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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的目的
送交者: LOVECHINA 2002年4月07日22:18:52 于 [军事天地]http://www.cmilitary.com
美国媒体并不是从来都消极地报道中国和妖魔化中国的。它们为了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不是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妖魔化中国。这里面有个演变过程
●进入90年代，敌视、破坏和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声音占据了美国主流传媒和舆论的主导地位。一个保守的公众心理无法承受中国在aa党领导下会发生巨大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进步这样一个现实。如果不刻薄地报道中国，就会令公众失望和倒胃口
●美国同行常用“美国媒体不受政府控制”之说来为自己辩解。今天对美国新闻自由的限制主要不是来自政府，更可怕的压力是来自那些购买和管理信息产业的私人经济
为什么美国媒体如此消极地报道中国？为什么美国的报纸、电视等等媒体如此苛刻地描绘中国？中国人的这些问题令威廉・瓦茨先生感到困惑（参见10月6日本版发表的美国学者威廉・瓦茨的文章《美国如何报道中国》―――编者注）。我们希望在这里能帮助瓦茨先生释疑解惑。
从70年代到90年代经历浪漫化、天使化和妖魔化三个阶段
美国媒体并不是从来都消极地报道中国和妖魔化中国的。它们为了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不是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妖魔化中国。这里面有个演变过程。
自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以来的28年间，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经历了70年代的浪漫化、80年代的天使化和90年代的妖魔化三个阶段。
中国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在民主法制和个人自由方面有进步，美国媒体的报道离中国的现实就越远。究其原因，美国媒体关心的不是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社会开放和个人自由，他们的新闻价值标准只有一条：美国的利益。
1972年，当尼克松访华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高峰，很多基本人权正遭到严重践踏，但是，尼克松带来的那一大批记者对这些视而不见，不做报道。在他们的笔下和镜头中，7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浪漫而神奇的世界：自行车、针灸、大熊猫、长城、故宫、人民公社、讲道德守纪律的人民、富有异国情调的蓝色海洋（制服）。
进入80年代，当中国刚刚对世界打开门缝，允许私人雇工开一个小饭馆，允许年轻人跳迪斯科，妇女留披肩发，穿牛仔裤和超短裙，这就不得了了，中国在各个方面都是个好孩子，简直没有任何毛病。跟邪恶的苏联帝国相比，中国简直就是一个天使。
进入90年代，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五大之后，中国全面对外开放，中国的经济连续多年保持8％的增长率，个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允许各种规模的私人经济，并把保护私人经济写进了宪法。但对这些，美国媒体多半没有兴趣，他们眼中只有不同政见者、达赖喇嘛、台独、贸易赤字、政治献金、卫星技术泄密、盗窃核武器技术和民族主义妖魔。
一位西方记者是这样描绘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演变过程的：
在70年代，当美国记者在北京一下飞机，他对接他的翻译说：“带我去采访动物园，看大熊猫。”
在80年代，当美国记者在北京一下飞机，他对接他的翻译说：“带我去迪斯科舞厅。”
在90年代，他一下飞机，对翻译说：“带我去见不同政见者。”
对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媒体浪漫化和天使化中国的情景，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富・斯密司在回忆当时的美国电视画面时这样说：“瞧，一打开美国电视，就会看到，所有的中国人都要成为美国人了。”
进入90年代，由于冷战的结束，苏联的消失，特别是由于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事件，在妖魔化的作用下，中国成了“坏孩子”。美国主流媒体的中国报道长期处在阴雨天。在这个时期，敌视、破坏和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势力是主流，这股势力的声音占据了美国主流传媒和舆论的主导地位。相反，支持中国、倡导发展中美关系的言论，成了“一小股声音”。
《波士顿环球邮报》董事会主席兼《纽约时报》董事比尔・泰勒在肯尼迪学院政治研究所主持的一个学习小组上说，冷战结束后，美国年轻人对国际新闻没有兴趣，只有中年人对国际新闻感兴趣。他认为，“这种现象对美国的政治议程和竞选议题将产生影响”。为了引起读者对国际新闻的兴趣，引导公众对美国国会的政治议程的关注甚至支持，美国媒体便诉求于“中国向美国的敌人出售核武器和导弹技术”、“中国盗窃美国中子弹”、“中国盗窃美国的卫星技术”、“中国在西藏大屠杀”、“中国捐款收买美国政党”、“美国核武器实验室发现中国间谍”等等荒诞的故事，作为吸引读者和观众的一种手段。
妖魔化中国是谁的需要
有些学者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试图阻碍中美关系友好发展的是美国极少数人。”我们也曾被告知：绝大多数美国人民是友好的，反对中国的只是极少数反动分子。这些说法都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美国国会、学术界和传媒几年来强硬不变的敌视中国的态度。用“极少数人”这种解释可谓是对当今美国公众舆论的状况缺乏了解。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李山的文章写道：“了解美国主流媒体和公共舆论的人都清楚，敌视中国、妖魔化中国、怀疑中美合作的舆论占据美国主流媒体舆论的主导地位。相反，支持中国，倡议发展中美关系的言论，才是‘一小股声音’。”1999年度的普利策新闻奖颁发给了《纽约时报》记者杰夫・格什―――他的获奖作品是一组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出售技术的系列报道，他认为向中国出口高技术危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一年前，在《考克斯报告》刚刚出笼之际，笔者曾在一家英文报纸发表一篇《指控中国人是间谍的八大借口》的文章，其中包括美国媒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新闻报道战争，那么少的新闻报道和平？因为战争有戏剧性，能增加受众。没有热战，就要报道冷战；没有冷战，就要制造一个冷战；没有敌人，就要制造一个敌人。和平发展太乏味，构不成新闻。美国社会持冷战思维的人需要一个“中国间谍”填补后冷战时代的思想真空。冷战结束后，中国经济和政治上的进步与开放不符合美国公众长期以来从学校、传媒和好莱坞电影看到的aa党的反派形象。这样一个保守的公众心理无法承受中国在aa党领导下发生巨大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进步这样一个现实，这个现实与他们心目中的aa党形象有天壤之别。如果不刻薄地报道中国，就会令很多公众失望和倒胃口，就会失去读者。特别是由于苏联的解体，不选中国人当间谍，选谁当间谍？美国新闻界富有传统冷战思维的中国形象制造者们，不遗余力地利用所谓间谍案强化美国公众意识里的传统aa党人的形象。
美国同行常用“美国媒体不受政府控制”之说来为自己辩解：我们的报道由于不受压力和限制，因此是自由的和真实的。不错，今天对美国新闻自由的限制主要不是来自政府，更可怕的压力是来自那些购买和管理信息产业的私人经济。
自80年代开始，延续至90年代的媒体大规模的股权交换，宣告“自由新闻”的时代结束和宣传机器时代的到来。美国媒体一个重要变化是它们“把灵魂交给了市场”。美国的新闻业已经变成巨大无比的商业，它们不再是由某个家族控制，而是由媒体寡头控制。这些媒体巨商，把追求巨额利润远远地放在追求对社会的贡献之上。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收购了美国的传媒大公司。首先是通用电气收购了全国广播公司（NBC）、西屋公司收购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迪斯尼公司收购了美国广播公司（ABC）、时代华纳公司收购了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这些年来美国报纸的发展遵循的是同样的模式。今天，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说，美国新闻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来自商业和金融业的压力：40％的压力来自国内市场，37％的压力来自当地市场。
私人经济积聚的权力直接威胁言论和讨论的根基―――多元化，美国媒体的这种趋势导致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消亡，对新闻传播工具操纵、歪曲、检查和控制的危险性正在增大。一句话，已经很难否认传播信息的实际能力与经济力量的密切关系了。在以私人财产和私人控制生产工具的经济制度下，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正在窒息各种不同的声音，为它们搞意识形态霸权服务。
送交者: LOVECHINA 2002年4月07日22:18:52 于 [军事天地]http://www.cmilitary.com
美国媒体并不是从来都消极地报道中国和妖魔化中国的。它们为了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不是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妖魔化中国。这里面有个演变过程
●进入90年代，敌视、破坏和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声音占据了美国主流传媒和舆论的主导地位。一个保守的公众心理无法承受中国在aa党领导下会发生巨大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进步这样一个现实。如果不刻薄地报道中国，就会令公众失望和倒胃口
●美国同行常用“美国媒体不受政府控制”之说来为自己辩解。今天对美国新闻自由的限制主要不是来自政府，更可怕的压力是来自那些购买和管理信息产业的私人经济
为什么美国媒体如此消极地报道中国？为什么美国的报纸、电视等等媒体如此苛刻地描绘中国？中国人的这些问题令威廉・瓦茨先生感到困惑（参见10月6日本版发表的美国学者威廉・瓦茨的文章《美国如何报道中国》―――编者注）。我们希望在这里能帮助瓦茨先生释疑解惑。
从70年代到90年代经历浪漫化、天使化和妖魔化三个阶段
美国媒体并不是从来都消极地报道中国和妖魔化中国的。它们为了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不是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妖魔化中国。这里面有个演变过程。
自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以来的28年间，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经历了70年代的浪漫化、80年代的天使化和90年代的妖魔化三个阶段。
中国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在民主法制和个人自由方面有进步，美国媒体的报道离中国的现实就越远。究其原因，美国媒体关心的不是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社会开放和个人自由，他们的新闻价值标准只有一条：美国的利益。
1972年，当尼克松访华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高峰，很多基本人权正遭到严重践踏，但是，尼克松带来的那一大批记者对这些视而不见，不做报道。在他们的笔下和镜头中，7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浪漫而神奇的世界：自行车、针灸、大熊猫、长城、故宫、人民公社、讲道德守纪律的人民、富有异国情调的蓝色海洋（制服）。
进入80年代，当中国刚刚对世界打开门缝，允许私人雇工开一个小饭馆，允许年轻人跳迪斯科，妇女留披肩发，穿牛仔裤和超短裙，这就不得了了，中国在各个方面都是个好孩子，简直没有任何毛病。跟邪恶的苏联帝国相比，中国简直就是一个天使。
进入90年代，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五大之后，中国全面对外开放，中国的经济连续多年保持8％的增长率，个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允许各种规模的私人经济，并把保护私人经济写进了宪法。但对这些，美国媒体多半没有兴趣，他们眼中只有不同政见者、达赖喇嘛、台独、贸易赤字、政治献金、卫星技术泄密、盗窃核武器技术和民族主义妖魔。
一位西方记者是这样描绘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演变过程的：
在70年代，当美国记者在北京一下飞机，他对接他的翻译说：“带我去采访动物园，看大熊猫。”
在80年代，当美国记者在北京一下飞机，他对接他的翻译说：“带我去迪斯科舞厅。”
在90年代，他一下飞机，对翻译说：“带我去见不同政见者。”
对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媒体浪漫化和天使化中国的情景，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富・斯密司在回忆当时的美国电视画面时这样说：“瞧，一打开美国电视，就会看到，所有的中国人都要成为美国人了。”
进入90年代，由于冷战的结束，苏联的消失，特别是由于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事件，在妖魔化的作用下，中国成了“坏孩子”。美国主流媒体的中国报道长期处在阴雨天。在这个时期，敌视、破坏和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势力是主流，这股势力的声音占据了美国主流传媒和舆论的主导地位。相反，支持中国、倡导发展中美关系的言论，成了“一小股声音”。
《波士顿环球邮报》董事会主席兼《纽约时报》董事比尔・泰勒在肯尼迪学院政治研究所主持的一个学习小组上说，冷战结束后，美国年轻人对国际新闻没有兴趣，只有中年人对国际新闻感兴趣。他认为，“这种现象对美国的政治议程和竞选议题将产生影响”。为了引起读者对国际新闻的兴趣，引导公众对美国国会的政治议程的关注甚至支持，美国媒体便诉求于“中国向美国的敌人出售核武器和导弹技术”、“中国盗窃美国中子弹”、“中国盗窃美国的卫星技术”、“中国在西藏大屠杀”、“中国捐款收买美国政党”、“美国核武器实验室发现中国间谍”等等荒诞的故事，作为吸引读者和观众的一种手段。
妖魔化中国是谁的需要
有些学者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试图阻碍中美关系友好发展的是美国极少数人。”我们也曾被告知：绝大多数美国人民是友好的，反对中国的只是极少数反动分子。这些说法都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美国国会、学术界和传媒几年来强硬不变的敌视中国的态度。用“极少数人”这种解释可谓是对当今美国公众舆论的状况缺乏了解。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李山的文章写道：“了解美国主流媒体和公共舆论的人都清楚，敌视中国、妖魔化中国、怀疑中美合作的舆论占据美国主流媒体舆论的主导地位。相反，支持中国，倡议发展中美关系的言论，才是‘一小股声音’。”1999年度的普利策新闻奖颁发给了《纽约时报》记者杰夫・格什―――他的获奖作品是一组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出售技术的系列报道，他认为向中国出口高技术危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一年前，在《考克斯报告》刚刚出笼之际，笔者曾在一家英文报纸发表一篇《指控中国人是间谍的八大借口》的文章，其中包括美国媒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新闻报道战争，那么少的新闻报道和平？因为战争有戏剧性，能增加受众。没有热战，就要报道冷战；没有冷战，就要制造一个冷战；没有敌人，就要制造一个敌人。和平发展太乏味，构不成新闻。美国社会持冷战思维的人需要一个“中国间谍”填补后冷战时代的思想真空。冷战结束后，中国经济和政治上的进步与开放不符合美国公众长期以来从学校、传媒和好莱坞电影看到的aa党的反派形象。这样一个保守的公众心理无法承受中国在aa党领导下发生巨大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进步这样一个现实，这个现实与他们心目中的aa党形象有天壤之别。如果不刻薄地报道中国，就会令很多公众失望和倒胃口，就会失去读者。特别是由于苏联的解体，不选中国人当间谍，选谁当间谍？美国新闻界富有传统冷战思维的中国形象制造者们，不遗余力地利用所谓间谍案强化美国公众意识里的传统aa党人的形象。
美国同行常用“美国媒体不受政府控制”之说来为自己辩解：我们的报道由于不受压力和限制，因此是自由的和真实的。不错，今天对美国新闻自由的限制主要不是来自政府，更可怕的压力是来自那些购买和管理信息产业的私人经济。
自80年代开始，延续至90年代的媒体大规模的股权交换，宣告“自由新闻”的时代结束和宣传机器时代的到来。美国媒体一个重要变化是它们“把灵魂交给了市场”。美国的新闻业已经变成巨大无比的商业，它们不再是由某个家族控制，而是由媒体寡头控制。这些媒体巨商，把追求巨额利润远远地放在追求对社会的贡献之上。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收购了美国的传媒大公司。首先是通用电气收购了全国广播公司（NBC）、西屋公司收购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迪斯尼公司收购了美国广播公司（ABC）、时代华纳公司收购了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这些年来美国报纸的发展遵循的是同样的模式。今天，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说，美国新闻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来自商业和金融业的压力：40％的压力来自国内市场，37％的压力来自当地市场。
私人经济积聚的权力直接威胁言论和讨论的根基―――多元化，美国媒体的这种趋势导致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消亡，对新闻传播工具操纵、歪曲、检查和控制的危险性正在增大。一句话，已经很难否认传播信息的实际能力与经济力量的密切关系了。在以私人财产和私人控制生产工具的经济制度下，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正在窒息各种不同的声音，为它们搞意识形态霸权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