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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网消息：1月18号本周五上午，一本名为《邓小平时代》的书在国内正式发售。这是中国第一次翻译出版描写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图书，而他的作者，是一个美国人－－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哈佛，傅高义先生有“中国先生”的称号，而这本《邓小平时代》他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写成。一个外国人，为何要写邓小平和中国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他又如何在庞杂的史料中清晰地寻找出历史轨迹与一代领导人的命运连接？今天，我们就与这位“中国先生”面对面。
解说：1月18号上午，北京三联韬奋书店，傅高义出现在《邓小平时代》简体中文版的新书发布会上。作为《邓小平时代》英文原版的作者，这位82岁的美国老人受到了众多媒体的关注。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傅高义这样写道：“2000年我从哈佛退休时，决定专注于研究在我看来对理解今天中国最为关键的问题：1978年后中国转型的性质；究竟是哪些力量在推动这场变革，又是哪些力量在抵制这场变革。成百上千万的中国人在这场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扮演了角色，但处在所有变化中心的人物是邓小平。”
记者：这本书的名字叫《邓小平时代》，那您到底是侧重点在邓小平还是在这个时代？
傅高义：都是。
记者：都有。
傅高义：有的人开始，刚刚开始我做这个研究，只是做那个邓小平传，还是那个时代，是有两个，考虑了两个做法。
记者：怎么取舍呢？
傅高义：要是做邓小平个人的事，完全是他的从小到大的，比较全面的，我认为不是邓小平传，邓小平当然很重要，但是邓小平一个人跟那个时代，改革开放的那个时代，所以我想从小到1975年，他的不多，但是1975年一直到1992年他做什么的，那是最重要的。
解说：《邓小平时代》这本书虽然是从邓小平1904年出身于四川广安说起，但傅高义仅用两个章节，短短3万多字，就写完了从邓小平的童年到他在文革期间下放这六十多年的时间，从第三章开始，全书就进入了从邓小平1974年恢复工作到1992年南巡近二十年的时间。
记者：为什么这么看重这段历史，1978年到1992年？
傅高义：我认为就是那个改革开放的那个时期，是对现在的中国走什么路，也是最重要的时期。
记者：所以您很看重这14年。
傅高义：对。我认为1978年到1992年那是十四年，邓小平个人的影响非常大，我写那本书的目标本来不是为了中国人写的，而是为了美国人，应该让他们多了解中国，我认为现在中美关系非常重要的，一个全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国家的关系，但是美国人是不太了解中国情况的，是为了了解现在的中国。
解说：让美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是傅高义写《邓小平时代》这本书的初衷。2011年，这本书的英文版正式发行，立即在美国引起广泛关注，被赞誉为“了解当代中国的必备著作”。2012年3月，这本书击败了基辛格的《论中国》，获得2012年莱昂内尔·盖尔伯奖。而此前，傅高义曾写过两部关于中国研究的专著，事实上，他对中国的研究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记者：您想研究中国，您通过什么方式去研究中国？
傅高义：我当时1961年修到了博士学位，我本来是学习美国社会，但是一个教授认为我应该到外国去了解，外国的那个情况，才能对自己的社会有比较客观的一种看法。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和研究方式呢？
傅高义：因为自己在一个社会里面长大了，不了解外国情况，不能有一个比较，为了了解自己的国家社会是怎么回事，应该有一个比较，了解外国，才能客观的分析自己的社会。
记者：这是不是中国人讲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傅高义：不一定是更清，但是这算是一个目标，当时因为那个中美关系有敌对的关系，没办法去中国做真正的研究，世界最好的地点我认为当时是香港，因为那个香港比较接近广东，所以容易比较了解那个广东的情况，所以开始研究广东。那么研究的方法也可以用一些报纸，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还有一些杂志。
记者：您在香港怎么能够得到广州日报，还有南方日报这样的材料，当时？
傅高义：当时有一些图书馆，是1949年一直到当时1961年的。那很多年的（资料）都有，南方日报。后来哈佛大学也买了，所以我一年在香港做这么一个研究，回去哈佛以后，我把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带回哈佛大学。
解说：直到1973年，傅高义才有机会作为第一个美国科学代表团的成员，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周的旅行。
记者：1973年那一次都中国的旅行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您怎么看待这个国家？
傅高义：我认为非常穷，非常穷的一个国家，他们饭不够吃，还有知识分子非常紧张，因为那是1973年，现在回忆起来理解，那时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所以我可以看知识分子也都怕，不愿意谈话，但是我可以看得出，他们是比较聪明，比较了解情况，有一批，我见到的一些科学家，他们很有愿望，希望交流，能跟外国接触多一点，能到外国去学习。
记者：这是1973年您第一次到中国？
傅高义：1980年在中山大学待了两个月，还有80年代初，我差不多每一年来到中国大概一两个礼拜，
记者：那个时候，每一次来都有变化吗，在您眼里看的这个国家？
傅高义：我认为80年代初变化还是不多，我听说比方说，要是香港人在广州走路的话，很容易看得出谁是广东人，谁是香港人，因为他们的衣服做法都不一样，距离太大了。
解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开始逐渐对外开放，1987年傅高义与妻子艾秀慈进行了长达7个月的广东之行，并在两年后，发表研究中国的第二本专著《先行一步：改革开放中的广东》。
记者：变化是在什么方面，变化大不大？
傅高义：1980年代我买一辆自行车，但是普通的广东的家庭不能买，太贵了，他们没有钱买一个自行车，但是1986、1987年，大多数的人都有自行车，也还有的士，那些他们有了。
记者：作为一个很早研究中国的人，怎么观察中国发生的这种变化，您会怎么想？
傅高义：我认为是好事，我对中国的前途很有希望，因为我认为第一次（我来中国的时候）人这么紧张，生活水平这么低，会有发展，我认为对中国当然是有好事，对中国的老百姓发展也是很好的事。
记者：这一段经历，对您后来写这本《邓小平时代》，奠定一个什么样的基础？
傅高义：邓小平第一个试点、实验，也是广东，还有深圳，所以我也看过了，1980年去深圳，1986年、1987年、1988年，都去看深圳的发展，也可以看得出，那个变化多么大，也是变化的过程是什么的。
记者：实际上是给邓小平时代这部书的书写，打了一个很扎实的基础。
傅高义：我想是的，我本来没有这么个计划写邓小平，但是现在看起来，我运气也很好。
解说：好的运气并不意味着轻而易举。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的前言《探寻邓小平》中这样感慨“写邓小平并非易事。1920年代邓小平在巴黎和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就学会了完全依靠自己的记忆力－－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笔记。此外，就像党的其他高层领导人一样，邓小平严守党纪。即使在‘文革’期间和妻子儿女下放江西时，他也从不跟他们谈论党内高层的事，尽管他们也是党员。
解说：1月18号上午，北京三联韬奋书店，傅高义出现在《邓小平时代》简体中文版的新书发布会上。作为《邓小平时代》英文原版的作者，这位82岁的美国老人受到了众多媒体的关注。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傅高义这样写道：“2000年我从哈佛退休时，决定专注于研究在我看来对理解今天中国最为关键的问题：1978年后中国转型的性质；究竟是哪些力量在推动这场变革，又是哪些力量在抵制这场变革。成百上千万的中国人在这场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扮演了角色，但处在所有变化中心的人物是邓小平。”
记者：这本书的名字叫《邓小平时代》，那您到底是侧重点在邓小平还是在这个时代？
傅高义：都是。
记者：都有。
傅高义：有的人开始，刚刚开始我做这个研究，只是做那个邓小平传，还是那个时代，是有两个，考虑了两个做法。
记者：怎么取舍呢？
傅高义：要是做邓小平个人的事，完全是他的从小到大的，比较全面的，我认为不是邓小平传，邓小平当然很重要，但是邓小平一个人跟那个时代，改革开放的那个时代，所以我想从小到1975年，他的不多，但是1975年一直到1992年他做什么的，那是最重要的。
解说：《邓小平时代》这本书虽然是从邓小平1904年出身于四川广安说起，但傅高义仅用两个章节，短短3万多字，就写完了从邓小平的童年到他在文革期间下放这六十多年的时间，从第三章开始，全书就进入了从邓小平1974年恢复工作到1992年南巡近二十年的时间。
记者：为什么这么看重这段历史，1978年到1992年？
傅高义：我认为就是那个改革开放的那个时期，是对现在的中国走什么路，也是最重要的时期。
记者：所以您很看重这14年。
傅高义：对。我认为1978年到1992年那是十四年，邓小平个人的影响非常大，我写那本书的目标本来不是为了中国人写的，而是为了美国人，应该让他们多了解中国，我认为现在中美关系非常重要的，一个全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国家的关系，但是美国人是不太了解中国情况的，是为了了解现在的中国。
解说：让美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是傅高义写《邓小平时代》这本书的初衷。2011年，这本书的英文版正式发行，立即在美国引起广泛关注，被赞誉为“了解当代中国的必备著作”。2012年3月，这本书击败了基辛格的《论中国》，获得2012年莱昂内尔·盖尔伯奖。而此前，傅高义曾写过两部关于中国研究的专著，事实上，他对中国的研究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记者：您想研究中国，您通过什么方式去研究中国？
傅高义：我当时1961年修到了博士学位，我本来是学习美国社会，但是一个教授认为我应该到外国去了解，外国的那个情况，才能对自己的社会有比较客观的一种看法。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和研究方式呢？
傅高义：因为自己在一个社会里面长大了，不了解外国情况，不能有一个比较，为了了解自己的国家社会是怎么回事，应该有一个比较，了解外国，才能客观的分析自己的社会。
记者：这是不是中国人讲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傅高义：不一定是更清，但是这算是一个目标，当时因为那个中美关系有敌对的关系，没办法去中国做真正的研究，世界最好的地点我认为当时是香港，因为那个香港比较接近广东，所以容易比较了解那个广东的情况，所以开始研究广东。那么研究的方法也可以用一些报纸，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还有一些杂志。
记者：您在香港怎么能够得到广州日报，还有南方日报这样的材料，当时？
傅高义：当时有一些图书馆，是1949年一直到当时1961年的。那很多年的（资料）都有，南方日报。后来哈佛大学也买了，所以我一年在香港做这么一个研究，回去哈佛以后，我把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带回哈佛大学。
解说：直到1973年，傅高义才有机会作为第一个美国科学代表团的成员，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周的旅行。
记者：1973年那一次都中国的旅行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您怎么看待这个国家？
傅高义：我认为非常穷，非常穷的一个国家，他们饭不够吃，还有知识分子非常紧张，因为那是1973年，现在回忆起来理解，那时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所以我可以看知识分子也都怕，不愿意谈话，但是我可以看得出，他们是比较聪明，比较了解情况，有一批，我见到的一些科学家，他们很有愿望，希望交流，能跟外国接触多一点，能到外国去学习。
记者：这是1973年您第一次到中国？
傅高义：1980年在中山大学待了两个月，还有80年代初，我差不多每一年来到中国大概一两个礼拜，
记者：那个时候，每一次来都有变化吗，在您眼里看的这个国家？
傅高义：我认为80年代初变化还是不多，我听说比方说，要是香港人在广州走路的话，很容易看得出谁是广东人，谁是香港人，因为他们的衣服做法都不一样，距离太大了。
解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开始逐渐对外开放，1987年傅高义与妻子艾秀慈进行了长达7个月的广东之行，并在两年后，发表研究中国的第二本专著《先行一步：改革开放中的广东》。
记者：变化是在什么方面，变化大不大？
傅高义：1980年代我买一辆自行车，但是普通的广东的家庭不能买，太贵了，他们没有钱买一个自行车，但是1986、1987年，大多数的人都有自行车，也还有的士，那些他们有了。
记者：作为一个很早研究中国的人，怎么观察中国发生的这种变化，您会怎么想？
傅高义：我认为是好事，我对中国的前途很有希望，因为我认为第一次（我来中国的时候）人这么紧张，生活水平这么低，会有发展，我认为对中国当然是有好事，对中国的老百姓发展也是很好的事。
记者：这一段经历，对您后来写这本《邓小平时代》，奠定一个什么样的基础？
傅高义：邓小平第一个试点、实验，也是广东，还有深圳，所以我也看过了，1980年去深圳，1986年、1987年、1988年，都去看深圳的发展，也可以看得出，那个变化多么大，也是变化的过程是什么的。
记者：实际上是给邓小平时代这部书的书写，打了一个很扎实的基础。
傅高义：我想是的，我本来没有这么个计划写邓小平，但是现在看起来，我运气也很好。
解说：好的运气并不意味着轻而易举。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的前言《探寻邓小平》中这样感慨“写邓小平并非易事。1920年代邓小平在巴黎和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就学会了完全依靠自己的记忆力－－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笔记。此外，就像党的其他高层领导人一样，邓小平严守党纪。即使在‘文革’期间和妻子儿女下放江西时，他也从不跟他们谈论党内高层的事，尽管他们也是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