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于局部，短于总揽，见识平庸，好大喜功 --- 也谈朱骁基 -作者：石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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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转载，作者保留版权）
看了好几篇关于朱骁基的论战不禁手痒，也来敲上几句。
首先声明我是上海人，亲身经历了朱骁基当上海市长的那几年。平心而论，
朱骁基在其市长任内对上海的建设和发展是有功劳的。
在朱骁基上任之前，上海的状况是“产值全国第一，市政全国最差”。中国
第一大城市，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强，每年用于市政建设的钱少
得可怜，以致有“八十年代的交通，二十年代的路”之说。一半以上的城市
人口还住棚户或几家合住，用公用厕所，也没有自来水和管道煤气。私人电
话更是特供商品，即使你有钱也装不上，因为根本没有线路。
当时我几乎跑遍了中国，几乎任何一个大城市的情况都比上海好。而广东在
有利的政策支持下已经在向香港看齐。那时上海人一谈起广东羡慕和痛恨就
交织在了一起。一致的结论是上海的钱太少了。钱上哪去了呢？上交中央了。
中央一贯要上海发扬老大哥精神，先人后己，帮助兄弟省市发展，却忘了上
海自己不发展的话又怎能增加帮助兄弟省市发展的能力呢？不但如此，邓小
平每年还要到上海来过春节。并非是来过个暖冬，而是来挖本就不多的市政
经费去填补中央财政赤字。
朱骁基上台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提出所谓“财政大包干”，即每年上缴固定比
例的利税，余额全部用于上海的市政建设。正是有了这笔钱，上海才开始大
搞市政。现在所谓的“自来水饮水工程”，“煤气工程”，“安居工程”，
“地铁工程”等等均始与朱骁基主政上海的时代。正是有了这些与人民生活
息息相关的政绩，朱骁基才得到了上海的民心，奠定了他的声誉。
“六四”期间，朱骁基在电视上发表了那篇有名的讲话。事后人们固然可以
批评他是沽名钓誉，两面讨好。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完全没有必要去发表
那么一篇模棱两可的演说。当时，他公开表态支持中央固然可以，保持沉默
也无不可。毕竟江泽民已经代表上海向中央献了忠心。如果说他是怕万一
“民运”成功而先保退路，他也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他在上海的威望很高，
“六四”时无人对他“开火”，要他下台。即使他是在政治投机，那也是极
具胆识的政治投机。
可惜，朱骁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才华到此就为止了。
自从朱骁基升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之后，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开始每况愈下直
至今天的全面萧条。这中间固然与搞资本主义必然会带来的经济危机周期以
及各种客观因素有关，但朱骁基及其幕僚搞出的一连串错误政策也是决定性
因素之一。限于篇幅，这里只举几个例子。
朱骁基上台伊始就进行了所谓的清理三角债和宏观调控。
三角债的具体成因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不过是企业生产过剩，产品积压导
致流动资金短缺最后拆了东墙补西墙的结果。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
解决的是企业盲目生产的问题。而朱骁基的对策却是由国家提供企业启动资
金，限期清偿互相之间的债务。在东北取得了二十五天内解决三角债的“辉
煌战绩”后，他向各地下达行政命令限期各地使用他的“东北经验”解决三
角债。且不说这样做是否有一刀切的问题，“东北经验”本身就治标不治本。
朱骁基只不过用国库来还企业的欠款而已。而企业最终欠的还是国家银行的
钱，吃亏的还是国家。在命令下达后，三角债果然消失了一段很短的时间。
但三角债的形成机制未除，一切迅速恢复了原样甚至比以前更严重。
初战“告捷”，朱骁基又觉得中国经济“过热”，要“降温”于是开始搞宏
观调控。本来，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会多多少少对经济进行干预，程度各不相
同，手法基本一样，即使用经济手段如调节利率，开办公益事业等等。朱骁
基号称也要使用经济手段，抽紧银根。一般来说，可使用的方法很多，如提
高银行贴现率等等。但朱骁基却下令全国银行限期收回贷款。结果本已“解
决”的三角债迅速反扑。中国经济的“温”是降了，但从此也走上了下坡路。
牟其中这个人大家是很熟悉的了。他自称中国首富，很多人现在叫他中国首
骗。但在1992至1993年期间，他的南德集团正处于声誉的顶峰。他于1992年
从北京工商银行以6。4%的利率贷出2。2亿元，还款期限是五年，即到1997年
还清。于是他又以11。8%的利率转贷给国营四川省航空公司。不料，1993年
夏天朱骁基下令全国银行限期收回贷款，并且责令北京工商银行一星期内收
回给牟其中的全部贷款。这时，牟其中无钱可还只得借高利贷清偿工商银行
的贷款。从此之后，南德集团就陷入了不断借新债还旧债的财务危机。(见
《天才骗子牟其中》，李路光著，远方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
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要为牟其中辩护。牟其中和南德走到今天这一步有其自
身的原因。当初的财务危机并不能成为日后行为的理由，正如当初失恋不能
作为今天杀人的理由一样。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朱骁基根本不会使用经济
手段。
贷款要有期限是因为任何商业行为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产生利润。正如一
只母鸡要从小鸡养大才会下蛋。贷款人在借到贷款后决不会把款子藏在床底
下不用而往往会把大多数款项在前半期用掉，正如小鸡要吃大量饲料才会长
大一样。要贷款人在投资已经用掉，效益还未产生时还清全部贷款无异于让
小鸡立刻下蛋。
牟其中的遭遇并不是特殊的。一大批企业在如此“调控”下从盈利企业变成
了负债企业。
或许有人会说牟其中扰乱金融秩序，他根本就是在倒卖贷款，这种人不收拾
怎么得了？那么难道其他所有与工商银行有贷款业务的企业也都在倒卖贷款？
如果不是，又有什么理由让全国的银行限期收回贷款？何况牟其中与工商银
行是签过合同的。据说朱骁基一向是讲“法治”不讲“人治”的。用行政命
令强行撕毁合同难道不是违法行为吗？
据说朱骁基一向很钦佩商鞅，言谈中甚至以商鞅自许，常常感叹改革者的下
场悲惨。但不知朱骁基是否研究过为什么商鞅能在秦国变法成功。商鞅上台
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在国都南门立三丈之木，如有人能将其搬到北门就赏
十金。起初无人应征，他便将赏格提高到五十金，于是有人应征。在那人将
木头搬到北门后，商鞅立刻如约赏了那人五十金。
现在很多“改革者”一提起商鞅不是“废井田，开阡陌”就是“王子犯法，
与民同罪”要么就是他的悲惨结局，完全不注意这件小事。然而使商鞅在秦
国初步建立起威信的恰恰正是这件小事。假设商鞅也利用自己的权威毁约，
不赏赐那个扛木头的人，又有谁会相信他以后的命令呢？
任何政权的维系靠的都是“威信”二字。“威”是权威，是命令，是专政，
是暴力镇压。“信”是信念，是信心，是信誉，是取信于民。二者缺一不可，
而“信”更为重要。任何丧失人民信任的政权即使拥有再多的暴力手段也都
会失败。而人民的信任，或曰民心，是最不容易得到却又最容易失去的。
一个政权要得到人民的信任首先要取信于民。要取信于民首先要恪守信用，
既不能朝令夕改更不能出尔反尔。而朱骁基恰恰犯了这个错误，不但不自知，
还沾沾自喜于自己的“雷厉风行，办事果断”。
“宏观调控”之后，朱骁基被国外媒体冠以“红色经济沙皇”的称号。由于
经济正在衰退，作为“经济沙皇”的他必须找出对策。他和他的幕僚们对当
前经济形势的结论是国营企业效益低下因此需要改革彻底打破铁饭碗。
国营企业效益低下在任何国家都一样，并不是中国特色。国企问题也的确需
要解决。经济衰退的原因至今还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国企问题决不是造
成当时经济衰退的决定因素。以为解决了国企问题就可以解决一切未免过于
天真。
但朱骁基觉得他找对了路子。开出的药方有两个：一曰结构调整，二曰引进
外资。其灾难性的后果是有目共睹的。在没有社会福利保障的情况下国企大
量裁员，许多老工人辛辛苦苦为国家干了一辈子，到头来被毫不留情地踢出
了厂门。各地工潮不断，朱骁基却还沾沾自喜于“失业率没有超过国际警戒
线”。殊不知各国情况不同。中国的人口庞大，看来失业百分比不高，但绝
对人数已超过西方七国失业人口的总和。更何况中国的失业统计不算农村失
业人口，如果算上还不知要添上多少倍。已统计的失业人口又集中在纺织业
和重工业。这些产业集中的地区也就是失业人员集中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失
业人口的比例有时甚至超过就业人口。
引进外资的结果是稍有些利润的企业都纷纷与外商合资。三资企业冒得比雨
后的蘑菇还快。跨国公司更是长驱直入，排挤民族产品。我从小就用白玉，
中华牙膏，现在全成了高露洁。据说引进外资的目的是为了引进先进的外国
技术和管理，但总不至于中国连一支牙膏都不会生产罢。那么为什么国内企
业当时那么热衷于合资呢？原因在于三资企业可以“三减两免”有税收优待。
任何国家机器的运转都要靠税收来维持。但税收要合理，不能横征暴敛。“轻
徭役，薄赋税”的治国古训应该是每个当政者的常识。中国现在的苛捐杂税之
多可称之为世界之最。现行税收的制定完全不顾企业的实际支付能力。不知道
各位知不知道增值税。简单来说增值税是在产品销售时收取销售额的百分之十
七。作什么买卖能有百分之十七的利润呢？更何况还有无数杂税和摊派。如果
企业真的按章缴税，绝大多数的企业都会亏本。过去搞计划经济时，国家就是
企业，企业就是国家，不存在逃税的问题。现在改革了，要独立核算了，企业
要尽一切可能提高利润。但税收如此之高，想不亏本就只有逃税。而合资正提
供了一条合法逃税的途径。
然而外国人并不是傻瓜，没人会和亏本的企业合资。于是造成赚钱的企业都被
合走，亏本的企业都被留下。于是中央的财政收入进一步减少。为增加收入不
得不提高税收，结果使缴税的企业更少。如此便陷入了恶性循环。
税收减少的结果使中央财政不堪负担。朱骁基在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阵子国企
改造后才发现作为中央主要财政来源的国营企业已被他砍得差不多了。而别的
地方不是偷税漏税，就是根本无税可收。向地方财政要钱罢，具有讽刺意味的
是，各地财政早已各自为政，他当初在上海怎样对付中央财政，现在人家也怎
样对付他。
不能开源，就只能截流。他一当上总理就下令裁撤政府公务员。和国企问题一
样，政府机构臃肿也是由来已久的问题。适当精简也是必须的。然而朱骁基提
出的精简人数几乎是个天文数字。要在半年内确定谁去谁留再将他们全部开除
并做好善后工作简直是天方夜谈。而他选的时机更是再坏不过，中国经济的谷
底。在农民打白条，工人下岗的时候让这么一大批有政治经验，有组织能力但
又别无长处的人去自生自灭，一旦三种势力结合不造反才怪。或许是意识到了
这个危险，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只象征性地裁了几人便草草收场。
急病乱投医，为了把经济拉上去朱骁基开始尝试一切他的幕僚们建议的方法。
首先，他机械地照搬罗斯福的“新政”的大兴土木大搞公用事业以期促进经济。
但对罗斯福“新政”中的建立社会福利机制，促进劳资关系却毫无兴趣。殊不
知凯恩斯主义只有在内向型，民族产业十分发达的经济模式内才能奏效。对于
国营企业成分已低于四分之一，经济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的中国无异于杯水车薪。
其实，即使是罗斯福的“新政”也没有完全解决大萧条。美国经济真正走出谷
底是在二战开始后，生产军火发了战争财。
然后朱骁基又开始操纵股市以期股民们慷慨解囊。这一招除了让一些“大户”
发了横财以外没起任何作用。于是他又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加入世贸上。于是
便有了消气外交，于是便有了中国对美国的单方面退让。
可是，农民打白条依旧，工人下岗依旧，中国的问题依旧，我们的朱总理依旧。
其实，朱骁基并不是不想搞好经济。相反，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主观上想要
把事情办好，只不过他的才能不足以使他成功。
他深信行政命令可以解决一切。但行政命令永远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何况行政
命令是要靠干部来执行的。再完美的行政指令执行地不好也会走样。靠一支道
德沦丧，贪污成风的官僚队伍执行命令，再好的德政也会成为恶政。
任何一项政策出台后他马上就想看到成绩。殊不知，一个政策的效果往往要几
年，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商鞅开始的变法经过了六代秦
王的努力才达到了统一中国的目的。中国的改革才开始二十年，将来的路还很
长，怎能急功近利。
他搞经济采取的是搞政治运动的形势。一说要清理三角债，便发动全国。一说
要宏观调控，又发动全国。经济这东西好比种庄稼，你不理它不行，但揠苗助
长就是过分了。
他又喜欢试验经济理论。对经济理论生搬硬套完全不顾中国的实际。他应该明
白，中国经济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分配不公的问题。改革二十年，中国一直未能
建立一个公正的分配机制。而没有一个公正的分配机制的社会，任何经济理论
都不会适用。
朱骁基的才干足以当一个市长，一个省长，一个部长。事实也证明他能够胜任
愉快。但作为总揽全国的总理，他的能力却不足。这正如一名技工能修好一辆
汽车却设计不了一辆汽车一样。
拉拉杂杂写了这一篇东西，有人或许会问：“那么你又有什么高招？”
其实我也是技工水平，但依我的想法，治国的方法无非是：
取信于民、法治、轻赋税，薄徭役、治大国若烹小鲜、民族主义
我另有专文讨论，大家若有兴趣，我会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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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好几篇关于朱骁基的论战不禁手痒，也来敲上几句。
首先声明我是上海人，亲身经历了朱骁基当上海市长的那几年。平心而论，
朱骁基在其市长任内对上海的建设和发展是有功劳的。
在朱骁基上任之前，上海的状况是“产值全国第一，市政全国最差”。中国
第一大城市，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强，每年用于市政建设的钱少
得可怜，以致有“八十年代的交通，二十年代的路”之说。一半以上的城市
人口还住棚户或几家合住，用公用厕所，也没有自来水和管道煤气。私人电
话更是特供商品，即使你有钱也装不上，因为根本没有线路。
当时我几乎跑遍了中国，几乎任何一个大城市的情况都比上海好。而广东在
有利的政策支持下已经在向香港看齐。那时上海人一谈起广东羡慕和痛恨就
交织在了一起。一致的结论是上海的钱太少了。钱上哪去了呢？上交中央了。
中央一贯要上海发扬老大哥精神，先人后己，帮助兄弟省市发展，却忘了上
海自己不发展的话又怎能增加帮助兄弟省市发展的能力呢？不但如此，邓小
平每年还要到上海来过春节。并非是来过个暖冬，而是来挖本就不多的市政
经费去填补中央财政赤字。
朱骁基上台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提出所谓“财政大包干”，即每年上缴固定比
例的利税，余额全部用于上海的市政建设。正是有了这笔钱，上海才开始大
搞市政。现在所谓的“自来水饮水工程”，“煤气工程”，“安居工程”，
“地铁工程”等等均始与朱骁基主政上海的时代。正是有了这些与人民生活
息息相关的政绩，朱骁基才得到了上海的民心，奠定了他的声誉。
“六四”期间，朱骁基在电视上发表了那篇有名的讲话。事后人们固然可以
批评他是沽名钓誉，两面讨好。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完全没有必要去发表
那么一篇模棱两可的演说。当时，他公开表态支持中央固然可以，保持沉默
也无不可。毕竟江泽民已经代表上海向中央献了忠心。如果说他是怕万一
“民运”成功而先保退路，他也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他在上海的威望很高，
“六四”时无人对他“开火”，要他下台。即使他是在政治投机，那也是极
具胆识的政治投机。
可惜，朱骁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才华到此就为止了。
自从朱骁基升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之后，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开始每况愈下直
至今天的全面萧条。这中间固然与搞资本主义必然会带来的经济危机周期以
及各种客观因素有关，但朱骁基及其幕僚搞出的一连串错误政策也是决定性
因素之一。限于篇幅，这里只举几个例子。
朱骁基上台伊始就进行了所谓的清理三角债和宏观调控。
三角债的具体成因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不过是企业生产过剩，产品积压导
致流动资金短缺最后拆了东墙补西墙的结果。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
解决的是企业盲目生产的问题。而朱骁基的对策却是由国家提供企业启动资
金，限期清偿互相之间的债务。在东北取得了二十五天内解决三角债的“辉
煌战绩”后，他向各地下达行政命令限期各地使用他的“东北经验”解决三
角债。且不说这样做是否有一刀切的问题，“东北经验”本身就治标不治本。
朱骁基只不过用国库来还企业的欠款而已。而企业最终欠的还是国家银行的
钱，吃亏的还是国家。在命令下达后，三角债果然消失了一段很短的时间。
但三角债的形成机制未除，一切迅速恢复了原样甚至比以前更严重。
初战“告捷”，朱骁基又觉得中国经济“过热”，要“降温”于是开始搞宏
观调控。本来，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会多多少少对经济进行干预，程度各不相
同，手法基本一样，即使用经济手段如调节利率，开办公益事业等等。朱骁
基号称也要使用经济手段，抽紧银根。一般来说，可使用的方法很多，如提
高银行贴现率等等。但朱骁基却下令全国银行限期收回贷款。结果本已“解
决”的三角债迅速反扑。中国经济的“温”是降了，但从此也走上了下坡路。
牟其中这个人大家是很熟悉的了。他自称中国首富，很多人现在叫他中国首
骗。但在1992至1993年期间，他的南德集团正处于声誉的顶峰。他于1992年
从北京工商银行以6。4%的利率贷出2。2亿元，还款期限是五年，即到1997年
还清。于是他又以11。8%的利率转贷给国营四川省航空公司。不料，1993年
夏天朱骁基下令全国银行限期收回贷款，并且责令北京工商银行一星期内收
回给牟其中的全部贷款。这时，牟其中无钱可还只得借高利贷清偿工商银行
的贷款。从此之后，南德集团就陷入了不断借新债还旧债的财务危机。(见
《天才骗子牟其中》，李路光著，远方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
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要为牟其中辩护。牟其中和南德走到今天这一步有其自
身的原因。当初的财务危机并不能成为日后行为的理由，正如当初失恋不能
作为今天杀人的理由一样。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朱骁基根本不会使用经济
手段。
贷款要有期限是因为任何商业行为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产生利润。正如一
只母鸡要从小鸡养大才会下蛋。贷款人在借到贷款后决不会把款子藏在床底
下不用而往往会把大多数款项在前半期用掉，正如小鸡要吃大量饲料才会长
大一样。要贷款人在投资已经用掉，效益还未产生时还清全部贷款无异于让
小鸡立刻下蛋。
牟其中的遭遇并不是特殊的。一大批企业在如此“调控”下从盈利企业变成
了负债企业。
或许有人会说牟其中扰乱金融秩序，他根本就是在倒卖贷款，这种人不收拾
怎么得了？那么难道其他所有与工商银行有贷款业务的企业也都在倒卖贷款？
如果不是，又有什么理由让全国的银行限期收回贷款？何况牟其中与工商银
行是签过合同的。据说朱骁基一向是讲“法治”不讲“人治”的。用行政命
令强行撕毁合同难道不是违法行为吗？
据说朱骁基一向很钦佩商鞅，言谈中甚至以商鞅自许，常常感叹改革者的下
场悲惨。但不知朱骁基是否研究过为什么商鞅能在秦国变法成功。商鞅上台
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在国都南门立三丈之木，如有人能将其搬到北门就赏
十金。起初无人应征，他便将赏格提高到五十金，于是有人应征。在那人将
木头搬到北门后，商鞅立刻如约赏了那人五十金。
现在很多“改革者”一提起商鞅不是“废井田，开阡陌”就是“王子犯法，
与民同罪”要么就是他的悲惨结局，完全不注意这件小事。然而使商鞅在秦
国初步建立起威信的恰恰正是这件小事。假设商鞅也利用自己的权威毁约，
不赏赐那个扛木头的人，又有谁会相信他以后的命令呢？
任何政权的维系靠的都是“威信”二字。“威”是权威，是命令，是专政，
是暴力镇压。“信”是信念，是信心，是信誉，是取信于民。二者缺一不可，
而“信”更为重要。任何丧失人民信任的政权即使拥有再多的暴力手段也都
会失败。而人民的信任，或曰民心，是最不容易得到却又最容易失去的。
一个政权要得到人民的信任首先要取信于民。要取信于民首先要恪守信用，
既不能朝令夕改更不能出尔反尔。而朱骁基恰恰犯了这个错误，不但不自知，
还沾沾自喜于自己的“雷厉风行，办事果断”。
“宏观调控”之后，朱骁基被国外媒体冠以“红色经济沙皇”的称号。由于
经济正在衰退，作为“经济沙皇”的他必须找出对策。他和他的幕僚们对当
前经济形势的结论是国营企业效益低下因此需要改革彻底打破铁饭碗。
国营企业效益低下在任何国家都一样，并不是中国特色。国企问题也的确需
要解决。经济衰退的原因至今还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国企问题决不是造
成当时经济衰退的决定因素。以为解决了国企问题就可以解决一切未免过于
天真。
但朱骁基觉得他找对了路子。开出的药方有两个：一曰结构调整，二曰引进
外资。其灾难性的后果是有目共睹的。在没有社会福利保障的情况下国企大
量裁员，许多老工人辛辛苦苦为国家干了一辈子，到头来被毫不留情地踢出
了厂门。各地工潮不断，朱骁基却还沾沾自喜于“失业率没有超过国际警戒
线”。殊不知各国情况不同。中国的人口庞大，看来失业百分比不高，但绝
对人数已超过西方七国失业人口的总和。更何况中国的失业统计不算农村失
业人口，如果算上还不知要添上多少倍。已统计的失业人口又集中在纺织业
和重工业。这些产业集中的地区也就是失业人员集中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失
业人口的比例有时甚至超过就业人口。
引进外资的结果是稍有些利润的企业都纷纷与外商合资。三资企业冒得比雨
后的蘑菇还快。跨国公司更是长驱直入，排挤民族产品。我从小就用白玉，
中华牙膏，现在全成了高露洁。据说引进外资的目的是为了引进先进的外国
技术和管理，但总不至于中国连一支牙膏都不会生产罢。那么为什么国内企
业当时那么热衷于合资呢？原因在于三资企业可以“三减两免”有税收优待。
任何国家机器的运转都要靠税收来维持。但税收要合理，不能横征暴敛。“轻
徭役，薄赋税”的治国古训应该是每个当政者的常识。中国现在的苛捐杂税之
多可称之为世界之最。现行税收的制定完全不顾企业的实际支付能力。不知道
各位知不知道增值税。简单来说增值税是在产品销售时收取销售额的百分之十
七。作什么买卖能有百分之十七的利润呢？更何况还有无数杂税和摊派。如果
企业真的按章缴税，绝大多数的企业都会亏本。过去搞计划经济时，国家就是
企业，企业就是国家，不存在逃税的问题。现在改革了，要独立核算了，企业
要尽一切可能提高利润。但税收如此之高，想不亏本就只有逃税。而合资正提
供了一条合法逃税的途径。
然而外国人并不是傻瓜，没人会和亏本的企业合资。于是造成赚钱的企业都被
合走，亏本的企业都被留下。于是中央的财政收入进一步减少。为增加收入不
得不提高税收，结果使缴税的企业更少。如此便陷入了恶性循环。
税收减少的结果使中央财政不堪负担。朱骁基在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阵子国企
改造后才发现作为中央主要财政来源的国营企业已被他砍得差不多了。而别的
地方不是偷税漏税，就是根本无税可收。向地方财政要钱罢，具有讽刺意味的
是，各地财政早已各自为政，他当初在上海怎样对付中央财政，现在人家也怎
样对付他。
不能开源，就只能截流。他一当上总理就下令裁撤政府公务员。和国企问题一
样，政府机构臃肿也是由来已久的问题。适当精简也是必须的。然而朱骁基提
出的精简人数几乎是个天文数字。要在半年内确定谁去谁留再将他们全部开除
并做好善后工作简直是天方夜谈。而他选的时机更是再坏不过，中国经济的谷
底。在农民打白条，工人下岗的时候让这么一大批有政治经验，有组织能力但
又别无长处的人去自生自灭，一旦三种势力结合不造反才怪。或许是意识到了
这个危险，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只象征性地裁了几人便草草收场。
急病乱投医，为了把经济拉上去朱骁基开始尝试一切他的幕僚们建议的方法。
首先，他机械地照搬罗斯福的“新政”的大兴土木大搞公用事业以期促进经济。
但对罗斯福“新政”中的建立社会福利机制，促进劳资关系却毫无兴趣。殊不
知凯恩斯主义只有在内向型，民族产业十分发达的经济模式内才能奏效。对于
国营企业成分已低于四分之一，经济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的中国无异于杯水车薪。
其实，即使是罗斯福的“新政”也没有完全解决大萧条。美国经济真正走出谷
底是在二战开始后，生产军火发了战争财。
然后朱骁基又开始操纵股市以期股民们慷慨解囊。这一招除了让一些“大户”
发了横财以外没起任何作用。于是他又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加入世贸上。于是
便有了消气外交，于是便有了中国对美国的单方面退让。
可是，农民打白条依旧，工人下岗依旧，中国的问题依旧，我们的朱总理依旧。
其实，朱骁基并不是不想搞好经济。相反，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主观上想要
把事情办好，只不过他的才能不足以使他成功。
他深信行政命令可以解决一切。但行政命令永远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何况行政
命令是要靠干部来执行的。再完美的行政指令执行地不好也会走样。靠一支道
德沦丧，贪污成风的官僚队伍执行命令，再好的德政也会成为恶政。
任何一项政策出台后他马上就想看到成绩。殊不知，一个政策的效果往往要几
年，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商鞅开始的变法经过了六代秦
王的努力才达到了统一中国的目的。中国的改革才开始二十年，将来的路还很
长，怎能急功近利。
他搞经济采取的是搞政治运动的形势。一说要清理三角债，便发动全国。一说
要宏观调控，又发动全国。经济这东西好比种庄稼，你不理它不行，但揠苗助
长就是过分了。
他又喜欢试验经济理论。对经济理论生搬硬套完全不顾中国的实际。他应该明
白，中国经济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分配不公的问题。改革二十年，中国一直未能
建立一个公正的分配机制。而没有一个公正的分配机制的社会，任何经济理论
都不会适用。
朱骁基的才干足以当一个市长，一个省长，一个部长。事实也证明他能够胜任
愉快。但作为总揽全国的总理，他的能力却不足。这正如一名技工能修好一辆
汽车却设计不了一辆汽车一样。
拉拉杂杂写了这一篇东西，有人或许会问：“那么你又有什么高招？”
其实我也是技工水平，但依我的想法，治国的方法无非是：
取信于民、法治、轻赋税，薄徭役、治大国若烹小鲜、民族主义
我另有专文讨论，大家若有兴趣，我会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