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基督教堂风波
文_本刊记者 田 磊 发自山东曲阜
在曲阜城东的杨树林里，基督教圣三一堂的奠基石孤零零地树立在杂草丛中，毫无开工的迹象。这座尚未开建的教堂因其规模大、位置敏感，已经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郭齐勇、张祥龙等国内一大批知名儒学学者和儒家社团联名反对，要求立即停建。
经过最近30多年的发展，基督教堂早已成为中国乡村的常见景象，但要在曲阜建一座教堂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鲁西南的小城是孔子故里、儒学家口中的东方文化圣城、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耶路撒冷，诸多光环让曲阜的教堂之争迅速上升为一件令人瞩目的文化事件。
教堂之争
2010年圣诞节过后的第二天，记者在曲阜见到丰宗洁时，作为曲阜基督教会主任的他已经感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压力，不再高调地介绍即将开建的大教堂了。“现在外边流传的高度40多米，容纳3000人，都是不准确的，我们的图纸还在修改之中。”丰宗洁说。
此前，正是新华社对圣三一堂建设规模的报道引发了外界的关注。41.7米的高度远远超过了曲阜最重要的文化标志24.8米的孔庙大成殿，而容纳3000人则被认为是暗含比拟是孔门3000弟子之意，这些都被批评者解读为不友好的含义。
事实上，对于这座教堂，不仅仅是儒学圈给予了强烈关注，基督教会同样高度重视。7月奠基之时，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牧师亲自到场参加，并将该教堂定位为“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交流的平台”。在当地的教会事务中，筹建圣三一堂也一直都是一件大事，至少从2002年就已经开始了，2006年山东省宗教局批复了曲阜基督教会建教堂的申请，并解决了用地问题，“但当时一方面不利于团结，另外也不大符合政府总体规划，就一直没有建，只是临时建了一个板房式的教堂供信徒集会用。”丰宗洁说。
在之前很多年，资金一直也都是个难题，跟中国大多数内陆县城一样，曲阜是个经济欠发达地区，信徒的数量也不是很多，据丰宗洁说，只有7000多人，“按照人口比例来说，这个数字在全国都是属于偏少的”。依靠信徒的捐赠根本无力修建一座富丽堂皇的教堂。
如果不是尼山论坛的举办，圣三一堂的建造计划不会这么快得以实现。尼山论坛全称是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举办地就在曲阜不远的尼山，由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提出，以开展世界不同文明对话为主题。2010年9月，第一届的对话正是在中华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之间展开。这也为修建圣三一堂营造了最好的舆论氛围。
“最近几年，年轻一代对基督教比以前宽容多了。”在丰宗洁看来，这也是兴建基督教堂的一个有利条件。事实上，在记者的采访中，当地人对这座教堂的宽容出乎意料。对于记者走访的大部分普通村民而言，对他们身边传说中的这座大教堂，更多的只是新奇。近年来，随着曲阜打造文化旅游圣地的努力，各种各样风格的文化建筑，一座接一座拔地而起，对于普通曲阜人而言，建一座教堂，还是修一座孔庙，没有什么实质差别。
圣三一堂丝毫也没有打破小城的平静，但是，却招来了外界铺天盖地的反对声。最重要的是由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祥龙、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颜炳罡、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主任陈明等10位知名学者联名签署的反对信。
信中称：“在 ‘三孔’之地建造耶教大教堂，无疑唐突中华文化圣地，伤害儒家文化信众情感，有违海内外炎黄子孙心愿，不符合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初衷。”并要求，“鉴于在中华文化圣地修建耶教大教堂问题的敏感性、复杂性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激烈争议，应当立即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如选址仍在曲阜附近，至少应满足五个条件：不宜在‘三孔’、‘三孟’以及周公庙视线范围内，至少须在孔庙、孟庙以及周公庙50华里以外；高度不宜为40余米，不宜超过孔庙、孟庙大成殿的高度；规模不可容众3000人；不宜建成中国最大的耶教堂；建筑风格不宜为哥特式风格。”
对于这些反对声，基督教会低调地给予了回应。在12月28日全国政协民宗委举办的“和谐宗教”专题座谈会上，中国基督教协会副总干事单渭祥牧师提及此事时称，宗教和谐必须以尊重和包容为前提、以交流和对话为途径，切不能强调自身特点产生狭隘和排他，不能用 “此消彼长”的传统思维方式去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与共融。
当地政府也迅速改变了口风，记者在曲阜宗教局采访时，该局负责人也称，对于此事，政府已经有了统一回应，“目前，详细设计尚未确定，下一步曲阜市将采取稳妥措施推进基督教堂建设。”
丰宗洁也说：“具体什么时候能建成，最终建成什么样，现在也都说不准了。”又像过去5年多一样，圣三一堂的修建计划陷入了停滞状态。
式微与兴盛
反对修建基督教堂，在曲阜历史上，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清末光绪年间，就曾发生过另外一桩大事。根据曲阜地方志记载，光绪24年，一美国神父到曲阜传教，看中了古城中一个叫古泮池的地方，打算买下大片土地，建造教堂以抗衡儒教。当时孔府的主人衍圣公孔令贻闻讯后非常恼怒，一方面会同当时的曲阜知县孙国桢邀集了以孔鼎臣为首的孔氏族人联名上书朝廷，请朝廷出面干涉外教侵入；一方面联合曲阜城内外的绅商名流共同募捐在古泮池建起“文昌祠”，供奉文昌帝君，祈求科甲功名的昌盛。
最终，美国神父意识到官居一品的世袭衍圣公及其庞大的家族绝非好惹，若激起公愤，很难在此地站住脚，于是改在曲阜西关外路南建立了福音堂，作为传教基地。
与那个时代遍布全国的更加惨烈的教会案相比，曲阜的教堂之争并不引人瞩目，很快就被遗忘了，那次争端，也是有记录可考的唯一一次在曲阜当地的基督教和儒家的正面冲突。
一直到1980年代，儒学开始缓慢复兴，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更是进入了较好的时候。而且，二者形成鲜明对比，基督教的传播一方面低调行事，小心翼翼地处理着与政府和其他宗教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信徒数量的大幅度增加，拥有着越来越强大的信众基础。
曲阜的圣三一堂无论最终会建成什么样子，都掩盖不了一些让人尴尬的事实：在这样一个孔孟故里、东方文化圣城、居民多半都是孔子后裔的小城，儒学的式微和基督教信仰的强势之间的对比愈发鲜明。
在记者的采访中，这种尴尬的现实多被学者们归咎于历史的原因。知名儒家学者蒋庆是这次签名的发起人之一，在他看来，儒家文化近百年来受到“文革”彻底反传统的无情摧残，现在又受到商业化肆无忌惮的利用，已元气大伤，儒教信仰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信仰乘虚而入，曲阜也不能例外。
孔庙之高，耶稣之近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各类宗教信仰的复苏一直都是在两个层面展开的，一类是真正地将信仰根植于生活，用于灵魂安顿，这类信众多集中于大城市，富人和精英阶层；另一类出于一种功利性的目的，希望通过信教而得到神的庇护，免除灾祸，祈求平安、财运、地位等。
这种精神依恋和神灵庇护的需求，从来都不是儒家所提供的。“如果说宗教本身可以划分为关于群体意义建构的宗教与关于个体生命救赎的宗教的话，以此岸和社会关注为重心的儒教显然属于前者，而基督教则是后者的典型。”陈明说。
今天的儒教所呈现出来的面貌是拒芸芸众生于千里之外的。以曲阜为例，无论是传统留存下来的孔府家庙，还是近年来修建的各种各样的儒家建筑，从建筑形态而言，无不是森严高耸的官府式建筑，从日常功能来说，多是建起高高的围墙，设立保安，收取门票，与一般公众毫无干系。
“汉代以后儒学确实在与政治结合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问题，后来更形成诸多弊端，儒学的官学化造成了‘官气十足’。”陕西师范大学儒学研究所所长韩星说，但这只是儒学在政治方面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且历代的大儒一直在努力通过回归先秦孔孟，弘扬儒家的真精神——人文理性精神，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以人为本的精神，这种精神已经成为一种可贵的政治文明传统，在这种精神价值的影响下，我们的传统社会虽然没有现代程序民主，但有民本思想可以与现代民主接榫。
事实上，在10位学者的联名反对信中，同样提到，曲阜建造基督教堂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时下基督教在中国的炽热，而在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挑战。当务之急，是激活孔庙(文庙)等传统儒教道场的信仰功能，彻底摈除其现行商业和旅游的色彩。须知，古今中外尚未闻有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其宗教信仰场所由文物部门或旅游部门把持，并向前来朝圣礼拜的人们收取门票费用的做法。
信仰的竞争
虽然官方的表态已经让曲阜的教堂风波逐渐归于平静，但网上签名支持10位学者反对建教堂的各界人士依然在滚动增加，热度不减，儒家学说生命力之顽强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不过，在陈明看来，文化本身应该无所谓冲突，只是与利益交织。韩星也认为，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例宗教战争，黄巾起义、太平天国都不过是用迷信包装的世俗战争。因为没有宗教偏见，没有宗教战争，使得各种宗教传进中国后，争斗锋芒都被过滤，进而相互尊重，彼此共存。
今天所出现的争论，与民国初年梁启超建立孔教会一样，更多的是出于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焦虑，所做出的本能反应。“虽然不至于有什么剧烈冲突，但在未来若干年，中国社会肯定会上演各种宗教文化的竞争。”韩星说。
中国正在进行着的道德建设，是一场在全球化过程中的道德建设，与早已建立了科学传播模式的基督教相比，孔子那些极具宗教魅力的言行、思想和人格，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传播，怎么运用，都还是没有答案的大课题。
在曲阜采访时，记者认识了一位以儒学传播为己任的民间人士段炎平。2005年，他建立了曲阜儒者联合会，致力于培养一批青年国学人才，“也就是培养儒学自己的经师，就像基督教的牧师一样，脱离生产，专事讲经。”段炎平说，儒学传播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缺乏研究者，而在于缺乏传播者，将讲经布道作为职业的一群人。
2010年，段炎平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招到了第一批18名全日制学生，多是在完成义务教育后，放弃了继续读书的打算。“他们的家长更多的是将我这里看成是一个职业学校一样。”段炎平说，毕业之后，他们要么自己开设私塾，要么就去做书院老师，这类的社会需求已经越来越多，找工作早就不成问题。不过，记者详细了解后也发现，这18名90后一代的学生，家境条件大都比较优越，事实上并无谋生之忧。
段炎平的书院就设在孔府旅游区外不远处的一所破房子里，18个学生日日读《论语》，诵儒家经典，严格按照孔夫子的教导起居学习，每年有专门的时间四处游学。
“这么大一个国家，总共才招到18个孩子。”这让段炎平有点难过，不过，明年报名的已经超过30个了。在段炎平看来，信仰的竞争不该仅仅停留在口水式的争论中，儒学的传播不是庙堂之高的宏大争论，而应该回归民间，深耕基层。将孔子那些朴素而温暖的生活态度最大范围地传播到民间，根植于民众心中。
记者离开曲阜的那个下午，正是圣诞赞美歌会的最后一天。丰宗洁在那个简陋的临时教堂中，带领着信徒高声赞美耶稣，赞美歌穿越围墙，回荡在荒凉的鲁南乡村。圣三一堂的奠基石已经被周围建筑工地飞扬的尘土遮蔽得模糊不清。段炎平也在他的陋室中，教孩子们读《三字经》，背《论语》，弹古琴，颂古乐。他们都不大听得懂那些事关文明冲突的宏大争论，但是，信仰正在真切地成为中国人的问题，人们的选择与争论无涉，与权力无关。
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1-14/150021816490.shtml
文_本刊记者 田 磊 发自山东曲阜
在曲阜城东的杨树林里，基督教圣三一堂的奠基石孤零零地树立在杂草丛中，毫无开工的迹象。这座尚未开建的教堂因其规模大、位置敏感，已经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郭齐勇、张祥龙等国内一大批知名儒学学者和儒家社团联名反对，要求立即停建。
经过最近30多年的发展，基督教堂早已成为中国乡村的常见景象，但要在曲阜建一座教堂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鲁西南的小城是孔子故里、儒学家口中的东方文化圣城、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耶路撒冷，诸多光环让曲阜的教堂之争迅速上升为一件令人瞩目的文化事件。
教堂之争
2010年圣诞节过后的第二天，记者在曲阜见到丰宗洁时，作为曲阜基督教会主任的他已经感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压力，不再高调地介绍即将开建的大教堂了。“现在外边流传的高度40多米，容纳3000人，都是不准确的，我们的图纸还在修改之中。”丰宗洁说。
此前，正是新华社对圣三一堂建设规模的报道引发了外界的关注。41.7米的高度远远超过了曲阜最重要的文化标志24.8米的孔庙大成殿，而容纳3000人则被认为是暗含比拟是孔门3000弟子之意，这些都被批评者解读为不友好的含义。
事实上，对于这座教堂，不仅仅是儒学圈给予了强烈关注，基督教会同样高度重视。7月奠基之时，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牧师亲自到场参加，并将该教堂定位为“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交流的平台”。在当地的教会事务中，筹建圣三一堂也一直都是一件大事，至少从2002年就已经开始了，2006年山东省宗教局批复了曲阜基督教会建教堂的申请，并解决了用地问题，“但当时一方面不利于团结，另外也不大符合政府总体规划，就一直没有建，只是临时建了一个板房式的教堂供信徒集会用。”丰宗洁说。
在之前很多年，资金一直也都是个难题，跟中国大多数内陆县城一样，曲阜是个经济欠发达地区，信徒的数量也不是很多，据丰宗洁说，只有7000多人，“按照人口比例来说，这个数字在全国都是属于偏少的”。依靠信徒的捐赠根本无力修建一座富丽堂皇的教堂。
如果不是尼山论坛的举办，圣三一堂的建造计划不会这么快得以实现。尼山论坛全称是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举办地就在曲阜不远的尼山，由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提出，以开展世界不同文明对话为主题。2010年9月，第一届的对话正是在中华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之间展开。这也为修建圣三一堂营造了最好的舆论氛围。
“最近几年，年轻一代对基督教比以前宽容多了。”在丰宗洁看来，这也是兴建基督教堂的一个有利条件。事实上，在记者的采访中，当地人对这座教堂的宽容出乎意料。对于记者走访的大部分普通村民而言，对他们身边传说中的这座大教堂，更多的只是新奇。近年来，随着曲阜打造文化旅游圣地的努力，各种各样风格的文化建筑，一座接一座拔地而起，对于普通曲阜人而言，建一座教堂，还是修一座孔庙，没有什么实质差别。
圣三一堂丝毫也没有打破小城的平静，但是，却招来了外界铺天盖地的反对声。最重要的是由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祥龙、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颜炳罡、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主任陈明等10位知名学者联名签署的反对信。
信中称：“在 ‘三孔’之地建造耶教大教堂，无疑唐突中华文化圣地，伤害儒家文化信众情感，有违海内外炎黄子孙心愿，不符合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初衷。”并要求，“鉴于在中华文化圣地修建耶教大教堂问题的敏感性、复杂性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激烈争议，应当立即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如选址仍在曲阜附近，至少应满足五个条件：不宜在‘三孔’、‘三孟’以及周公庙视线范围内，至少须在孔庙、孟庙以及周公庙50华里以外；高度不宜为40余米，不宜超过孔庙、孟庙大成殿的高度；规模不可容众3000人；不宜建成中国最大的耶教堂；建筑风格不宜为哥特式风格。”
对于这些反对声，基督教会低调地给予了回应。在12月28日全国政协民宗委举办的“和谐宗教”专题座谈会上，中国基督教协会副总干事单渭祥牧师提及此事时称，宗教和谐必须以尊重和包容为前提、以交流和对话为途径，切不能强调自身特点产生狭隘和排他，不能用 “此消彼长”的传统思维方式去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与共融。
当地政府也迅速改变了口风，记者在曲阜宗教局采访时，该局负责人也称，对于此事，政府已经有了统一回应，“目前，详细设计尚未确定，下一步曲阜市将采取稳妥措施推进基督教堂建设。”
丰宗洁也说：“具体什么时候能建成，最终建成什么样，现在也都说不准了。”又像过去5年多一样，圣三一堂的修建计划陷入了停滞状态。
式微与兴盛
反对修建基督教堂，在曲阜历史上，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清末光绪年间，就曾发生过另外一桩大事。根据曲阜地方志记载，光绪24年，一美国神父到曲阜传教，看中了古城中一个叫古泮池的地方，打算买下大片土地，建造教堂以抗衡儒教。当时孔府的主人衍圣公孔令贻闻讯后非常恼怒，一方面会同当时的曲阜知县孙国桢邀集了以孔鼎臣为首的孔氏族人联名上书朝廷，请朝廷出面干涉外教侵入；一方面联合曲阜城内外的绅商名流共同募捐在古泮池建起“文昌祠”，供奉文昌帝君，祈求科甲功名的昌盛。
最终，美国神父意识到官居一品的世袭衍圣公及其庞大的家族绝非好惹，若激起公愤，很难在此地站住脚，于是改在曲阜西关外路南建立了福音堂，作为传教基地。
与那个时代遍布全国的更加惨烈的教会案相比，曲阜的教堂之争并不引人瞩目，很快就被遗忘了，那次争端，也是有记录可考的唯一一次在曲阜当地的基督教和儒家的正面冲突。
一直到1980年代，儒学开始缓慢复兴，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更是进入了较好的时候。而且，二者形成鲜明对比，基督教的传播一方面低调行事，小心翼翼地处理着与政府和其他宗教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信徒数量的大幅度增加，拥有着越来越强大的信众基础。
曲阜的圣三一堂无论最终会建成什么样子，都掩盖不了一些让人尴尬的事实：在这样一个孔孟故里、东方文化圣城、居民多半都是孔子后裔的小城，儒学的式微和基督教信仰的强势之间的对比愈发鲜明。
在记者的采访中，这种尴尬的现实多被学者们归咎于历史的原因。知名儒家学者蒋庆是这次签名的发起人之一，在他看来，儒家文化近百年来受到“文革”彻底反传统的无情摧残，现在又受到商业化肆无忌惮的利用，已元气大伤，儒教信仰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信仰乘虚而入，曲阜也不能例外。
孔庙之高，耶稣之近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各类宗教信仰的复苏一直都是在两个层面展开的，一类是真正地将信仰根植于生活，用于灵魂安顿，这类信众多集中于大城市，富人和精英阶层；另一类出于一种功利性的目的，希望通过信教而得到神的庇护，免除灾祸，祈求平安、财运、地位等。
这种精神依恋和神灵庇护的需求，从来都不是儒家所提供的。“如果说宗教本身可以划分为关于群体意义建构的宗教与关于个体生命救赎的宗教的话，以此岸和社会关注为重心的儒教显然属于前者，而基督教则是后者的典型。”陈明说。
今天的儒教所呈现出来的面貌是拒芸芸众生于千里之外的。以曲阜为例，无论是传统留存下来的孔府家庙，还是近年来修建的各种各样的儒家建筑，从建筑形态而言，无不是森严高耸的官府式建筑，从日常功能来说，多是建起高高的围墙，设立保安，收取门票，与一般公众毫无干系。
“汉代以后儒学确实在与政治结合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问题，后来更形成诸多弊端，儒学的官学化造成了‘官气十足’。”陕西师范大学儒学研究所所长韩星说，但这只是儒学在政治方面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且历代的大儒一直在努力通过回归先秦孔孟，弘扬儒家的真精神——人文理性精神，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以人为本的精神，这种精神已经成为一种可贵的政治文明传统，在这种精神价值的影响下，我们的传统社会虽然没有现代程序民主，但有民本思想可以与现代民主接榫。
事实上，在10位学者的联名反对信中，同样提到，曲阜建造基督教堂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时下基督教在中国的炽热，而在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挑战。当务之急，是激活孔庙(文庙)等传统儒教道场的信仰功能，彻底摈除其现行商业和旅游的色彩。须知，古今中外尚未闻有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其宗教信仰场所由文物部门或旅游部门把持，并向前来朝圣礼拜的人们收取门票费用的做法。
信仰的竞争
虽然官方的表态已经让曲阜的教堂风波逐渐归于平静，但网上签名支持10位学者反对建教堂的各界人士依然在滚动增加，热度不减，儒家学说生命力之顽强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不过，在陈明看来，文化本身应该无所谓冲突，只是与利益交织。韩星也认为，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例宗教战争，黄巾起义、太平天国都不过是用迷信包装的世俗战争。因为没有宗教偏见，没有宗教战争，使得各种宗教传进中国后，争斗锋芒都被过滤，进而相互尊重，彼此共存。
今天所出现的争论，与民国初年梁启超建立孔教会一样，更多的是出于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焦虑，所做出的本能反应。“虽然不至于有什么剧烈冲突，但在未来若干年，中国社会肯定会上演各种宗教文化的竞争。”韩星说。
中国正在进行着的道德建设，是一场在全球化过程中的道德建设，与早已建立了科学传播模式的基督教相比，孔子那些极具宗教魅力的言行、思想和人格，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传播，怎么运用，都还是没有答案的大课题。
在曲阜采访时，记者认识了一位以儒学传播为己任的民间人士段炎平。2005年，他建立了曲阜儒者联合会，致力于培养一批青年国学人才，“也就是培养儒学自己的经师，就像基督教的牧师一样，脱离生产，专事讲经。”段炎平说，儒学传播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缺乏研究者，而在于缺乏传播者，将讲经布道作为职业的一群人。
2010年，段炎平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招到了第一批18名全日制学生，多是在完成义务教育后，放弃了继续读书的打算。“他们的家长更多的是将我这里看成是一个职业学校一样。”段炎平说，毕业之后，他们要么自己开设私塾，要么就去做书院老师，这类的社会需求已经越来越多，找工作早就不成问题。不过，记者详细了解后也发现，这18名90后一代的学生，家境条件大都比较优越，事实上并无谋生之忧。
段炎平的书院就设在孔府旅游区外不远处的一所破房子里，18个学生日日读《论语》，诵儒家经典，严格按照孔夫子的教导起居学习，每年有专门的时间四处游学。
“这么大一个国家，总共才招到18个孩子。”这让段炎平有点难过，不过，明年报名的已经超过30个了。在段炎平看来，信仰的竞争不该仅仅停留在口水式的争论中，儒学的传播不是庙堂之高的宏大争论，而应该回归民间，深耕基层。将孔子那些朴素而温暖的生活态度最大范围地传播到民间，根植于民众心中。
记者离开曲阜的那个下午，正是圣诞赞美歌会的最后一天。丰宗洁在那个简陋的临时教堂中，带领着信徒高声赞美耶稣，赞美歌穿越围墙，回荡在荒凉的鲁南乡村。圣三一堂的奠基石已经被周围建筑工地飞扬的尘土遮蔽得模糊不清。段炎平也在他的陋室中，教孩子们读《三字经》，背《论语》，弹古琴，颂古乐。他们都不大听得懂那些事关文明冲突的宏大争论，但是，信仰正在真切地成为中国人的问题，人们的选择与争论无涉，与权力无关。
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1-14/150021816490.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