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全国高考各省录取分数线：以文科重点为例，北京462分，上海497分，新疆490分，青海445分；而山东568分，河南562分，浙江560分。北京与山东等地相差100分左右。
●据教育部消息，2003年全国有527万考生参加高考，预计录取率为52％。但北京、上海、海南、新疆等地预测录取率都超过70％。由此，海南、新疆等地再次就成为高考移民挺进的重地。
□本报驻京记者 夏榆
西进的孩子
邓非、邓欢、邓爽是印在一个户口簿上的三个名字。
2003年4月12日，这个户口簿出现在青海省乌兰县一中的高考登记处前。拿户口簿的人叫邓宝玉，是青海省乌兰县盐业公司的职员。负责报名的魏老师拿着户口簿，端详着那三个孩子的名字。户口注明，男孩子是1983年出生，另外两个女孩是1985年出生的双胞胎。但魏老师看到站在面前的三个孩子，无论如何不能说其中的两个是孪生。
这个户口簿和三个孩子一起被魏老师移交给县招生办公室。结果发现户口是假的，是邓宝玉给从山东到青海借读的三个中学生办理的假户口。三个孩子被告知，取消在青海乌兰县的高考资格。邓非、邓欢、邓爽被退回到原籍。
邓非、邓欢、邓爽这样的孩子被人称为“高考候鸟”。还有一个说法叫“高考移民”。在青海这样的孩子有很多。
邓宝玉陷在空前的焦虑中。他两次通过关系办理的户口总是被招生人员识破。比他更绝望的是三个孩子。眼看着高考的日子一天一天临近，他们连高考注册的资格都没有。邓宝玉再次带着户口簿到乌兰县另外一所中学的高考报名处报名的时候，他的虚弱、焦虑和慌张神情也很快就被负责登记的老师看出来。
他们的努力付诸东流。邓非、邓欢、邓爽成为青海被封杀的173名高考移民中的三个。
5月29日，本报记者采访青海省高校招生委员会普招科科长阎秀玲，希望能帮助记者找到邓宝玉，找到邓非、邓欢、邓爽。但是记者获到的答复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找到他们了。
阎秀玲说：高考移民大量挤占了青海高校招生名额，严重侵犯了教育长期滞后地区青海考生的切身利益。为防止非本地户籍考生挤占本省高考名额，青海省在5月出台相关制度，对符合高考户口政策规定的省外高中借读生实行注册登记制度。173名空挂学籍、“转户搭桥”和冒名顶替的“高考移民”，被青海省高校招生委员会和省教育厅宣布取消今年高校报考资格。
陕西籍的学者周京力一直致力于中国民间人口迁徙流动的研究。1999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做访问学者，为了他的课题他去过山东、浙江、湖南、湖北，也去过新疆、青海、西藏，在他的考察途中见到过很多高考移民。
周京力说在陕西南部有分数线较低的学校专门招收高考移民，学校打出负责转迁户口的招牌。一个学生交两万块钱就可以把户口迁进当地。收取高考移民的学校一方面以此获取钱财，一方面以此提高升学率。
陕西的一名在校大学生向新闻媒体举报当地一个学校多年来招收外地考生，收取高额费用，公开进行高考移民的问题。这所学校是私立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派专人往山东、河南招收高三生来陕参加考试。其中有一个班级竟然80％的学生都是外省的。每次考试前50名可以说没有本地学生。但是这名大学生几次向当地媒体的投诉都被看成少见多怪而无人理睬。
新疆也是高考移民集中的地区。5月25日，记者采访新疆自治区招生办，工作人员艾斯卡尔说：新疆各级招生部门在8万多名考生中查出“高考移民”1709名。
在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地采取严厉措施封堵高考移民的时候，其他省份也如法炮制。
海南省：政府办公厅下发《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考条件暂行规定》，对高考移民进行限制，除往年规定的考生本人及其法定监护人在海南省有户籍外，新规定还明确：考生本人高中阶段后两个学年在海南省就读。
广西：规定考生本人及其父母在该区有常住户口，且本人高中阶段在该区就读的考生才能报考。
宁夏：规定投亲靠友落户该区或户口空挂的不得报考，本人户口在该区落户且高中阶段在该区就读但其父母户口不在该区的，只能报考区属院校。
贵州：规定在该省投资或从事高科技新产品开发，为该省经济建设作出贡献人员的子女，或随父母在该省落户6年以上且高中阶段在该省就读的才能报考，否则只能报考该省二级学院和专科层次学校。
高考移民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们在当地无法报考或者报考受限，同时也面临原籍不接纳他们报考的困境。
高考与迁徙
作为关注公共领域和公民权利的学者，丁东的家庭也有类似高考移民的经历。1980年代中期，在山西插队的老知青丁东从山西返回北京。像他一样从乡村到城市的还有2000万已过不惑之年的老知青。1992年丁东的儿子小学毕业，因为父母是知青的原因而得以享受将户口单独迁往北京的优惠。1998年丁东以照顾父母的名义把户口迁回北京。他回京的时候，儿子已经做了6年的北京市民。丁东和儿子都是那次迁徙的受惠者。
“儿子在山西的时候是中等生，不是尖子生，要是一直在山西，想考到北京的大学就比较困难，因为是北京知青，按照政策可以把儿子的户口转回北京，转回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北京的录取线压得低。所以儿子顺利地把户口从山西转到北京，在北京读完中学就顺利地考到大学。”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现在各地对高考移民的封堵？
丁东：高考移民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的起因是考试制度和现在的户籍制度的变化不同步。中国恢复高考以后，虽然实行的是全国统一考试，但实际上依然是以省、市、自治区为录取单位。教育资源的分配是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在一个省、市、自治区以内，它是相对平等的竞争，但是在省、市、自治区之间它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大学招生名额是划分到省、市、自治区的。在这样一个格局下，各省、市、自治区之间录取分数线就形成差异。从1977年恢复高考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着，但是现在高考移民问题的出现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
南方周末：据说一些地方对高考移民的封堵已经渐失理性，遭受困境的是那些无辜的孩子。
丁东：高考移民是很自然的现象。作为考生也好，作为考生家长也好，他看到了这种不平衡。他想到一些分数低的地方去考，我觉得这是一种自然的冲动。我觉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无可厚非的事。想堵截这种事情是很吃力的。我看电视上有记者采访一个内蒙古的高考移民，那是两个被剥夺了高考权利被封堵回原籍的学生。他们就读的地区不让报名考试，原籍也不接受他们回去考试，两边都被耽误。因为记者的采访，他们才获得参加考试的资格。我觉这样的事情对孩子来说不公平。对这些考生的封堵，不是以当下的户口为准，而是以两年前的户口为准。这样的限制实在是治标不治本。
南方周末：在高考移民潮中北京受到的影响很小，北京还没有高考移民的现象。
丁东：北京的户口现在是全国控制最紧的，广州有松动，上海有松动，北京是坚决不松动，在北京能够实行移民的很难。在北京连续三年纳税好几百万才能办理户口。靠合法的政策往北京移民很难很难。北京的高考门槛低，户口门槛高，所以不会形成大规模的高考移民现象。
南方周末：你觉得高考移民的症结在哪里？
丁东：我觉得现在出现这种高考移民的尴尬，从根儿上说还是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配置高等教育资源和公民要在中国范围内选择教育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用行政的手段封堵不是个办法。与其把高考移民的学生曝光，不如把在背后得了好处的那些人曝光。作为考生或者家长他是无辜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总是要趋利避害。就跟买东西你总要找个差价一样。他争取一个教育资源，他也会很自然的趋利避害。能够通过较小的代价上一个较好的大学，他是自然的一种选择。
作为国家也好，或者政府部门要想治理这种事情还是要从根上来。现在的户口在加速地松动，加快地放开，可是你还是要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维持这种高考录取线不平衡这种现状，终究不好解决。
南方周末：高考分数线的不平等是高考移民的一个推动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目前各地区的分数线的不平等表示质疑。
丁东：高考分数线的不平等，形成中间高两头低的情况。教育最发达的，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院校多，名额多，考分低。还有一种是教育不发达的地方，如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这些地区，教育水准较低。剩下的那些省份考分特别高。这些地区的考生要往北京上海高考移民是困难的。现在高考移民主要是往低的地区移动。教育部门或相关的行政部门想堵这个。堵不是采取法律，完全是采取行政手段。它现在也只能这样做，因为现在不可能有法律依据。
南方周末：对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来说，政府对教育资源的配置和干预应该是必须的。
丁东：从教育资源配置来讲，对某些特殊地区特殊群体进行某种倾斜、照顾、补偿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美国为了扭转种族歧视，对于黑人或少数民族，在他们受教育的权利的方面给予特殊的照顾。因为历史上对他们的欠账太多了。他们也有这样的政策。我们向某些不发达地区进行某种倾斜，是有道理的，是为了对已有的某些不平等进行某种补偿。国家采取这样的政策可以理解。
南方周末：对高考移民的封堵是否跟各地的地方保护有关。
丁东：当地政府维护当地居民的权利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但是要从制度上解决这个尴尬不是他们所能够的。从根本上说，我们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配置教育资源，这个问题需要解决。但现在中国正在走向市场经济，实行了五十年的户籍制度开始松动，户口的迁移已经成了正常和自然的事情。我觉得随着中国变革的进程，居民的迁徙自由肯定是越来越大，户口的迁移以后也肯定是越来越容易而不是越来越难。用行政的手段来阻击高考移民肯定是越来越难。
高考移民给我们的思考是，以省市自治区为计划单位来配置高考资源，这个制度是不是已经走到头了。这个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和户口松动是不是还配套。
南方周末：给偏远的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补偿可以理解，给已经具有教育资源绝对优势的城市补偿就会让人匪夷所思。比如北京、上海。你怎么看？
丁东：北京、上海高等教育的优势是历史形成的产物。
北京和上海的教育资源分两块，北京、上海自己办的院校，这样的院校当然在招生的时候会向本地区考生倾斜，但是它还有大量的全国性院校，如果这些院校再继续向本地倾斜的话，显然就会加大这种差距。
录取线的高低是结果，不是原因。给它分配的名额比较多，造成它录取线低。这个名额的分配实际上是教育部门或某些行政官员意志的产物，而不是完全按照一种公正和公平的原则来分配的。在分配这些名额的时候，地方有没有发言权，纳税人有没有发言权，我们都是表示怀疑的。就是说行政官员操作成什么就是什么。它有时候有一些小的调整，就是掌握一些机动名额，给一些考分特别高的地方给一些调节。那这种调节也是事后的一种补偿，并不是事前公正的设计。
来源：[南方周末]
●据教育部消息，2003年全国有527万考生参加高考，预计录取率为52％。但北京、上海、海南、新疆等地预测录取率都超过70％。由此，海南、新疆等地再次就成为高考移民挺进的重地。
□本报驻京记者 夏榆
西进的孩子
邓非、邓欢、邓爽是印在一个户口簿上的三个名字。
2003年4月12日，这个户口簿出现在青海省乌兰县一中的高考登记处前。拿户口簿的人叫邓宝玉，是青海省乌兰县盐业公司的职员。负责报名的魏老师拿着户口簿，端详着那三个孩子的名字。户口注明，男孩子是1983年出生，另外两个女孩是1985年出生的双胞胎。但魏老师看到站在面前的三个孩子，无论如何不能说其中的两个是孪生。
这个户口簿和三个孩子一起被魏老师移交给县招生办公室。结果发现户口是假的，是邓宝玉给从山东到青海借读的三个中学生办理的假户口。三个孩子被告知，取消在青海乌兰县的高考资格。邓非、邓欢、邓爽被退回到原籍。
邓非、邓欢、邓爽这样的孩子被人称为“高考候鸟”。还有一个说法叫“高考移民”。在青海这样的孩子有很多。
邓宝玉陷在空前的焦虑中。他两次通过关系办理的户口总是被招生人员识破。比他更绝望的是三个孩子。眼看着高考的日子一天一天临近，他们连高考注册的资格都没有。邓宝玉再次带着户口簿到乌兰县另外一所中学的高考报名处报名的时候，他的虚弱、焦虑和慌张神情也很快就被负责登记的老师看出来。
他们的努力付诸东流。邓非、邓欢、邓爽成为青海被封杀的173名高考移民中的三个。
5月29日，本报记者采访青海省高校招生委员会普招科科长阎秀玲，希望能帮助记者找到邓宝玉，找到邓非、邓欢、邓爽。但是记者获到的答复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找到他们了。
阎秀玲说：高考移民大量挤占了青海高校招生名额，严重侵犯了教育长期滞后地区青海考生的切身利益。为防止非本地户籍考生挤占本省高考名额，青海省在5月出台相关制度，对符合高考户口政策规定的省外高中借读生实行注册登记制度。173名空挂学籍、“转户搭桥”和冒名顶替的“高考移民”，被青海省高校招生委员会和省教育厅宣布取消今年高校报考资格。
陕西籍的学者周京力一直致力于中国民间人口迁徙流动的研究。1999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做访问学者，为了他的课题他去过山东、浙江、湖南、湖北，也去过新疆、青海、西藏，在他的考察途中见到过很多高考移民。
周京力说在陕西南部有分数线较低的学校专门招收高考移民，学校打出负责转迁户口的招牌。一个学生交两万块钱就可以把户口迁进当地。收取高考移民的学校一方面以此获取钱财，一方面以此提高升学率。
陕西的一名在校大学生向新闻媒体举报当地一个学校多年来招收外地考生，收取高额费用，公开进行高考移民的问题。这所学校是私立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派专人往山东、河南招收高三生来陕参加考试。其中有一个班级竟然80％的学生都是外省的。每次考试前50名可以说没有本地学生。但是这名大学生几次向当地媒体的投诉都被看成少见多怪而无人理睬。
新疆也是高考移民集中的地区。5月25日，记者采访新疆自治区招生办，工作人员艾斯卡尔说：新疆各级招生部门在8万多名考生中查出“高考移民”1709名。
在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地采取严厉措施封堵高考移民的时候，其他省份也如法炮制。
海南省：政府办公厅下发《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考条件暂行规定》，对高考移民进行限制，除往年规定的考生本人及其法定监护人在海南省有户籍外，新规定还明确：考生本人高中阶段后两个学年在海南省就读。
广西：规定考生本人及其父母在该区有常住户口，且本人高中阶段在该区就读的考生才能报考。
宁夏：规定投亲靠友落户该区或户口空挂的不得报考，本人户口在该区落户且高中阶段在该区就读但其父母户口不在该区的，只能报考区属院校。
贵州：规定在该省投资或从事高科技新产品开发，为该省经济建设作出贡献人员的子女，或随父母在该省落户6年以上且高中阶段在该省就读的才能报考，否则只能报考该省二级学院和专科层次学校。
高考移民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们在当地无法报考或者报考受限，同时也面临原籍不接纳他们报考的困境。
高考与迁徙
作为关注公共领域和公民权利的学者，丁东的家庭也有类似高考移民的经历。1980年代中期，在山西插队的老知青丁东从山西返回北京。像他一样从乡村到城市的还有2000万已过不惑之年的老知青。1992年丁东的儿子小学毕业，因为父母是知青的原因而得以享受将户口单独迁往北京的优惠。1998年丁东以照顾父母的名义把户口迁回北京。他回京的时候，儿子已经做了6年的北京市民。丁东和儿子都是那次迁徙的受惠者。
“儿子在山西的时候是中等生，不是尖子生，要是一直在山西，想考到北京的大学就比较困难，因为是北京知青，按照政策可以把儿子的户口转回北京，转回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北京的录取线压得低。所以儿子顺利地把户口从山西转到北京，在北京读完中学就顺利地考到大学。”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现在各地对高考移民的封堵？
丁东：高考移民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的起因是考试制度和现在的户籍制度的变化不同步。中国恢复高考以后，虽然实行的是全国统一考试，但实际上依然是以省、市、自治区为录取单位。教育资源的分配是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在一个省、市、自治区以内，它是相对平等的竞争，但是在省、市、自治区之间它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大学招生名额是划分到省、市、自治区的。在这样一个格局下，各省、市、自治区之间录取分数线就形成差异。从1977年恢复高考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着，但是现在高考移民问题的出现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
南方周末：据说一些地方对高考移民的封堵已经渐失理性，遭受困境的是那些无辜的孩子。
丁东：高考移民是很自然的现象。作为考生也好，作为考生家长也好，他看到了这种不平衡。他想到一些分数低的地方去考，我觉得这是一种自然的冲动。我觉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无可厚非的事。想堵截这种事情是很吃力的。我看电视上有记者采访一个内蒙古的高考移民，那是两个被剥夺了高考权利被封堵回原籍的学生。他们就读的地区不让报名考试，原籍也不接受他们回去考试，两边都被耽误。因为记者的采访，他们才获得参加考试的资格。我觉这样的事情对孩子来说不公平。对这些考生的封堵，不是以当下的户口为准，而是以两年前的户口为准。这样的限制实在是治标不治本。
南方周末：在高考移民潮中北京受到的影响很小，北京还没有高考移民的现象。
丁东：北京的户口现在是全国控制最紧的，广州有松动，上海有松动，北京是坚决不松动，在北京能够实行移民的很难。在北京连续三年纳税好几百万才能办理户口。靠合法的政策往北京移民很难很难。北京的高考门槛低，户口门槛高，所以不会形成大规模的高考移民现象。
南方周末：你觉得高考移民的症结在哪里？
丁东：我觉得现在出现这种高考移民的尴尬，从根儿上说还是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配置高等教育资源和公民要在中国范围内选择教育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用行政的手段封堵不是个办法。与其把高考移民的学生曝光，不如把在背后得了好处的那些人曝光。作为考生或者家长他是无辜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总是要趋利避害。就跟买东西你总要找个差价一样。他争取一个教育资源，他也会很自然的趋利避害。能够通过较小的代价上一个较好的大学，他是自然的一种选择。
作为国家也好，或者政府部门要想治理这种事情还是要从根上来。现在的户口在加速地松动，加快地放开，可是你还是要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维持这种高考录取线不平衡这种现状，终究不好解决。
南方周末：高考分数线的不平等是高考移民的一个推动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目前各地区的分数线的不平等表示质疑。
丁东：高考分数线的不平等，形成中间高两头低的情况。教育最发达的，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院校多，名额多，考分低。还有一种是教育不发达的地方，如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这些地区，教育水准较低。剩下的那些省份考分特别高。这些地区的考生要往北京上海高考移民是困难的。现在高考移民主要是往低的地区移动。教育部门或相关的行政部门想堵这个。堵不是采取法律，完全是采取行政手段。它现在也只能这样做，因为现在不可能有法律依据。
南方周末：对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来说，政府对教育资源的配置和干预应该是必须的。
丁东：从教育资源配置来讲，对某些特殊地区特殊群体进行某种倾斜、照顾、补偿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美国为了扭转种族歧视，对于黑人或少数民族，在他们受教育的权利的方面给予特殊的照顾。因为历史上对他们的欠账太多了。他们也有这样的政策。我们向某些不发达地区进行某种倾斜，是有道理的，是为了对已有的某些不平等进行某种补偿。国家采取这样的政策可以理解。
南方周末：对高考移民的封堵是否跟各地的地方保护有关。
丁东：当地政府维护当地居民的权利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但是要从制度上解决这个尴尬不是他们所能够的。从根本上说，我们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配置教育资源，这个问题需要解决。但现在中国正在走向市场经济，实行了五十年的户籍制度开始松动，户口的迁移已经成了正常和自然的事情。我觉得随着中国变革的进程，居民的迁徙自由肯定是越来越大，户口的迁移以后也肯定是越来越容易而不是越来越难。用行政的手段来阻击高考移民肯定是越来越难。
高考移民给我们的思考是，以省市自治区为计划单位来配置高考资源，这个制度是不是已经走到头了。这个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和户口松动是不是还配套。
南方周末：给偏远的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补偿可以理解，给已经具有教育资源绝对优势的城市补偿就会让人匪夷所思。比如北京、上海。你怎么看？
丁东：北京、上海高等教育的优势是历史形成的产物。
北京和上海的教育资源分两块，北京、上海自己办的院校，这样的院校当然在招生的时候会向本地区考生倾斜，但是它还有大量的全国性院校，如果这些院校再继续向本地倾斜的话，显然就会加大这种差距。
录取线的高低是结果，不是原因。给它分配的名额比较多，造成它录取线低。这个名额的分配实际上是教育部门或某些行政官员意志的产物，而不是完全按照一种公正和公平的原则来分配的。在分配这些名额的时候，地方有没有发言权，纳税人有没有发言权，我们都是表示怀疑的。就是说行政官员操作成什么就是什么。它有时候有一些小的调整，就是掌握一些机动名额，给一些考分特别高的地方给一些调节。那这种调节也是事后的一种补偿，并不是事前公正的设计。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