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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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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民营企业，中国经济的动力
公有制为主体，民营及其它经济成份是有益的补充，是长期以来社会对我国经济成分组成的共识。而在新旧“非公36条”中，均有提及：民间资本已成为经济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力量。不过时至今日，这一“组成部分”的数据看起来着实令人吃惊。
“有益补充”的深远社会影响
据全国工商联引用的国家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全国企业法人当中，国有企业占2.4%，民营企业占90%以上，民营企业在城镇吸纳就业比例超过了70%，再加上农村的非农就业，实际上超过了85%；
民营资本占国家经济运行资本来源的60%以上。2011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大约是30万亿元，其中，国有控股资本约为10万亿，占35.6%，而民营资本的投资额超过60%；
另据国家税务总局在今年5月发布数据，今年1—4月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体的税收占企业纳税总额的31.6%—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的纳税主体；同时，民营企业的GDP贡献比例也超过三分之二。
时至今日，单从数据上看，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运行主体。在这诸多数据中，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有经济学家认为，就业所占比例这一数据最为关键—迄今为止，中国和世界的历史都能证明就业和工作方式是对人的社会行为方式影响最大的关键要素。
有人对此形象的比喻说，在上世纪末，去任何一个单位办事，在传达室“叫门”的时候，必会被问到那一句“你哪个单位的，有介绍信没有？”如果办事人所在单位不是国有的，就可能受到慢怠，甚至还有可能被盘问—因为在那个年代，在非公经济体中工作，跟“不务正业”几乎相等。而现在，人们之间的商务往来，往往是递上一张名片，很少有人会在初次见面的时候刨根问底探寻你是否在国有企业工作了。
除此之外，在上世纪中国人再熟悉不过、而且能决定人们生活质量高低的一些名词，例如“接班”、“工资级差”、“职称”等，都已经淡出或者仅局限于国有企事业单位中了—因为大部分民营经济体不搞职称评定，也没有“接班”一说—这说明，大部分中国人的工作和生活的行为方式，确实因民营经济体的崛起有了很大的改变。
“有益补充”的地位问题
由于是“有益的补充”，民营企业的地位一直比较微妙。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曾说，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面临三个不平等的竞争门槛，分别是行业准入门槛、政府资源配置门槛和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社会资源门槛。
其中行业准入门槛表面上因国务院分别于2005年和2010年颁布的新旧非公三十六条，明确非公有制企业与国有企业享有同等市场准入待遇而取消，但实际上，门槛依然存在。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
一个是最新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名单上，几乎都是制造业企业，间或有一些房地产企业、零售企业和其它行业。如果对比一下世界500强企业的前十名名单，就会发现，排在前面的几乎都被石油、电力、化工、航空航天企业所垄断—尤其是前十名，几乎全部都是石油公司。
另一个是，虽然有“非公三十六条”公布时间相对比较晚，民营企业进入新准入的行业仍需一段时间的原因，但“玻璃门”、“弹簧门”的现象依然存在。对此，今年7月《人民日报》的文章也指出，“实事求是地说，新36条在落实上起步还不够快，力度还不够大，基层建设流于口头，既对应有的政策效应产生迟滞和损伤，也对民资的市场信心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对于政府资源配置门槛，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曾明确表示，“我们国家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十几年，调整经济结构也调整了十几年，但目标并未实现，主要原因是政策仍不到位。政府应将引导、扶植新兴产业的资金从行政化转为社会化……把政府的优惠政策、财税支持、金融支持等向优势产业集中和配置。”
他强调，“应改革目前政府的投资方式，尽量减少针对项目的直接投资……要有效地利用企业的趋利性，将主要的人财物力用于撬动市场，而不是投在某些具体项目上，依靠行政手段造就几个样板工程”—因为，不但不实用，而且受益者往往是国企。
对于社会资源配置门槛，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国商会董事会主席陈经纬曾在政协会议上说，“民企发展到现在，不仅是融资难的问题，还有用人难、缺乏高端人才等问题，而国企则因为拥有更多的人才、能源、土地等社会资源的支配权”，而导致民企很难与国企竞争。
这些都说明，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还远未达到与国企“平起平坐”的程度。
富民的希望在于民营企业
黄孟复曾在今年早些时候表示，“中国奇迹”未来的目标应该是富民。道理很简单，自2008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到，外向型经济道路已经走到头了。但要扩大内需，人民就必须要有消费能力—只有藏富于民，这条道路才能走得通。
而且，黄孟复强调，富民的希望在于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吸纳了占全社会最大比重的就业人数。据工商联统计，目前在民营企业就业的人数已经达到约1.5亿，而且每年还继续吸纳着80％以上的新增就业人员。在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60%以上和农村居民收入的近40%都来自工资性收入。而城镇居民的70%以上、农民工的85%以上都在民营经济就业—也就是说，民营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与否，直接影响到富民这一目标能否实现。
其次，从宏观的视角上说，藏富于民是最高效的资金利用方式。中央财经大学民间金融课题组2006年初对27个省市借贷利率的调查发现，全国民间借贷利率平均为16.4%，其中借方以民营企业为主，这说明这些资金使用后回报率至少在16.4%以上，远高于4%左右的国债利率。
另外，从国际贸易的竞争视角上说，在WTO的框架下，一般有三种“话语权”，分别是技术、资源和市场。
其中，西方国家主要占据了技术部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输出自然资源，而我们在以往的外向型经济道路上，主要靠人力资源取胜—也就是廉价而优质的劳动力。但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我们要想继续保持竞争力，就必须实现产业升级的目标，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
而藏富于民不但能让我们拥有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市场，而且还能推动民资对优势产业的基础研发—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已经说明，原动力来自民间。
问题、压力和未来
即便民营经济已经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民营企业却仍然面临巨大的压力。
将于11月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十八大，其代表2270人的名单中，民企代表27人，央企代表131人，农民工代表26人。即便是这27人，也是从十六大开始，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虽然预示了一个方向，但在“党代表”这个具有领导阶层意味的群体中，绝对数量只是百分之一而已。
事实上，民营企业面临着税费高、行业门槛、不公平竞争等问题，在我们对大量民企的采访中已经显露无疑，部分民营企业家不愿意下一代继续从事自己的事业，宁愿让子女去国企工作或者当公务员。
如果说民营企业能够解决绝大多数人的就业，让更多的人安居乐业，民营企业便同时也充当着最重要的社会稳定器。但是在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民企往往首当其冲。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信贷危机等种种考验之后，民企因缺乏资金和政策的坚强后盾，生存状态恶化已经成为事实。
欧美企业平均生存年限是12.5年，但是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9年。数字背后反映出的是民企生存的不易。如何让民企在活跃了市场的同时，还能够长久生存下去，亦是政策扶持的要点。 对公正、公平的生存环境的期盼，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代表企业说出了他们的心声：希望有一视同仁的企业扶持政策，政策有连续性、稳定性，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和财产依法受到保护。这其实是对民营企业最基本生存权益的呼喊。
在统计本次民企党代表时，我们发现仅有少数代表的企业科技含量比较高，拥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如三一重工和天地伟业科技公司，大量代表企业没有自己的专利技术；部分代表企业仅依靠低端劳动解决当地就业问题；能够打造自己的品牌更是凤毛菱角，如红豆集团。因此，对民营企业自身而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自主创新至关重要，打造自己的品牌、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这是民营企业真正的发展方向和根本出路。
在对十八大民企代表的调查采访中也发现，大量民企代表是第一次被选为党代表，还不适应自己的新角色和定位。在媒体纷纷希望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更多地选择了回避的态度。这与其他代表积极与媒体和公众进行沟通，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民营企业家本次能作为党代表参与十八大，是民营经济受到重视的一个反映。如果企业家们能够代表企业和所在行业，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呼吁，并且能够推动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推动社会向前，为社会安定做出自己的努力，那才是他们参与本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
十六大以来全国党代会民营企业代表名录及企业相关资料
中国自古有“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划分，其中“商”排在最后一位，有不禁止也不提倡的含义。
虽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国家或者党的重大会议中，企业代表一直占有一定的比例，但从真正意义上讲，这些代表大多是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是代表国家对国有资产进行管理的管理者，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商人”。
自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体开始有了长足的发展，因此自十六大开始有民营企业代表以来，民营企业代表的人数不断增加。据公开资料显示，本届十八大代表中，党员领导干部1578名，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692名。其中，中央企业系统共有131人（不含中央提名人选），民营企业家27人，创历史新高。这从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既有对现有体制的革新诉求，也有对中国自战国以来形成的“士农工商”观念的冲击。
公有制为主体，民营及其它经济成份是有益的补充，是长期以来社会对我国经济成分组成的共识。而在新旧“非公36条”中，均有提及：民间资本已成为经济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力量。不过时至今日，这一“组成部分”的数据看起来着实令人吃惊。
“有益补充”的深远社会影响
据全国工商联引用的国家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全国企业法人当中，国有企业占2.4%，民营企业占90%以上，民营企业在城镇吸纳就业比例超过了70%，再加上农村的非农就业，实际上超过了85%；
民营资本占国家经济运行资本来源的60%以上。2011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大约是30万亿元，其中，国有控股资本约为10万亿，占35.6%，而民营资本的投资额超过60%；
另据国家税务总局在今年5月发布数据，今年1—4月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体的税收占企业纳税总额的31.6%—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的纳税主体；同时，民营企业的GDP贡献比例也超过三分之二。
时至今日，单从数据上看，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运行主体。在这诸多数据中，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有经济学家认为，就业所占比例这一数据最为关键—迄今为止，中国和世界的历史都能证明就业和工作方式是对人的社会行为方式影响最大的关键要素。
有人对此形象的比喻说，在上世纪末，去任何一个单位办事，在传达室“叫门”的时候，必会被问到那一句“你哪个单位的，有介绍信没有？”如果办事人所在单位不是国有的，就可能受到慢怠，甚至还有可能被盘问—因为在那个年代，在非公经济体中工作，跟“不务正业”几乎相等。而现在，人们之间的商务往来，往往是递上一张名片，很少有人会在初次见面的时候刨根问底探寻你是否在国有企业工作了。
除此之外，在上世纪中国人再熟悉不过、而且能决定人们生活质量高低的一些名词，例如“接班”、“工资级差”、“职称”等，都已经淡出或者仅局限于国有企事业单位中了—因为大部分民营经济体不搞职称评定，也没有“接班”一说—这说明，大部分中国人的工作和生活的行为方式，确实因民营经济体的崛起有了很大的改变。
“有益补充”的地位问题
由于是“有益的补充”，民营企业的地位一直比较微妙。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曾说，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面临三个不平等的竞争门槛，分别是行业准入门槛、政府资源配置门槛和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社会资源门槛。
其中行业准入门槛表面上因国务院分别于2005年和2010年颁布的新旧非公三十六条，明确非公有制企业与国有企业享有同等市场准入待遇而取消，但实际上，门槛依然存在。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
一个是最新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名单上，几乎都是制造业企业，间或有一些房地产企业、零售企业和其它行业。如果对比一下世界500强企业的前十名名单，就会发现，排在前面的几乎都被石油、电力、化工、航空航天企业所垄断—尤其是前十名，几乎全部都是石油公司。
另一个是，虽然有“非公三十六条”公布时间相对比较晚，民营企业进入新准入的行业仍需一段时间的原因，但“玻璃门”、“弹簧门”的现象依然存在。对此，今年7月《人民日报》的文章也指出，“实事求是地说，新36条在落实上起步还不够快，力度还不够大，基层建设流于口头，既对应有的政策效应产生迟滞和损伤，也对民资的市场信心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对于政府资源配置门槛，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曾明确表示，“我们国家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十几年，调整经济结构也调整了十几年，但目标并未实现，主要原因是政策仍不到位。政府应将引导、扶植新兴产业的资金从行政化转为社会化……把政府的优惠政策、财税支持、金融支持等向优势产业集中和配置。”
他强调，“应改革目前政府的投资方式，尽量减少针对项目的直接投资……要有效地利用企业的趋利性，将主要的人财物力用于撬动市场，而不是投在某些具体项目上，依靠行政手段造就几个样板工程”—因为，不但不实用，而且受益者往往是国企。
对于社会资源配置门槛，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国商会董事会主席陈经纬曾在政协会议上说，“民企发展到现在，不仅是融资难的问题，还有用人难、缺乏高端人才等问题，而国企则因为拥有更多的人才、能源、土地等社会资源的支配权”，而导致民企很难与国企竞争。
这些都说明，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还远未达到与国企“平起平坐”的程度。
富民的希望在于民营企业
黄孟复曾在今年早些时候表示，“中国奇迹”未来的目标应该是富民。道理很简单，自2008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到，外向型经济道路已经走到头了。但要扩大内需，人民就必须要有消费能力—只有藏富于民，这条道路才能走得通。
而且，黄孟复强调，富民的希望在于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吸纳了占全社会最大比重的就业人数。据工商联统计，目前在民营企业就业的人数已经达到约1.5亿，而且每年还继续吸纳着80％以上的新增就业人员。在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60%以上和农村居民收入的近40%都来自工资性收入。而城镇居民的70%以上、农民工的85%以上都在民营经济就业—也就是说，民营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与否，直接影响到富民这一目标能否实现。
其次，从宏观的视角上说，藏富于民是最高效的资金利用方式。中央财经大学民间金融课题组2006年初对27个省市借贷利率的调查发现，全国民间借贷利率平均为16.4%，其中借方以民营企业为主，这说明这些资金使用后回报率至少在16.4%以上，远高于4%左右的国债利率。
另外，从国际贸易的竞争视角上说，在WTO的框架下，一般有三种“话语权”，分别是技术、资源和市场。
其中，西方国家主要占据了技术部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输出自然资源，而我们在以往的外向型经济道路上，主要靠人力资源取胜—也就是廉价而优质的劳动力。但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我们要想继续保持竞争力，就必须实现产业升级的目标，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
而藏富于民不但能让我们拥有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市场，而且还能推动民资对优势产业的基础研发—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已经说明，原动力来自民间。
问题、压力和未来
即便民营经济已经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民营企业却仍然面临巨大的压力。
将于11月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十八大，其代表2270人的名单中，民企代表27人，央企代表131人，农民工代表26人。即便是这27人，也是从十六大开始，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虽然预示了一个方向，但在“党代表”这个具有领导阶层意味的群体中，绝对数量只是百分之一而已。
事实上，民营企业面临着税费高、行业门槛、不公平竞争等问题，在我们对大量民企的采访中已经显露无疑，部分民营企业家不愿意下一代继续从事自己的事业，宁愿让子女去国企工作或者当公务员。
如果说民营企业能够解决绝大多数人的就业，让更多的人安居乐业，民营企业便同时也充当着最重要的社会稳定器。但是在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民企往往首当其冲。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信贷危机等种种考验之后，民企因缺乏资金和政策的坚强后盾，生存状态恶化已经成为事实。
欧美企业平均生存年限是12.5年，但是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9年。数字背后反映出的是民企生存的不易。如何让民企在活跃了市场的同时，还能够长久生存下去，亦是政策扶持的要点。 对公正、公平的生存环境的期盼，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代表企业说出了他们的心声：希望有一视同仁的企业扶持政策，政策有连续性、稳定性，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和财产依法受到保护。这其实是对民营企业最基本生存权益的呼喊。
在统计本次民企党代表时，我们发现仅有少数代表的企业科技含量比较高，拥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如三一重工和天地伟业科技公司，大量代表企业没有自己的专利技术；部分代表企业仅依靠低端劳动解决当地就业问题；能够打造自己的品牌更是凤毛菱角，如红豆集团。因此，对民营企业自身而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自主创新至关重要，打造自己的品牌、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这是民营企业真正的发展方向和根本出路。
在对十八大民企代表的调查采访中也发现，大量民企代表是第一次被选为党代表，还不适应自己的新角色和定位。在媒体纷纷希望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更多地选择了回避的态度。这与其他代表积极与媒体和公众进行沟通，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民营企业家本次能作为党代表参与十八大，是民营经济受到重视的一个反映。如果企业家们能够代表企业和所在行业，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呼吁，并且能够推动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推动社会向前，为社会安定做出自己的努力，那才是他们参与本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
十六大以来全国党代会民营企业代表名录及企业相关资料
中国自古有“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划分，其中“商”排在最后一位，有不禁止也不提倡的含义。
虽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国家或者党的重大会议中，企业代表一直占有一定的比例，但从真正意义上讲，这些代表大多是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是代表国家对国有资产进行管理的管理者，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商人”。
自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体开始有了长足的发展，因此自十六大开始有民营企业代表以来，民营企业代表的人数不断增加。据公开资料显示，本届十八大代表中，党员领导干部1578名，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692名。其中，中央企业系统共有131人（不含中央提名人选），民营企业家27人，创历史新高。这从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既有对现有体制的革新诉求，也有对中国自战国以来形成的“士农工商”观念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