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好时，一天能捉到几十个人■家属借高利贷下跪赎人■买外地人“剥皮抽筋”■关在里面哭，拖出来痛打一顿■不交钱活活打死
收容遣送站通过给回扣与当地派出所勾结“收容”外来人员，并向每个被收容的人员收取500－800元遣送费后放人；当本地区“货源”不足时，甚至到广东等地购买被收容人员回来罚款。
2003年6月9日下午，涟源市收容遣送站原党支部书记郭先礼曝出的内幕，让记者听着都觉得胆战心惊！
榨钱300多万
收容遣送制度是上世纪90年代初，用来对涌入城市的无业人员和灾民进行收容救济、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措施，由政府财政拨款。但到1998年，仅有10名员工的涟源市收容遣送站已不满足政府每年12万元的拨款，为了广开财源，该站站长肖某决定施行《最低收费标准》。标准中将偷、扒、吸毒、卖淫、随车叫卖及一般流浪乞讨人员分为A、B、C三类，分别按省外、省内、市内不同档次，10日以下每人收取1000元、800元、700元不等管理费，10日以上则按每人1400元、1200元、900元等不同的标准收取。此外，寄押人员按每天30元收取，外流人员劳动输出工价与用人单位具体协商而定，标准自1999年1月1日起执行。
“标准几乎是一致通过，因为在站里10名工作人员中，肖站长的妻子、弟妹、同学就占了6人。”郭先礼说。
按照这个标准，几年中，在站里负责财务的郭先礼统计的资金有近320万元。
勾结派出所
要保证有足够的收入，便须得有“充裕”的被收容人员。为此，1997年，郭先礼与该市火车站派出所协商，并达成口头协议：派出所民警每送来一个人可得回扣50元，联防队员每捉一人工钱为5元。
“有了这个口头协议，派出所民警干活也很卖力，看到有农民模样的人便走上去巧言相劝，说到收容所有饭吃、还能派车把他们送回家去。”郭先礼介绍说，“但被关进去以后，任你哭爹喊娘都不会有人理会，要是被哭烦了，站里的人员就把他们拖出来痛打一顿，直到他们不再嚷着要回家为止。”
从该站的一本现金账本上，记者看到，仅1997年11月8日至18日几天时间内，收遣站便因协议支付给火车站派出所现金3300元。
搜身超过打劫
被强行捉进来的农民90％的人都有各种证件，并非“三无人员”，在采访中郭先礼反复强调说。在站里开会时有关领导也一再强调，凡是进站有证件的一律要写成“三无人员”，这一来是收费的理由，二来还可以应付上级的检查。
人送进来以后，收遣站第一件事就是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搜身，鞋底、衣袖，甚至包括下身都不放过，搜出来的钱据为己有（私分）。贵州省平坝县乐平乡大屯村四组的未婚女青年吴红红，从福建打工回乡途中，被人在涟源骗下了火车，并被骗走3000元现金。吴求助当地派出所，被送进收遣站。收遣站第一时间进行了搜身，其身上尚留有的230元现金及金项链等物被强行搜走。求助不成反遭搜身的吴红红受不了这一刺激，精神开始不正常，屎尿都拉在了身上，后她父亲赶来才将其赎了回去。
拍恐吓电报
向被收容人员家里打电报、电话，是收遣站创收的主要手段。四川省宜宾县普安乡周坎村13组的张勇是家中的独生子，其母黄仲芬接到涟源市收遣站“速带800元来湖南涟源收容所接张勇”的电报便慌了神，不知儿子在外犯了什么事，赶紧将家中的耕牛、谷子卖掉，还借了部分高利贷才凑齐了800元，赶到了涟源收遣站将张勇接了回去。贵州省瓮安县玉山镇尖坡村的向仲正，其父亲向洪召接到电报时，自己正重病没钱吃药，还是借高利贷赶到了涟源，讲尽了好话，跪着求情，站里才同意交600元让其儿子走人。郭先礼说，凡是被捉进来的人的家里，都会接到过这样的电报或站里打去的电话。
火车站捉拿农民
每年7月是收遣站创收的黄金时期。郭先礼说，因为每年这时候贵州、怀化等地的农民，都会有组织地到长沙、湘潭等地帮人家双抢打零工。收遣站这时便会与派出所联合在火车站等路口设卡，“生意”好时一天就能捉住几十个农民，把他们身上的钱财搜刮完后，再派他们其中的一名或两名代表回乡去取钱，其余留下当人质，一般每人300－400元不等。
在郭先礼所做的一份统计中，单1999年7月12日至15日，收遣站便拦路捉住路过涟源的花垣县农民46人，从他们身上共搜得现金776．2元。
上广州“进货”
涟源是个县级市，“资源”毕竟有限。为此，以肖站长为首的收遣站工作人员便把眼光瞄向了周边“市场”，开办了一个地级“中转站”。
郭先礼说，当收遣站“业务”不济时，收遣站便派人派车到广东等地收容机构去联系“业务”，花50元／人左右的价格把他们拉到涟源来，再对这些人进行“剥皮抽筋”。据不完全统计，仅2001年至2002年11月，收遣站此一项“业务”便收入80余万元。
一群衣冠禽兽
收遣站每年收押3000－4000人，高峰时一年可收押近6000人，可从1996年至今却极少遣送人回乡。
实在收不到钱，收遣站便强迫他们劳动，并不支付一分钱工资。浙江兰溪的林茂正因不满被强迫劳动与收遣站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在吃中饭时被人打成重伤，后致死。此外，收遣站内还设有2间禁闭室，专门用来体罚没钱的被收容人员。几年下来，收遣站共添置了手铐50余副、电棒10多根以及军用刀等物。
面对暴力、鲜血、黑钱，不堪良心煎熬的郭先礼从1997年开始向涟源市各级部门反映收遣站黑幕，可每次都不了了之。2000年10月，林茂正死在收遣站后，郭先礼背上了“领导责任”，于2001年1月离开了收遣站。
“离开那个地方对我来说是种解脱！”郭先礼说，“余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将那群衣冠禽兽绳之以法！”本报记者 张志强 实习生 戴莹 蒋凌霜
收容遣送站通过给回扣与当地派出所勾结“收容”外来人员，并向每个被收容的人员收取500－800元遣送费后放人；当本地区“货源”不足时，甚至到广东等地购买被收容人员回来罚款。
2003年6月9日下午，涟源市收容遣送站原党支部书记郭先礼曝出的内幕，让记者听着都觉得胆战心惊！
榨钱300多万
收容遣送制度是上世纪90年代初，用来对涌入城市的无业人员和灾民进行收容救济、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措施，由政府财政拨款。但到1998年，仅有10名员工的涟源市收容遣送站已不满足政府每年12万元的拨款，为了广开财源，该站站长肖某决定施行《最低收费标准》。标准中将偷、扒、吸毒、卖淫、随车叫卖及一般流浪乞讨人员分为A、B、C三类，分别按省外、省内、市内不同档次，10日以下每人收取1000元、800元、700元不等管理费，10日以上则按每人1400元、1200元、900元等不同的标准收取。此外，寄押人员按每天30元收取，外流人员劳动输出工价与用人单位具体协商而定，标准自1999年1月1日起执行。
“标准几乎是一致通过，因为在站里10名工作人员中，肖站长的妻子、弟妹、同学就占了6人。”郭先礼说。
按照这个标准，几年中，在站里负责财务的郭先礼统计的资金有近320万元。
勾结派出所
要保证有足够的收入，便须得有“充裕”的被收容人员。为此，1997年，郭先礼与该市火车站派出所协商，并达成口头协议：派出所民警每送来一个人可得回扣50元，联防队员每捉一人工钱为5元。
“有了这个口头协议，派出所民警干活也很卖力，看到有农民模样的人便走上去巧言相劝，说到收容所有饭吃、还能派车把他们送回家去。”郭先礼介绍说，“但被关进去以后，任你哭爹喊娘都不会有人理会，要是被哭烦了，站里的人员就把他们拖出来痛打一顿，直到他们不再嚷着要回家为止。”
从该站的一本现金账本上，记者看到，仅1997年11月8日至18日几天时间内，收遣站便因协议支付给火车站派出所现金3300元。
搜身超过打劫
被强行捉进来的农民90％的人都有各种证件，并非“三无人员”，在采访中郭先礼反复强调说。在站里开会时有关领导也一再强调，凡是进站有证件的一律要写成“三无人员”，这一来是收费的理由，二来还可以应付上级的检查。
人送进来以后，收遣站第一件事就是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搜身，鞋底、衣袖，甚至包括下身都不放过，搜出来的钱据为己有（私分）。贵州省平坝县乐平乡大屯村四组的未婚女青年吴红红，从福建打工回乡途中，被人在涟源骗下了火车，并被骗走3000元现金。吴求助当地派出所，被送进收遣站。收遣站第一时间进行了搜身，其身上尚留有的230元现金及金项链等物被强行搜走。求助不成反遭搜身的吴红红受不了这一刺激，精神开始不正常，屎尿都拉在了身上，后她父亲赶来才将其赎了回去。
拍恐吓电报
向被收容人员家里打电报、电话，是收遣站创收的主要手段。四川省宜宾县普安乡周坎村13组的张勇是家中的独生子，其母黄仲芬接到涟源市收遣站“速带800元来湖南涟源收容所接张勇”的电报便慌了神，不知儿子在外犯了什么事，赶紧将家中的耕牛、谷子卖掉，还借了部分高利贷才凑齐了800元，赶到了涟源收遣站将张勇接了回去。贵州省瓮安县玉山镇尖坡村的向仲正，其父亲向洪召接到电报时，自己正重病没钱吃药，还是借高利贷赶到了涟源，讲尽了好话，跪着求情，站里才同意交600元让其儿子走人。郭先礼说，凡是被捉进来的人的家里，都会接到过这样的电报或站里打去的电话。
火车站捉拿农民
每年7月是收遣站创收的黄金时期。郭先礼说，因为每年这时候贵州、怀化等地的农民，都会有组织地到长沙、湘潭等地帮人家双抢打零工。收遣站这时便会与派出所联合在火车站等路口设卡，“生意”好时一天就能捉住几十个农民，把他们身上的钱财搜刮完后，再派他们其中的一名或两名代表回乡去取钱，其余留下当人质，一般每人300－400元不等。
在郭先礼所做的一份统计中，单1999年7月12日至15日，收遣站便拦路捉住路过涟源的花垣县农民46人，从他们身上共搜得现金776．2元。
上广州“进货”
涟源是个县级市，“资源”毕竟有限。为此，以肖站长为首的收遣站工作人员便把眼光瞄向了周边“市场”，开办了一个地级“中转站”。
郭先礼说，当收遣站“业务”不济时，收遣站便派人派车到广东等地收容机构去联系“业务”，花50元／人左右的价格把他们拉到涟源来，再对这些人进行“剥皮抽筋”。据不完全统计，仅2001年至2002年11月，收遣站此一项“业务”便收入80余万元。
一群衣冠禽兽
收遣站每年收押3000－4000人，高峰时一年可收押近6000人，可从1996年至今却极少遣送人回乡。
实在收不到钱，收遣站便强迫他们劳动，并不支付一分钱工资。浙江兰溪的林茂正因不满被强迫劳动与收遣站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在吃中饭时被人打成重伤，后致死。此外，收遣站内还设有2间禁闭室，专门用来体罚没钱的被收容人员。几年下来，收遣站共添置了手铐50余副、电棒10多根以及军用刀等物。
面对暴力、鲜血、黑钱，不堪良心煎熬的郭先礼从1997年开始向涟源市各级部门反映收遣站黑幕，可每次都不了了之。2000年10月，林茂正死在收遣站后，郭先礼背上了“领导责任”，于2001年1月离开了收遣站。
“离开那个地方对我来说是种解脱！”郭先礼说，“余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将那群衣冠禽兽绳之以法！”本报记者 张志强 实习生 戴莹 蒋凌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