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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让铃木里外难堪
首相访美确认美日“同盟”关系,回国后这二字引发内忧外患
作者/赵山河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月21日至23日终于如愿访问了美国。美方全程低调接待,在领导人会谈后举行的简短媒体见面会上。奥巴马虽然声称,日本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美日同盟是美国区域安全和美国在亚太地区行动的核心基础,但却只字未提钓鱼岛问题。这不禁让安倍此行有点失落。
实际上,从战后日美关系来看,每当双方新领导人上台之后,都会在第一时间进行互访。但这种互访却并不见得会产生乐观的结局。
1980年11月,里根竞选总统获胜,当选为美国第49届总统,并于1981年1月20日宣誓就职。1981年5月上旬,日本首相铃木善幸应邀访美,同刚刚上任的里根总统举行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公报。联合公报首次确认了日美两国是“同盟”关系。
其实,所谓的“同盟”构想更早以前就已经显露雏形。
在美国保存的一份日期为1981年4月20日的备忘录中,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在铃木善幸访问美国前夕,曾经致信总统里根,其中强调促使日本提高防卫能力十分重要。温伯格在信中说:“在我们的亚洲伙伴中,日本是唯一在提高防卫能力方面有巨大潜力的国家。因此,您与铃木首相的会面提供了一个很好机会,可以敦促日本提高自身防卫能力。”温伯格还提出了具体建议。他建议里根向日本方面提议:“在1990年前,将你们位于太平洋西北部地区的海军、空军防卫能力增加约一倍……以保护菲律宾以北和关岛以西的海上航线以及日本自身的领空安全。”
从访问成果来看,美国方面的目的是达到了。却不想,由这“同盟”二字持续发酵所引发的日本政经动荡和自民党内部矛盾的升级,却导致了铃木在1982年10月黯然辞职。
铃木访美回国以后,随同出访的外相伊东正义很快在对“同盟”一词的解释上与铃木发生了分歧。铃木说这是指“建立在民主主义和自由这种两国共有的价值观念上的一般关系”,“没有军事意义”。伊东则强调,既然存在着日美安全条约,同盟关系“包括军事侧面是理所当然的”。经斡旋之后,两人于5月13日达成了“不再就此事纠缠下去”的协议。
但是5月15日铃木却又一次指责伊东和外务省在起草联合公报时没有反映他的“真意”。此事促使伊东正义于5月16日辞去外相职务。
铃木为什么要否认日美同盟具有军事意义?
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美国看来,由于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和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的加剧,要求日本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而且在军事上也要为共同的抗苏战略分担责任,不能继续安于接受美国单方面的军事保护。实际上,铃木的前任大平正芳1979年访美时就已提出了“同盟”一词,只是未写入正式外交文件。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铃木在联合公报中写入“同盟”一词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铃木在会谈中还表示,为了支持美国腾出力量来加强印度洋、波斯湾的军事力量,日本将自己承担保卫本土,日本周围海域以及关岛以西、菲律宾以北一千海里范围内的海上运输线。由此可见,日美同盟的军事意义是无可置疑的。铃木之所以否认有军事意义,主要是为了缓和国内一部分人的批评,同时也是为了照顾财界急欲开展日苏经济合作的需要。
铃木上台后,由于同美国协调对苏战略,强调加强本国防卫力量,引起了国内一部分具有和平主义思潮的人和亲苏恐苏势力的不满和反对,他们指责“日美结成军事同盟违背宪法”。在一部分中下层群众中也出现了铃木政权“右倾化”的担忧。联合公报发表后,国内对铃木的批评激增。社会党、日共抨击铃木确认日美是“同盟关系”,意味着把日本“纳入了美国同苏联进行军事对抗的体系”,“走上了军事大国的道路”。民社、公明等中间政党也认为铃木这次访美“军事色彩太浓”,“忽视了和平外交”。同时,财界也不希望过分刺激苏联,以免妨碍日苏经济合作的“解冻”。此外,1981年连续发生美国核潜艇撞沉日本货轮、日本被迫自我限制对美汽车出口以及美国不同日本磋商就宣布取消对苏谷物禁运等事件,也加剧了各方对铃木在日美关系处置上的不满和压力。
为了缓和国内压力,铃木访美期间一再强调,无论美国提出什么要求,均要在“取得国民认识一致”的基础上加以接受。归国后他不惜冒外交风险,在“同盟”一词的解释上大做文章,以掩饰日美之间密切的军事合作。
首相访美确认美日“同盟”关系,回国后这二字引发内忧外患
作者/赵山河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月21日至23日终于如愿访问了美国。美方全程低调接待,在领导人会谈后举行的简短媒体见面会上。奥巴马虽然声称,日本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美日同盟是美国区域安全和美国在亚太地区行动的核心基础,但却只字未提钓鱼岛问题。这不禁让安倍此行有点失落。
实际上,从战后日美关系来看,每当双方新领导人上台之后,都会在第一时间进行互访。但这种互访却并不见得会产生乐观的结局。
1980年11月,里根竞选总统获胜,当选为美国第49届总统,并于1981年1月20日宣誓就职。1981年5月上旬,日本首相铃木善幸应邀访美,同刚刚上任的里根总统举行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公报。联合公报首次确认了日美两国是“同盟”关系。
其实,所谓的“同盟”构想更早以前就已经显露雏形。
在美国保存的一份日期为1981年4月20日的备忘录中,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在铃木善幸访问美国前夕,曾经致信总统里根,其中强调促使日本提高防卫能力十分重要。温伯格在信中说:“在我们的亚洲伙伴中,日本是唯一在提高防卫能力方面有巨大潜力的国家。因此,您与铃木首相的会面提供了一个很好机会,可以敦促日本提高自身防卫能力。”温伯格还提出了具体建议。他建议里根向日本方面提议:“在1990年前,将你们位于太平洋西北部地区的海军、空军防卫能力增加约一倍……以保护菲律宾以北和关岛以西的海上航线以及日本自身的领空安全。”
从访问成果来看,美国方面的目的是达到了。却不想,由这“同盟”二字持续发酵所引发的日本政经动荡和自民党内部矛盾的升级,却导致了铃木在1982年10月黯然辞职。
铃木访美回国以后,随同出访的外相伊东正义很快在对“同盟”一词的解释上与铃木发生了分歧。铃木说这是指“建立在民主主义和自由这种两国共有的价值观念上的一般关系”,“没有军事意义”。伊东则强调,既然存在着日美安全条约,同盟关系“包括军事侧面是理所当然的”。经斡旋之后,两人于5月13日达成了“不再就此事纠缠下去”的协议。
但是5月15日铃木却又一次指责伊东和外务省在起草联合公报时没有反映他的“真意”。此事促使伊东正义于5月16日辞去外相职务。
铃木为什么要否认日美同盟具有军事意义?
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美国看来,由于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和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的加剧,要求日本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而且在军事上也要为共同的抗苏战略分担责任,不能继续安于接受美国单方面的军事保护。实际上,铃木的前任大平正芳1979年访美时就已提出了“同盟”一词,只是未写入正式外交文件。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铃木在联合公报中写入“同盟”一词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铃木在会谈中还表示,为了支持美国腾出力量来加强印度洋、波斯湾的军事力量,日本将自己承担保卫本土,日本周围海域以及关岛以西、菲律宾以北一千海里范围内的海上运输线。由此可见,日美同盟的军事意义是无可置疑的。铃木之所以否认有军事意义,主要是为了缓和国内一部分人的批评,同时也是为了照顾财界急欲开展日苏经济合作的需要。
铃木上台后,由于同美国协调对苏战略,强调加强本国防卫力量,引起了国内一部分具有和平主义思潮的人和亲苏恐苏势力的不满和反对,他们指责“日美结成军事同盟违背宪法”。在一部分中下层群众中也出现了铃木政权“右倾化”的担忧。联合公报发表后,国内对铃木的批评激增。社会党、日共抨击铃木确认日美是“同盟关系”,意味着把日本“纳入了美国同苏联进行军事对抗的体系”,“走上了军事大国的道路”。民社、公明等中间政党也认为铃木这次访美“军事色彩太浓”,“忽视了和平外交”。同时,财界也不希望过分刺激苏联,以免妨碍日苏经济合作的“解冻”。此外,1981年连续发生美国核潜艇撞沉日本货轮、日本被迫自我限制对美汽车出口以及美国不同日本磋商就宣布取消对苏谷物禁运等事件,也加剧了各方对铃木在日美关系处置上的不满和压力。
为了缓和国内压力,铃木访美期间一再强调,无论美国提出什么要求,均要在“取得国民认识一致”的基础上加以接受。归国后他不惜冒外交风险,在“同盟”一词的解释上大做文章,以掩饰日美之间密切的军事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