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徐匡迪讲自己的故事:名字原来叫"抗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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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readers.net 万维读者网 2002年4月8日
【万维读者网】对话起始处
打从小学开始，就听老师苦口婆心地唠叨―――知识，就像海绵里的水，永远吸不完。如今年岁一天天大了，惶恐也越来越多，自觉身无所长，离下岗也就“一米线”的距离。正巧日前在北京参加两会报道时，遇到了老市长徐匡迪院士，顺便请教了一下学习之道。
下面，深呼吸―――让我们随他一起来做一次“脑保健操”，让稀稀拉拉的知识也在春天里稍微伸展一下……
名字原来叫“抗敌”
记者：学习究竟有没有秘诀？您为什么总好像没什么不懂的？
徐匡迪：这要感谢我的启蒙老师，是他教给了我良好的学习方法。
其实，说起来我原先的名字叫抗敌，因为是在抗战逃难的路上诞生的，当初起这个名字是为了牢记国耻家仇。1945年，我进了西南联大附小读书，遇上了一位非常好的老师，他说学名就改成匡迪吧，然后在纸上写下了“匡扶时艰，迪记平安”八个大字，这张毛笔字纸到现在我还保留着，我很感谢这位师者。
西南联大当时聚集了很多优秀教师，在附小，我受到了非常全面的教育，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五线谱，培养了我对音乐的兴趣。抗战结束后回到家乡，又进了浙江省高级中学，这里同样有着很严谨的学风。现在除了我之外，还有刘吉，一所中学出两个院士是很不容易的。
然后到北京念大学，那时侯的学校不仅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同时还注重对社会能力的培养，比如食堂就由学生会生活部自己组织膳团监督管理。我在大学里担任学生会副主席兼军体部长，学校里举行校运会时，裁判都是由我们来聘请的。
那时，我是北京市大学生合唱团的成员，还参加了管弦乐队是大提琴手，又是游泳队和田径队队员，真是忙得很。
再后来参加工作后，因为专业是冶金，就分配到了钢铁厂。要把矿石冶炼成金属真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厂里面有火车、轮船、汽车、煤气厂、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就等于一个小社会。什么都有，也就让我不得不什么都得懂，这也是为什么不少市长都是学冶金的原因之一吧，像北京的刘琪、天津和重庆的市长都是。
看电视太浪费时间
记者：听说您平时比较爱看《李鸿章》、《康熙大帝》、《曾国藩》等历史方面的书籍。
徐匡迪：是的，我比较集中看的是清代康乾盛世一直到辛亥革命的这一段，主要是看为什么我们国家衰落了。中国有着非常辉煌的文明发展史，明末清初时GDP占全世界的37％，可现在为什么落后了？这段历史让人看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儒家思想把所有聪明读书人都锁到科举一个“独木桥”上去了，也正因为这样，中国人重文化道德的修养，忽视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包括艺术也受到了约束。所以不立志改革，中国是没有前途的。
不过，我们的祖国确实发展相当快。1981年，我出国学习的时候几乎什么都要凭票供应，所以在国外寄回来的第一张照片就是在超市里拍的，推着手推车，背后是层层叠叠的货架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当初我在英国学习时想选修一门市场经济学，那位很有名的教授一听我是从中国来的，就说“你不用学，因为用不着”，可我还是坚持了。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实力已经大不一样了，作为世界第六GDP大国如何进一步发展，我现在所工作的中国工程院有616个院士，就是起到建议者的作用。
到现在，我还很爱看书，像《康熙大帝》一本书不过半天就看完了，拍成电视剧就要几十集，当中还插播广告，太浪费时间。我看电视一般就看体育和时事类节目，像今天中午的拳击赛我就看了。
我在上海的时候去上海图书馆，他们总是把我安排到一个小房间里，然后说“您要什么书，我们送过来”。其实，在寻书过程中体会那份发现的乐趣也是读书人的一大快事，“点书”来看就没有味道了。比如这次参加两会时，我就在宾馆设的书摊上发现了一套很不错的书，可以推荐给你们读一读，名字叫做《在北大听讲座》。
愉快微笑后面是备过课的
记者：您似乎总让人感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与人交往方面有什么高招可以传授吗？
徐匡迪：其实，在愉快的微笑背后，我是备过课的。参加外事活动不是应酬，有许多人是第一次到中国或上海来，可以通过开玩笑来拉近距离。
比如马耳他总统来沪的时候，因为知道他和他的三个孩子以及各自的配偶都是律师，那就是一家有7个律师。我就套用了一句英国谚语―――“两个律师在一起有三个以上的主意”，问他是不是家里有7个律师，就连晚饭都吃不成了。他笑着说是的是的。
然后他也问我是不是同样的情况，因为我们一家六口都是工程师，我说我们没有这样的难题，因为工程师所有问题的考虑都是以数学为基础的，没有第二个答案。
现在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日子，每天都要出去散散步，就感觉上海和北京有很大的差别。上海的社区服务搞得很好，自己的小家庭也布置得很舒适，可邻里之间交往比较少。而北京居民的活动多得不得了，跳舞、下棋、锻炼、放风筝……就算零下那种很冷的天，“四喇叭”里音乐一放，很多人就跳起来了，水平很高，探戈、吉特巴，还有专门的教练辅导，有时我和老伴散步走过，脚也蛮痒的。
带学生就是休息
记者：您平时工作那么忙，研究生还带吗？
徐匡迪：那当然。有的人休息是打网球、游泳，而我除了工作就是带学生，让左右半脑轮流休息。
现在我名下有4个，直接指导的有一个，何况用电话、E－mail联系起来很方便。春节我回到上海5天，有一天就是和他们在一起讨论问题、研究报告。
而且，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那就是研究生从来不对他的老师说谎，他们也是我了解老百姓疾苦的一个途径。让我感到骄傲的是，他们都非常优秀。去年全国评出了100篇优秀博士论文，上海占了3篇，我的研究生就是其中之一。要知道这可是把文章名字全部贴掉后，分别寄给50个院士，由他们公正评选出来的。 (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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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从小学开始，就听老师苦口婆心地唠叨―――知识，就像海绵里的水，永远吸不完。如今年岁一天天大了，惶恐也越来越多，自觉身无所长，离下岗也就“一米线”的距离。正巧日前在北京参加两会报道时，遇到了老市长徐匡迪院士，顺便请教了一下学习之道。
下面，深呼吸―――让我们随他一起来做一次“脑保健操”，让稀稀拉拉的知识也在春天里稍微伸展一下……
名字原来叫“抗敌”
记者：学习究竟有没有秘诀？您为什么总好像没什么不懂的？
徐匡迪：这要感谢我的启蒙老师，是他教给了我良好的学习方法。
其实，说起来我原先的名字叫抗敌，因为是在抗战逃难的路上诞生的，当初起这个名字是为了牢记国耻家仇。1945年，我进了西南联大附小读书，遇上了一位非常好的老师，他说学名就改成匡迪吧，然后在纸上写下了“匡扶时艰，迪记平安”八个大字，这张毛笔字纸到现在我还保留着，我很感谢这位师者。
西南联大当时聚集了很多优秀教师，在附小，我受到了非常全面的教育，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五线谱，培养了我对音乐的兴趣。抗战结束后回到家乡，又进了浙江省高级中学，这里同样有着很严谨的学风。现在除了我之外，还有刘吉，一所中学出两个院士是很不容易的。
然后到北京念大学，那时侯的学校不仅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同时还注重对社会能力的培养，比如食堂就由学生会生活部自己组织膳团监督管理。我在大学里担任学生会副主席兼军体部长，学校里举行校运会时，裁判都是由我们来聘请的。
那时，我是北京市大学生合唱团的成员，还参加了管弦乐队是大提琴手，又是游泳队和田径队队员，真是忙得很。
再后来参加工作后，因为专业是冶金，就分配到了钢铁厂。要把矿石冶炼成金属真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厂里面有火车、轮船、汽车、煤气厂、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就等于一个小社会。什么都有，也就让我不得不什么都得懂，这也是为什么不少市长都是学冶金的原因之一吧，像北京的刘琪、天津和重庆的市长都是。
看电视太浪费时间
记者：听说您平时比较爱看《李鸿章》、《康熙大帝》、《曾国藩》等历史方面的书籍。
徐匡迪：是的，我比较集中看的是清代康乾盛世一直到辛亥革命的这一段，主要是看为什么我们国家衰落了。中国有着非常辉煌的文明发展史，明末清初时GDP占全世界的37％，可现在为什么落后了？这段历史让人看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儒家思想把所有聪明读书人都锁到科举一个“独木桥”上去了，也正因为这样，中国人重文化道德的修养，忽视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包括艺术也受到了约束。所以不立志改革，中国是没有前途的。
不过，我们的祖国确实发展相当快。1981年，我出国学习的时候几乎什么都要凭票供应，所以在国外寄回来的第一张照片就是在超市里拍的，推着手推车，背后是层层叠叠的货架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当初我在英国学习时想选修一门市场经济学，那位很有名的教授一听我是从中国来的，就说“你不用学，因为用不着”，可我还是坚持了。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实力已经大不一样了，作为世界第六GDP大国如何进一步发展，我现在所工作的中国工程院有616个院士，就是起到建议者的作用。
到现在，我还很爱看书，像《康熙大帝》一本书不过半天就看完了，拍成电视剧就要几十集，当中还插播广告，太浪费时间。我看电视一般就看体育和时事类节目，像今天中午的拳击赛我就看了。
我在上海的时候去上海图书馆，他们总是把我安排到一个小房间里，然后说“您要什么书，我们送过来”。其实，在寻书过程中体会那份发现的乐趣也是读书人的一大快事，“点书”来看就没有味道了。比如这次参加两会时，我就在宾馆设的书摊上发现了一套很不错的书，可以推荐给你们读一读，名字叫做《在北大听讲座》。
愉快微笑后面是备过课的
记者：您似乎总让人感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与人交往方面有什么高招可以传授吗？
徐匡迪：其实，在愉快的微笑背后，我是备过课的。参加外事活动不是应酬，有许多人是第一次到中国或上海来，可以通过开玩笑来拉近距离。
比如马耳他总统来沪的时候，因为知道他和他的三个孩子以及各自的配偶都是律师，那就是一家有7个律师。我就套用了一句英国谚语―――“两个律师在一起有三个以上的主意”，问他是不是家里有7个律师，就连晚饭都吃不成了。他笑着说是的是的。
然后他也问我是不是同样的情况，因为我们一家六口都是工程师，我说我们没有这样的难题，因为工程师所有问题的考虑都是以数学为基础的，没有第二个答案。
现在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日子，每天都要出去散散步，就感觉上海和北京有很大的差别。上海的社区服务搞得很好，自己的小家庭也布置得很舒适，可邻里之间交往比较少。而北京居民的活动多得不得了，跳舞、下棋、锻炼、放风筝……就算零下那种很冷的天，“四喇叭”里音乐一放，很多人就跳起来了，水平很高，探戈、吉特巴，还有专门的教练辅导，有时我和老伴散步走过，脚也蛮痒的。
带学生就是休息
记者：您平时工作那么忙，研究生还带吗？
徐匡迪：那当然。有的人休息是打网球、游泳，而我除了工作就是带学生，让左右半脑轮流休息。
现在我名下有4个，直接指导的有一个，何况用电话、E－mail联系起来很方便。春节我回到上海5天，有一天就是和他们在一起讨论问题、研究报告。
而且，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那就是研究生从来不对他的老师说谎，他们也是我了解老百姓疾苦的一个途径。让我感到骄傲的是，他们都非常优秀。去年全国评出了100篇优秀博士论文，上海占了3篇，我的研究生就是其中之一。要知道这可是把文章名字全部贴掉后，分别寄给50个院士，由他们公正评选出来的。 (东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