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道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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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王明道


王明道1900年7月25日-1991年7月28日),北京人,20世紀前半葉中國基督教自立教會的代表人物,主張基要派神学,重視圣經的教導和基督徒生活,反對自由派神學,斥責教會與世界中的種種罪惡。從1927年起,他自資發行《靈食季刊》共28年,發表很多有影響力的文章。從1933年起,他在北京建立并引領基督徒会堂共22年。因為反對自由派神學和三自教會,他在1955年被中國政府逮捕,以反革命罪被判處無期徒刑。1980年被釋,但從未被平反。1991年在上海因病去世。
 
成長

王明道原籍不詳,父親名叫王子厚,壯年來到北京,在北京美以美會所辦的同仁醫院中幫忙,成為中國醫士。母親李文義。二人是基督徒,倫敦會會友。

1900年义和团事件爆發,外國人和很多的中國基督徒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内避難,王子厚夫妻也在其中,當時二人有一女兒,王夫人身懷王明道已經身重。王子厚恐懼被攻陷后會遭遇痛苦殘殺,于6月22日自盡身亡。王夫人于7月25日在避難處生下一兒,名為“鐵兒”。后來在入小學時起學名王永盛,1920年自己改名王明道。

王夫人带着姐弟二人艱難度日。少年王明道性格倔強,喜愛讀書,學習優異,但「一直混混沌沌的過生活,沒有信仰,沒有目標,沒有希望,沒有軌道」。他從小被母親帶去禮拜堂,后來在教會學校讀書,參加很多聚會,學習聖經課程,但對宗教活動不感興趣,「看聚會是一件最令人頭痛的事」。十四歲時,「開始明白人生的意義、人生的責任。開始恨惡一切的罪惡不義,羨慕聖潔良善的人生,對禱告和讀經發生了興趣」,自述「如同有人給我換了一顆心」,1914年復活節受洗,躊躇滿志,立志要做政治家,「用功讀書,熱心信主,敦品勵行,事事都是為要達到我將來做大政治家的目的」。

1918年王明道入協和大學(燕京大學前身之一)預科部,一年後預科部轉到濟南,王明道不願離開相依為命的母親,因而輟學,想要直接進入燕京大學本科部又未果,滿腹雄心壯志的他極為抑鬱。1919年到保定烈士田學校教書,看到改變人心的工作是多麼的有價值,漸漸放棄自己做政治家的野心,決心為神做工。1920年改名王明道,以明心志。他在學校中工作頗有建樹,深得學校看重,有望被學校所屬的倫敦會送去讀神學,還可能到英國去深造。但這個新的計劃又被一件事打斷。王明道以前受洗時是受的灑水禮,就是灑一點水在頭上,這期間他受一位同事啟發,發現聖經中的洗禮是使用浸水禮的,就是全身浸入水中,他又回憶自己受洗時其實不明白自己所宣讀的使徒信經,因此他堅持要重新受浸禮。他因此與校方發生爭執,校方希望他能留下但在受浸的事情上不肯讓步,王明道心中很多掙扎,最後還是決定順服神的命令,被校方開除,另外有五名學生也跟隨他退學。第二日,1921年1月6日,他們在保定城外結著厚冰的護城河邊沿河尋找,找到一處沒有結冰的地方,六個人一起在冰水中接受浸禮。王明道理解校方有不願教會受到「擾亂和糾紛」的苦衷,“對于長老會驅逐我出校的事,我一點不怪責他們”。這件事中王明道有年輕不成熟的地方,他關於浸禮的看法也未必是對聖經唯一正確的解釋,但他看重聖經、順服神的旨意、頑強不屈的秉性已經漸漸突顯。

王明道回家以後,周圍的人-包括母親和姐姐-都不理解他,他非常痛苦。由於旁人的偏見,他找不到工作,從讀中學起就憑獎學金經濟自立的他現在要回來依靠母親,這更使他非常難堪。他堅持自己受浸「并沒有錯」,但是也自覺「我的心熱烈異常,我屬靈的知識卻十分缺乏,所以言談舉止都多有偏激的地方」。他從痛苦中醒悟過來,把要去英國讀神學的雄心壯志也放下,認識到「最要緊的乃是用功夫去讀聖經,並且要受神的訓練和造就」,開始潛心研讀聖經,領悟日多。他向神全然順服,一邊讀聖經,一邊在家中盡心竭力做瑣碎的家務。他自述道:「在中學讀書的時候,我立志作大政治家。到二十歲決心順服神要去傳道的時候,我希望作大佈道家。及至我在家中做了三四年辛苦的工作、被神完全征服了以後,我連做一個苦工頭目的野心都沒有了。感謝神,到了這個程度,他才開始把他的工作交給我。 」
 
傳道

王明道住在家中读圣经,渐渐地常有人来他那里谈道查经,1924年10月8日,他开始在家里有查经聚会,第一次有三个人参加,这是他传道的开始。这时候他也开始写一些小册子印刷分赠,这是文字工作的开始。

开始几次他的查经班人很少,但他的讲道有力量,有信徒听他讲道很感动,便来帮助他组织聚会,1925年5月在别人家里开特别聚会,人数已超过一百人。他也渐渐接到邀请外出讲道,他的讲道越来越进步。他看重圣经,但不止是讲解圣经的知识,而是从圣经的话语中激发人的信心,呼召人向神悔改,也注重讲到基督徒的生活。1921年的时候,他曾经一度想把家中除了圣经以外的书都烧掉,因为他认为除了圣经以外什么书都不必读。但后来慢慢领悟了,便提倡“读书,读事,读人”。从他的文章里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语言风格,他不用深奥的神学概念,语言准确、贴切、朴实、流畅、生动,贴近圣经,贴近生活。

王明道在讲道中看重圣经,对罪恶放胆斥责,对世界中的、教会中的种种丑恶,剖析得入木三分。他批評最多最猛烈的,是持自由神学立場的信徒,他称他们是不信派。他最认同圣经中的耶利米先知,认为神给自己交托了同样的使命,要做“坚城、铁柱、铜墙”,反对世界中的罪恶。有人说“王明道一讲道就骂人”。他本着神的话语放胆直言,每次讲道都准备只去一次,但还是有很多的教会请他多次去讲道。从1925-1948年,他每年平均有5个月在外地讲道。收到的邀请更多,大致每四处邀请中只能允诺一处。他走过全国28个省中的24省,在30多个不同的宗派中讲过道。

在1923-1925年,他与倪柝声、李渊如等有不少来往,对他是很大的鼓励,但后来地方教会的发展却与他的教会观产生了差异,双方保持比较疏远的关系。他对宋尚节一直推崇备至。

1927年,他开始自费出版《灵食季刊》,他的文章在中国基督徒中有很大影响,见下文分别讨论。

1928年8月8日,王明道在杭州与刘景文小姐结婚。他在1925年底初见刘景文小姐,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反复祷告之下便托人向其父母提婚,因为当时刘小姐尚年轻,过了一年,两人才订婚。结婚后,他母亲和姐姐把媳妇当外人,不愿意接纳,常常闹出很多纠纷,夫妻俩在家中竭力事奉,经受很多磨练。王太太当时年纪只有20岁,但性格开朗通达,受了许多委屈也从不诉苦,深信凡所遭遇的没有一样事不是经过慈爱的父神的允许,还时时排解王明道心中的烦忧。王太太不爱读书,不擅文学,还粗心大意,但她喜爱音乐、擅长钢琴、满怀爱心、凡事忍耐、心宽量大、料事中肯、有人生的智慧,王明道遇事就同她商量,称她为“参谋长”。当她见到王明道言语行为上有错误和过失的时候,她会当面替他纠正。因为她的规劝都很合理,王明道虽然当时觉得难堪但最后总是能接受,还很感谢她,所以又称她为“诤妻”。两人在小事上常常有很多摩擦,但大事上都很同心,两人从来都以诚相待、互相信任,铁与铁磨出刃来。王明道说,“说来也真稀奇,她确实有一些短处,但她所有的长处大多数都是我所没有的。神就藉着她教导我学习了许多功课。……她不是我从前理想中的妻子,但她是我今日最适宜的配偶”。

1933年2月19日,王明道借隆福寺社交堂开始设立聚会,4月23日迁至炒面胡同,1935年定名基督徒会堂,到1937年8月1日,才正式在史家胡同42、43号建成的基督徒会堂聚会。王明道不在意建立大教会,只要建立合神心意的教会。他对接纳信徒受洗非常谨慎,必须要确知是悔改信主、重生得救、生命改变的人,才可以行浸礼」。他坚持要敬虔的信徒才能参加诗班敬拜神,没有这么多又敬虔又擅长唱歌的信徒,他便宁肯不用诗班。他的教会不用牧师的头衔,也不庆祝圣诞节,因为他认为这些没有足够的圣经根据。他极力避免金钱对教会可能造成的侵蚀,因此不传奉献袋,也绝不在意信徒的钱财地位。他非常愿意去各种的教会传道,不受宗派观念的局限,但他的教会在组织上不与别的教会联合,以免造成一种压力会影响到传讲的真理,他也不隨便请外人来讲道,一定要清楚这人的信仰和生命才行。他不认为通过社会活動来改良社会是教会的职能,所以他的教会不参加社会活动,不搞募捐。由于他的这些特别的教会观,比起别的一些复兴教会的大布道家来,王明道在教会发展上没有很多拓展,他在北京史家胡同的基督徒會堂到1949年底有七八百人聚会。他反对“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和三自运动也是与这中教会观一脉相承的,并非出于政治的原因。

1937年-1945年抗日战争,王明道一直留在北京,排除时局的干扰,继续尽心竭力传道,也仍然外出传道。

1942年5月,北京若干教会共同成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后来随同日本人的用语改名“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王明道不愿意与世俗合流,与一些他认为是不信派的人联合,顶着极大的压力坚决不肯参加。10月10日,王明道被传与日本人文化局调查官武田熙谈话,他一路唱着“站起进攻为耶稣”去了,武田熙告诉他“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在15日就要正式成立,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希望你能出来领导一下。”王明道对他说,“武田先生,有两件事我愿意你知道:第一件是我个人除了我自己的教会以外绝不参加任何团体、任何组织;第二件是我所照顾的教会绝不与任何团体、任何组织联合。”王明道当时并略略述说了一些他的信仰、他的主张、他的使命,并他绝不参加教团的原因。王明道做好了被拘捕和教堂关门的准备,所幸日本人后来也没有继续强迫他,反而表达了对他个人的钦佩。“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打着“自立、自养、自传”的名号,但亲日的嘴脸渐渐暴露,一部分不明白王明道为什么不参加教团的人也渐渐地同情他了。
 
又四十年

主条目: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在2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解放军入城,军容极壮,军士皆健壮,服装步伐皆甚整齐。如此盛大之军旅,在国内实前所未见。”可见他对共产党的初步印象是不错的。当时有不少基督徒对共产党心怀惧怕和怀疑,他在2月8日的一篇讲道中劝勉信徒“以不变应万变,处平常若处非常,处非常若处平常”。虽然俄国革命后对基督教的迫害他是知道的,但他还是以政治中立的态度专心神的事工。1950年上半年他外出讲道的时候还没有任何的干涉,听道的的人也很多。1950年9月30日,他的前半生的自传《五十年来》出版问世,用心灵和诚实在神面前省察自己的生命,这是中国教会史上的一份宝贵的财富。

1950年7月28日,吴耀宗等40名基督徒联名发表“三自宣言”,争求全国各地基督徒签名。宣言称:“中國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中国基督教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養、自傳的运动,已有相当成就,今后应在最短期内,完成此项任务。”中國的三自愛國運動從此正式開展。王明道对三自运动采取沉默的抵制,他认为三自会是不信派。

1951年,三自运动深入开展,“三自革新运动筹委会”成立,全国基督教界开始了以“镇压反革命”为目的的“控诉大会”,王明道主持的“北京基督徒会堂”却文风不动,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王明道继续传讲神的话语,聚会的人数空前增多。王明道的正直不阿、与日本人斗争的名声远近皆知,基督徒会堂也是真真实实的自立教会,要打倒他是不容易的。这一时期政府对他的政策是容忍和等待,希望他改变态度。

政治的压力越来越大,王明道对三自教会的态度也越来越坚决,1954年9月30日,北京市宗教事务处邀请北京市还没有参加三自教会的11个基督教团体共100多人开会。政府试图做进一步的说服工作,王明道做了一个多小时慷慨激昂的发言,说明不能参加三自会的原因,他说:“我完全不能参加三自会,因为三自会中有人连上帝都不相信,我怎么能跟他们在一起呢?”这是指现代派,王明道一向称他们为不信派,是他几十年来全力反对的。政府做了很大的努力要拉拢王明道等,会后跟他们说:“你们既然跟他们不一样,可以不在一起学习。好不好你们另外成立一个学习组织,由政府派人来领导你们学习”。他们在基督徒会堂开了一次会,王镇牧师在总结发言中说:“每个人参加学习,都是以他个人(即市民)的身份参加,不以传道人的身份参加”。这样他们就拒绝了在教会进行政治学习,使得他们与政府的矛盾表面化了。

1954年10月初(一说9月间),北京市掀起了一个控诉王明道的运动。控诉他不同情政府,言行与政府政策相违;不参加三自革新运动;讲章极端独立,用意不明,危害整体基督教运动。另外,日据时期,日本人在北京挨家挨户征铜,这也成了他的一个罪名:“王明道给他们献铜,这说明他是亲日派、媚日派。”但很多的控诉大会上都有人站起来,为王明道说话,结果控诉会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1954年冬季,王明道在《灵食季刊》上发表文章《顺从人呢?顺从神呢?》,很好地概括了王明道对待三自运动的原则:“第一,我们应当顺服神,第二,我们在不违背神的命令的范围内,也应当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和权柄。但如果人的制度和权柄与神的命令相抵触,那样,我们便只有不顺从人,只顺从神了。”“基督徒应当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和一切在上有权柄的人。但基督徒在遵行神的旨意、与圣徒交通、在教会中与众圣徒一同事奉神、保守教会的圣洁、为主耶稣作见证、传扬救恩的福音、这些事上,却绝不能受任何人的干涉。我们为这些事不怕任何拦阻,不惜付任何代价,也不惜作任何牺牲。我们为这些事必须效法使徒的勇敢刚强。”

这段时间,他的影响力在扩大,从1954年夏到1955年春,全国各地不断有教会和个人,因着王明道的见证,退出三自。就在这时候,三自教会仍然希望让他改变主意,1955年5月,三自运动开会的时候,派出6名高级代表拜访他,但都被他拒绝。

1955年6月,王明道在《灵食季刊》夏季刊发表文章《我们是为了信仰》,清晰明辨基要派神学和现代派神学的区别,继续坚定不移地反对现代派神学,并且重申这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不是莫须有的政治问题,文章如此说:“如果只是用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来陷害人、恐吓人,就当小心神公义的审判。……无论别人怎样歪曲、怎样诬陷,我们是为了信仰!”7月11日,三自教会的官方刊物《天风》周刊发表了一篇争锋相对的社论《加强团结,明辨是非》,“如果抽去反帝爱国的共同基础,而就在新中国的‘此时此地’挑起所谓‘基要派’与‘现代派’的争战,王明道先生到底是何用心呢?……不管是谁, 如果这样存心并见之于言行,那就是中国人民的罪人,教会的罪人,历史的罪人!他‘应当小心神公义的审判’和广大信徒群众的斥责”。对他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北京重新开始对他的控诉大会,同情他的信徒有自杀的,有被捕的,有放弃信仰的,有卖主求荣的。内忧外患中,王明道被捕的日子不远了。

1955年8月7日,星期日,王明道在基督徒会堂对坐了满堂满院的七八百人传讲主日信息《他们就是这样陷害耶稣》,严厉责备犹大和他的同伙。当日晚,王明道和妻子刘景文被捕,被控以反革命罪。滂沱大雨裂天而降,一直下到八日晚。

王明道做好了做牺牲的准备,但他在狱中却失败了。他是个肉体、性情上胆小的人,又是一个很谦卑很愿意在神面前认罪的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压力下,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各样的心理攻势下,他就向政府认了很多似是而非的罪:包庇反革命、离间教徒与非教徒的关系和鼓励信徒与政府对立、破坏三反运动、破坏抗美援朝、破坏兵役法、对吴耀宗先生进行人身攻击、反对基督徒自己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破坏新婚姻法、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这里面唯一有根据的是反对三自运动,这是他一进去就承认的,可三自运动也不是真正由基督徒发起的。[2]另外的都是牵强附会、无限上纲,甚至荒诞无稽,比如他讲过“基督徒不可离婚”,这就构成了“破坏新婚姻法”的罪。说这些违心的话,对于一个恪守“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的基督徒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他完全被打垮了。他写了一份材料《立功赎罪计划》,同意“出監以后,帶領教會參加三自會”。

王明道后來總結自己失败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一直相信共產黨不會干涉人的信仰”,另一個是“因為我跟日本人戰鬥了八年都沒有失敗,就覺得自己很了不起”,結果“一支手槍就把我嚇糊涂了”。1985年,他在一篇勉词中勉励后辈:“我一向对人说,‘是就说是,非就说非;白就说白,黑就说黑。二者之间没有中立的余地。’……可是一九五五年,我就作了这样一件违反原则的事,因为惧怕的缘故,就把黑说成了白,结果把自己弄得焦头烂额,丑态百出。若是按着我自己的情形,我会一直失败下去,但神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和他大名的缘故,不容我这样长久失败下去,所以他使我在惨遭失败八年之后,又得到了胜利。战争完了吗?没有!只要我们还活在世界上,就必然还有战争。所以我们必须时刻谨慎,不能有半点疏忽。另外一节圣经也要记住:‘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林前十章十二节) 当自己以为自己能站立得稳时,就会跌倒下去。一九五五年我所以那样失败,就是因为我一度忽略了自己还在战场上战斗,忘记了这一个警告。那一年的战斗十分剧烈,我竟以为自己能站立得稳。因为存着这种思想,就没有谨慎,没有儆醒祈祷,以致遭遇那次严重的失败。所以记住这一个重要的警告:‘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

1956年9月29日王明道被释放出来。出来以后极其痛苦,神思恍惚,拒絕與三自運動合作,離開基督徒會堂,以無聲的方式與三自運動對抗。有人因為他的失敗而失敗,但也有人因為他講過的道仍然站立得住。1958年4月29日王明道,刘景文夫妇又再次被捕入狱。這時候他仍然是失敗的,被提審的時候他会把以前招供的謊話又說一遍,應許出去后與三自會合作,但顯然是心口不一,所以政府不放他。从1955年到1963年,他自己讲自己是“惨遭失败八年”。[3]

1963年7月18日,王明道以反革命罪正式被判无期徒刑,刘景文被判十五年徒刑。這反而使他絕處逢生,靈性上得到極大的復興,自此以后,寧肯死在監獄,也不說一句謊話。他承認除了“反對三自會”是真實的以外,自己以前的口供沒有一樣是真的。政府让他写材料交代思想,仍然希望他改变思想,他前前后后写了几千张纸,把他所说的谎言全部推翻了,甚至还多管闲事,给刘少奇、彭德怀鸣不平。政府对他就绝望了。在文革中间,他在监狱里面也被别的犯人批斗,吃了不少苦头。

1973年,刘景文刑期已满,但直到1977年才被释放返家。1980年1月9日,王明道在入狱22年后被释放,但從未被平反。他住到上海长子王天铎住所。1983年以后,他视力已经极弱,写字都很困难。1984年以后在家中引領主日崇拜,大概有四五十人。亦曾接待外來訪客,包括1988年4月23日美国著名的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来看望他。他不隐瞒自己的失败,并且给人看见,一个人失败到那么一种地步,还能站起来。他也告诉来客,他在監獄里學到饒恕,以前有人出賣他,控訴他,抵擋他,他都本著基督的愛饒恕了他們。1990年4月,居住在加拿大的王长新夫妇来到王明道家里住了三周之久,请他谈论1950年后这40年的事,并且做了录音,写成《又四十年》,成为王明道研究的珍贵资料。

這么多年來,王太太刘景文女士一直站立得穩,不講違心的話,與王明道同患難,無怨無悔。王明道出獄以后設法寫材料為自己申冤,王太太對他說“你撒过谎, 那是你的失败。你要讲理,也许是你更大的失败,你必须从这个失败里出来。你说你冤枉,我冤枉不冤枉啊?你去坐监,我也去坐监。我干了什么啦,要坐十五年监,再加上四年刑满劳动,一共十九年?没有什么可怨的, 一切都是天父许可的。天父许可的,一定与我们有益。今天我们不明白,将来一定会明白。我觉得那没什么,我一点也不觉得冤枉。”王太太勸他的時候,他覺得很好,但事過以后,又回到原來的思想上去。王太太就不再多說,只為他禱告了。

1991年7月28日,王明道先生在家中主日崇拜时因病溘然长逝,享年91歲。翌年4月18日,與他相濡以沫一生的“諍妻”劉景文女士也因病去世。两位合葬于苏州郊外“东山华侨公墓”,碑铭曰“王明道、刘景文 暂息之所”。

当我见主的那日,我便永远不再流泪,因为经上明明记着那时候的情形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廿一4) - 王明道《五十年来》
 
感谢主用他忠心的仆人给我们留下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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