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居然还有人拿老马的经济理论的鸡毛当作令箭。看来，不给左子们普及一下经济学ABC是不行的了。这是我在《罕见奇谈》里发表的旧作，左子们慢慢学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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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那兰先生：关于“价值决定价格”
先生前几天谈到“价值决定价格”，在下正好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先生认为，“价值是决定价格的基础。劳动价值论更多是从“卖”的角度讲的，效用价值论则更多从“买”的角度出发。但无论谁的观点，价值决定价格是确定无疑的”。这个观点我非常同意，但问题在于，既然人们对“价值”这一概念的度量产生如此大的分歧，这个“价值理论”究竟有多大价值？
在下认为，价值理论从17世纪就开始了无休无止的争论，但争论的结果却是一场让人伤心的失败。我记得自从马歇尔以后的将近100年时间里，已经很少有人再使用“价值”这一概念了。可以说，价值理论在马歇尔手里正式寿终正寝。当代的经济学家宁可直接使用价格。从这点来说，樊弓教授所云“只有价格没有价值”不无道理。（令我汗颜的是，虽然我在北美这边读了几门经济学课程，但是“价值”这个词的英文一直不知道，只是猜测可能是value，因为老师从来不提。后来还是偶然撞到科罗拉多大学网站的一个note，是有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我才知道了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也顺便印证了价值就是value）
提起价值理论，不得不先回忆一下价值理论的发展历史。最早探究价值的大概要算亚里士多德。老亚一辈子没说几句对的话，可却是他首先提出来价值由需求决定的，有点utility theory的味道，居然比晚他一千多年的后生还接近现代理论。当然，老亚在这方面并无过多的阐述，更缺乏广泛的调查研究。老亚之后的一段时间，学者们广泛支持“需求决定价值”的理论，大概是因为那时候欧洲流行重商主义，商人眼里的商品，其需求属性当然更受重视。只有意大利的神学家阿奎那等少数人提到了“成本”的概念。英国人Bernardo Davanzati还企图建立一套utility theory，用以说明商品的价值属性，但没有成功。可见，效用理论是人类研究商品价值的第一反应，其历史比劳动价值论悠久多了。
到了17世纪，笛卡尔式的演绎分析开始有了影响，经济学家开始试图用更严谨的数学工具研究商品价值。英国人William Petty认为“需求决定价值”过于主观，缺乏量的度量，决定挖掘更深层次的价值内涵。起初他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土地和劳动力（大概他也看到了土地的价值不好用劳动力来衡量），但后来土地的因素被大胆去掉了，只剩下劳动力价值。比较逗的是Richard Cantillon，起先他发展了和petty一样的“土地+劳动力”的价值模型，但他大胆地把劳动力去掉了，只剩下了土地。如此简单的价值模型，其理论价值可想而知。
另外，17世纪也有人支持效用决定价值的理论，比较突出的是Nicholas Barbon和Ferdinando Galiani。Galiani还发展了一套他自己的utility theory，但由于当时没有marginal utility theory，于是碰到“水和钻石”的悖论就立即目瞪口呆，陷入困境。解决这一问题的是苏格兰人John Law，是他第一次把供求关系的重要性引入了价值研究。Law认为，商品的价值并不是由卖方决定，也并不是由买方决定，而是在交易中由买卖双方共同决定。这是个里程碑式的进步，买卖双方共同决定价值的所谓“二元论”，直到19世纪末才被马歇尔重新当宝贝捡起来。可惜的是Law虽然是个有远见的经济学家，但他在法国开的公司却经营的一塌糊涂，从而成为众人的笑柄，他的先进理论也在他本人死了以后一起被扔进了棺材。
18世纪，随着亚当斯密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古典经济学派正式登场亮相。据说，亚当斯密是在“水和钻石”悖论面前一筹莫展了以后，才不得不接受劳动价值论的。之后的事情就如国内中学《政治经济学》课本里所表述的那样，大卫・里加图和马克思等人先后登场亮相，对劳动价值论不断丰富和完善。19世纪前半叶的古典主义经济学时期，劳动价值论占了上风。唯一不同的声音大概就是约翰・斯图亚特・米尔，他提出不能在价值的定量度量过程中忽略买方的因素，但由于当时缺乏equilibrium analysis这个今天经济学专业一年级学生就会玩的工具，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只能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对立理论。而米尔本人后来受他老婆影响，成了个懦弱的妥协主义者，什么都是别人对，他本人则是个什么都懂，但基本上没什么自己的思想的大杂烩。特别是后来米尔狂热支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而劳动价值论则是老马的命门里的命门，自然反对不得。跟John Law的那个破产的公司一样，效用理论再次被上帝的玩笑涮了一回。
正像中国老百姓说的俗话那样：好饭不怕晚。一时的坏运气并不能阻挡某种先进理论的诞生。19世纪后半叶，效用理论的好运气来了。威廉・杰文思和那兰先生提到的瓦尔拉斯共同提出了边际效用的概念，完美地解决了“水和钻石”悖论，使得效用理论开始占上风。不过，这些人犯了跟他们的前辈们一样的错误：走极端。历史上的无数次实践已经证明了，任何试图建立决定于单一元素的价值模型，不管是买方还是卖方，都注定要失败。
第一个清醒地看到这个问题的大概就是马歇尔了。他认为，价值的确定要有四个步骤：第一步，价值由买方决定；第二步，卖方开始调整生产规模和成本，卖方因素开始起作用；第三步，卖方进一步调整，市场竞争因素也参与进来，卖方因素开始起主要作用；第四步，卖方因素起决定作用。
从马歇尔的研究可以看出来，人们要想撇开价格这个表象，直接透视价值这个“内在本质”该是多么艰难。诚如那兰先生所讲，“人们之所以提出“价值”，而不是用“价格”，完全是因为经济需要一个坐标系和度量”。长久以来，人们对变化莫测的市场价格感到困惑和恐惧，于是希望能够用数学方法对价格的变化加以把握。引入价值这一概念，实际上是借用了工程学上的方法，即estimate+risk模型。按照estimate+risk的思路，经济学家认为价格也像工程学上的测量物体一样，其内在属性分为estimate和risk两个部分，分别是确定变量和随机变量，并且分别用代数学和概率论来研究。这个estimate，就是人们常说的所谓“价值”，它的基本属性要求是要比价格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和可预知性。按照这一模型，人们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想办法去度量这个“价值”。
遗憾的是，马歇尔的研究告诉我们，这个所谓的“价值”，把握起来并不比价格难度更低。从亚里士多德到马歇尔，人们之所以在效用论和劳动价值论之间反复徘徊，其根本困惑就在于此。按照马歇尔的理论，商品至少应该有两种价值属性：效用价值和成本价值，二者不可偏废。效用价值虽然出现的比较晚，但也不能解释商品价值的全部。举例来说，90年代初期的一台286电脑，可能价值1万人民币以上，而今天的一台Pentium III，无论性能还是功能都有了巨大飞跃，utility大大提高了，但是价格却下降了不少。墨尔定律更是对“效用价值论”的巨大讽刺。墨尔定律认为，电脑微处理器的容量每隔18-24个月要增加一倍，速度提高一倍，但价格下降一半。从60年代开始，电脑微处理器行业的确严格按照墨尔定律来发展的。而另一方面，劳动价值论更是毫无疑问地走进了死胡同。举个不太严肃的例子，做生意的都知道北京有个“天上人间”，里面的小姐个个美若天仙，据说随便拉出来一个都能参加选美。所以，那里的小姐“出台”费用高的吓人，不拿出四位数的钞票休想“搞定”。相比之下，三里屯一带在马路上揽活的小姐就便宜多了。其中的经济学原理，不知道为什么马克思在和女佣海伦乱搞的时候没有想到？
不过，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倒是极大地简化了度量价值的过程，是个有益的尝试，尽管不太成功。“二元论”是价值模型的巨大突破，但带来的问题也是致命的：人们必须解决这样的难题，即什么时候、多大程度上、哪个方面的价值起作用，光是像马歇尔那样分成四个阶段是远远不够的。
这就是马歇尔之后的经济学家不再提“价值”的原因，因为“价值”本身已经没有价值。按照二元论，商品的价值并不是在交易之前产生，而是在交易的过程中产生，由买卖双方共同决定。这样，价值的把握和价格的把握就会一样困难，不能起到estimate的作用，自然就是多余的。
由此产生了一个哲学问题：即什么样的理论才是一个好的理论。“价值决定价格”已经失去了经济学意义，但哲学意义仍然存在。经济学家设计某种模型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对无助于解决问题的模型，他们一般会毫不犹豫地放弃。然而，以探讨世界本原为己任的哲学家，一定钟情于“价值决定价格”之类的行而上的东西，因为“价值决定价格”在哲学上是如此优美。我想，这可能也是人们研究“价值”的部分驱动力。从人类认识世界的本能出发，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优美的理论，还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