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景源：合理的结构只有在打破垄断的前提下才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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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景源不赞成再用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应控制投资的力度和方向

人物简历

姚景源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1983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世界经济系，曾任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的分析与研究，对当前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有独到观点。

“出口依赖”旧题待解

新京报：从最新公布的2012年前三季度数据来看，中国经济总体依然延续着下行的态势，当前的矛盾和问题在哪里？

姚景源：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的矛盾和问题是多方面的，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出口受阻。世界经济复苏缓慢、需求不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欧债危机等等，这些局面导致我国出口产品受阻，经济往下掉是必然的。

新京报：所以说当前经济下行主要是受出口的影响？

姚景源：受出口的影响很大，我并不赞成分析到此为止。仅仅分析到这里会让我们形成一种思想：世界经济衰退，我们没办法，我们是被动的。这样想就只有等待世界经济复苏的那天。我现在走到哪里都会有一些官员或企业家问我，世界经济什么时候能好？好了咱们还能像过去那样干啊。但这样“等”的心态是不对的。

新京报：那深层次的原因呢？

姚景源：继续往深层次分析，问题还是出在我们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上。

新京报：“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不是新问题了。

姚景源：对，把时间推回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当时我们就已经总结了一个经验教训，我们这么大一个经济体，不可能也不应该把经济增长的根本点放在外部需求上去。所以我们要减少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把扩大内需和消费作为我们经济增长的基本方针，基本点要放在扩大内需上。这是早在1997年就已经提出来的。那从1997年到现在也十多年了，我们在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结构调整仍然缺少实质性成就，缺少根本性成就。

新京报：怎么理解结构调整“缺少实质性成就”和“根本性成就”？

姚景源：就是说我们对外部需求的依赖仍然比较大，没有完全转变为以内需为主导、以消费为主导的状态。这就导致了受外部经济环境影响大。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外部一有危机，我们就有反应；发达国家一衰退，我们的工厂就要减产甚至关门，他们一有病我们就咳嗽伤风。

新京报：目前我们出口受阻主要是哪些方面？

姚景源：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目前我们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情况还可以，但是传统产品的出口压力很大。传统产品比如纺织服装、箱包等等，曾经的出口情况非常好，为什么现在不行了？主要是因为过去我们传统产品的出口主要靠低要素成本，包括低劳动力成本、低原材料成本、低环境保护成本。过去我们以低的要素成本形成低的商品价格，用低商品价格打世界，我们有这些优势，所以过去的发展不错，现在不行了。

新京报：现在传统产品出口的低要素成本优势似乎正在失去。

主导权一定要交给市场。我们的政府一直在第一线，市场经济没有发挥机制力量，结构调整要相信市场的力量，让市场成为主体。

姚景源：是的。二十多年前我去浙江，当时有商人问我干点什么能赚钱，我说你去发达国家商场转一圈，看看什么东西是他们自己生产的，你找回来我们自己在这边生产再出口，保证赚钱。

现在不行，劳动力成本上升，它推高了企业成本。出口企业遭遇成本不断上升，外部又没有订单，人民币汇率升值……内外夹击。不光如此，我们看周边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印度、柬埔寨。他们在走我们过去二三十年走过的路，但他们劳动力成本依然低廉，我们还要面临跟他们的竞争。所以，在出口层面，我们这些成本优势失去之后，必须要考虑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了。

应引导民资参与“调结构”

新京报：除了过分依赖出口之外，经济增长还长期依赖投资拉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这种“投资依赖”？

姚景源：有人建议说再搞一个4万亿投资拉动经济，我不赞成。我认为凡是不符合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事情我们不能干，过去一遇到问题就用扩大投资来解决，现在这条路已经走不下去了。过去大量的投资依靠大量的信贷，大量的信贷依赖货币的发行。我们广义货币（M2），已经到94.37万亿，10年的货币发行增加了6倍，货币超发到这种程度，是推高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宏观经济的重大风险。

其次，投资有两重性，投资在投入的时候创造需求，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大量投资完成以后，必然造成大量供给，这个时候，消费跟不上，就导致产能过剩。所以不能继续依赖投资来拉动经济了。

新京报：结构调整是让经济增长不再依靠投资吗？

姚景源：当前经济的增长不可能完全离开投资，但我们要把控投资的力度和方向，我认为当下应该把投资着重投入在民生、教育、医疗、养老这些领域，既能改善民生，又能促进社会和谐。

新京报：“投入”主要是指政府投资？

姚景源：不单指政府投资。政府投资的方向，应该是那些全社会最需要的、能保证经济增长、而又不一定是利润高的项目，像我前面说的民生领域。而民间资本应该被允许进入到垄断领域。投资行为应该由政府制定政策，动员全社会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进入，积极引导全社会民间资本的投资意愿，并最终能够形成一种投资热情不断高涨的格局。同时兼顾调结构与稳增长。

新京报：怎样引导全社会资金参与结构调整？

姚景源：很重要的一点是，政策上要打破垄断，比如金融、石化、电力、通讯这些垄断行业，都应该放开，允许民营资本进入。我们总是讲结构调整，讲了很多年了，但合理的结构只有在打破垄断的前提下才能形成。

2013“调结构”重于“保增长”

新京报：除了打破垄断之外，政府在新一轮结构调整中还应该有哪些作为？

姚景源：主导权一定要交给市场。我们的政府一直在第一线，市场经济没有发挥机制力量，结构调整要相信市场的力量，让市场成为主体。

新京报：一种看法认为，市场经济的结构调整应该排除政府干预，完全用市场方法来进行；也有观点认为当前市场机制不健全，所以政府在结构调整过程中，要加强宏观指导和政策引导。怎么看待这两种观点？

姚景源：市场调节是“无形之手”，政府是“有形之手”，我们曾经有过依赖“有形之手”过度干预的教训。所以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让市场成为主体。但是经济学上还有一个概念叫“市场失灵”，这个时候需要政府挺身而出。这就像小姑娘找对象，判断失误的时候，父母可以适当干预一下，但是主动权还在你。

新京报：在下一步的结构调整中，你认为政府应当怎样引导传统产业实现突围？

姚景源：政府不应该保护落后，而要鼓励创新。现在很多企业出了问题政府一概保护，我不赞成。经济发展中出现落后的生产力、落后的产能被淘汰，出现倒闭，这都很正常。只有落后的被淘汰，经济才能充满生机。

缺乏创新力的企业垮了就垮了，这是市场经济的自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