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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网11月25日讯 中评网评论员刘隽撰文指出，据台媒报道，21日，民进党终于决议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党主席苏贞昌亲兼召集人。从先前苏贞昌说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不急，到此委员会名称冠用“中国”还是用“两岸”或“大陆”民进党内展开激烈争论，这一机构设置成立总算在纷争数月之后尘埃落定。民进党“中国事务委员会”的成立以及由苏贞昌兼任召集人，可以明晰地看出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转型可谓遥望无期。
一、受到“独派”的牵制，民进党转型难。从苏贞昌“中国事务委员会”的提出到成立，经历了民进党内激烈的纷争，如今尘埃落定。而此前传出该委员会主委呼声最高的谢长廷却意外落选。这一结果正如苏贞昌在中常会后主持记者会所强调，的确曾经希望由谢长廷担任主委，“但几经思考，决定由本人兼任召集人”。苏贞昌的几经思考，他思考是什么？他思考的是，不能因为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让“独派”掀起反对的浪潮。所以在该委员会名称上即便党内有志之士提出用“两岸”或“大陆”之名，以便于民进党对中国大陆开展交流和沟通，但民进党和苏贞昌最终还是用“中国事务委员会”之名来安抚“独派”；至于由谁来担当主委时，更显得重要和棘手，如苏贞昌所言曾希望让谢长廷担任主委，但几经考虑，就由自己来担任召集人了。
为什么苏贞昌不用谢长廷？因为在“独派”眼里，谢长廷已被贴上“亲中”标签了，被“独派”视为“叛徒”。所以说苏贞昌不能再启用谢长廷，一则对“独派”有个交待；二则不至于因让谢长廷主导两岸事务，抢了苏的风头。据台媒报道，民进党中执委洪智坤表示，民进党内独派人士近日来运作，抵制前“行政院长”谢长廷主掌“中国事务委员会”，最终导致苏贞昌兼任“中国事务委员会”召集人。
21日，扁系 “一边一国连线”成员、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江志铭表示，成立“两岸事务委员会”不是政策调整，而是投机、投降。从来没有一个政党因为投机和投降而能够赢得选举。林浊水认为，谢长廷出任并不恰当，因为谢长廷将“中国事务委员会”的角色设定为“民共平台”，在民进党内部意见没有整合前，应该以整合民进党的意见为优先才对。面对来势凶凶的反对声浪，苏贞昌怎么办？不得不向“独派”妥协。由此，民进党转型一个字“难”。
二、为了2014年选举，民进党转型难。民进党和苏贞昌为何在此时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其原因，一则可兑现苏贞昌当选党主席后的承诺；二则在美国总统大选和大陆十八大之后，推出“中国事务委员会”，以满足台湾政坛及民众对民进党将要改善大陆政策的期望，提高民进党在媒体面前的曝光率。上面讲过，民进党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受制于“独派”的影响。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讲，民进党和苏贞昌之所以迁就于“独派”，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面临2014年台湾地区“七合一”选举，这才是件大事。因为2014年“七合一”选举对民进党来说，可谓要打翻身仗。此仗输赢将直接影响到民进党的整体士气，乃至影响到2016的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而在当前中国国民党和马英九执政团队拼经济民众无感、民调支持度低迷的情况下，这对民进党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
在这种外部政治环境对民进党有利的情况下，民进党当然希望保持这种有利局面，不希望因两岸政策的调整，而使“独派”对民进党产生抵触情绪，失去其支持，丢失选票。鉴于2014年的选举态势和当前岛内政治情势，民进党调整大陆政策就显得没有那么迫切了，也不会对大陆政策做出大的调整。如果说要调整，那也只是技术层面的内容了。由此看出，为了2014年选举，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很难调整，也很难实现转型。
三、既定的思维模式影响，民进党转型难。从民进党讨论并决定用“中国事务委员会”这个名称来看，它是民进党对“台湾前途决议文”中的“台湾共识”有力的延续，其思想也是苏贞昌所提倡的。而从“中国事务委员会”主要任务研判，其主要任务是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及社会情势，检讨两岸关系现况与未来之因应，拟定民进党与中国交流的策略与原则等内容。可以看出，“中国事务委员会”不是“民共交流”或“民共对话”的平台，而是民共互动机制的制订者，两者意义千差万别。这也充分说明民进党坚持既定的两岸“国与国关系”思维定势，既在“独派”的挟持下，不能自拔，又在夜郎自大中不明形势而忘乎所以。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指出，和平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两岸双方应恪守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立场，增进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在此基础上求同存异。对台湾任何政党，只要不主张“台独”、认同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往、对话、合作。十八大将“九二共识”写入党的文件中，充分肯定坚持“九二共识”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重大意义。报告并明确了对台湾任何政党，只要不主张“台独”、认同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往、对话、合作。
而民进党对“九二共识”不承认、不理会，完全没有意识到当前两岸关系发展大的形势和大陆坚守对台的底线。而十八大关于加强与“不主张‘台独’、认同一个中国”岛内各政党交流所释放出的善意，然而民进党却置若罔闻，仍然按照自己的老套思维和办法来应对两岸关系发展新形势、新变化，显然不合适宜，大有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哥德大战风车之滑稽可笑。正是因为民进党和苏贞昌受制于既定思维的左右，从而使民进党转型难以推进。
一、受到“独派”的牵制，民进党转型难。从苏贞昌“中国事务委员会”的提出到成立，经历了民进党内激烈的纷争，如今尘埃落定。而此前传出该委员会主委呼声最高的谢长廷却意外落选。这一结果正如苏贞昌在中常会后主持记者会所强调，的确曾经希望由谢长廷担任主委，“但几经思考，决定由本人兼任召集人”。苏贞昌的几经思考，他思考是什么？他思考的是，不能因为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让“独派”掀起反对的浪潮。所以在该委员会名称上即便党内有志之士提出用“两岸”或“大陆”之名，以便于民进党对中国大陆开展交流和沟通，但民进党和苏贞昌最终还是用“中国事务委员会”之名来安抚“独派”；至于由谁来担当主委时，更显得重要和棘手，如苏贞昌所言曾希望让谢长廷担任主委，但几经考虑，就由自己来担任召集人了。
为什么苏贞昌不用谢长廷？因为在“独派”眼里，谢长廷已被贴上“亲中”标签了，被“独派”视为“叛徒”。所以说苏贞昌不能再启用谢长廷，一则对“独派”有个交待；二则不至于因让谢长廷主导两岸事务，抢了苏的风头。据台媒报道，民进党中执委洪智坤表示，民进党内独派人士近日来运作，抵制前“行政院长”谢长廷主掌“中国事务委员会”，最终导致苏贞昌兼任“中国事务委员会”召集人。
21日，扁系 “一边一国连线”成员、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江志铭表示，成立“两岸事务委员会”不是政策调整，而是投机、投降。从来没有一个政党因为投机和投降而能够赢得选举。林浊水认为，谢长廷出任并不恰当，因为谢长廷将“中国事务委员会”的角色设定为“民共平台”，在民进党内部意见没有整合前，应该以整合民进党的意见为优先才对。面对来势凶凶的反对声浪，苏贞昌怎么办？不得不向“独派”妥协。由此，民进党转型一个字“难”。
二、为了2014年选举，民进党转型难。民进党和苏贞昌为何在此时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其原因，一则可兑现苏贞昌当选党主席后的承诺；二则在美国总统大选和大陆十八大之后，推出“中国事务委员会”，以满足台湾政坛及民众对民进党将要改善大陆政策的期望，提高民进党在媒体面前的曝光率。上面讲过，民进党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受制于“独派”的影响。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讲，民进党和苏贞昌之所以迁就于“独派”，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面临2014年台湾地区“七合一”选举，这才是件大事。因为2014年“七合一”选举对民进党来说，可谓要打翻身仗。此仗输赢将直接影响到民进党的整体士气，乃至影响到2016的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而在当前中国国民党和马英九执政团队拼经济民众无感、民调支持度低迷的情况下，这对民进党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
在这种外部政治环境对民进党有利的情况下，民进党当然希望保持这种有利局面，不希望因两岸政策的调整，而使“独派”对民进党产生抵触情绪，失去其支持，丢失选票。鉴于2014年的选举态势和当前岛内政治情势，民进党调整大陆政策就显得没有那么迫切了，也不会对大陆政策做出大的调整。如果说要调整，那也只是技术层面的内容了。由此看出，为了2014年选举，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很难调整，也很难实现转型。
三、既定的思维模式影响，民进党转型难。从民进党讨论并决定用“中国事务委员会”这个名称来看，它是民进党对“台湾前途决议文”中的“台湾共识”有力的延续，其思想也是苏贞昌所提倡的。而从“中国事务委员会”主要任务研判，其主要任务是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及社会情势，检讨两岸关系现况与未来之因应，拟定民进党与中国交流的策略与原则等内容。可以看出，“中国事务委员会”不是“民共交流”或“民共对话”的平台，而是民共互动机制的制订者，两者意义千差万别。这也充分说明民进党坚持既定的两岸“国与国关系”思维定势，既在“独派”的挟持下，不能自拔，又在夜郎自大中不明形势而忘乎所以。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指出，和平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两岸双方应恪守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立场，增进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在此基础上求同存异。对台湾任何政党，只要不主张“台独”、认同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往、对话、合作。十八大将“九二共识”写入党的文件中，充分肯定坚持“九二共识”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重大意义。报告并明确了对台湾任何政党，只要不主张“台独”、认同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往、对话、合作。
而民进党对“九二共识”不承认、不理会，完全没有意识到当前两岸关系发展大的形势和大陆坚守对台的底线。而十八大关于加强与“不主张‘台独’、认同一个中国”岛内各政党交流所释放出的善意，然而民进党却置若罔闻，仍然按照自己的老套思维和办法来应对两岸关系发展新形势、新变化，显然不合适宜，大有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哥德大战风车之滑稽可笑。正是因为民进党和苏贞昌受制于既定思维的左右，从而使民进党转型难以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