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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日前发表中国著名作家从维熙的文章披露了一件文坛怪事说，正是全国人民抵制非典的日子，文苑滋生的另一种“细菌”如果在报纸上流传开来，不仅对文学与文化是一种污染；在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任其滋长蔓延，足以构成文化工作中的新新“非典”，使严肃而清纯的文化哮喘发烧。
他写道： 5月，我接到家居武汉的堂妹电话，言及她读到我发表在江南某都市报副刊上的一篇文章，题为《激流的石头》，冥思苦想了半天，也没能回忆起我曾写过这样一篇文章。堂妹遵照我的旨意，读开了那篇文章。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那篇文章是用第一人称的手法写胡风的，文章中说我和白桦於上个世纪80年代，去胡风家中探视胡风，手还拿着我刚出版不久的诗文集《春神》云云……最让我忍酸不住的是，文章中有如下的一席自白，“胡风的年龄大得能当我的祖父”，这真是新篇《天方夜谭》了，我的年龄与胡风老人顶多算得上两代人，怎麽我看胡风像祖父了呢？真是荒唐至极。
一想，此文的真正作者，说我剽窃了他的文章该怎麽办？时至今日，中国已经进入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年代，如果我被安上一顶“文窃”的桂冠，虽然同行的友人们不会信其真，但东西南北中的广大读者，何以辨其真伪？於是我打电话给我的堂妹，通过她找到了江南某都市报副刊部的电话，并将质询电话打到了副刊编辑部。
当时我只是想提醒他们注意，一个认真负责的副刊，是不会出这种错误的，以便他们加强工作的责任心。仅此而已。但是打通电话之後，让我如同陷进了五里迷雾之中，不能不对此简单的问题，来一番刨根问底了：该文责任编辑首先回答我说，是北京的某某人传真过来的文稿，这位某某人与他们副刊有供稿协议。多亏他提及这位某某人，是我的一个朋友，为了务实求真，我马上打电话给这位友人，他是一家大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听了之後非常吃惊，言明他从不做传真别人稿件的事情。闻此消息，我当真来了火气，再次打电话垂询这位编辑，希望他能给我一个认真的回答。他说，他们查阅了此文文档，是一个实习编辑错把邓友梅的文章，标写上我的名字了，恳请我能原谅。邓友梅年纪比我还大，何以会觉得胡风是他的爷爷辈份的人？此为疑问之一。二，我和邓友梅一起工作多年，他何时出版过诗文集《春神》？这让我更看不清“雾中庐山”了。啼笑皆非之际，我拿起电话，就打到邓友梅家。为了完全的真实，我这将我和友梅的几句对话，实录如下：
从：“对你，我犯了罪了。”
梅：“哎呀老弟，到底发生了什麽事情？”
从：“我剽窃了你的散文，名字叫《激流的石头》……”
梅：“你是不是在拿我开心？我没有写过那篇东西。”
从：“你好好想想。你是否和白桦一块去看望过胡风？当时，你坐在胡风对面，内心的感觉胡风就像你的爷爷……”
梅：“维熙，我猜你一定是喝酒喝多了。我自己写过的东西，难道还能忘掉？我肯定地告诉你，我没生过这个‘孩子’。这到底是怎麽回事？”
瞧！既非从文，又非梅文，编辑何以会说是我俩写的，将真正作者丢了呢！从该文的文笔来看，显然是货有其主的；那麽被莫名其妙蒸发了的作者，心情怕是比我和邓友梅还要难以忍受。可惜，他不知道，当然稿酬也就无从谈起了。
笔者在这不想以鲁迅、巴金等老一代作家为编辑时的严谨，来权衡这家报纸的副刊编辑──因为这是南辕北辙、不能同日而语的事情。但作为一个报纸编辑，至少要有一点敬业的责任心吧，怎麽会一错再错，成为一件文苑中的无头案呢？特别是在我国弘扬知识产权的今天，一篇文章至少践踏了三个人（包括文章真正作者）的权利。它是涉及到知识产权律条的，编辑怎麽能像玩魔方那般，将作者玩弄於指缝之间呢？
说来也巧，写此文章的当天，笔者接到这个副刊编辑的一封来信。使人不可思议的是，文章已经发表半月有馀了，他们还在说他们发表的文章，是邓友梅之作，并向我正式表示歉意。这真是一本胡涂账，一团乱麻刀！不过从这团越理越乱的麻团，笔者也觅到了一点真正的信息：那就是这家报纸副刊发稿绝对有失正常。他们不是像正常报纸一样，从约稿和读者来稿中摘选文章发表，而是顺手拿来为我所用。有的从故纸堆下手，有的从作者出版的书籍中剪摘，有的从时尚流行的网站上获取。当然，他们事前不会通知作者，事後也和作者无关。不然的话，被连续张冠李戴的我和邓友梅，怎麽会被蒙在中，事先一无所知呢？
为了严肃文风，清扫文化工作中的垃圾，笔者现将编辑的来信中、有关这桩文章奇案的片段摘抄几句，以供读者评析：“……邓友梅老师的稿子，是上海榕树网站一文学编辑传过来的（我们与他们有供稿协议），我们的一个实习编辑，在上版时，错将邓老师的名字，错剪成了您……”这可信吗？不是说“北京某某人传真过来的文章”，怎麽文章又改变了娘胎？网站何以会制造了这桩无主的文章奇案？
笔者最後要问的是：隐藏於这桩无头案背後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什麽？据说，这家都市报在江南是一张发行百万份的报纸，如此对待作者和读者，不是有愧於一个编报人起码的人文良知了吗？！
他写道： 5月，我接到家居武汉的堂妹电话，言及她读到我发表在江南某都市报副刊上的一篇文章，题为《激流的石头》，冥思苦想了半天，也没能回忆起我曾写过这样一篇文章。堂妹遵照我的旨意，读开了那篇文章。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那篇文章是用第一人称的手法写胡风的，文章中说我和白桦於上个世纪80年代，去胡风家中探视胡风，手还拿着我刚出版不久的诗文集《春神》云云……最让我忍酸不住的是，文章中有如下的一席自白，“胡风的年龄大得能当我的祖父”，这真是新篇《天方夜谭》了，我的年龄与胡风老人顶多算得上两代人，怎麽我看胡风像祖父了呢？真是荒唐至极。
一想，此文的真正作者，说我剽窃了他的文章该怎麽办？时至今日，中国已经进入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年代，如果我被安上一顶“文窃”的桂冠，虽然同行的友人们不会信其真，但东西南北中的广大读者，何以辨其真伪？於是我打电话给我的堂妹，通过她找到了江南某都市报副刊部的电话，并将质询电话打到了副刊编辑部。
当时我只是想提醒他们注意，一个认真负责的副刊，是不会出这种错误的，以便他们加强工作的责任心。仅此而已。但是打通电话之後，让我如同陷进了五里迷雾之中，不能不对此简单的问题，来一番刨根问底了：该文责任编辑首先回答我说，是北京的某某人传真过来的文稿，这位某某人与他们副刊有供稿协议。多亏他提及这位某某人，是我的一个朋友，为了务实求真，我马上打电话给这位友人，他是一家大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听了之後非常吃惊，言明他从不做传真别人稿件的事情。闻此消息，我当真来了火气，再次打电话垂询这位编辑，希望他能给我一个认真的回答。他说，他们查阅了此文文档，是一个实习编辑错把邓友梅的文章，标写上我的名字了，恳请我能原谅。邓友梅年纪比我还大，何以会觉得胡风是他的爷爷辈份的人？此为疑问之一。二，我和邓友梅一起工作多年，他何时出版过诗文集《春神》？这让我更看不清“雾中庐山”了。啼笑皆非之际，我拿起电话，就打到邓友梅家。为了完全的真实，我这将我和友梅的几句对话，实录如下：
从：“对你，我犯了罪了。”
梅：“哎呀老弟，到底发生了什麽事情？”
从：“我剽窃了你的散文，名字叫《激流的石头》……”
梅：“你是不是在拿我开心？我没有写过那篇东西。”
从：“你好好想想。你是否和白桦一块去看望过胡风？当时，你坐在胡风对面，内心的感觉胡风就像你的爷爷……”
梅：“维熙，我猜你一定是喝酒喝多了。我自己写过的东西，难道还能忘掉？我肯定地告诉你，我没生过这个‘孩子’。这到底是怎麽回事？”
瞧！既非从文，又非梅文，编辑何以会说是我俩写的，将真正作者丢了呢！从该文的文笔来看，显然是货有其主的；那麽被莫名其妙蒸发了的作者，心情怕是比我和邓友梅还要难以忍受。可惜，他不知道，当然稿酬也就无从谈起了。
笔者在这不想以鲁迅、巴金等老一代作家为编辑时的严谨，来权衡这家报纸的副刊编辑──因为这是南辕北辙、不能同日而语的事情。但作为一个报纸编辑，至少要有一点敬业的责任心吧，怎麽会一错再错，成为一件文苑中的无头案呢？特别是在我国弘扬知识产权的今天，一篇文章至少践踏了三个人（包括文章真正作者）的权利。它是涉及到知识产权律条的，编辑怎麽能像玩魔方那般，将作者玩弄於指缝之间呢？
说来也巧，写此文章的当天，笔者接到这个副刊编辑的一封来信。使人不可思议的是，文章已经发表半月有馀了，他们还在说他们发表的文章，是邓友梅之作，并向我正式表示歉意。这真是一本胡涂账，一团乱麻刀！不过从这团越理越乱的麻团，笔者也觅到了一点真正的信息：那就是这家报纸副刊发稿绝对有失正常。他们不是像正常报纸一样，从约稿和读者来稿中摘选文章发表，而是顺手拿来为我所用。有的从故纸堆下手，有的从作者出版的书籍中剪摘，有的从时尚流行的网站上获取。当然，他们事前不会通知作者，事後也和作者无关。不然的话，被连续张冠李戴的我和邓友梅，怎麽会被蒙在中，事先一无所知呢？
为了严肃文风，清扫文化工作中的垃圾，笔者现将编辑的来信中、有关这桩文章奇案的片段摘抄几句，以供读者评析：“……邓友梅老师的稿子，是上海榕树网站一文学编辑传过来的（我们与他们有供稿协议），我们的一个实习编辑，在上版时，错将邓老师的名字，错剪成了您……”这可信吗？不是说“北京某某人传真过来的文章”，怎麽文章又改变了娘胎？网站何以会制造了这桩无主的文章奇案？
笔者最後要问的是：隐藏於这桩无头案背後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什麽？据说，这家都市报在江南是一张发行百万份的报纸，如此对待作者和读者，不是有愧於一个编报人起码的人文良知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