骅调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首先去拜见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高岗，"我来到他的会客室，他尚没有下楼，公务员给他送来一盆新鲜的樱桃放在桌上。等了一会儿，高岗下来了，我给他敬礼，向他报道，他冷漠地看了我一眼，跟我握了一下手，便坐下来吃他的樱桃，一粒接着一粒，吃个不停，哼也不哼一声，好象屋里没有其他人一样。他吃够了樱桃，用手帕抹了一下嘴巴，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你来了！'"（８）既然司令员比政治部主任高一级，莫文骅就得忍受如此冷漠的态度，你还有什么不服气？
以改造社会自期的中国革命许诺了最美好的理想，但它不但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而且还制造了更严格的等级体制。这种体制表现在住房、座位、讲话顺序、交通工具等日常生活中。"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主席经常出巡，各省市纷纷赶建'行宫'，如湖南的'蓉园'，四川的'金牛坝宾馆'，湖北的'东湖宾馆'，江苏的'紫金山宾馆'，山东的'南郊宾馆'。"天津也有个"迎宾馆"："园中的主建筑为四座别墅，据说分别为毛、刘、周、朱提供的。我们后来参观，这四座别墅，建筑的规模，豪华的程度，内部的陈设。呈梯形的差别，绝不雷同。令人惊叹等级之森严。"（９）
用革命队伍中严格的等级观念和制度来批评革命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但很多受着不平等之苦的人是奔着平等这个理想参加革命的，而革命所建立的仍然是差序格局，革命者并没享受到平等，只不过一部分人处于这一格局的上层，成为不平等的受益者、拥护者；而多数人仍处下层，如果他们认真地以为革命就是求平等，党早就准备了一顶"绝对平均主义"的帽子，就会通过"整风"来改造他们。这就是王实味们的命运。
３ 刘士奇
１９３２年８月初，徐的部队被打散后转移到英山，与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去与东路游击司令部联系，此时游击司令刘士奇正在吃饭："桌上摆着好菜，徐海东一进门，瞅着这情景，一团火就从心里向外冒。外边摆着伤兵、逃难的人……他们又哭又闹，这位司令却独个在这里吃饭，真是不管百姓死活呀。"（１０）面对众多群众在身边受难，刘照样吃得很坦然。穷不能穷领导、饿不能饿司令，从革命时代就开始了。１９３４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三军团"通知各团的供应处长，每星期想办法给团长、政委炖只鸡，补养身体。"（１１）
如果因此认为刘士奇不是合格的共产党人那就错了。事实上，刘是３０年代初江西苏区毛泽东极为信用的重要人物，先后任红六军政委、赣西南特委书记等要职。当时江西省巡视员江汉波曾批评过刘"脾气太大，喜欢骂人"，就为毛记在心头。１９３０年初的"二七会议"上，毛指责江汉波"煽动同志反对正确政治路线的领袖"（１２）会后，刘率先响应"二七会议"在赣西南"肃ＡＢ团"的号召，大开杀戒。由于刘批评过"立三路线"，也由于赣西南党与毛的分歧，１９３０年８月在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会上被撤职，毛泽东由此认定"二全会议主要反对二七会议，开除刘士奇就是反对二七会议，反对毛泽东。"（１３）不久便以"肃ＡＢ团"为名大规模捕杀赣西南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李韶九抓人时首先问："你参加二全会了吗？"如果参加了，那就绝对是"ＡＢ团"。
刘士奇后来在１９３３年鄂豫皖苏区的肃反中被错杀，他对革命队伍中的"肃反"应当没有什么怨言：反正总要杀人，不是你杀了我，就是我杀了你。
４ 沈泽民
张国焘是鄂豫皖和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他手下有两员大将：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和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陈、沈都是王明的"二十八个半"之一，比较起来，张与陈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在四方面军主力是否撤出鄂豫皖向外发展的问题上，沈泽民与张国焘的意见不一致。主力撤出后，沈留下继续斗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沈领导的省委仍然执行了一套左的冒险政策，这就夺取七里坪等中心城镇。结果仅饿死、病死的就达三千多人，徐海东因此发了几句牢骚，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领导，只顾自己吃饱就不管部队了"，沈立即用烟斗指着徐的脸说："海东，哪个是小资产阶级？你这个观点成了问题，你没有参加会议的资格。"于是
我立即被推出会场。（Ｐ２５）
这就是沈的霸道和权威，但他不是"坏人"。此前与沈一道工作的徐向前的印象是："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也是中央派来的。……工作积极热情。是个好同志，但军事上一窍不通，又缺乏领导经验，曾中生同志要比他强得多。"（１４）"像沈泽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狠。他不仅积极搞'肃反'，还有套理论，提出要'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与非无产阶级观念的分子中找反革命线索'。主观上认定必有反革命，非打着灯笼找出来不可。"（１５）
沈泽民确是个"好人"。徐被赶出会场后，知道自己随时可能面临厄运，三天之中，随时准备被抓起来。恰好此时敌人来犯，"我想如果扣我个'反革命'被杀死，倒不如趁敌人进攻，冲上去战死，也落上个光荣。"（Ｐ２６）当他只穿一条裤衩上阵、得胜回营之后，
省委书记见到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珊说："宝珊，我不死，不准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哪一个说他有问题，哪个就是反革命。"徐宝珊又证明说，他从１９２８年就知道我，是个好同志。他们两人对我从政治上肯定下来，才使的生命有了保证。（Ｐ２７）
徐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沈泽民样说，似乎不太符合党的原则。第一，徐有没有问题，不能由一、两个人说了算，而应当由徐的行为来证明。第二，在沈对徐作了判断之后，假如有人说徐有什么问题，也不一定就是反革命。即使在保护自己的同志时，沈也扮演着一言堂的角色。
当然，不能过分地指责这样一个为革命牺牲的领导人，即使像徐海东这样的高级将领，他们的命运也从来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上，在江西苏区，领导"宁都暴动"的红５军团总指挥季振同、领导百色起义的红７军军长李明瑞都是在没有任何通敌证据的情况下被冤杀。与他们比较，徐确实要感谢沈泽民。
５ 戴季英
徐海东１９６５年写生平自述时，就谨慎地披露了红２５军的肃反问题，这在当时的回忆录中是很少见的。尽管毛泽东在理论上经常批评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究竟怎样斗争、如何打击，革命文献一般是不具体介绍的。
肃反积极分子各个根据地都有。张国焘带四方面军主力出走之后，７４师的肃反由政委戴季英主持。有一次他把二二０团的政委、参谋长等四十九名党团干部捆起来后，拷打其中的一个连指导员，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
当政委百般拷打问不出口供时。叫他的警卫员拉出去杀。我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都没有，为什么杀人家？"他说："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四十九个人，被杀了。我知道后，落下泪来。回想在东路游击时，前有敌人堵，是这一团我去攻，后有敌人追，也是这一团人去打。（Ｐ２２─２３）
从江西苏区到"文革"，历次肃反的共性是大搞逼供信，戴委英连"供"都不要就可以杀人。２２０团是红２５军的主力，戴季英杀起来并不手软。他本是个官迷，红２５军长征途中，他是军参谋长，多次想当军政委。因为徐海东的反对，他没有得逞，就再次拿红军生命开玩笑："９月４凌晨，参谋长不服从命令，贻误了部队时间，后卫２２５团遭到敌骑兵的袭击，一下损失二百多人。"（１６）既然没有军事才能，那就以杀人来邀功。这在红军中是行得通的。红２５军到达陕北后时，他成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陕甘晋省委保卫局局长，全面主持陕北肃反，刘志丹就差点被他杀掉。
杀了这么多军事人才，战斗力肯定要受到影响。党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始终是一个迷。也许有三种动机，第一种出于极左的政治理念，陈昌浩、沈泽民即是；第二种基于权力之争，张国焘、夏曦即是；第三种是无知的盲从。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周恩来到达福建长汀。他到闽粤赣边区省委机关去，长汀县委妇女部部长李坚贞正好闯进去向省委汇报。周恩来和气地问她："这个女同志干什么去啦？"李坚贞说："抓反革命！"周恩来一听，笑了："抓反革命，好哇！你说，是怎么抓的？"李坚贞爽快地回答："就这样抓的嘛！"周恩来又问："嗯！你怎么知道他是反革命啊？！"这下，李坚贞答不上来了。（１７）显然，像李坚贞这种革命者去肃反，无论其动机如何，都只会是乱抓乱杀一气。戴季英是鄂豫皖本地出身的干部，不是中央派来削平山头的，他的杀人狂热，很可能属于第一类和第三类，不过当他到陕北后抓捕刘志丹等人时，可能主要出于第二种动机。
在戴季英的心目中，政治上、思想上的"纯洁"比什么都重要。这说明，"左"是革命党的内在逻辑使然，是其合理性、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根据。中国有的是人，有的是不满现状、要起来造反杀人的人，革命不愁找不到参加者，愁的是如何把这些革命者"组织"起来。还在窑工时，徐海东就"第一次体会到组织起来的力量是穷人自己的武器。"（１８）"组织"绝不只是制度设施，更是意识形态的整合，情绪意志的集中。只有在大量杀戳"反革命分子"或"ＡＢ团"时，临时集合起来的人群才会有严格的"敌""我"之分，才会感到怕，才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
６ 党指挥枪
在１９３２年以后的鄂豫皖苏区，徐一度是最高军事长官，但他的个人生命也操纵在省委书记、政委手中。作为副军长，他除了带队冲锋陷阵，几乎没有任何权力。"有一天，部队两顿饭没吃，我决定给每个单位发一块钱买南瓜吃，还差十三块钱，我让人到军部经理处去支，他们说要有军长、政委的信才给，我只好亲自骑马到军部找到政委开条子。"（Ｐ２７）可见党指挥枪的原则是执行得多么有效。
党指挥枪的原则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有人代表的。遵义会议之前，党的主要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都不是军事首长，甚至也不大懂得军事，但从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５年，党始终保持了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体现就是政委有最后决定权。王明路线统治时期，"钦差大臣"满天飞，飞来飞去不是玩，而是到各地去掌握军权和政权。他们在江西、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建立中央局，在其他地方建立省委、特委之类党的组织，垄断该地区的一切权力。博古、张国焘和陈昌浩、夏曦和任弼时可以指挥毛泽东、徐向前、贺龙，沈泽民可以指挥徐海东。
尽管红军是党的军队，但军事首长与党的领导仍然有目的的不同，战斗要求胜、要有人才，政治上要统一、要效忠。所以徐海东是"坚决站在反对肃反扩大化方面的"，（Ｐ３９）而戴委英却从不怕杀错人。他们之间一旦发生冲突，裁断的标准就是党指挥枪。徐海东有一次反对杀人，戴季英的理由是："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治委员，肃反是我的事情，你少管，不要过问。"（Ｐ２３）党内、军内多次"肃反"，大权一般都掌握在政委、书记手中。
中国革命的成功是靠军队打出来的，但这支军队的特点又是党的领导。党和枪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苏维埃运动十年中，坚持党指挥枪原则的各主要根据地都丧失了。领导革命胜利的毛泽东，无论是在江西苏区还是在遵义会议以后，都是首先掌握了军权然后才掌握党权的。由于他牢牢地掌握着枪杆子，所以才保证了他对党的领导。这一点，他自己说得清楚："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１９）毛本人毫不怀疑共产党是"军党"。当然，他也强调"党指挥枪"，那是握有军权的张国焘、林彪向他挑战或不太顺从他的时候。
７ 错在哪里？
革命家的传记当然是革命的颂歌，但鲁迅早就说过革命不是通体光明的。但稍微真实一点反映革命进程中的实况，还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的事，所以阅读革命要细心。
１９３３年１２月围攻七里坪失败后，徐和少部分部队与军长吴焕先的主力部队失散，艰难跋涉后才到了皖西，由于不可能再回鄂东，就在皖北道委书记郭述申的支持下，与当地的部队合组成红２８军，徐任军长，郭任政委。半年后才与红２５军会合。
关于这次会合，１９６２年徐在《保卫红色土地》一文说："分别半年多，再次相会，那种高兴的心情，真是一时难以用语言来表达。"（Ｐ７０）但事实上，徐也有"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气愤。１９６５年的《生平自述》中交代了会合的前因：
没想到，被分割在鄂东地区的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却给皖西北道委写来信，不顾事实，说我和郭述申同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给我扣上一大堆帽子，举不出事实。唯一具体的事实，是说我不去鄂东找省委。这事使我愤怒极了，一时难忍，大发了一顿脾气。但我们还是布置了皖西的工作，于１９３４年４月中旬，在商城的豹子岩会合了红十五军。（Ｐ３３）
分开行动既是不得已的选择，其客观效果也是好的："从此，鄂东、皖西又各有了一支主力部队，两下虽得不到直接的支援，但是两地的同志，都怀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保卫苏区，保存和发展红军的力量。"（Ｐ６２）吴焕先等人如此大动肝火，给徐扣上政治帽子，唯一解释，是他们觉得红２８军的成立削弱了红２５军的实力。
从徐本人来说，由于他此前在红２５军一直受打击、排挤，当然也乐意在皖西与郭述申合作。他们的斗争，确实打开了皖西的局面。可以想象，他对与吴焕先的会合并不全是高兴的。
不过会合确实是好事，吴焕先等人没有再排挤、打击他。两军会合后重组为红２５军，徐任军长（吴改任政委），还补为省委委员。"我的一些正确意见，开始得已采纳。我个人的心情也比较舒畅。"（Ｐ３３）这说明，吴也并不真的认为徐等人有什么政治错误，只要部队过来，为我领导，什么事情都好商量，什么"错误"都可以一笔勾销。
８ 鄂豫皖
当井冈山被确认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之后，大别山也即鄂豫皖根据地的位置被微缩了。但这块贫瘠之地为中国革命贡献的确实太多了。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中共鄂东特委领导发动"黄（安）麻（城）起义"，是为鄂豫皖根据地起源。１９３０年３月成立红一军；１９３１年１１月成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张国焘。极盛时主力４万多、地方武装２０多万人。以此衍生出４支部队和４块根据地：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向西发展，建立了川陕根据地。１９３６年长征到陕北，抗战后编为１２９师。
四方军主力撤离后，留下的５个主力团与地方武装分别重组为２５军（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和２８军（军长廖荣坤、政委王平章）。１９３４年中央决定长征的消息传到鄂豫皖后，２５军与２８军主力合组为新的２５军开始长征，到陕北后与刘志丹的部队合组为１５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抗战后编为１１５师３４４旅。
２５军长征后，原２８军留下的部队组成８２师，后又扩编为红２８军，在高敬亭的领导下坚持３年游击战，保存了鄂豫皖根据地，抗战时编为新四军４支队。
２５军在长征途中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１９３５年７月在主力继续北上后，留下的部队由郑位三、陈先瑞等人领导，１９３５年９月组成７４师；抗战后与１５军团会合，抗战开始后编为１１５师留守处。
用"前仆后继"来形容鄂豫皖是最确切的：四方面军走了，２５军起来了；２５军走了，２８军起来了；抗战后的新四军第５师和１９４７年强渡大别山后的刘邓大军也在这里得到支持和发展。鄂豫皖的农民，为革命一茬接一茬地走进红军，仿佛这里有无穷无尽的人，可以满足革命所需要的一切牺牲。１９５５年评定军衔，人们发现鄂豫皖出了２００多个将军，但一个将军后面有多少个牺牲者，却是无法统计的。大别山成为中国革命最顽强的根据地，难道仅仅因为贫困？
９ "火并"
陕北红军对中国革命的作用，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１９３５年初红２５军长征到陕南，像中央红军一样，也是从一张报纸上知道陕北有红军活动，他们立即决定与之会合，９月初全军３４００多人到达陕北，受到刘志丹等人的热烈欢迎。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问题又出现了，只不过这一次是客人的部队多。２５军有人说："陕北红军哪有我们人多、枪好！"（２０）尽管徐"知道他过去犯过骄傲自大的毛病"，但他对刘志丹仍然是尊重的。只是实力不同则位置不同，两军合组为１５军团后，徐正刘副，刘还被彻底排除在随后成立的陕甘晋省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外。
这不全是２５军的客强欺主。１９３５年初，中共在陕北的组织有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军队则有２６军和２７军，分别由刘志丹、习仲勋、高岗和谢子长、郭洪涛等人代表。７、８月分，北方局代表朱理治、上海局代表聂洪钧到达陕北后组成"沪局与北局派驻陕北苏区代表团"，他们主要依靠原陕北特委郭洪涛为首的一批干部，排挤陕甘边方面的刘志丹、高岗等人。徐海东的２５军９月中旬到达陕北后，朱理治、聂洪钧等人主要依靠这支部队，一来代表团和２５军都是客，二来２５军更有实力。２５军的参谋长戴季英既是省委保卫局长，又是西北军委参谋长，积极配合朱理治等人以"肃反"为名逮捕刘志丹、高岗等人。徐后来告诉张国焘："整肃的结果，使陕北同志感觉不安，以为鄂豫皖来的老红军是压迫本地人的。"（２１）
毛泽东有言："火并"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中是常见的现象，看来革命队伍中也很难免。（２２）所谓"革命队伍"就是农民队伍。无论给每次肃反加上什么名称，骨子里都是一种"火并"。
１０ 高岗骂谁？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一方面从刀下救出刘志丹等人，另一方面要稳定陕北大局。１１月２６日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仍然批评刘志丹、高岗等人犯了右倾错误，并原则上肯定了陕北的肃反："过去陕甘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２６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敢小资产阶级的极端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这显然是一种调和性、过渡性的态度。当时陕北的主要领导人包括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后方军委主席兼保卫局局长戴季英，他们在肃反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出于大局考虑，西北中央局委员会根据中央决定于１１月３０日作出《关于戴继（季）英、聂鸿（洪）钧二同志在陕西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议》，把陕北肃反的"严重错误"推到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和主持前方肃反的聂洪钧二人身上，对他们分别作了"最后警告"和"严重警告"的处分。（２３）朱理治、郭洪涛继续受到重用：朱理治先后任河南省委书记、中原局代理书记、新四军５师政委；郭洪涛先后任陕甘宁辖区党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山东分局书记。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９日到次年１月１４日，毛泽东倡议由任弼时主持召开西北局高干会。作为这次会议的背景是，一方面高岗蒙毛泽东的信用，冉冉上升直至西北局书记；另一方面毛泽东意图通过西北历史问题的清理为改写党史提供"两条路线斗争"的模式和口径。会议修改了１９３５年有关陕北"肃反"错误的决定，把主要责任人从戴季英、聂洪钧扩大到朱理治、郭洪涛，把高岗封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朱、郭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七大"后，朱降为吉林省洮南地委书记，郭降为东满铁路管理局局长，都在高岗手下。
与徐海东有关的是，高岗在《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中，不但全面批判朱、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连带批评了"带着张国焘错误肃反路线影响来陕北的红２５军主要领导者"。２５军的主要领导人包括先后任军长和政委的程子华、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但程子华长期在中央苏区工作，１９３４年９月到达鄂豫皖时张国焘早已撤离鄂豫皖，谈不上受张国焘的影响；戴季英早在１９３５年就被认定要为陕北肃反负主要责任，高岗没有必要不点他的名。那么，这个"主要领导者"是指长期在鄂豫皖工作的徐海东？但第一，毛泽东曾说过徐反对过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徐与张有本质不同。１９３６年１０月毛还派徐迎接张国焘："徐海东同志苦口婆心地做他的工作，劝他改变立场同中央团结，但他并无改悔决心。后来在清算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徐海东同志坚持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一系列错误，并以此对原红２５军干部战士进行教育。"（２４）第二，徐历来反对肃反，与戴季英的矛盾很大，到达陕北后对刘志丹很尊重，认为如果刘志丹同志是反革命，那还能有陕北根据地？１９３５年直接处理陕北肃反错误的王首道对徐海东赞不绝口："进入陕北后，他一直强调红２５军要与陕北地方党、政府和红军搞好团结，对刘志丹同志很尊重和敬佩。"（２５）
那么高岗究竟骂谁？
１１ 大功
徐的军旅行生涯与井冈山、与红一军团、与红一方面军无缘，红军长征后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而且他１９３１年才担任团长，１９４０年以后即以养病为主，没有参加决定国共两党命运的"解放战争"，他的英雄时期主要是３０年代中期一段。但毛泽东对他却异乎寻常地关心，１９４１年发电要他"静心养病，天塌不管"；１９５０年亲笔要他"安心静养"；１９５５年被评为"十大将"之一，连他自己也感到惭愧。当然可以假设，如果徐的身体很好，毛也不一定就怎么重用他。但事实是毛对他确实甚为关照，认为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徐确实功高盖世。红四方面军撤离之后，他是鄂豫皖根据地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红２５军客观上与一、二、四方面军一样，拥有独立的根据地和战斗力，以至于于国民党把他和彭德怀并列悬赏１０万大洋要他的首级。但毛所说的"大功"，主要是指他率先到达陕北后对长征过来的中央红军的绝对服从，是他率１５军团为把革命的大本营建立在西北而开疆辟土。１９３４年红２５军长征到１９３６年的山城堡战斗，是徐的英雄时期。
１９３５年７月得知中央红军正在北上后，徐就表示要西征北上以牵制敌人保证中央顺利北上，"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Ｐ４０）１９３９年９月，红２５军与西北红军汇合组成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的手下有七千多人，比中央红军还多。但他无条件服从中央，会师之后向疲惫交加的中央红军大量供应粮食、猪羊和服装，解决各种需要，详细介绍边区情况。
我对毛主席是真诚地拥护和热爱的。当杨至诚同志拿着毛主席批的条子，要二千伍百块钱时，我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还有多少钱，他说全部七千元。我说留下二千，其他五千元全部送交中央。（Ｐ４８）
毛泽东此前刚刚受过人多势大的张国焘的气，面对徐海东等人无条件的欢迎，他不能不感到是莫大的欣慰。
徐原是张国焘的部下３６团的团长，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时，负伤的徐负责留守苏区。１９３６年９月，在甘肃的打拉池，徐见到分别４年的老上级见面了，据张国焘回忆："他仍和在鄂豫皖区时一样，亲切地称我为主席，对我表示信任，并极力指斥那种诬我因个人权位而反对中央的传说之不当。但他特别重视党内团结，认为团结是生路，分歧是死路，他恳切希望我能到保安去与毛等握手言欢。"（２６）此时，张仍握有重兵，徐的劝说，对毛有是有利的。
所以"党中央、毛主席，对我是十分信任和爱护的。会师以后，在党内、军内给了我很高的地位。"（Ｐ４８）共产党人并不完全否认善有善报的旧伦理，毛泽东更是爱憎分明。
１２ 病
１９４０年，徐病倒在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的岗位上，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养病生活，４９年以后基本不参加政治生活。也正因此，直到"文革"前，他的生活是风平浪静的。而１９５５年与徐同时被评为大将的，除陈赓１９６０年病逝外，其他的八个没有一个人没有挨过批。
广西省委书记、广西军区司令兼政委张云逸１９５０年因被毛泽东认为剿匪不力而被免去广西首脑的职位，此后长期不受重用；
总参谋长粟裕１９５８年因"独立王国"问题挨批。
总参谋长黄克诚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成员。
总政治部主任谭政１９６０月１０月因"反党宗派集团"被打倒。
总参谋长罗瑞卿１９６５年以篡军反党之名被打倒，自杀未遂，摔断一条腿。
海军司令员、政委肖劲光１９６６年挨批，整个"文革"期间靠边站。
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副院长王树声１９６６年被批。
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１９６９年被摧残至死。
徐海东没有享用过上述８人的显赫权力，却也少了他们几乎时时面临的紧张和陷阱，身体上的病使他免除了政治上的"病"。
其实，即使本来没有病或病情不重的人，一遇政治风暴，也容易得病或病情加剧。１９５２年６月，叶剑英就广东"农民运动中的右倾"和"地方主义"问题在华南分局会议上作检讨，不久心脏病发作，次年２月好转。１９５９年９月，正受批判的张闻天患前列腺肥大症，直到１９６０年２月才痊愈。高级领导人都经历过艰苦的生活，一般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病，但突然发作、甚至致死，通常还有政治方面的因素，身体的疾病与政治的灾难是有关联的。像刘少奇、贺龙这样的长期担负重要权力的人，如果不是突然遭受打击，是肯定不会死亡的。
权力是政治家生命的一部分，领导人的身体是否有病、是否需要治疗，有时并不取决于身体状况；一些重要人物住院与否，可能是特定时期政治气候的睛雨表。１９５８年北戴河会议后，陈云因遭毛泽东的批评而告病休息；１９６２年春夏之交，陈云给毛写信，积极支持在农村实行"责任田"的政策。"毛主席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陈云同志闻讯沉默不语。北戴河会议期间，他写信给小平同志并转毛主席，说明因身体状况不好，要求请假"。（２７）从１９６２到１９６５年，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严重冲突、毛再度跃入前台直至发动"文革"的关键时期。陈是老资格的领导人，毛泽东１９５８年批判"反冒进"之后，他被认为是"一惯右倾"。陈对毛的领导作风有清醒的认识。此时他主动说自己"身体状况不好"，使他后来的政治状况至少比刘、邓等人好一些。
与陈云以病避祸不同，康生是以病来打发政治上的失意。延安整风期间，康重权在握，是毛泽东、刘少奇之下的第三号人物。"七大"之后，毛泽东需要加强党内团结以推翻国民党政权，康生的整人术已不是急需，只能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屈居中央委员饶漱石之下任山东分局书记，４９年之后更是沉寂无闻，"八大"连政治局委员也当不上。于是"养病"成为他的主要工作。１９５９年批判彭德怀后，党内斗争再趋激烈，康生的"病"也就好了，在此后的１０间再度成为毛清洗党内对手的出鞘之剑，在１９６９年的"九大"成为党内第五把手，林彪事件后，更一跃成为党内三号人物。对于康生来说，要么是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要么是在泉林山色之、金石书画中养病，他的进退基本上可以反映党内斗争的激烈程度。
１３ "最高指示"的力量
"文革"期间，徐的日子也不好过。１９６７年"武汉事件"后，有人说他是陈再道的后台。但毛泽东没有忘记徐的"大功"，"当林彪抛出'打倒徐海东'的反动口号，加紧迫害徐海东同志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亲自提名徐海东同志为党的'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周恩来同志极其高兴地向大会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当徐海东同志坐着手推车到达会场时，周恩来同志含泪走过来，亲自给安排坐位，正在主持开会的毛泽东同志特地转过身来向他打招呼。"（２８）会议结束时，徐当选为中央委员。
但当代中国政治的动作逻辑是，即使你当上中央委员、政治委员，也不能说你就没有问题了。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徐仍被赶出北京，次年寂寞地死在郑州。不过，不能就此认为毛泽东说话不算数或不够力量。分析起来，有三种类型。
一是说话不算数。１９６６年８月贺龙的命运危危可岌之后，毛两度对说"我保你"。但几个月后，得到毛的许可，"打倒贺龙"的口号已响彻北京。如何判断毛是否会出尔反尔，是党内的一门学问。
二是说了也就说说而已。打倒贺龙是毛同意的，对徐的迫害却不一定得到毛的认可，但毛也没有要人认真落实对徐的保护。在当时政治棋盘上，徐还没有重要到使毛真正抒的命运放在心上。
三是真正的"凡是派"太少，甚至干脆就没有，毛的一句并不真的顶一万句。１９７８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凡是"派的一个重要人物是中宣部部长张平化，甚至他也不真的认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例子就是"纪凯夫事件"。１９５２年４月，武汉市第二医院发生盗窃案，报案人纪凯夫被定为作案人受到刑讯，而重点怀疑人、支部书记王清则因是老干部而消遥法外。这一处理得到武汉市副市长周季方、副书记吴德峰、书记张平化等要人的支持。后来中南局纪委派出联合检查组，推翻了这一结论。副总理薄一波在武汉得知此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除要中组部下令中南局将周季方开除党籍外，还亲自给中南局发电："周季方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侵犯人权，立即逮捕法办。"泰山压顶，除王清被法办外，武汉市主要领导人也都受到到处理：张平化被降为副书记，吴德峰被撤职，周季方被判刑。事情到了这一地步，应当说是铁板钉钉了。但就是因为此案涉及到张平化这样的高官，此后就几次翻案。１９７９年，湖北省纪委作出《关于撤销周季方同志处分问题的决定》，并批评当年公正处理此案的原中南局纪委秘书长李之琏。应李的要求，１９８１年１０月，中央五部委组成审理组，再次认定"纪案"不是错案，但由于张平化等人的"不断写信给中央反映"，这一审理结果直到１９８８年６月才由中纪委最后通过。（２９）可见一旦牵涉到自己的名誉地位，"凡是派"人物对"最高指示"并不完全尊重。
这也说明，意志坚强、谋略精深如毛泽东，其实并不能按照他的意愿来改造中国，他的思想观念、路线政策，经过各级官员的层层过滤筛选，已有很大失真。这一方面可以解释毛制定的方针政策何以过于严格严厉，另一方面也提醒后人不能要求毛泽东为当时的一切冤假错案负责，邓小平后来就多次表达过这一意思。
徐海东简历
１９００年６月生于湖北大悟县（原黄陂县）一个六代窑工的家庭。
１９２５年４月由李树珍、吝积堂介绍入党。１９２６年５月参加国民革命军，在第四军任代理排长。
１９２７年６月，回黄陂家乡开展农民革命，先后任区农民自卫队长、县赤卫队大队长、鄂东暴动西南总指挥、鄂东警卫二团团长等职。
１９３１年３月，任红四军团长、红四方面军师长等职。
１９３２年四方面军力撤离后，留下的部队组为红２５军，徐先后任师长、副军长、军长等职。
１９３５年９月，率红２５军到陕北与刘志丹的红２６军、２７军汇合，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中共陕北省委委员。
１９３７年８月，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旅长。１９３９年５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
１９４５年后长期休养，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大将衔。
１９７０年３月逝世。
注释：
（１）参见胡士华：《大将之女──大别山农妇》，北京：《文艺报》２０００年９月２日。
（２）（５）（２４）（２５）《王首道回忆录》页１５、１３６、１９８、１９４，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
（３）《小说月报》１９２８年第１９卷第１０─１２期。
（４）（１８）斯诺：《西行漫记》页２６９、２７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７９。
（６）（２１）（２６）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页２２２─２２３、３１４、３１４，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１。
（７）引自陈晋：《文人毛泽东》页２１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８）《莫文骅回忆录》页６５０，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６。
（９）王若水：《此情可待成追忆》，载王蒙、袁鹰编：《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０）（１６）（２０）参见张麟：《徐海东将军传》页７９─８０、１７０─１７２、１７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３。
（１１）《王平回忆录》页６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２。
（１２）引自戴向青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页１５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１３）《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引自戴向青等：《ＡＢ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页１４０，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４）（１５）徐向前：《历史的回顾》页１４６、１６０，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
（１７）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１８９８─１９４９》页２４５，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９）《战争与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５１２，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
（２２）引自《叶飞回忆录》页７７─７８，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
（２３）参见李涛编著：《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页１２３─１２４，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７）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１１２０，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８）参见韩先楚、刘震、陈先瑞 ：《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怀念徐海东同志》，载《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下，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２９）参见李之琏：《纪凯夫事件始末》，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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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大将是一个看重历史的人，从１９４０年开始休养直到１９７０年逝世，３０年中他所做的工作主要是１９６０年主持编写红２５军战史。另外还写了近六万字的回忆文章，１９８２年三联书店把它们结集为《生平自述》出版。可惜的是，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的政治环境不可能使他自由抒写。
１ 地主的儿子也要打死？
徐海东是共产革命中出身极为卑贱、低微的高级将领之一。他的祖祖辈辈都是窑工，一无田地二无房屋，是典型的无产阶级。徐本人当了１１年的长工，长到１８岁还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他的童养媳田德斋因幼时天花留下满脸疤痕，以至于国民党抓到后她都说："这个姓田的丑婆子是徐海东不要的，就免她一死吧。"（１）这种自幼即深刻体验的贫穷困苦和穷富对立是他参加革命的感情基础。尽管"我对党派和政治更是一点不懂"，却"从自己饱受的痛苦中涌动起一种革命的要求，不满旧社会，希望改变那种人剥削人的制度。"（Ｐ１１）当他的同学吝积堂向他进行革命启蒙时，
我说这些好懂，地主、土豪就是坏，要打倒，要连他们的儿子都打死。（Ｐ１１）
贫富悬殊是革命暴动的天然土壤。徐海东之外，还有王首道："父亲和三个哥哥都是劳动力，除经营佃田外，还外出作工。农民革命风潮起来后，大哥参加了革命，当了张坊工农义勇队队长。张坊团防局派人到我家捉'暴徒'，家人四处逃散。后来大哥在宜春战斗中阵亡。二哥和三哥也殆于战乱。五弟随父亲逃到江西，父亲饿死在山中，五弟埋葬了父亲，拖着冻烂的逃回了家．母亲到一个亲友家作家务，直到全国解放。这一切一直是激励我前进的巨大动力。"（２）
真实的之外，还有虚构的。丁玲写过一篇小说叫《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其主人公欧外鸥在寒夜与情人幽会或嫖娼时，看到黄包车夫在寒风凛冽的街上苦心地等客人来坐车时，心中每每想到："他是在那凄凉的路上，便可以愤恨，愤恨那些资本主义者，在这时，他便很可能造就成一个革命的英雄。这也并不是完全只为自己无钱逛窑子，无钱讨太太才感觉出来革命之必须的，因为同时在路上就有着许多穿着乱棉袍的洋车夫，是还不敢回转家去见他们的妻儿，而犹在马路上彷徨的，真的，他的务要铲除有钱阶级的思想，多半便在这许多洋车上成立。"（３）
１９３６年，美国记者斯诺在延安访问徐海东后的印象是：他是"我所遇到的共产党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人。……他真心诚意地认为，中国的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而有钱人则什么坏事都干尽了。"（４）这一判断决定了徐对他们的态度。一方面穷人都是好人。１９３５年红２５军进入陕南后，军部有人要杀手枪团团长和政委等人，徐制止说："他们都是农民出身，都不象反革命"。（Ｐ４０）农民出身就是革命的证明，徐拍了桌子坚持把他们释放。王首道也有这样的见解。１９３３年湘赣省委肃反时，"中央局也曾打电报来指令逮捕袁德生，但我们认为袁德生系工人出身，并且参加领导过安源工人的罢工斗争，是一名老党员，因此我们没有执行这个命令。"（５）另一方面，对有钱人就不能必慈手软，连他们的孩子也要杀，除恶务尽。这里表现出的，首先是穷人对富人的复仇欲；其次是血统论的萌芽，它们久久在中国大地上回旋，使革命与报复联系起来。
"朴素的阶级感情"是中国革命的激情。然而，第一，是不是富人都是坏人？抗战初期，徐有一次"住在一位姓齐的富翁家里，有一次我们偶然谈到了抗战，谈到了部队的给养困难，他立刻自动捐助了一百五十担小麦。"（Ｐ１２３）捐了小麦的富翁仍旧是"阶级敌人"，但他与"穷人"出生的徐也有一致的时候，不但他的儿子、就是他本人似乎也不应当打死。 第二，仇恨是革命的动力，但革命的目标决非复仇，否则无论怎样革命，社会总还是非正义的。能够有效地从事社会改造的革命者，必须从刺激他革命的黑暗、残酷、悲苦中挣脱出来，超越复仇欲，以一种普遍的正义感从事社会的重建。１９６０年代美国黑人领袖马丁 路德 金有一个梦，那就是有一天，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友谊。
２ 等级
穷富差异是一种等级，但共产党人也大众从来不是平均主义、平等主义者，革命队伍中也有上下之别。１９２６年４月，徐与吝积堂、李树珍到广东去。
一路上，我替他们俩挑着行李，步行了一个多月。（Ｐ１４）
三人行，吝、李也不是老弱病残，为什么是徐海东充当"沙和尚"的角色？吝、李二人是否有过分担的意思，徐文没有交代。但即使没有也没啥奇怪的：他们是他入党的介绍人，是他的领导。新入党的徐海东立即就进入一个等级体制之中。
１９３３年２月下旬，徐升任红２５军副军长，成为鄂豫皖苏区最高军事领导人之一。
我做副军长兼师长期间，一直受打击、排挤。打仗有我的份，跑路有我的，别的权利没有。……我深感我这个副军长是有其名无其实，工作实在难做。经过思想斗争，我又想，为了革命事业，还是不计较这些吧。（Ｐ２７）
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些打击、排挤他的人──他们肯定地位比徐高、受党的教育比徐多，为什么不能"为了革命事业"支持徐的工作（实际上是党的工作）呢？看来等级之分是可以超越政治理念的，只要有人群，什么革命也不能彻底根绝等级。革命不能消除等级，因为这是人类行为必须的组织体制之一。长征中朱德等"采取了坚持保障干部的方针，男女干部受伤了，生病了，总是设法抬着走，甚至抽调战斗兵来抬他们。这件事曾引起一般战士的怨言，说上级不爱护战士，沿途抛弃伤病兵，却要抽调战士来做挑夫，抬那些要人们和他们的妻子。朱德认为不顾战士们的怨言，坚持保存干部们的作法是有成绩的。"（６）到了延安之后，中共能迅速从弱小中崛起，原因之一，是长征中保存了一批干部。
所以问题不在于革命队伍也仍然有严格的上下之分，而在于如何弥合革命宣传的平等理想与事实上的差序等级。１９４２年，王实味等人对"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提出批评，毛泽东的说法是："你们大多数晚上都点油灯，只有陈伯达、艾思奇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晚上才点蜡烛。我晚上在窑洞办公要点两只蜡烛，如果你们来个平均主义，只许我点一只蜡烛，也不合理。"（７）为什么"不合理"，没有讲，不外是毛身负重任之类的吧。但由于中国革命以"平等"为理想、以推翻剥削制度为动员，严格地推论起来，当多数人只能点油灯，毛泽东却要点两只蜡烛时，坚持革命原教旨的人，如王实味对等级制的批评也是有道理的。
说到最后，完全的"官兵平等"是不可能的，但在上者有一个比较好的态度对待在下者却完全可以做到，但即使这一点，也常常做不到。１９５１年，莫文骅调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首先去拜见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高岗，"我来到他的会客室，他尚没有下楼，公务员给他送来一盆新鲜的樱桃放在桌上。等了一会儿，高岗下来了，我给他敬礼，向他报道，他冷漠地看了我一眼，跟我握了一下手，便坐下来吃他的樱桃，一粒接着一粒，吃个不停，哼也不哼一声，好象屋里没有其他人一样。他吃够了樱桃，用手帕抹了一下嘴巴，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你来了！'"（８）既然司令员比政治部主任高一级，莫文骅就得忍受如此冷漠的态度，你还有什么不服气？
以改造社会自期的中国革命许诺了最美好的理想，但它不但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而且还制造了更严格的等级体制。这种体制表现在住房、座位、讲话顺序、交通工具等日常生活中。"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主席经常出巡，各省市纷纷赶建'行宫'，如湖南的'蓉园'，四川的'金牛坝宾馆'，湖北的'东湖宾馆'，江苏的'紫金山宾馆'，山东的'南郊宾馆'。"天津也有个"迎宾馆"："园中的主建筑为四座别墅，据说分别为毛、刘、周、朱提供的。我们后来参观，这四座别墅，建筑的规模，豪华的程度，内部的陈设。呈梯形的差别，绝不雷同。令人惊叹等级之森严。"（９）
用革命队伍中严格的等级观念和制度来批评革命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但很多受着不平等之苦的人是奔着平等这个理想参加革命的，而革命所建立的仍然是差序格局，革命者并没享受到平等，只不过一部分人处于这一格局的上层，成为不平等的受益者、拥护者；而多数人仍处下层，如果他们认真地以为革命就是求平等，党早就准备了一顶"绝对平均主义"的帽子，就会通过"整风"来改造他们。这就是王实味们的命运。
３ 刘士奇
１９３２年８月初，徐的部队被打散后转移到英山，与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去与东路游击司令部联系，此时游击司令刘士奇正在吃饭："桌上摆着好菜，徐海东一进门，瞅着这情景，一团火就从心里向外冒。外边摆着伤兵、逃难的人……他们又哭又闹，这位司令却独个在这里吃饭，真是不管百姓死活呀。"（１０）面对众多群众在身边受难，刘照样吃得很坦然。穷不能穷领导、饿不能饿司令，从革命时代就开始了。１９３４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三军团"通知各团的供应处长，每星期想办法给团长、政委炖只鸡，补养身体。"（１１）
如果因此认为刘士奇不是合格的共产党人那就错了。事实上，刘是３０年代初江西苏区毛泽东极为信用的重要人物，先后任红六军政委、赣西南特委书记等要职。当时江西省巡视员江汉波曾批评过刘"脾气太大，喜欢骂人"，就为毛记在心头。１９３０年初的"二七会议"上，毛指责江汉波"煽动同志反对正确政治路线的领袖"（１２）会后，刘率先响应"二七会议"在赣西南"肃ＡＢ团"的号召，大开杀戒。由于刘批评过"立三路线"，也由于赣西南党与毛的分歧，１９３０年８月在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会上被撤职，毛泽东由此认定"二全会议主要反对二七会议，开除刘士奇就是反对二七会议，反对毛泽东。"（１３）不久便以"肃ＡＢ团"为名大规模捕杀赣西南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李韶九抓人时首先问："你参加二全会了吗？"如果参加了，那就绝对是"ＡＢ团"。
刘士奇后来在１９３３年鄂豫皖苏区的肃反中被错杀，他对革命队伍中的"肃反"应当没有什么怨言：反正总要杀人，不是你杀了我，就是我杀了你。
４ 沈泽民
张国焘是鄂豫皖和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他手下有两员大将：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和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陈、沈都是王明的"二十八个半"之一，比较起来，张与陈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在四方面军主力是否撤出鄂豫皖向外发展的问题上，沈泽民与张国焘的意见不一致。主力撤出后，沈留下继续斗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沈领导的省委仍然执行了一套左的冒险政策，这就夺取七里坪等中心城镇。结果仅饿死、病死的就达三千多人，徐海东因此发了几句牢骚，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领导，只顾自己吃饱就不管部队了"，沈立即用烟斗指着徐的脸说："海东，哪个是小资产阶级？你这个观点成了问题，你没有参加会议的资格。"于是
我立即被推出会场。（Ｐ２５）
这就是沈的霸道和权威，但他不是"坏人"。此前与沈一道工作的徐向前的印象是："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也是中央派来的。……工作积极热情。是个好同志，但军事上一窍不通，又缺乏领导经验，曾中生同志要比他强得多。"（１４）"像沈泽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狠。他不仅积极搞'肃反'，还有套理论，提出要'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与非无产阶级观念的分子中找反革命线索'。主观上认定必有反革命，非打着灯笼找出来不可。"（１５）
沈泽民确是个"好人"。徐被赶出会场后，知道自己随时可能面临厄运，三天之中，随时准备被抓起来。恰好此时敌人来犯，"我想如果扣我个'反革命'被杀死，倒不如趁敌人进攻，冲上去战死，也落上个光荣。"（Ｐ２６）当他只穿一条裤衩上阵、得胜回营之后，
省委书记见到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珊说："宝珊，我不死，不准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哪一个说他有问题，哪个就是反革命。"徐宝珊又证明说，他从１９２８年就知道我，是个好同志。他们两人对我从政治上肯定下来，才使的生命有了保证。（Ｐ２７）
徐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沈泽民样说，似乎不太符合党的原则。第一，徐有没有问题，不能由一、两个人说了算，而应当由徐的行为来证明。第二，在沈对徐作了判断之后，假如有人说徐有什么问题，也不一定就是反革命。即使在保护自己的同志时，沈也扮演着一言堂的角色。
当然，不能过分地指责这样一个为革命牺牲的领导人，即使像徐海东这样的高级将领，他们的命运也从来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上，在江西苏区，领导"宁都暴动"的红５军团总指挥季振同、领导百色起义的红７军军长李明瑞都是在没有任何通敌证据的情况下被冤杀。与他们比较，徐确实要感谢沈泽民。
５ 戴季英
徐海东１９６５年写生平自述时，就谨慎地披露了红２５军的肃反问题，这在当时的回忆录中是很少见的。尽管毛泽东在理论上经常批评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究竟怎样斗争、如何打击，革命文献一般是不具体介绍的。
肃反积极分子各个根据地都有。张国焘带四方面军主力出走之后，７４师的肃反由政委戴季英主持。有一次他把二二０团的政委、参谋长等四十九名党团干部捆起来后，拷打其中的一个连指导员，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
当政委百般拷打问不出口供时。叫他的警卫员拉出去杀。我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都没有，为什么杀人家？"他说："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四十九个人，被杀了。我知道后，落下泪来。回想在东路游击时，前有敌人堵，是这一团我去攻，后有敌人追，也是这一团人去打。（Ｐ２２─２３）
从江西苏区到"文革"，历次肃反的共性是大搞逼供信，戴委英连"供"都不要就可以杀人。２２０团是红２５军的主力，戴季英杀起来并不手软。他本是个官迷，红２５军长征途中，他是军参谋长，多次想当军政委。因为徐海东的反对，他没有得逞，就再次拿红军生命开玩笑："９月４凌晨，参谋长不服从命令，贻误了部队时间，后卫２２５团遭到敌骑兵的袭击，一下损失二百多人。"（１６）既然没有军事才能，那就以杀人来邀功。这在红军中是行得通的。红２５军到达陕北后时，他成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陕甘晋省委保卫局局长，全面主持陕北肃反，刘志丹就差点被他杀掉。
杀了这么多军事人才，战斗力肯定要受到影响。党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始终是一个迷。也许有三种动机，第一种出于极左的政治理念，陈昌浩、沈泽民即是；第二种基于权力之争，张国焘、夏曦即是；第三种是无知的盲从。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周恩来到达福建长汀。他到闽粤赣边区省委机关去，长汀县委妇女部部长李坚贞正好闯进去向省委汇报。周恩来和气地问她："这个女同志干什么去啦？"李坚贞说："抓反革命！"周恩来一听，笑了："抓反革命，好哇！你说，是怎么抓的？"李坚贞爽快地回答："就这样抓的嘛！"周恩来又问："嗯！你怎么知道他是反革命啊？！"这下，李坚贞答不上来了。（１７）显然，像李坚贞这种革命者去肃反，无论其动机如何，都只会是乱抓乱杀一气。戴季英是鄂豫皖本地出身的干部，不是中央派来削平山头的，他的杀人狂热，很可能属于第一类和第三类，不过当他到陕北后抓捕刘志丹等人时，可能主要出于第二种动机。
在戴季英的心目中，政治上、思想上的"纯洁"比什么都重要。这说明，"左"是革命党的内在逻辑使然，是其合理性、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根据。中国有的是人，有的是不满现状、要起来造反杀人的人，革命不愁找不到参加者，愁的是如何把这些革命者"组织"起来。还在窑工时，徐海东就"第一次体会到组织起来的力量是穷人自己的武器。"（１８）"组织"绝不只是制度设施，更是意识形态的整合，情绪意志的集中。只有在大量杀戳"反革命分子"或"ＡＢ团"时，临时集合起来的人群才会有严格的"敌""我"之分，才会感到怕，才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
６ 党指挥枪
在１９３２年以后的鄂豫皖苏区，徐一度是最高军事长官，但他的个人生命也操纵在省委书记、政委手中。作为副军长，他除了带队冲锋陷阵，几乎没有任何权力。"有一天，部队两顿饭没吃，我决定给每个单位发一块钱买南瓜吃，还差十三块钱，我让人到军部经理处去支，他们说要有军长、政委的信才给，我只好亲自骑马到军部找到政委开条子。"（Ｐ２７）可见党指挥枪的原则是执行得多么有效。
党指挥枪的原则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有人代表的。遵义会议之前，党的主要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都不是军事首长，甚至也不大懂得军事，但从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５年，党始终保持了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体现就是政委有最后决定权。王明路线统治时期，"钦差大臣"满天飞，飞来飞去不是玩，而是到各地去掌握军权和政权。他们在江西、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建立中央局，在其他地方建立省委、特委之类党的组织，垄断该地区的一切权力。博古、张国焘和陈昌浩、夏曦和任弼时可以指挥毛泽东、徐向前、贺龙，沈泽民可以指挥徐海东。
尽管红军是党的军队，但军事首长与党的领导仍然有目的的不同，战斗要求胜、要有人才，政治上要统一、要效忠。所以徐海东是"坚决站在反对肃反扩大化方面的"，（Ｐ３９）而戴委英却从不怕杀错人。他们之间一旦发生冲突，裁断的标准就是党指挥枪。徐海东有一次反对杀人，戴季英的理由是："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治委员，肃反是我的事情，你少管，不要过问。"（Ｐ２３）党内、军内多次"肃反"，大权一般都掌握在政委、书记手中。
中国革命的成功是靠军队打出来的，但这支军队的特点又是党的领导。党和枪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苏维埃运动十年中，坚持党指挥枪原则的各主要根据地都丧失了。领导革命胜利的毛泽东，无论是在江西苏区还是在遵义会议以后，都是首先掌握了军权然后才掌握党权的。由于他牢牢地掌握着枪杆子，所以才保证了他对党的领导。这一点，他自己说得清楚："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１９）毛本人毫不怀疑共产党是"军党"。当然，他也强调"党指挥枪"，那是握有军权的张国焘、林彪向他挑战或不太顺从他的时候。
７ 错在哪里？
革命家的传记当然是革命的颂歌，但鲁迅早就说过革命不是通体光明的。但稍微真实一点反映革命进程中的实况，还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的事，所以阅读革命要细心。
１９３３年１２月围攻七里坪失败后，徐和少部分部队与军长吴焕先的主力部队失散，艰难跋涉后才到了皖西，由于不可能再回鄂东，就在皖北道委书记郭述申的支持下，与当地的部队合组成红２８军，徐任军长，郭任政委。半年后才与红２５军会合。
关于这次会合，１９６２年徐在《保卫红色土地》一文说："分别半年多，再次相会，那种高兴的心情，真是一时难以用语言来表达。"（Ｐ７０）但事实上，徐也有"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气愤。１９６５年的《生平自述》中交代了会合的前因：
没想到，被分割在鄂东地区的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却给皖西北道委写来信，不顾事实，说我和郭述申同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给我扣上一大堆帽子，举不出事实。唯一具体的事实，是说我不去鄂东找省委。这事使我愤怒极了，一时难忍，大发了一顿脾气。但我们还是布置了皖西的工作，于１９３４年４月中旬，在商城的豹子岩会合了红十五军。（Ｐ３３）
分开行动既是不得已的选择，其客观效果也是好的："从此，鄂东、皖西又各有了一支主力部队，两下虽得不到直接的支援，但是两地的同志，都怀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保卫苏区，保存和发展红军的力量。"（Ｐ６２）吴焕先等人如此大动肝火，给徐扣上政治帽子，唯一解释，是他们觉得红２８军的成立削弱了红２５军的实力。
从徐本人来说，由于他此前在红２５军一直受打击、排挤，当然也乐意在皖西与郭述申合作。他们的斗争，确实打开了皖西的局面。可以想象，他对与吴焕先的会合并不全是高兴的。
不过会合确实是好事，吴焕先等人没有再排挤、打击他。两军会合后重组为红２５军，徐任军长（吴改任政委），还补为省委委员。"我的一些正确意见，开始得已采纳。我个人的心情也比较舒畅。"（Ｐ３３）这说明，吴也并不真的认为徐等人有什么政治错误，只要部队过来，为我领导，什么事情都好商量，什么"错误"都可以一笔勾销。
８ 鄂豫皖
当井冈山被确认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之后，大别山也即鄂豫皖根据地的位置被微缩了。但这块贫瘠之地为中国革命贡献的确实太多了。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中共鄂东特委领导发动"黄（安）麻（城）起义"，是为鄂豫皖根据地起源。１９３０年３月成立红一军；１９３１年１１月成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张国焘。极盛时主力４万多、地方武装２０多万人。以此衍生出４支部队和４块根据地：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向西发展，建立了川陕根据地。１９３６年长征到陕北，抗战后编为１２９师。
四方军主力撤离后，留下的５个主力团与地方武装分别重组为２５军（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和２８军（军长廖荣坤、政委王平章）。１９３４年中央决定长征的消息传到鄂豫皖后，２５军与２８军主力合组为新的２５军开始长征，到陕北后与刘志丹的部队合组为１５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抗战后编为１１５师３４４旅。
２５军长征后，原２８军留下的部队组成８２师，后又扩编为红２８军，在高敬亭的领导下坚持３年游击战，保存了鄂豫皖根据地，抗战时编为新四军４支队。
２５军在长征途中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１９３５年７月在主力继续北上后，留下的部队由郑位三、陈先瑞等人领导，１９３５年９月组成７４师；抗战后与１５军团会合，抗战开始后编为１１５师留守处。
用"前仆后继"来形容鄂豫皖是最确切的：四方面军走了，２５军起来了；２５军走了，２８军起来了；抗战后的新四军第５师和１９４７年强渡大别山后的刘邓大军也在这里得到支持和发展。鄂豫皖的农民，为革命一茬接一茬地走进红军，仿佛这里有无穷无尽的人，可以满足革命所需要的一切牺牲。１９５５年评定军衔，人们发现鄂豫皖出了２００多个将军，但一个将军后面有多少个牺牲者，却是无法统计的。大别山成为中国革命最顽强的根据地，难道仅仅因为贫困？
９ "火并"
陕北红军对中国革命的作用，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１９３５年初红２５军长征到陕南，像中央红军一样，也是从一张报纸上知道陕北有红军活动，他们立即决定与之会合，９月初全军３４００多人到达陕北，受到刘志丹等人的热烈欢迎。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问题又出现了，只不过这一次是客人的部队多。２５军有人说："陕北红军哪有我们人多、枪好！"（２０）尽管徐"知道他过去犯过骄傲自大的毛病"，但他对刘志丹仍然是尊重的。只是实力不同则位置不同，两军合组为１５军团后，徐正刘副，刘还被彻底排除在随后成立的陕甘晋省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外。
这不全是２５军的客强欺主。１９３５年初，中共在陕北的组织有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军队则有２６军和２７军，分别由刘志丹、习仲勋、高岗和谢子长、郭洪涛等人代表。７、８月分，北方局代表朱理治、上海局代表聂洪钧到达陕北后组成"沪局与北局派驻陕北苏区代表团"，他们主要依靠原陕北特委郭洪涛为首的一批干部，排挤陕甘边方面的刘志丹、高岗等人。徐海东的２５军９月中旬到达陕北后，朱理治、聂洪钧等人主要依靠这支部队，一来代表团和２５军都是客，二来２５军更有实力。２５军的参谋长戴季英既是省委保卫局长，又是西北军委参谋长，积极配合朱理治等人以"肃反"为名逮捕刘志丹、高岗等人。徐后来告诉张国焘："整肃的结果，使陕北同志感觉不安，以为鄂豫皖来的老红军是压迫本地人的。"（２１）
毛泽东有言："火并"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中是常见的现象，看来革命队伍中也很难免。（２２）所谓"革命队伍"就是农民队伍。无论给每次肃反加上什么名称，骨子里都是一种"火并"。
１０ 高岗骂谁？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一方面从刀下救出刘志丹等人，另一方面要稳定陕北大局。１１月２６日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仍然批评刘志丹、高岗等人犯了右倾错误，并原则上肯定了陕北的肃反："过去陕甘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２６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敢小资产阶级的极端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这显然是一种调和性、过渡性的态度。当时陕北的主要领导人包括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后方军委主席兼保卫局局长戴季英，他们在肃反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出于大局考虑，西北中央局委员会根据中央决定于１１月３０日作出《关于戴继（季）英、聂鸿（洪）钧二同志在陕西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议》，把陕北肃反的"严重错误"推到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和主持前方肃反的聂洪钧二人身上，对他们分别作了"最后警告"和"严重警告"的处分。（２３）朱理治、郭洪涛继续受到重用：朱理治先后任河南省委书记、中原局代理书记、新四军５师政委；郭洪涛先后任陕甘宁辖区党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山东分局书记。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９日到次年１月１４日，毛泽东倡议由任弼时主持召开西北局高干会。作为这次会议的背景是，一方面高岗蒙毛泽东的信用，冉冉上升直至西北局书记；另一方面毛泽东意图通过西北历史问题的清理为改写党史提供"两条路线斗争"的模式和口径。会议修改了１９３５年有关陕北"肃反"错误的决定，把主要责任人从戴季英、聂洪钧扩大到朱理治、郭洪涛，把高岗封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朱、郭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七大"后，朱降为吉林省洮南地委书记，郭降为东满铁路管理局局长，都在高岗手下。
与徐海东有关的是，高岗在《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中，不但全面批判朱、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连带批评了"带着张国焘错误肃反路线影响来陕北的红２５军主要领导者"。２５军的主要领导人包括先后任军长和政委的程子华、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但程子华长期在中央苏区工作，１９３４年９月到达鄂豫皖时张国焘早已撤离鄂豫皖，谈不上受张国焘的影响；戴季英早在１９３５年就被认定要为陕北肃反负主要责任，高岗没有必要不点他的名。那么，这个"主要领导者"是指长期在鄂豫皖工作的徐海东？但第一，毛泽东曾说过徐反对过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徐与张有本质不同。１９３６年１０月毛还派徐迎接张国焘："徐海东同志苦口婆心地做他的工作，劝他改变立场同中央团结，但他并无改悔决心。后来在清算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徐海东同志坚持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一系列错误，并以此对原红２５军干部战士进行教育。"（２４）第二，徐历来反对肃反，与戴季英的矛盾很大，到达陕北后对刘志丹很尊重，认为如果刘志丹同志是反革命，那还能有陕北根据地？１９３５年直接处理陕北肃反错误的王首道对徐海东赞不绝口："进入陕北后，他一直强调红２５军要与陕北地方党、政府和红军搞好团结，对刘志丹同志很尊重和敬佩。"（２５）
那么高岗究竟骂谁？
１１ 大功
徐的军旅行生涯与井冈山、与红一军团、与红一方面军无缘，红军长征后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而且他１９３１年才担任团长，１９４０年以后即以养病为主，没有参加决定国共两党命运的"解放战争"，他的英雄时期主要是３０年代中期一段。但毛泽东对他却异乎寻常地关心，１９４１年发电要他"静心养病，天塌不管"；１９５０年亲笔要他"安心静养"；１９５５年被评为"十大将"之一，连他自己也感到惭愧。当然可以假设，如果徐的身体很好，毛也不一定就怎么重用他。但事实是毛对他确实甚为关照，认为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徐确实功高盖世。红四方面军撤离之后，他是鄂豫皖根据地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红２５军客观上与一、二、四方面军一样，拥有独立的根据地和战斗力，以至于于国民党把他和彭德怀并列悬赏１０万大洋要他的首级。但毛所说的"大功"，主要是指他率先到达陕北后对长征过来的中央红军的绝对服从，是他率１５军团为把革命的大本营建立在西北而开疆辟土。１９３４年红２５军长征到１９３６年的山城堡战斗，是徐的英雄时期。
１９３５年７月得知中央红军正在北上后，徐就表示要西征北上以牵制敌人保证中央顺利北上，"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Ｐ４０）１９３９年９月，红２５军与西北红军汇合组成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的手下有七千多人，比中央红军还多。但他无条件服从中央，会师之后向疲惫交加的中央红军大量供应粮食、猪羊和服装，解决各种需要，详细介绍边区情况。
我对毛主席是真诚地拥护和热爱的。当杨至诚同志拿着毛主席批的条子，要二千伍百块钱时，我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还有多少钱，他说全部七千元。我说留下二千，其他五千元全部送交中央。（Ｐ４８）
毛泽东此前刚刚受过人多势大的张国焘的气，面对徐海东等人无条件的欢迎，他不能不感到是莫大的欣慰。
徐原是张国焘的部下３６团的团长，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时，负伤的徐负责留守苏区。１９３６年９月，在甘肃的打拉池，徐见到分别４年的老上级见面了，据张国焘回忆："他仍和在鄂豫皖区时一样，亲切地称我为主席，对我表示信任，并极力指斥那种诬我因个人权位而反对中央的传说之不当。但他特别重视党内团结，认为团结是生路，分歧是死路，他恳切希望我能到保安去与毛等握手言欢。"（２６）此时，张仍握有重兵，徐的劝说，对毛有是有利的。
所以"党中央、毛主席，对我是十分信任和爱护的。会师以后，在党内、军内给了我很高的地位。"（Ｐ４８）共产党人并不完全否认善有善报的旧伦理，毛泽东更是爱憎分明。
１２ 病
１９４０年，徐病倒在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的岗位上，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养病生活，４９年以后基本不参加政治生活。也正因此，直到"文革"前，他的生活是风平浪静的。而１９５５年与徐同时被评为大将的，除陈赓１９６０年病逝外，其他的八个没有一个人没有挨过批。
广西省委书记、广西军区司令兼政委张云逸１９５０年因被毛泽东认为剿匪不力而被免去广西首脑的职位，此后长期不受重用；
总参谋长粟裕１９５８年因"独立王国"问题挨批。
总参谋长黄克诚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成员。
总政治部主任谭政１９６０月１０月因"反党宗派集团"被打倒。
总参谋长罗瑞卿１９６５年以篡军反党之名被打倒，自杀未遂，摔断一条腿。
海军司令员、政委肖劲光１９６６年挨批，整个"文革"期间靠边站。
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副院长王树声１９６６年被批。
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１９６９年被摧残至死。
徐海东没有享用过上述８人的显赫权力，却也少了他们几乎时时面临的紧张和陷阱，身体上的病使他免除了政治上的"病"。
其实，即使本来没有病或病情不重的人，一遇政治风暴，也容易得病或病情加剧。１９５２年６月，叶剑英就广东"农民运动中的右倾"和"地方主义"问题在华南分局会议上作检讨，不久心脏病发作，次年２月好转。１９５９年９月，正受批判的张闻天患前列腺肥大症，直到１９６０年２月才痊愈。高级领导人都经历过艰苦的生活，一般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病，但突然发作、甚至致死，通常还有政治方面的因素，身体的疾病与政治的灾难是有关联的。像刘少奇、贺龙这样的长期担负重要权力的人，如果不是突然遭受打击，是肯定不会死亡的。
权力是政治家生命的一部分，领导人的身体是否有病、是否需要治疗，有时并不取决于身体状况；一些重要人物住院与否，可能是特定时期政治气候的睛雨表。１９５８年北戴河会议后，陈云因遭毛泽东的批评而告病休息；１９６２年春夏之交，陈云给毛写信，积极支持在农村实行"责任田"的政策。"毛主席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陈云同志闻讯沉默不语。北戴河会议期间，他写信给小平同志并转毛主席，说明因身体状况不好，要求请假"。（２７）从１９６２到１９６５年，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严重冲突、毛再度跃入前台直至发动"文革"的关键时期。陈是老资格的领导人，毛泽东１９５８年批判"反冒进"之后，他被认为是"一惯右倾"。陈对毛的领导作风有清醒的认识。此时他主动说自己"身体状况不好"，使他后来的政治状况至少比刘、邓等人好一些。
与陈云以病避祸不同，康生是以病来打发政治上的失意。延安整风期间，康重权在握，是毛泽东、刘少奇之下的第三号人物。"七大"之后，毛泽东需要加强党内团结以推翻国民党政权，康生的整人术已不是急需，只能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屈居中央委员饶漱石之下任山东分局书记，４９年之后更是沉寂无闻，"八大"连政治局委员也当不上。于是"养病"成为他的主要工作。１９５９年批判彭德怀后，党内斗争再趋激烈，康生的"病"也就好了，在此后的１０间再度成为毛清洗党内对手的出鞘之剑，在１９６９年的"九大"成为党内第五把手，林彪事件后，更一跃成为党内三号人物。对于康生来说，要么是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要么是在泉林山色之、金石书画中养病，他的进退基本上可以反映党内斗争的激烈程度。
１３ "最高指示"的力量
"文革"期间，徐的日子也不好过。１９６７年"武汉事件"后，有人说他是陈再道的后台。但毛泽东没有忘记徐的"大功"，"当林彪抛出'打倒徐海东'的反动口号，加紧迫害徐海东同志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亲自提名徐海东同志为党的'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周恩来同志极其高兴地向大会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当徐海东同志坐着手推车到达会场时，周恩来同志含泪走过来，亲自给安排坐位，正在主持开会的毛泽东同志特地转过身来向他打招呼。"（２８）会议结束时，徐当选为中央委员。
但当代中国政治的动作逻辑是，即使你当上中央委员、政治委员，也不能说你就没有问题了。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徐仍被赶出北京，次年寂寞地死在郑州。不过，不能就此认为毛泽东说话不算数或不够力量。分析起来，有三种类型。
一是说话不算数。１９６６年８月贺龙的命运危危可岌之后，毛两度对说"我保你"。但几个月后，得到毛的许可，"打倒贺龙"的口号已响彻北京。如何判断毛是否会出尔反尔，是党内的一门学问。
二是说了也就说说而已。打倒贺龙是毛同意的，对徐的迫害却不一定得到毛的认可，但毛也没有要人认真落实对徐的保护。在当时政治棋盘上，徐还没有重要到使毛真正抒的命运放在心上。
三是真正的"凡是派"太少，甚至干脆就没有，毛的一句并不真的顶一万句。１９７８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凡是"派的一个重要人物是中宣部部长张平化，甚至他也不真的认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例子就是"纪凯夫事件"。１９５２年４月，武汉市第二医院发生盗窃案，报案人纪凯夫被定为作案人受到刑讯，而重点怀疑人、支部书记王清则因是老干部而消遥法外。这一处理得到武汉市副市长周季方、副书记吴德峰、书记张平化等要人的支持。后来中南局纪委派出联合检查组，推翻了这一结论。副总理薄一波在武汉得知此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除要中组部下令中南局将周季方开除党籍外，还亲自给中南局发电："周季方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侵犯人权，立即逮捕法办。"泰山压顶，除王清被法办外，武汉市主要领导人也都受到到处理：张平化被降为副书记，吴德峰被撤职，周季方被判刑。事情到了这一地步，应当说是铁板钉钉了。但就是因为此案涉及到张平化这样的高官，此后就几次翻案。１９７９年，湖北省纪委作出《关于撤销周季方同志处分问题的决定》，并批评当年公正处理此案的原中南局纪委秘书长李之琏。应李的要求，１９８１年１０月，中央五部委组成审理组，再次认定"纪案"不是错案，但由于张平化等人的"不断写信给中央反映"，这一审理结果直到１９８８年６月才由中纪委最后通过。（２９）可见一旦牵涉到自己的名誉地位，"凡是派"人物对"最高指示"并不完全尊重。
这也说明，意志坚强、谋略精深如毛泽东，其实并不能按照他的意愿来改造中国，他的思想观念、路线政策，经过各级官员的层层过滤筛选，已有很大失真。这一方面可以解释毛制定的方针政策何以过于严格严厉，另一方面也提醒后人不能要求毛泽东为当时的一切冤假错案负责，邓小平后来就多次表达过这一意思。
徐海东简历
１９００年６月生于湖北大悟县（原黄陂县）一个六代窑工的家庭。
１９２５年４月由李树珍、吝积堂介绍入党。１９２６年５月参加国民革命军，在第四军任代理排长。
１９２７年６月，回黄陂家乡开展农民革命，先后任区农民自卫队长、县赤卫队大队长、鄂东暴动西南总指挥、鄂东警卫二团团长等职。
１９３１年３月，任红四军团长、红四方面军师长等职。
１９３２年四方面军力撤离后，留下的部队组为红２５军，徐先后任师长、副军长、军长等职。
１９３５年９月，率红２５军到陕北与刘志丹的红２６军、２７军汇合，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中共陕北省委委员。
１９３７年８月，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旅长。１９３９年５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
１９４５年后长期休养，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大将衔。
１９７０年３月逝世。
注释：
（１）参见胡士华：《大将之女──大别山农妇》，北京：《文艺报》２０００年９月２日。
（２）（５）（２４）（２５）《王首道回忆录》页１５、１３６、１９８、１９４，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
（３）《小说月报》１９２８年第１９卷第１０─１２期。
（４）（１８）斯诺：《西行漫记》页２６９、２７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７９。
（６）（２１）（２６）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页２２２─２２３、３１４、３１４，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１。
（７）引自陈晋：《文人毛泽东》页２１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８）《莫文骅回忆录》页６５０，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６。
（９）王若水：《此情可待成追忆》，载王蒙、袁鹰编：《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０）（１６）（２０）参见张麟：《徐海东将军传》页７９─８０、１７０─１７２、１７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３。
（１１）《王平回忆录》页６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２。
（１２）引自戴向青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页１５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１３）《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引自戴向青等：《ＡＢ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页１４０，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４）（１５）徐向前：《历史的回顾》页１４６、１６０，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
（１７）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１８９８─１９４９》页２４５，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９）《战争与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５１２，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
（２２）引自《叶飞回忆录》页７７─７８，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
（２３）参见李涛编著：《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页１２３─１２４，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７）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１１２０，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８）参见韩先楚、刘震、陈先瑞 ：《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怀念徐海东同志》，载《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下，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２９）参见李之琏：《纪凯夫事件始末》，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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