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的张五常果真会像一些媒体传言的那样，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吗？诺贝尔奖委员会是否正在收集张五常的资料？
日前，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负责诺贝尔奖评选的瑞典皇家科学院。瑞典皇家科学院对记者的答复是：在委员会作出决定之前，候选人的任何资料都是个秘密，他们不对任何传闻作出评论。
记者就此采访了正在成都讲学的张五常。张五常表示，确有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有关人士在收集他的资料。关于诺贝尔奖，他说，许多时候是别人一厢情愿。诺贝尔奖是很珍贵的奖项，张五常认为：“我在经济学里面四十年的苦苦研究只是得到了一个获此殊荣的机会。”有记者问张五常：如果您获了诺贝尔奖，您认为最可能获奖的理由是什么？张五常回答说，最可能的是1969年写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
诺贝尔奖委员会每年都会向成百上千的科学家和研究机构发函,让他们提名来年诺贝尔奖的候选人，提名一般在每年的2月1日截止。接下来，诺贝尔奖委员会将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对候选人的成就进行考查并作出选择，最终的结果会在每年的10月公布。(北京青年报 董伟)
谁是张五常
3月31日中午，张五常从香港飞来成都。阳光下的他除去一股磅礴气势外，就是浑身的阳光气息--透明和健康。3月31日至4月5日，张五常旋风般刮过成都--为大学生演讲四场，与教授座谈四场，与成都青年学者对话两场，与专程赴成都的外地青年教授座谈三场，与成都读者见面会一场。一位66岁的老人，每天从上午10点工作到晚上12点，为的是把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方法，无保留地传授给内地的青年学子。
■关于自己
记者：教授，你在成都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过瘾”，请问，你做学问也是为了过瘾吗？
张五常：我纯粹是为了好奇心而搞学问的，我什么学问都搞，只要我有好奇心。并不只限于经济。在23岁之后，我突然发现只要有学问，生活就没有问题，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拿到终身雇佣的合约，所以我就有很大的安全感。当我学得比较博比较杂的时候，就会看到虽然学问不同，但是所有的东西都有共通之处，所以我对很多东西都有兴趣，但求过瘾。
记者：最近有人称你是“明星经济学家”，你是怎样评价这个称谓的？
张五常：我从来不用名片。在港大这么多年，我房门上挂的牌子只写着张五常的英文名字。没有教授的头衔，也没有说自己是博士，为什么突然这么多人注意我呢？其实这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我在加州大学也是这样子的。我跟老师之间的对话很有娱乐性的，是很开心，所以他就很喜欢我。我从来不缺课，有一次我去旁听一门课，可是发高烧，那个老师就问学生，为什么史蒂芬还没有来，他们说我生病了，那个老师就取消了那堂课，不上了。有一个日本人，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芝加哥的时候，从早到晚学生都跟着他，去厕所都跟着他，我看到非常欣赏，有机会我也希望自己像他那样。
记者:据说，在香港大学，你曾被评为讲课最差的教授，但你演讲每次又都是爆满，能解释原因吗？
张五常：为这事，校长还写信给我道歉，因为班上有四百多个人，只有二十几个人参加投票，都是比较差的学生。其实以香港学生的招法，我应该是最劣的教授，因为我没有讲义，也不写黑板，就坐在那里讲，你能够听到多少就是多少。我进去就讲，一直讲下去。下次我去问前面的学生，上次我讲到什么地方，然后接着讲。
记者：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
张五常：假如我有讲义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新意了，因为我是一直不断地在准备的，我在美国加州，应该是1966年，我就拿到加州经济学最佳教授奖，同样的教法，天马行空，你跟着我过瘾吧，美国学生喜欢这种，中国香港的学生很多也喜欢。
■关于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记者：现在很多人在说你会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你自己是怎样看？
张五常：其实对于我，得不得奖没什么。我以前从来没说过自己会得诺奖，但这几年说的人越来越多，搞得我自己都想得奖了。有人写文章说我说“诺奖给我，我也不要”，简直是胡说八道。诺奖是一个高尚的奖，我为什么不要（大笑）。这个奖不是你想得就能得的，假如你再问我有没有机会得奖，我的答案是，这就好比是在买赌注，押在三个号码上面，轮盘一转，你就有可能会中。我研究经济已经40年，应该算是押了一个赌注，可能还不止一个赌注，我就是这么一个看法。
记者：你的赌注这两年会中吗？
张五常：假如你问我这两年得奖的可能性，我以一搏十，你赌不赌？那个轮盘很大的，中的几率太小。关于得诺奖的问题，1969年就有人说了，这种事情当然是信不过的了。
记者：前几天，奥斯卡最佳影片授给了《美丽心灵》，这是1994年经济学诺奖得主纳什的传记片。诺奖会授予不用数学的经济学家吗？
张五常：这部片子我在美国看过，很好。纳什是天才，数学没有天才是不行的。但我认为数学跟诺奖没什么关系。评审委员最近这几年似乎比较喜欢数学，再往前推，又好像不是这样，有好几个完全不懂数学的也拿到了诺奖。
记者：你研究经济学为什么赤手空拳，而不用数学？你懂数学吗？
张五常：我曾经是懂数学的。数学是技术上的事情，后来不用就忘了，现在最浅显的数学我也不会。假如需要数学的话，我就请教别人。一个人只要不耻下问的话，就不需要懂得那么多，我常常都请教我的学生。换言之，数学的用途大致上我都知道，但是你要我写出方程式的话，我是忘了。为什么我放弃技术上的这些东西，在经济学上，有的人喜欢搞技术，有的人喜欢搞概念，有的人喜欢搞思想，我是喜欢研究思想的。就像我写《公司合约》，杨小凯看了我写的文章，他又通通用数理公式写出来，完全可以发表。我认为，思想比较过瘾一点。假如我说了一句话，一句有意思的话，许多人把我所讲的话数学化。一百年后，人们记住的是我的思想而不是那些公式。科斯1937年写的文章，今天还有人看，现在算起来有60多年了。科斯这篇文章，完全没有数学，而且技术上也不见得有过人之处，写得也不是那么有文采，但是他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题目。他的答案和方向是对的，但细节不对。这样的文章，在20世纪，应该是数一数二的。我也希望自己能找到有分量的题目。
记者：得诺奖文章基本都发表在专业学报上，而你现在的文章大多发表在大众报纸上，你为什么要选择报纸？
张五常：你不要老是把我当成要得诺奖的。我用中文写文章，是为中国青年写的，不是为拿诺奖。所以我的文章一定要深入浅出，假如文章写出来别人看不懂的话，这文章就不应该写。我最讨厌老气横秋的学院派。有的人以为文章看不懂的话就是好文章，深奥的文章别人看不懂的话，我认为它就是废物。但是在学报上发的文章呢，我虽然发表的不是很多，大概有七八篇左右，过了很多年，还是被人家引用，在这方面我自己还是觉得比较满意的。文章写出来，几十年以后还有人记得，这才算是有分量的文章。我自己认为真正有分量的文章，应该可以捱得上50年的。我花心思写的文章，捱上30年是没有问题的，50年就很难说了。所以我很仰慕捱得很久的文章。(成都日报 伍江陵)
记者：有人说你以前搞研究还可以，现在忙着在街边做生意，是这样吗？
张五常：我整天在街边逛来逛去，这个是真的。但我在街边晃来晃去是在做经济研究，我现在发表的《经济解释》卷一、二就是证明，我准备写三本。假如我没有做研究的话，是写不出来那些文章的。我整本书有很多很多例子，都来自真正世界，都是街边市场的事，所以我在街边就逛了几十年。现在，对做研究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很多大学教授，坐在房间里面，拿了一堆资料，到图书馆去，找了许多的数据，然后就坐在办公桌后面，输进电脑，全部用计算机算出来。这样也可以把文章写得很漂亮，但我是不太相信资料，我相信我在街边亲眼看到的真实的世界。物理学家做实证研究一定要坐在实验室里做，那经济学家的实验室呢，就是真实的世界，就要在外面跑跑。你去拿那些资料，却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资料未必是错的，但它可以误导。假如资料是错的话，你用理论解释的东西就根本不存在，这就是最大的麻烦。为什么要用理论去解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呢？我的生命只有一次，花几十年去解释没有的事，风险太大了，我拼不过。
记者：假如你得奖，你认为会是因为你的哪方面的研究成果？
张五常：要找到理由是绝对不困难的，因为虽然我的经济学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它是比较特别的。在合约理论方面，在委托代办方面，虽然我没有做过那些研究，可是很多人都说这是由我而起的。我自己认为最好的，就是价格管制的理论，不过这一点应该是没有人重视的。关于企业的合约问题，合约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委托代理方面，也是相当大的题目。所以很多经济学家，假如要给他颁奖的话，很容易找到理由。
记者：到今天为止，你认为自己有没有可以传世的文章？
张五常：我的文章流传30年没有问题，应该有六篇到八篇，但50年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我是看不到的，我很向往的事，就是像科斯1937年写的文章，60多年来还被人引用和传诵，我非常羡慕。你一个人这么拼命做一件事，就为这件事过瘾。
记者：今天在网上有人说，中国人在15至20年间都不可能拿到诺奖，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张五常：很多中国的青年，现在开始有了机会。钱颖一那一代，张维迎那一代，是比较幸运的，他们也是很有天分的。如果说中国人要拿诺奖的话，还要有更多的出众的经济学家，不过拿奖是迟早的事。15年内，应该有中国人拿到经济学的诺贝尔奖。
记者：如果有这么一个人的话，他是像你一样拥有西方经济学背景，还是拥有中国经济学背景？
张五常：西方经济学的背景是一定需要的，当然这一点不是很公平。假如你写的文章不是用英文发表的话，要等到人家翻译过去才行；假如你的文章不是那么重要的话，就很少会被翻译。但是谁来判断你文章的重要性呢？而且我认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学之所以这么盛行，一定会有人被发现的。我认为中国这几年学术的发展，师资有问题，但是因为有了电脑的协助，有排山倒海那么多的人求知，好像是人海战术，一定会有厉害的人走出来的。所以我常说，我是逢场作戏，兴风作浪。在学术上的茫茫大海，中国将会出现几条大鱼，一定有的。
■关于“五常之谤”
记者：大概是春节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夏业良，撰长文对你进行批评，引起了很大影响。你是怎样看待这件事的？
张五常：我听说过这篇文章，但我没有看过，表扬我的文章我都不看，批评我的更不看。但是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感受，听说夏先生写了8000字，骂张五常没有问题，可8000字不是批评我的学术，而是骂我这个人。我就不晓得北大的夏先生为什么有这么多空闲的时间。其实在夏业良之前，也有人说：“我骂张五常他敢不回应，他是在逃避我。”我不看你的文章，怎么回应呢？有人就要把文章寄给我看。我说你要我看文章，你是要付钱的；你要我回应你，你付的钱会更多，因为我不愿意做的事情你非要我做，这就要收钱。
记者：你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写出来后，也遭到很多人的批评，这又是为什么？
张五常：我的《佃农理论》发表后，很多美国的大学学报，都批评我，数之不尽。假如我那时要回应的话，几百个都要回应。现在过了30多年，我的《佃农理论》还站在那儿，而批评我的文章不知道去了哪儿。我的文章发表了，就有它自己的路，就像自己的孩子，不能再干预了。斯蒂格里茨曾对我说过一句话，对我影响非常大。他告诉我，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写了批评或写了回应，在学术上赚到什么东西的。所以关于夏业良的文章，还有网上的许多回应我完全不管的。因为生命不是那么长的，有时候陪一下老婆还更有好处，你说哪一样比较值得，是看夏业良的文章值得呢，还是在街边看漂亮女人值得？
■关于中国经济学家
记者：现在比较活跃的中青年经济学家，武装的都是西方的经济学技术，搬了很多西方的理论，热衷数理公式，对中国的经验世界比较陌生，你对此如何评价？
张五常：有的是有的不是，比如钱颖一，数学很强，但并不是用得很多，杨小凯也会数学，用的也不多，他们是着重思想的。张维迎也是走思想的路的。当然对中国人来说，对制度的经验是要比外国人多一点。我非常欣赏周其仁，他的路跟我比较接近。他也是在真实世界里做调查。假如走纯理论的路，很难说能够解释世界。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发表文章，文章也可以很好看，但是对解释世界没有用。当然你既有经验世界，又能用理论来解释的话当然是比较好的。所以周其仁到外面去走研究的路，我看最合我的心意。这是科斯的立场，也是艾智仁的立场。但是很多人不喜欢走这条路，因为这条路是很难走的。一个教授坐在街边卖玉、卖桔，那是很难被人理解的，我本人就去卖过，也带着学生到街边卖桔，去感受市场到底是怎么样。
记者：理论研究和真实世界的调查，中国更需要哪一样的经济学家？
张五常：中国最需要解释现象的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家走数理方面的经济学研究的人太多了，应该有走解释现象的路的。
记者：有一种排名法，说是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中，茅于轼排第一，您第二。您是否同意？
张五常：没问题啊，我还能排在第二吗？我有这么高的地位吗？茅于轼是我朋友，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比我大，很难得的，都是性情中人，赤子之心，是为中国好，他的观点我同不同意无所谓。我是很佩服他的。
■关于学习之道
记者：华人经济学家中，你取得了公认的巨大成就，你希望青年们在哪些方面向你学习？
张五常：我跟中国青年说得很清楚，看张五常的文章，是要你跟着我的思路去想，假如你不喜欢我的思路，你就不要看我的文章。我说得是对还是错，那不重要。我求学的时候，所有的科目我是念过的，成绩非常好。我坐在那里听老师讲，那老师说，我的课你已经听了六个学期了，你还不懂吗？我说我不是想学你的经济学，你的经济学我早在你的作品里面已经看过了。我坐在你的课堂上，只是想学你的思考方法。有的大师的思考方法我是跟得很接近的，比如科斯、艾智仁、弗里德曼，他们思考的方法我了如指掌，研究时用我的方法，又用科斯的方法，又用弗里德曼的方法，百鸟归巢地来想这个事情，这个方法不行我就换另一种，所以我对事情的看法转得快。有些人的思考方法我是跟不上的，有些是格格不入的。比如斯蒂格里茨我是跟不上的，与他的个性不接近。个性不接近就不跟他们学。
记者：你是在西方打下的经济学基础，又具有过人的天分。而资质一般的青年，该怎样去研究经济学？
张五常：很多的学问不需要很高的IQ。到外面去调查，写一个很详实的调查报告，这也是好大的贡献。现在中国有这么多有趣的现象，我认为很多做调查报告的人，他们的贡献被低估了。因为有很多现象我们都想知道，但就是不知道。比如说，生产成本，这是一个很深很深的问题。因为经济学对生产成本的分析一向是从农业方面下手，农业比工商业简单很多，谈到工业生产成本，是很困难的。但工业跟农业一定有共同之处，只是工业复杂很多，因为工业方面有很多行业，每一个行业都不一样，怎样才能了解这个行业，怎样才能把他一般化，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很多经济学家一个行业都不熟悉，因为他们从来未去调查过。我自己就调查过好多行业，但是没有一个调查是做得够深的。现在我要写工业成本，要把几个行业综合起来，是二三十年的事情，我现在已经60多岁了，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就坐在那边想，我只要搞一门行业，我只要拿一些关键的数字，然后把这个去赌它一手，分析它然后把它一般化。我想到了一个行业，那就是印刷业，这个应该是比较全面的，那我需要什么资料呢，我就跟一个朋友说，请你帮我拿一个真实的资料，详尽地分析一下，他拿回来给我，我看了资料。今天看来，我认为是解决了。 而世界上还有很多问题，而拿资料给我的那个人，不需要是天才的，而这些都是有很大贡献的。
记者：江湖上有句传播很广的话，你说你30年不读书。你为什么要这样说，语不惊人死不休？
张五常：我1969年以后就没再看书了，我找不到任何理由要读书。20世纪60年代我读过很多书，一个人有读书的阶段，也有思考的阶段。我思考的时候，不想受到外面的影响，就像下棋一样，这是人之常情对不对？我独自思考只是为了享受思考的乐趣。我家里一本经济学的书都没有，我曾经非常用心地念过，三年就睡在图书馆里，读了几千本书，我在经济学上的基础是很扎实的，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面云游，游到哪儿就是哪儿，这样才会过瘾，才会有新意。学习的阶段过了，现在是思想的时候。这是我治学的办法，你有你的办法，我的办法你们不喜欢就不要学。我就是想自己要过一下思考的瘾。思考的乐趣，你知道在茫茫大海中，在那个很扎实的磐石上，黑夜茫茫，突然之间见到一束光，那种感受好过瘾。所以我不读书就是这个原因。
■关于演讲
记者：近一年来，你在内地20多所大学演讲了近30场。有一个特别的计划吗？
张五常：我有些背景你不了解。二战时我在广西，没饭吃，那些我的年轻的朋友们，没有一个活下来，而我还在。1957年我去了北美，1959年我到了加州大学。那是第一次看到自己有机会，我知道只要有学问，就可以找到饭吃。我几乎是发狂地念书，我在图书馆睡了三年，就是为了读书方便。现在的中国青年也是刚刚开始看到有机会。中国青年在知识上的增长非常地快。学术的气氛非常好，因为他们看到有机会。我演讲、我写文章是要求给中国青年机会。
我演讲时假如不让学生来听，我就不开心了。因为有的学校、有的地方是要卖票的，300块一张，而对学生起码要收50块，有一次我太太就发脾气了。有的学校呢，据说这个系请我，另外的系就不准来，所以外系的学生就要半夜跑到酒店来，逼我谈几个小时。我认为只要学生愿意来听，就让他们全部来，不要收费。假如你要卖票，给我钱，没有问题。你要靠卖票来赚我的钱，也没有问题。学生就不可以收费，学生要有优先权。这就是我的观点。
记者：有人说你只愿意为大学生演讲，不喜欢为老板捧场？
张五常：很多人不明白我的品性。比如大机构请我讲，那我就要收钱的。有的给我8万，有的给我2万。假如顺道的话，不给钱请我去看看可以。假如是商业机构，请我去讲，我开价就要几十万，因为我不想讲,做我不愿意做的事，价格当然就高。
记者：在成都的四场演讲，场面越火你讲得越好。听说如果来的人少，你的演讲往往就可能失败？
张五常：是的。假如演讲厅是空的，我是讲不好的。我与弗里德曼的观点一样，演讲厅不要太大，人也可以不要太多，但最重要的是要站满了人。如果一上台，往台下一看是空的话，我马上就会阵脚大乱。
日前，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负责诺贝尔奖评选的瑞典皇家科学院。瑞典皇家科学院对记者的答复是：在委员会作出决定之前，候选人的任何资料都是个秘密，他们不对任何传闻作出评论。
记者就此采访了正在成都讲学的张五常。张五常表示，确有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有关人士在收集他的资料。关于诺贝尔奖，他说，许多时候是别人一厢情愿。诺贝尔奖是很珍贵的奖项，张五常认为：“我在经济学里面四十年的苦苦研究只是得到了一个获此殊荣的机会。”有记者问张五常：如果您获了诺贝尔奖，您认为最可能获奖的理由是什么？张五常回答说，最可能的是1969年写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
诺贝尔奖委员会每年都会向成百上千的科学家和研究机构发函,让他们提名来年诺贝尔奖的候选人，提名一般在每年的2月1日截止。接下来，诺贝尔奖委员会将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对候选人的成就进行考查并作出选择，最终的结果会在每年的10月公布。(北京青年报 董伟)
谁是张五常
3月31日中午，张五常从香港飞来成都。阳光下的他除去一股磅礴气势外，就是浑身的阳光气息--透明和健康。3月31日至4月5日，张五常旋风般刮过成都--为大学生演讲四场，与教授座谈四场，与成都青年学者对话两场，与专程赴成都的外地青年教授座谈三场，与成都读者见面会一场。一位66岁的老人，每天从上午10点工作到晚上12点，为的是把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方法，无保留地传授给内地的青年学子。
■关于自己
记者：教授，你在成都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过瘾”，请问，你做学问也是为了过瘾吗？
张五常：我纯粹是为了好奇心而搞学问的，我什么学问都搞，只要我有好奇心。并不只限于经济。在23岁之后，我突然发现只要有学问，生活就没有问题，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拿到终身雇佣的合约，所以我就有很大的安全感。当我学得比较博比较杂的时候，就会看到虽然学问不同，但是所有的东西都有共通之处，所以我对很多东西都有兴趣，但求过瘾。
记者：最近有人称你是“明星经济学家”，你是怎样评价这个称谓的？
张五常：我从来不用名片。在港大这么多年，我房门上挂的牌子只写着张五常的英文名字。没有教授的头衔，也没有说自己是博士，为什么突然这么多人注意我呢？其实这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我在加州大学也是这样子的。我跟老师之间的对话很有娱乐性的，是很开心，所以他就很喜欢我。我从来不缺课，有一次我去旁听一门课，可是发高烧，那个老师就问学生，为什么史蒂芬还没有来，他们说我生病了，那个老师就取消了那堂课，不上了。有一个日本人，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芝加哥的时候，从早到晚学生都跟着他，去厕所都跟着他，我看到非常欣赏，有机会我也希望自己像他那样。
记者:据说，在香港大学，你曾被评为讲课最差的教授，但你演讲每次又都是爆满，能解释原因吗？
张五常：为这事，校长还写信给我道歉，因为班上有四百多个人，只有二十几个人参加投票，都是比较差的学生。其实以香港学生的招法，我应该是最劣的教授，因为我没有讲义，也不写黑板，就坐在那里讲，你能够听到多少就是多少。我进去就讲，一直讲下去。下次我去问前面的学生，上次我讲到什么地方，然后接着讲。
记者：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
张五常：假如我有讲义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新意了，因为我是一直不断地在准备的，我在美国加州，应该是1966年，我就拿到加州经济学最佳教授奖，同样的教法，天马行空，你跟着我过瘾吧，美国学生喜欢这种，中国香港的学生很多也喜欢。
■关于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记者：现在很多人在说你会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你自己是怎样看？
张五常：其实对于我，得不得奖没什么。我以前从来没说过自己会得诺奖，但这几年说的人越来越多，搞得我自己都想得奖了。有人写文章说我说“诺奖给我，我也不要”，简直是胡说八道。诺奖是一个高尚的奖，我为什么不要（大笑）。这个奖不是你想得就能得的，假如你再问我有没有机会得奖，我的答案是，这就好比是在买赌注，押在三个号码上面，轮盘一转，你就有可能会中。我研究经济已经40年，应该算是押了一个赌注，可能还不止一个赌注，我就是这么一个看法。
记者：你的赌注这两年会中吗？
张五常：假如你问我这两年得奖的可能性，我以一搏十，你赌不赌？那个轮盘很大的，中的几率太小。关于得诺奖的问题，1969年就有人说了，这种事情当然是信不过的了。
记者：前几天，奥斯卡最佳影片授给了《美丽心灵》，这是1994年经济学诺奖得主纳什的传记片。诺奖会授予不用数学的经济学家吗？
张五常：这部片子我在美国看过，很好。纳什是天才，数学没有天才是不行的。但我认为数学跟诺奖没什么关系。评审委员最近这几年似乎比较喜欢数学，再往前推，又好像不是这样，有好几个完全不懂数学的也拿到了诺奖。
记者：你研究经济学为什么赤手空拳，而不用数学？你懂数学吗？
张五常：我曾经是懂数学的。数学是技术上的事情，后来不用就忘了，现在最浅显的数学我也不会。假如需要数学的话，我就请教别人。一个人只要不耻下问的话，就不需要懂得那么多，我常常都请教我的学生。换言之，数学的用途大致上我都知道，但是你要我写出方程式的话，我是忘了。为什么我放弃技术上的这些东西，在经济学上，有的人喜欢搞技术，有的人喜欢搞概念，有的人喜欢搞思想，我是喜欢研究思想的。就像我写《公司合约》，杨小凯看了我写的文章，他又通通用数理公式写出来，完全可以发表。我认为，思想比较过瘾一点。假如我说了一句话，一句有意思的话，许多人把我所讲的话数学化。一百年后，人们记住的是我的思想而不是那些公式。科斯1937年写的文章，今天还有人看，现在算起来有60多年了。科斯这篇文章，完全没有数学，而且技术上也不见得有过人之处，写得也不是那么有文采，但是他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题目。他的答案和方向是对的，但细节不对。这样的文章，在20世纪，应该是数一数二的。我也希望自己能找到有分量的题目。
记者：得诺奖文章基本都发表在专业学报上，而你现在的文章大多发表在大众报纸上，你为什么要选择报纸？
张五常：你不要老是把我当成要得诺奖的。我用中文写文章，是为中国青年写的，不是为拿诺奖。所以我的文章一定要深入浅出，假如文章写出来别人看不懂的话，这文章就不应该写。我最讨厌老气横秋的学院派。有的人以为文章看不懂的话就是好文章，深奥的文章别人看不懂的话，我认为它就是废物。但是在学报上发的文章呢，我虽然发表的不是很多，大概有七八篇左右，过了很多年，还是被人家引用，在这方面我自己还是觉得比较满意的。文章写出来，几十年以后还有人记得，这才算是有分量的文章。我自己认为真正有分量的文章，应该可以捱得上50年的。我花心思写的文章，捱上30年是没有问题的，50年就很难说了。所以我很仰慕捱得很久的文章。(成都日报 伍江陵)
记者：有人说你以前搞研究还可以，现在忙着在街边做生意，是这样吗？
张五常：我整天在街边逛来逛去，这个是真的。但我在街边晃来晃去是在做经济研究，我现在发表的《经济解释》卷一、二就是证明，我准备写三本。假如我没有做研究的话，是写不出来那些文章的。我整本书有很多很多例子，都来自真正世界，都是街边市场的事，所以我在街边就逛了几十年。现在，对做研究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很多大学教授，坐在房间里面，拿了一堆资料，到图书馆去，找了许多的数据，然后就坐在办公桌后面，输进电脑，全部用计算机算出来。这样也可以把文章写得很漂亮，但我是不太相信资料，我相信我在街边亲眼看到的真实的世界。物理学家做实证研究一定要坐在实验室里做，那经济学家的实验室呢，就是真实的世界，就要在外面跑跑。你去拿那些资料，却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资料未必是错的，但它可以误导。假如资料是错的话，你用理论解释的东西就根本不存在，这就是最大的麻烦。为什么要用理论去解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呢？我的生命只有一次，花几十年去解释没有的事，风险太大了，我拼不过。
记者：假如你得奖，你认为会是因为你的哪方面的研究成果？
张五常：要找到理由是绝对不困难的，因为虽然我的经济学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它是比较特别的。在合约理论方面，在委托代办方面，虽然我没有做过那些研究，可是很多人都说这是由我而起的。我自己认为最好的，就是价格管制的理论，不过这一点应该是没有人重视的。关于企业的合约问题，合约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委托代理方面，也是相当大的题目。所以很多经济学家，假如要给他颁奖的话，很容易找到理由。
记者：到今天为止，你认为自己有没有可以传世的文章？
张五常：我的文章流传30年没有问题，应该有六篇到八篇，但50年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我是看不到的，我很向往的事，就是像科斯1937年写的文章，60多年来还被人引用和传诵，我非常羡慕。你一个人这么拼命做一件事，就为这件事过瘾。
记者：今天在网上有人说，中国人在15至20年间都不可能拿到诺奖，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张五常：很多中国的青年，现在开始有了机会。钱颖一那一代，张维迎那一代，是比较幸运的，他们也是很有天分的。如果说中国人要拿诺奖的话，还要有更多的出众的经济学家，不过拿奖是迟早的事。15年内，应该有中国人拿到经济学的诺贝尔奖。
记者：如果有这么一个人的话，他是像你一样拥有西方经济学背景，还是拥有中国经济学背景？
张五常：西方经济学的背景是一定需要的，当然这一点不是很公平。假如你写的文章不是用英文发表的话，要等到人家翻译过去才行；假如你的文章不是那么重要的话，就很少会被翻译。但是谁来判断你文章的重要性呢？而且我认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学之所以这么盛行，一定会有人被发现的。我认为中国这几年学术的发展，师资有问题，但是因为有了电脑的协助，有排山倒海那么多的人求知，好像是人海战术，一定会有厉害的人走出来的。所以我常说，我是逢场作戏，兴风作浪。在学术上的茫茫大海，中国将会出现几条大鱼，一定有的。
■关于“五常之谤”
记者：大概是春节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夏业良，撰长文对你进行批评，引起了很大影响。你是怎样看待这件事的？
张五常：我听说过这篇文章，但我没有看过，表扬我的文章我都不看，批评我的更不看。但是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感受，听说夏先生写了8000字，骂张五常没有问题，可8000字不是批评我的学术，而是骂我这个人。我就不晓得北大的夏先生为什么有这么多空闲的时间。其实在夏业良之前，也有人说：“我骂张五常他敢不回应，他是在逃避我。”我不看你的文章，怎么回应呢？有人就要把文章寄给我看。我说你要我看文章，你是要付钱的；你要我回应你，你付的钱会更多，因为我不愿意做的事情你非要我做，这就要收钱。
记者：你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写出来后，也遭到很多人的批评，这又是为什么？
张五常：我的《佃农理论》发表后，很多美国的大学学报，都批评我，数之不尽。假如我那时要回应的话，几百个都要回应。现在过了30多年，我的《佃农理论》还站在那儿，而批评我的文章不知道去了哪儿。我的文章发表了，就有它自己的路，就像自己的孩子，不能再干预了。斯蒂格里茨曾对我说过一句话，对我影响非常大。他告诉我，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写了批评或写了回应，在学术上赚到什么东西的。所以关于夏业良的文章，还有网上的许多回应我完全不管的。因为生命不是那么长的，有时候陪一下老婆还更有好处，你说哪一样比较值得，是看夏业良的文章值得呢，还是在街边看漂亮女人值得？
■关于中国经济学家
记者：现在比较活跃的中青年经济学家，武装的都是西方的经济学技术，搬了很多西方的理论，热衷数理公式，对中国的经验世界比较陌生，你对此如何评价？
张五常：有的是有的不是，比如钱颖一，数学很强，但并不是用得很多，杨小凯也会数学，用的也不多，他们是着重思想的。张维迎也是走思想的路的。当然对中国人来说，对制度的经验是要比外国人多一点。我非常欣赏周其仁，他的路跟我比较接近。他也是在真实世界里做调查。假如走纯理论的路，很难说能够解释世界。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发表文章，文章也可以很好看，但是对解释世界没有用。当然你既有经验世界，又能用理论来解释的话当然是比较好的。所以周其仁到外面去走研究的路，我看最合我的心意。这是科斯的立场，也是艾智仁的立场。但是很多人不喜欢走这条路，因为这条路是很难走的。一个教授坐在街边卖玉、卖桔，那是很难被人理解的，我本人就去卖过，也带着学生到街边卖桔，去感受市场到底是怎么样。
记者：理论研究和真实世界的调查，中国更需要哪一样的经济学家？
张五常：中国最需要解释现象的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家走数理方面的经济学研究的人太多了，应该有走解释现象的路的。
记者：有一种排名法，说是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中，茅于轼排第一，您第二。您是否同意？
张五常：没问题啊，我还能排在第二吗？我有这么高的地位吗？茅于轼是我朋友，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比我大，很难得的，都是性情中人，赤子之心，是为中国好，他的观点我同不同意无所谓。我是很佩服他的。
■关于学习之道
记者：华人经济学家中，你取得了公认的巨大成就，你希望青年们在哪些方面向你学习？
张五常：我跟中国青年说得很清楚，看张五常的文章，是要你跟着我的思路去想，假如你不喜欢我的思路，你就不要看我的文章。我说得是对还是错，那不重要。我求学的时候，所有的科目我是念过的，成绩非常好。我坐在那里听老师讲，那老师说，我的课你已经听了六个学期了，你还不懂吗？我说我不是想学你的经济学，你的经济学我早在你的作品里面已经看过了。我坐在你的课堂上，只是想学你的思考方法。有的大师的思考方法我是跟得很接近的，比如科斯、艾智仁、弗里德曼，他们思考的方法我了如指掌，研究时用我的方法，又用科斯的方法，又用弗里德曼的方法，百鸟归巢地来想这个事情，这个方法不行我就换另一种，所以我对事情的看法转得快。有些人的思考方法我是跟不上的，有些是格格不入的。比如斯蒂格里茨我是跟不上的，与他的个性不接近。个性不接近就不跟他们学。
记者：你是在西方打下的经济学基础，又具有过人的天分。而资质一般的青年，该怎样去研究经济学？
张五常：很多的学问不需要很高的IQ。到外面去调查，写一个很详实的调查报告，这也是好大的贡献。现在中国有这么多有趣的现象，我认为很多做调查报告的人，他们的贡献被低估了。因为有很多现象我们都想知道，但就是不知道。比如说，生产成本，这是一个很深很深的问题。因为经济学对生产成本的分析一向是从农业方面下手，农业比工商业简单很多，谈到工业生产成本，是很困难的。但工业跟农业一定有共同之处，只是工业复杂很多，因为工业方面有很多行业，每一个行业都不一样，怎样才能了解这个行业，怎样才能把他一般化，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很多经济学家一个行业都不熟悉，因为他们从来未去调查过。我自己就调查过好多行业，但是没有一个调查是做得够深的。现在我要写工业成本，要把几个行业综合起来，是二三十年的事情，我现在已经60多岁了，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就坐在那边想，我只要搞一门行业，我只要拿一些关键的数字，然后把这个去赌它一手，分析它然后把它一般化。我想到了一个行业，那就是印刷业，这个应该是比较全面的，那我需要什么资料呢，我就跟一个朋友说，请你帮我拿一个真实的资料，详尽地分析一下，他拿回来给我，我看了资料。今天看来，我认为是解决了。 而世界上还有很多问题，而拿资料给我的那个人，不需要是天才的，而这些都是有很大贡献的。
记者：江湖上有句传播很广的话，你说你30年不读书。你为什么要这样说，语不惊人死不休？
张五常：我1969年以后就没再看书了，我找不到任何理由要读书。20世纪60年代我读过很多书，一个人有读书的阶段，也有思考的阶段。我思考的时候，不想受到外面的影响，就像下棋一样，这是人之常情对不对？我独自思考只是为了享受思考的乐趣。我家里一本经济学的书都没有，我曾经非常用心地念过，三年就睡在图书馆里，读了几千本书，我在经济学上的基础是很扎实的，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面云游，游到哪儿就是哪儿，这样才会过瘾，才会有新意。学习的阶段过了，现在是思想的时候。这是我治学的办法，你有你的办法，我的办法你们不喜欢就不要学。我就是想自己要过一下思考的瘾。思考的乐趣，你知道在茫茫大海中，在那个很扎实的磐石上，黑夜茫茫，突然之间见到一束光，那种感受好过瘾。所以我不读书就是这个原因。
■关于演讲
记者：近一年来，你在内地20多所大学演讲了近30场。有一个特别的计划吗？
张五常：我有些背景你不了解。二战时我在广西，没饭吃，那些我的年轻的朋友们，没有一个活下来，而我还在。1957年我去了北美，1959年我到了加州大学。那是第一次看到自己有机会，我知道只要有学问，就可以找到饭吃。我几乎是发狂地念书，我在图书馆睡了三年，就是为了读书方便。现在的中国青年也是刚刚开始看到有机会。中国青年在知识上的增长非常地快。学术的气氛非常好，因为他们看到有机会。我演讲、我写文章是要求给中国青年机会。
我演讲时假如不让学生来听，我就不开心了。因为有的学校、有的地方是要卖票的，300块一张，而对学生起码要收50块，有一次我太太就发脾气了。有的学校呢，据说这个系请我，另外的系就不准来，所以外系的学生就要半夜跑到酒店来，逼我谈几个小时。我认为只要学生愿意来听，就让他们全部来，不要收费。假如你要卖票，给我钱，没有问题。你要靠卖票来赚我的钱，也没有问题。学生就不可以收费，学生要有优先权。这就是我的观点。
记者：有人说你只愿意为大学生演讲，不喜欢为老板捧场？
张五常：很多人不明白我的品性。比如大机构请我讲，那我就要收钱的。有的给我8万，有的给我2万。假如顺道的话，不给钱请我去看看可以。假如是商业机构，请我去讲，我开价就要几十万，因为我不想讲,做我不愿意做的事，价格当然就高。
记者：在成都的四场演讲，场面越火你讲得越好。听说如果来的人少，你的演讲往往就可能失败？
张五常：是的。假如演讲厅是空的，我是讲不好的。我与弗里德曼的观点一样，演讲厅不要太大，人也可以不要太多，但最重要的是要站满了人。如果一上台，往台下一看是空的话，我马上就会阵脚大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