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天牧，4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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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贝天牧作者：点点鱼
牧羊地爸爸Baker Papa——贝天牧Tim

中国慈善界，无人不知他贝天牧是一个令人尊敬的慈善家，但却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来中国，不知道他在追求人生的幸福中，走过了一条多么曲折的路。

1988年，贝天牧一家来到了东北抚顺。
1992年，贝天牧夫妇在贵阳收养了第一个女儿。
1995年，他创立了菲利浦·海德基金会，在廊坊建立了廊坊儿童村，容纳了８０多个孩子。

2003年“六一”，他又在天津市武清区大王古庄建立了“牧羊地儿童村”这是目中国最大的外资孤残扶助机构。



初识贝天牧 　

　 贝天牧，43岁，认识他，是去年秋天在河北廊坊采访美国人麦克的时候。

　麦克是位理想主义者，视救助天下孤儿为己任，平生最大的快乐，就是能让他像个保姆似地照看孤残婴儿，为此，他不惜卖掉美国的家产，举家迁来中国。

　成全了麦克的，就是这贝天牧。海德基金会出资，在廊坊建立了一个家庭式孤儿院，帮助天津政府抚养孤儿，应贝天牧邀请，麦克美滋滋地当上了“院长”。

　当初采访贝天牧，是为了解麦克。但很快，记者发现他也是个特殊的人物。例如他和麦克一样，都是生活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都是和夫人一起带着三个孩子，为做善事来到中国。不同的是，麦克在中国的故事刚刚开始，贝天牧却已在中国工作了十年。

　翻译告诉记者，贝天牧曾在东北抚顺和北京北航当过外籍老师，教授过无数中国学生。他还是位慈善家，帮助过无数中国孤儿。从1991年起，他就不断地资助 儿童福利院，每年都要把一批批高级的婴幼儿用品和食品，无偿地赠送给天津、北京和石家庄等地的儿童福利院。最感人的一件事，是他在中国偏远地区发起了一场 消灭“兔唇”的运动。“兔唇”就是先天性唇腭裂，有的只裂上唇，有的裂到口腔上腭，口鼻相通，饮食不便。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会有强烈的自卑感。贝天牧出资与 中华慈善总会合作，组织起医疗队，先后到陕西、青海、贵州、广西、新疆等地，专为唇腭裂的孤儿做手术。几年下来，在贝天牧的推动下，已有1000多个“兔 唇”被治好。那情景，有点像当年的白求恩。

　女翻译不断地讲，全是贝天牧与孤儿间的故事。正说着，贝天牧抱过来一个刚从天津儿童福利院接来的男孩。孩子的头部很大，是脑积水，若不及时治疗，随时都 会危及孩子的生命。贝天牧请来一位外籍脑科专家，问他怎么办？专家告诉他，在孩子的头部插进一根导管，然后把导管长久地埋在皮下，经颈部和胸部进胸腔，将 脑液导流到隔膜，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孩子的性命。听说有救，贝天牧就有了笑容。翻译说，孩子的事，就是他自己的事，凡是被他注意到的孩子，都在牵着他的心， 有的孤儿残得特别严重，贝天牧就要想办法把他们送到美国去治疗。

　 多好的一位美国朋友，于是，详细地采访了他。

　 淘气、逃学、打架、吸毒，不是一个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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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前，贝天牧的助手、加拿大人杨德林神秘地对我说：“你最好是问他20岁以前的事，那时他可完全不是现在这样。”

　 “20岁以前是什么样？难道是个坏小子？”见到贝天牧，记者首先提出了这问题。

　贝天牧一愣，随即就笑了。本以为成名的人物会避讳不光彩的往事，尤其是在异国他乡。不料这位身材高大的美国人，十分坦然地回忆起自己的过去。

　他说：“1957年我出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一个汽车推销商的家里，兄姐六人中，我是最小的一个，最受父母宠爱。也许正因如此，我从小就特别淘气、贪玩，不爱读书。

　 “记得10岁那年，父亲不幸去世了，临终前他叮嘱妈妈：‘一定要让小儿子进好学校，还要读完大学。’因了这句话，十年未出家门的母亲，又开始出去工作、挣钱。因为在美国，‘好学校’都是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

　 “可惜，那时的我，毫不理会妈妈的辛苦，毫不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环境，不仅不读书，而且还和一些坏孩子搅在了一起，学会了吸烟，而且还是那种带有毒品性质的‘大麻烟’，高中时就交上了女朋友。

　 “那时，不知为什么，我的头脑里具有一股强烈的反叛意识，越是老师和家长要求的，越是要反对。记得学校里要求男生头发必须理到露出双耳及衣领，如何对付他们？我把两侧头发剃光，当中的长发用头套藏起来，出了校门便把头套一扯，长发飘飘的，驾着摩托车狂奔，别提多得意。

　 “高中毕业后，母亲逼着我进了一家商学院，继续供我读书，期望能子承父业。然而，我却让她老人家失望了，因为我在课堂里坐不住，仍与那些坏朋友交往。每到 夜晚，我便骑起摩托车，和一群所谓的朋友成帮结伙地出去鬼混，喝酒、跳舞、打群架。在别人眼里，我们是一群不可救药的坏小子，而我们自己却觉得活得很高 兴。

　 “我的成绩当然好不了，第一学年结束，许多考试不及格。我知道，如此下去，肯定会被勒令退学。这时才想起对不起老母的一片苦心，怎么办？我想出一个好主意 ———去当兵，由此就能逃离学校。于是，我就报名参加海军。为何选中海军？动机仍是为了好玩，坐着免费的舰船周游世界，该是多浪漫！”

　身高马大的贝天牧，貌似当兵的好材料，很快就穿上了漂亮的海军制服。然而，未出新兵的训练期，他这个享受惯了的公子哥便开始大吃后悔药。想像中的海军多潇洒，哪料到还会有这么艰苦的军事训练？何况还有他的女朋友每日一封情书，早就勾走了他的心。

　贝天牧回忆说：“当初，我知道自己太散漫了，还真想过借助军纪约束一下自己。但很快就厌烦了军营生活，恨不得立即逃出去，驾起摩托车，去找我心爱的女朋友。

　 “记得有一天，女朋友又来信了。不料教官非要我当众把它打开，信封打开了，哗地散落一地小星星，五颜六色的，全是女友用彩纸剪成的‘心’。人们哄堂大笑， 教官命令我捡起那些小星星，而且有多少个小星星，就要做多少个俯卧撑，累得我精疲力尽，心想这真不是人呆的地方，一定要离开它。

　 “不久，我病了，原因是心情忧郁，加之训练强度太大。征兵简章上注明患哮喘者不得参军，我有这种病，但隐瞒了它。而此时它却差点要了我的命，营房里没人管 我，憋得我喘不过气来，几乎死在床上。后来，军医告诉我：按规定，你可以不当兵了，军部不会因此追究你。真是因祸得福，别提多高兴了。”

　 失恋使他绝望，好摩托让他进了“摩托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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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军营后，贝天牧兴高采烈地回家了。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他的女朋友。他蛮以为他的女朋友一定正在迫不及待地等待着他，不料事实却是，那女人不 忠，和另一个男人搞上了，彻底背叛了他。而那个男人又恰巧是他的一个好朋友。犹如当头一棒，贝天牧当即就被打晕了。出院时，军医曾告诫他：千万别喝酒。但 当晚，他就进了酒吧，喝得酩酊大醉。夜里回家，母亲为他开门，门一开，他咕咚一声，像根木头扑倒在地上。两天后，贝天牧睡醒了。他二话不说，马上去买一辆 “1200CC”的“哈利·戴维逊”。这是全世界最为名贵的摩托车，贝天牧过去舍不得买，如今却不顾了。他跨上这辆摩托车，风驰电掣地狂奔在高速公路 上……

　贝天牧说：“当时就觉得，什么‘心上人’，什么‘好朋友’，这世界全都是假的，人生不过如此，活着没什么意思，干脆就今朝有酒今朝醉，无论什么事，只要是能让自己高兴，就去做，别管它是与非。

　 “爱玩车，尤其是有了‘哈利·戴维逊’，不由得就和社会上的‘摩托帮’们混到了一起。知道什么是‘摩托帮’么？就是一群群身上纹着图腾、穿着黑皮茄克、留 着胡子、戴着墨镜、骑着大功率摩托车到处狂奔和滋事的人，美国电影描写黑社会的镜头里常有那帮人。那时我就是那形象，起初还有所顾忌，但很快就习惯了那种 放荡不羁的生活，而且还觉得特别刺激、有趣，认为人生就该如此。

　 “离开部队之后，我连换四种工作，都没干长，只好去超市里当服务生。白天，我装得很老实，骗过老板的眼睛。夜晚，我换上皮茄克，戴上墨镜，冲向‘摩托车俱 乐部’，和朋友们各自驮着女友，去酒吧，去打球，或点起一堆火，灌着啤酒，跳舞，唱歌。为了忘却内心的伤痛，我用酒精、毒品麻醉自己；我很快又有了新的女 友，而且不止一个，但我再也不信什么爱情。我鄙视婚姻，决定今生绝不做两种蠢事：结婚、当父亲。

　 “什么是幸福？曾有一段时期，我认为有了我心爱的‘哈利·戴维逊’，有了啤酒和女人，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然而不知为什么，一到夜深人静剩我一人的时候， 我又时常感到孤独和空虚，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什么都不是。我真的幸福吗？我知道自己并不是真正的快乐，但我找不出问题的原因。

　 “记得有一次，大哥结婚，我应邀前往。忽听一阵摩托响，出现了自我感觉是潇洒英俊的我。我想，仅这辆豪华的‘哈利·戴维逊’，就足够他们羡慕的。不料满屋 的客人，包括我的哥哥、姐姐们，甚至于我的母亲，都用惊异的眼睛瞪着我，像是突然见到了一个怪物。那目光深深地刺激了我，我突然发现，我与他们竟是如此的 格格不入。是我错了？还是他们少见多怪？我想不清楚。”

　 这时，年轻的贝天牧已经有了反思的意识。不久，接二连三发生的几件事，进一步触动了他的心灵。

　一次是他所在的“摩托帮”长途奔袭到密歇根一个小镇，参加由各地“摩托帮”组成的集会。人以类聚，“摩托帮”们也有自己的聚会，其活动的高潮往往就是打 架斗殴。那天，打架的事同样发生了。被打的人为了报仇，在贝天牧他们驾车离开小镇的时候，驾着汽车疯狂地冲进他们的车队，几个摩托车当场就被撞得“飞”起 来。

　另一次也是车祸。那天，贝天牧和朋友各自驮着女友在城里的街道上飞车，一拐弯，迎着撞见一辆卡车，他车把一闪，躲过了卡车，他的朋友却在劫难逃，连人带车被撞出去老远。

　死神擦肩而过，贝天牧震惊。朋友们的死，让他亲眼看到生命竟是这样的脆弱，转眼荡然无存。一连数日，血淋淋的惨象挥之不去，贝天牧不得不想：如此下去，说不定哪天，这种倒霉的事就会轮到自己。

　不久，另一件事再度刺激了他。一日深夜，贝天牧和“摩托帮”中的几个朋友又在餐馆里闹事，警察前来镇压，发现他们带有违禁的催泪弹，把他们抓进了拘留 所。铁窗下，贝天牧彻夜无眠，双手反铐着，皮肉卡得生疼，他第一次尝到失去人格和自由的滋味。他突然问自己：“难道这就是自己应有的生活吗？”

　第二天，警察放了他们。贝天牧却从此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探求今后的出路。他发现，这种胡混的日子其实并没有什么意思，酒精和大麻，开车和打架，虽能一时带来感官上的刺激，却难以给他带来真正的欢乐。究竟怎样才能得到真正的欢乐？他找不到答案。

　就在这时，他的大哥伸出了手。在自己的婚礼上，大哥知道小弟贝天牧堕落成了“摩托帮”。父亲去世了，大哥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和教育小弟，于是不断请他到家里来，用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开导他，或是请他一起去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

　在大哥的影响下，贝天牧的情趣逐渐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当他发现婚后的大哥活得非常幸福，夫妇俩的生活虽平淡无奇，但却非常充实时，贝天牧竟有些眼热了。那一年，贝天牧21岁。　

　 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他，又重新走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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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渐地，贝天牧变了，变得不再抽烟、酗酒，不再与“摩托帮”们鬼混。兄嫂恩爱的样子着实令他羡慕，曾经发誓永不结婚的贝天牧居然也想要个妻子了。

　谈到这里，贝天牧的表情突然活泼起来，他回忆说：“想要一个妻子了，心里竟然还有了一个比较具体的形象，到哪去找她呢？一日傍晚，我去了舞厅，姑娘不 少，我却毫无舞兴，孤坐一隅。忽然，就像条件反射似地，我回头望了一眼，发现远处有个姑娘正在看着我，模样就像我想像的一样，心里当即就说，呵，这就是我 的妻子。于是我去邀请她。她的舞姿是那样高雅，目光是那样地平静，不同于我以往遇到的任何一个女人，当即我就爱上了她。

　 “这姑娘名叫潘姆拉，不久就真成了我妻子。她是那样贤惠，让我充分地享受到家的幸福和温暖。她的爱，像一洼湖水那样平静了我躁动的心。不久，我们就有了大 女儿贝利香。女儿的到来，更给我带来不尽的欢乐。每天下班，迫不及待地回家，抱起女儿就忘掉了一切。昔日‘摩托帮’的那些朋友偶尔见到我，非常惊讶地说： ‘喂，你这个傻瓜，怎么变成了这样？’

　 “1982年，潘姆拉生下了第二个女儿贝利聪。这时，我已是超市收入不低的部门经理。一家人住一套很讲究的大房子，每到周末，就去度假，生活得非常安逸。这时，我们时常回忆起过去，两人都感到遗憾的一点，就是没有上过大学。

　 “一天我们在林中散步，潘姆拉说：我们现在上学也不晚呵。我赶紧说：那好，就去读，带着孩子。

　 “说来你们可能都不信，我们真地卖掉了房子，辞掉了工作，一人一个地抱着孩子去上学了。这在大学的校园里都成了一个新闻。没人资助我们，要靠打工养活自 己。每天早上，我们把孩子送进幼儿园，然后各自去上课，没课的时候便去打工。洗汽车、刷房子、剪草坪、清理游泳池和收垃圾，各式各样的脏活累活，我都干 过。为了多挣一点钱，有时夜晚也去打工。说实话，那段时间，确实是活得太累了。但我们心甘情愿，原因是在这种生活里我们找到了一种特殊的乐趣。过去的岁月 不堪回首，如今重新坐在课堂里，重新捧起书本，那感觉就像是获得了新生。”

　如果说婚后妻子潘姆拉改变了贝天牧，那么通过读书，贝天牧的内心世界又进一步发生了质的变化。知识丰富了他的头脑，开阔了他的眼界，使他的人生观、价值观都产生了巨变。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四年后，贝天牧毕业了。毕业前一位老师对大家说：“青年人，学成后应当对整个人类有所作为。如今许多国家亟需英语教师，有志者应到那里去做出自己的贡 献。”贝天牧听后动了心。回家后与妻子商量，说过去想的总是自己，今后应该想想要为他人作点什么了。潘姆拉双手赞成，都认为人活一世，确实应对世界、对人 类有所奉献。去哪呢？夫妇俩选中了中国，印象中的中国人长袍长头发，为何身边无数的“中国制造”却又制作得如此精细？应该去看看。

　美国人的浪漫充分表现在这对夫妇身上，四年前卖掉房子去上学，如今说走就走，举家迁往一未知的国度。孰不知，这一走就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如此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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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8月18日，贝天牧一家来到中国。爬过长城，游过故宫之后，夫妇俩就在有关组织的安排下前往东北抚顺任教。

　那时，潘姆拉刚生下第三个女儿贝晶晶。夫妇俩带着三个洋娃娃在抚顺一下火车，顿时招来数百人围观。面对那无数张憨厚的笑脸和友好的目光，夫妇俩非常激动。

　贝天牧回忆说：“初到中国，生活确有许多不便，但中国学生那样尊重老师，让初为人师的我尝到了尊重和崇拜的滋味。过去，我们驾着摩托穿街而过，投来的全 是白眼儿；如今我们是高级教师，那种自豪感让人觉得特别幸福。此外更重要的是，我们把自己的知识一点点传授给学生，其过程，让我们真正地体验到了自己的人 生价值。所以，尽管生活条件不好，但活得充实。”

　一年后，贝天牧一家走了。临走前，贝天牧再三解释，回国是为了攻读研究生，为了能以更高的水平教学生。尽管如此，谁都以为他不会再来。然而贝天牧说话算数，1991年他读完硕士研究生，全家重新迁往中国。这回，被安排在北航任教。

　此时的贝天牧，已是36岁的中年，对人生的意义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一个人，怎样活着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和欢乐？过去，他以为只要是能够尽情地吃喝玩乐 就是幸福；如今他深刻地体会到，做为人，真正的幸福，是要看自己是否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如何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要看你是否肯对社会、对他人 奉献自己的爱心。贝天牧的幸福观，已到一种超然的境界。

　正因如此，除了教学之外，贝天牧经常像中国的雷锋一样到社会上去奉献自己的爱心。北京、天津、西安、石家庄和张家口等地的儿童福利院，都有他们夫妇的足迹。

　 1991年年底，在贵阳儿童福利院，贝天牧遇到了一个残疾的女孩。孩子才五个月，躺在小床上，向他张扬着小手，他心里一热，便把这个孩子抱回了家。他有三 个亲生女儿，随后又收养了三个中国孤儿。过去，他曾发誓永远不做父亲，如今不知为什么，一进儿童福利院，他会觉得那些孩子都在呼唤自己的心灵。尤其是那些 残疾的孩子，贝天牧看着心疼，就总想帮他们，让他们和自己的女儿一样，得到充分的爱。于是他不仅自己给孩子们买东西，而且还去向朋友们化缘，有钱的要钱， 没钱的就要衣物，然后把财物统统送往儿童福利院。

　 1995年1月，贝天牧干脆辞掉北航的职务，在许多朋友帮助下，创建了美国菲利浦·海德基金会，专门做起帮助中国孤残儿童的工作。从此，贝天牧到处奔波、游说，动员人们奉献爱心。然后，他根据具体情况，把一笔笔捐款、一批批物资分别捐献给亟需帮助的儿童福利院。

　贝天牧做得最开心的两件事，一是用海德基金会募集到的资金，为中国偏远地区的1000多个唇腭裂孤儿做了手术；二是把400多个孤儿送进了美国家庭，让 他们有了一个真正的家。贝天牧告诉记者说：“看到孩子们的小嘴终于能够合上了，看着他们重新有了父母，一个个小脸笑得那样灿烂，我心里非常高兴。什么是幸 福？如今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是呵，贝天牧这样的人，中国慈善事业的备忘录里，应该有他一座“功德碑”。

　如今，相信贝天牧的人越来越多，捐款源源不断地输进海德基金会。今后还干什么？贝天牧说：“我将永远和孤儿们在一起，直到我进天堂。”这时翻译插话说：“贝天牧夫妇已经决定了，定居在中国。”

　临别时，桌上有几张照片：九个月的王安深度唇腭裂；两岁的冯晓伟先天性脊柱侧弯；六个月的宫琳琳，颈部脑脊髓膜膨出……国内的医疗水平难以治好这些孩子的残疾，4月8日，他们被送到美国的弗吉尼亚去手术，有的还留在了美国。不知这些孩子大了，是否会记得这个贝天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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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袁梁惠珍：行过流泪谷（长篇见证连载3）作者：王峙军牧师夫妇

第一章 第三节

后来从长辈们的谈话中逐渐知道，阿邦大名叫袁振邦，祖籍广东东莞。阿邦的祖父追随清末著名的广东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先生北上，参加修建京张铁路，工程完工后就留在铁路上做事，定居在北京昌平县的南口镇。阿邦的父亲名叫袁禹庭，成年后子承父业，也在铁路上工作。

袁罗两家也是世交，阿邦的父亲和罗婶结婚的时候，正在安徽蚌埠的铁路上工作。一九一四年农历六月，阿邦就出生在那里。当时，铁路在中国是新兴的产业，要求员工的素质高，待遇也远比其他行业更为优厚。阿邦的父亲从小接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懂英文，人又聪明，手脚勤快，靠着在铁路上作行李员的薪水，一家三口过着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

阿邦一岁的时候，父亲调到徐州车站的售票房工作，全家也随之迁居到徐州。那个时代正值中华民国初年，市面上流通着两种法定的货币，一种是银元，一种是新发行的纸币，根据法令这两者是可以等值兑换的。但是当时的人们对纸币这种新生事物不大接受，加上担心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大家都更情愿接受和储存银元，于是两者之间就产生了不小的差价和专门兑换货币的黑市。阿邦的父亲在铁路的售票房每天都能经手大量的票款，其中有银元，也有纸币，在对上级结算票款时两者是等值的。他马上就发现了这其中的窍门，把每天票款中所收到的银元拿到黑市上按高价兑换成纸币，再把纸币等值地补足票款，余下的差额就可以放进自己的腰包了。当时黑市上，一元银元最高时能兑换到一元五角纸币，加上每天经他手的票款数额都很大，这样一个月下来，他这份私下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既然在工作之间就能如此轻易地赚到大钱，一家人的生活很快变得奢靡无度起来。大吃大喝，花钱大手大脚，家里有男女佣人侍候，还开办了一家自己的饮料厂，阿邦的父亲在戏园子里也有了写着自己名牌的包厢，阿邦的母亲则终日沉溺于麻将之中。金钱的增加往往不免使人原本被掩盖的罪性加倍地暴露出来。随着财富的日益加增，阿邦的父亲也逐渐陷入败坏堕落的泥沼之中，越来越难以自拔，吃喝嫖赌，挥霍无度……这样的光景虽然也维持了好几年，但是对于金钱和欲望的无止境的贪婪，注定使人走上一条不归之路，倒卖银元的所得已经不再能满足他的欲壑，阿邦的父亲进而开始挪用铁路的票款。最后终于在一九二三年东窗事发，徐州铁路局不仅开除了他的公职，还限令他赔偿所亏空的款项，否则就要面临被法办。阿邦的父亲被迫变卖了饮料厂和所有的家产，仍不足还清欠款，还是远在天津的罗伯帮女婿填补上了剩下的余额，才使他免受牢狱之灾。因为父母早亡，阿邦的父亲在走投无路之下，不得不举家来到天津，暂时寄居在岳父的家中。

又听大人们说起阿邦，才知道原来他是不足月出生的，出生的时候只有七个月，因为先天不足，再加上在襁褓中不怎么能吃东西，不仅身体非常瘦弱，而且三天两头地生病。阿邦七岁的时候在徐州入过私塾，在读书上很有灵气，已经能认识不少字，在天津这里的新学堂的学习也不错。

阿邦长得很像他的父亲，我称呼阿邦父亲“袁伯”。袁伯只在他们刚到天津时来过我家里一次，后来就很少见他了。听说罗公先是介绍他在京张铁路上做了不长一段时间的电报员，后来罗公的一位本家亲戚，在北京租赁京汉铁路局在东华门大街的食堂开办了一家“真光电影院”，罗公又把女婿介绍到那里作收票员的工作。

因为这段时间，袁伯的工作和收入都不稳定，袁婶和阿邦一直都留在天津罗公的家里。没多久，罗家也从法租界搬到河北区的容和里，两家离得更近了，来往自然更加密切。袁婶这时非常清闲，常和罗婆一起来家里谈天。她早年毕业于女子师范，这在当时算是很高的文化程度，还会一手很好的刺绣手艺。母女俩都笃信佛教，走到哪里手上时时都挂着一串长长的念珠。

只是阿邦上学以后很少再和罗婆她们一起来。没过两年我也上学了，就更没有以前那样与阿邦见面和一起玩耍的机会了。又过了两年，阿邦的父亲单独把他一个人接到北京上学之后，我们就再没有见过面了。

童年青梅竹马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渐行渐远了。阿邦在我的记忆中也越来越模糊，只依稀记得那是一个专爱揪我小辫的小淘气儿。（未完待续）

原文地址：袁梁惠珍：行过流泪谷（长篇见证连载2）作者：王峙军牧师夫妇
第一章 第二节

在天津劝业场附近的法国租界里，住着另一家姓罗的广东同乡，家里只有老两口，他们只有一个女儿出嫁在外地。因为两家是老世交，我就称呼他们“罗公”、“罗婆”。罗公名叫罗子纲，和祖父同在天津铁路局的洋帐房里做事。罗婆也姓黄，和祖母同姓，又是同乡，加上彼此很谈得来，就结拜为干姐妹，于是两家又成了干亲，往来十分亲密。

罗婆常来家里做客，主要就是和祖母谈天，有时就留下和我们一起吃饭，祖母也常带着我去罗家回访。罗婆特别喜欢我，一见我们来了，都顾不上和祖母多说话，就赶紧忙活着给我拿出早已预备好的各样小零食，把我搂在身边，一边端详，一边爱抚，不住地夸我：“阿珍真漂亮啊！”儿时的我，皮肤白皙，脸蛋红润，两只大眼睛清澈明亮，是个人人喜爱的小姑娘。她又摸摸我的小辫儿，问：“小辫儿这么漂亮，谁给你梳的啊？”我说：“妈妈给我梳的。”罗婆又夸小辫儿梳得真好。每天早晨，母亲都亲手给我梳起两只整齐的小辫子，辫梢儿还扎上彩色的毛线，天天都换不同的颜色，有红的，有粉的，有绿的……

在我四岁的那年，罗婆的女儿从外地回到天津长住，也和罗婆一起来家里，因为罗婆的女婿家姓袁，母亲让我叫她“袁婶”。和袁婶一起的还有一个身体瘦弱的小男孩，约摸比我高半个头，脸色又黑又黄，头上剪成略有点土气的短寸头，身上穿着小大褂，外面套一件小马褂，母亲告诉我他是罗婆的外孙，那年已经九岁了，比我大五岁。母亲让我管这个小男孩叫“阿邦哥”，可我却很少这样叫他，可能是因为年龄的缘故，我不怎么喜欢搭理这个比我大五岁的小哥哥，也不怎么喜欢跟他一起玩。

按着两家的世交，阿邦也称呼母亲为“二婶”。虽说是初来乍到，可看起来阿邦并没有显出半点的拘谨，倒还模仿着大人走路的派头，故意踱着方步，摇晃着身子，摆动起胳膊。进到客厅，自己大模大样地往沙发上一坐，前后左右打量起房间的陈设，看见书柜，就过去打开柜门，拿出一本翻看几下就放回去，又拿出一本……我猜他大概是已经上学认识字的，连着翻看了几本之后，可能是觉得没什么意思，就关上柜门，开始在客厅里四处巡视，发现有兴趣的就摆弄几下。

我就坐在一边看着他，也不说话。一直等他看够了，才转到我这边来，开口问我：“你都爱玩什么游戏呀？”我平时最喜爱的是一套精致的木头雕刻的小玩偶，有小人，小房子，小桌椅等等，都存放在一个贴着花纸的大盒子里，那可是我的宝贝，从来都不让别人碰的。于是我故意反问他：“那你都玩什么啊？”阿邦眨眨眼，没说话，伸出右手，掌心朝上，半握拳，大拇指向外一弹，说：“我玩这个！”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说的是玩弹球啊！

阿邦看看我们俩实在玩不起来，就又鼓动我再去叫一些邻居的小孩子们到家里来一起玩。等到人来齐了，阿邦竟很自然地当起了这群孩子的头儿，指挥着他们在院子里玩起了丢手绢，各人的位置都得由他来派定，“你在这儿，你在那儿……”我正和其他人一起围成一圈蹲在地上，忽然觉得头上一紧，一回头，阿邦正从我身后跑开，原来是他趁着丢手绢的时候，在我身后猛地揪了一下我的小辫儿。“干吗揪我小辫儿呀？！讨厌！”可阿邦却像没听见一样，继续玩他的游戏。隔不多一会儿，趁着我不注意，又来揪了一下，这下我真的不乐意了，冲着他说：“你还揪？再揪我不跟你玩了，你走吧！”可阿邦却一点不把我的抗议当回事，依旧嘻嘻哈哈地跑前跑后，也不管我理不理他，时不时的瞅空再来揪一下我的小辫儿。

那些天，阿邦跟着罗婆和袁婶几乎天天过来家里，一来了还是叫我去找邻居家的小孩子们一起来玩游戏，还总是时常揪两下我的小辫，但是可以看出阿邦越来越不满足于丢手绢这样的游戏，终于没过两天，他就忍不住拉上邻居家的几个男孩子，跑到院门外的胡同里去玩他最喜欢的弹球了。我没有跟着他出去，因为我根本就不玩那个游戏，也不愿意在一旁观战。大半天的工夫，阿邦兴冲冲地跑回来，把一个装满各色玻璃球的小铁盒伸到我面前，里面的玻璃球五颜六色，有白的，有蓝的，还有花的……美滋滋地对我说：“你看，我赢了那么多！”我故意偏着脸不看他那只顾自己得意洋洋的样子，心里想：这有什么好玩的啊。

阿邦并不在意我对他的反应，照旧由着他自己的心意尽情地玩耍，也许是自认为和我最“熟识”，即便是我不怎么爱理他，阿邦还是喜欢找我玩。有一次，阿邦来的时候正碰上我和女孩子们在院子里跳绳，就是两边各有一个人摇绳，大家排着队从中间依次跳过去的那种游戏。这原本是我们女孩子一起玩的，没有阿邦的份，没想到他看见我们在跳就来了兴致，冲着我叫了一声：“嗨！你看我跳！”也不待我们同意自己钻进去就跳，跳了一个还不肯出来，单脚，双脚，转着圈不停的跳。阿邦比我们都要大上好几岁，跳得确实比我们好。又有一次，阿邦听见我们在唱儿歌，“小白菜，地里黄，两三岁呀，没有娘。”就凑上来说：“这个，我也会。”女孩们故意逗他，说：“那你给我们唱一个啊！”他就真的大声地唱起来：“小白菜，地里黄，两三岁呀，没有娘。”

阿邦把揪我的小辫儿当成了他最乐此不疲的恶作剧，只要有机会免不得总要来揪上两下，有时父母看到也不加过问，我就更是拿他没有办法。当然如若遇到有更多的捉弄人的机会，阿邦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因为我从小就很怕葱、蒜和韭菜的味道，故而小时候每次吃饭前，我都会用广东话悄悄地提醒母亲：“我吃没葱的！”谁知阿邦把这情景看在心里，下次吃饭的时候，他就故意学着我的表情和语气，抢先说：“我吃没葱的！”说完自己就呵呵地笑起来，我先前被他学得有点不好意思，马上又被他这副怪样子逗乐了，说：“你干吗呀！”满桌的人也都跟着我们笑了起来。

这样过了有半个月的光景，阿邦忽然不来了，听罗婆说他去上学了。那以后，罗婆和袁婶还是常来家里与祖母、母亲谈天，也常在家里吃饭，却很少再见到阿邦的影子。

又过了不久，正赶上祖父生日，在家里摆办寿筵宴请宾朋，罗婆全家当然也在受邀之列，这次阿邦跟着来了。母亲专门为亲友家和邻居家常在一起玩的小孩子们单独预备了一桌饭菜，阿邦虽然已经上了学，却还是先前那副样子，这次他又当仁不让地成了我们这桌的“头儿”了，先自己上去坐在主人的席位上，就开始指挥着其他人，“你坐这儿，你坐那儿……”我在心里说：哼，又没有人选你！看到饭菜端上来了，他又开始招呼在座的孩子，“你吃这个，你吃那个……”自己却乘机撕下一个肥大的鸡腿，大口大口地嚼起来，吃得真是兴高采烈。我瞧着他吃的样子，口里不说什么，心里却直撇嘴，“瞧他，什么样啊！”（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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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04期 炎黄世界杂志 点击：196

编者按：韩秀，当代作家。原名赵韫慧，英文名Teresa Buczacki。1946年生于美国纽约曼哈顿，两岁时被母亲送回中国。1964年从北大附中高中毕业后不久，下乡到山西省曲沃县林城公社林城大队务农。1967年转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四十八团五连避难。1976年返回北京。1978年元月到美国，定居弗吉尼亚州。韩秀曾先后在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文与中国文学。20世纪90年代初，她加入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和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曾两度（4年）担任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她迄今已发表了包括小说、散文、传记、评论等体裁在内的30本著作，曾获纽约第4届万人杰新闻文化奖、台北第24届中国文艺协会文艺奖章。下面是去年她用中文写成的在中国当知青的那段富于传奇色彩的回忆文章。

一

我的父亲是一位美国的军人，他在1943年到1945年这一段时间里，担任美国驻华使馆的陆军武官。那时候国民政府设立在陪都重庆，美国大使馆自然也设在重庆。父亲在重庆住了两年，在盟军丢失了缅甸、滇缅公路被日本人切断、中国人民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他担任的工作是保证美国的援华战略物资的“驼峰”运输、协助中国政府装备和训练中国远征军、重新打开滇缅公路、从日本人手里夺回东南亚。所以，说到底儿，我的父亲在中国期间所做的事情是真正地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父亲在重庆也认识了我的母亲——一位中国姑娘。1945年，日本投降，“二战”结束，我的父亲带着我的母亲离开了中国，返回美国纽约。1946年，我出生在曼哈顿。当时父亲正驻节新西兰，他赶回曼哈顿，看到了我，然后返回新西兰。

我在一岁半的时候被我母亲托付给一对美国青年，他们带我搭乘一艘美国军舰，漂洋过海来到了政权更替中的中国。在上海接船的，是我的外祖母和她一位远亲赵清阁女士。直到1978年我重回美国之后才知道，我是在父亲不知道的情形下被送走的。当父亲听说他唯一的女儿被送走的消息赶回华盛顿的时候，我已经抵达上海了。父亲1968年过世，在我的一生中，我与他竟然只有出生时的那一面之缘，那是深深地无法言传的伤痛，永远无法愈合。

我是跟着外婆长大的。外婆是无锡人，出身富裕的大家庭。1937年外公去世后，外婆便考进国民政府的统计部作了一位公务员。政权易帜，外婆为了等我而失去了南迁的机会。她深深了解，如若住在南京，恐怕很不安全，所以索性来到北京，在米市大街一个小三合院安安静静地住了下来。我婴儿时期的乳娘是一位日本妇人，所以我开口学话便是日文。在船上与那对善良的美国夫妇在一起，只有英文，丢掉了日文。与外婆在一起，学了一口无锡话，又丢了英文。到了北京，学了一口纯正的北京话，虽然听得懂无锡话、上海话，却说不利落了。后来，住过无数地方，学习过各种不同的语言，北京话却跟了我一辈子，无论如何，难舍难分。

外婆是一位极聪慧的女子，她深深知道她是我唯一的依靠，保护好她自己就是保护了我。所以，她留在家里，靠修缮书籍谋生。做这件事首先需要懂得断句，然后需要修补书籍的工具与技巧。外婆告诉我，她从小就跟着她母亲修补旧书，那是一项传了若干代的技艺，可以追溯到上百年前。她手里的这套工具还是她出嫁的时候外曾祖母给她压在箱底的呢。于是，从外婆那里我学到了“艺不压身”这样一条人生路途当中应当谨记的道理。

其中的一些书在交还给中国书店之前，成了我的启蒙课本。我四岁发蒙，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讲句老实话，对我来讲，中国古典文学、哲学实在是一种最为坚强的精神支柱。它们在我最没有指望的日子里让我守住了内心深处的那一块净土，真正非同小可。

少年时还有一些际遇也很有意思。前面谈到的赵清阁女士，我唤她“清阁姨”。赵清阁女士与老舍先生是青年时代的合作者，知情的人们说，舒庆春写剧本完全是赵清阁推动的结果。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搬到了干面胡同，我就读的学校在灯市口，从灯市西口到乃兹府舒先生家就很近了，我常常穿梭在这一带。清阁姨寄信到外婆家，我便将信揣在怀里，来到舒家。大清早起，舒先生正浇花儿，我就把那封信悄悄儿地从花叶子底下递过去了。舒先生的回信也如是，我带回家，由外婆再寄到上海去。这样一种忧伤而温柔的柏拉图式的精神交流，深深地感动着我。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也是舒先生作品的第一“读者”。他身边有许多人，无论那故事是否好笑，他们都会逢迎地笑。我却不然，我是诚实的。听到好笑的故事，我会笑个不停；听到难过的故事，我会大哭；听到没有意思的故事，我没有反应。就这样，我成为舒先生最好的听众。他常说：“这孩子听了会哭会笑的故事，我才会写下来。”那时候，我学到了一个重要的道理：作者将一本书写完，并不等于作品的完成，真正完成这部作品的人是读者。

二

在外婆的身边虽然有着一些喜欢我的成年人，但是，在同龄人中间，我却是非常孤单的。我有一张外国人的脸，头发鬈曲，我比同龄女生又都高上一截。更要紧的是，连孩子们都知道，我的父亲是“美帝”。于是，我被隔到了人群之外，任何事情都没有我的份儿。我老是被单摆浮搁着，连座位都是单独的，小学、初中、高中，一个人孤独地坐在最后一排。

我知道，在这里，我是一个外人，永远是一个外人。这种处境使得我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跟大多数同龄人相比，我自幼对专制下的不民主、不自由的生活有着来自内心深处的强烈的抗拒，对人为的愚昧有着强烈的反感。

外人尚不足以形容我少年时代的状况，我还是一个“靶子”。当年的中国的反美情绪多么激烈啊。但是，“美帝”毕竟远在天边，够不着，而眼前这个“美帝”的后代收拾起来多么方便，要圆则圆要扁则扁！

三

我的功课一向是好的，米市大街小学毕业，保送女十二中，初中毕业保送北大附中。1964年毕业的时候还获得优良奖章。但是，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农村重新划分阶级成分，城市里阶级斗争的弦也绷得很紧。我参加了高考，50位被精选出来的考生集中在一个考场。但是，只有4名进入大学，其余纷纷落榜，完全是因为成分问题。数学老师不识时务跑到招生委员会去打听我落榜的原因，人家将我的卷子丢给他。卷子根本没有看，上面贴了封条，盖了一个章“此生不宜录取”。数学老师难过得很，倒是我心平气和。我知道，这长长远远的辛苦之路，这就要开始走啦。

44个“出身极不好”的学生，来自40所学校。这些学生又都是各校的学习尖子，也就是“白专典型”。彭真的如意算盘是这样子的：这些学生到了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背叛自己的出身，脱胎换骨，在农村扎下根来，变成新一代的有文化的农民！这些学生正好男女各半，看来彭真甚至希望这些学生就这么配成了对，日后就在农村安家、生儿育女，永远地留在农村啦！

我和23位学生以及一位带队干部来到山西曲沃县林城公社林城大队，另外20位则到了侯马公社白店大队。

四

我们到了林城，住进了一个挺宽敞的三合院，这地方本来是大队的仓库。北房是女生宿舍，西房是男生宿舍。行李被褥各自安顿在木板床上，箱子放在床头，搁些饭碗之类的零碎东西，脸盆脚盆放在床下，这就是每个知青的那点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了。东房是灶间和仓库。开始的一些日子，大队派了一位贫农为我们掌厨。没多久，知青们轮流帮厨，就完全地自力更生了。

棉麦之乡，富裕是富裕，劳动却是非常苦重的。两季麦子一季棉花再加上玉米粟子各种杂粮，种与收早已不只是春秋两季，农忙时节起五更睡半夜是寻常事。单是棉花种植一项就有无数活计半点不能马虎。间苗整枝打叶杀虫除杂草还算好，摘棉花和拔花柴这两项最是要命。本来，知青们的工具都是放在仓库里。很快地，大家都明白了工作利落能够省不知多少力气的真理，铁锹、锄头、镰刀、花柴钳子都各自放在自家床头，好好看管，精心保养。我自己的铁锹镰刀都磨得飞快，夜深人静在月光下闪出刀光剑气。

地里的活相当苦重，我的腰常常痛得好像是断成了两截。傍晚收工后，我带着两手血泡，坐在女社员家的炕头儿上，由着裹着小脚的大娘用一根在烛火上烧过的针穿透，挤出血水，再从一个小瓶子里挖出些油膏涂抹在伤处，我便觉得好多了。年轻的女子们还教我用一条家织布裹住手掌。伤好之后，手掌上留下厚厚的茧子，我干起活儿来就更利落了。

1977年，我为了回到美国去，与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的工作人员有长时间的非常深入的对话。“你母亲起了关键的误导作用，她曾经向组织上反映，你需要认真的思想改造。”这位工作人员非常清晰地告诉了我这件13年前我完全不知情的往事。而且，1976年，我已经被检查出患有先天性脊椎裂，完全不适合重体力劳动。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在山西和新疆劳动了整整12年，老伤加新伤，注定了我将与剧烈的疼痛共度余生。

来林城之前我连扣子都没有缝过，很快地，我学会了拆洗棉衣、缝缝补补，然后，我学会了做鞋。我请外婆将鞋底放在信纸背面画下来。1983年我从美国到驻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工作，回家看外婆，她老人家脚上居然还穿着我做的布鞋，很旧了，却还很跟脚。外婆笑眯眯地说：“新鞋没有旧鞋舒服。”那时候，我非常非常想念林城的女子们，满心都是感激。

五

老实说，林城的人们待我是很厚道的，我的肤色、我的长相、我的复杂的背景都没有成为农民与我之间的隔阂。也就不到一年吧，大队梁书记看我毫无心机地无日无夜地苦干，再加上一口纯正的北京腔，就让我晚上在广播站给社员们念新闻。1965年推广汉语拼音，在农村展开扫盲运动，我两天之内便熟练了这一套拼音法，不但在“扫盲学习班”教课，还主动“送字上门”。妇女们家务繁重，晚上没法子出门念书，我就走进她们的家，坐在她们的炕头儿上，手把手地教她们。妇女们对识字这件事的渴望让我感动不已。

在这个亲密的活动里，我又发现了农村女青年对毛衣的热爱。女知青领口袖口露出的鹅黄、粉紫、天蓝每每吸引着农家少女羡慕的目光，于是在送字上门的同时，我开始教她们织毛衣。没有多久，挑着担子走乡串户的货郎们都知道毛衣针有了市场，曲沃县和侯马市供销合作社的腈纶毛线也销售一空。农家女青年开始走进女知青的宿舍，多半是为了学习新的针法。这是真正的城乡交流，这种交流带来的和乐融融完全超越了阶级成分带来的隔阂，阶级斗争的风雨完全消失在缤纷的色彩之中。我想，那一段时间，女知青们的心里都充溢着短暂的快乐。

能够教成人，当然也能教小孩子，这是梁书记的逻辑。1966年初，我开始在林城小学教书，有时候还到邻近的香邑“示范教学”。

这种学校要求老师具有十项全能，因为整个学校只有一位老师，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孩子们都挤在一个教室里，叫做“复式教学”。除语文、算术之外，体育、唱歌、图画等课程也都由这位老师一手包办。

有一度，乡间横格练习簿缺货，供销社只有大张白纸供应，我连夜将纸裁成练习本大小，拿出我外婆订书的本事，将纸张装订成线装书的模样，内页硬是用铅笔画出整齐的横线。第二天，拿到新的练习簿的学生大为兴奋，甚至主动请缨，在完成课业之后，帮助我制作新的练习簿。后来我发现，许多家长都参加了这个工程，男女老少一笔一画地在白纸做成的册子里画着整齐的横线。我受到的震动是很大的，农民对他们的子女们寄托着厚望，农民对知识怀着渴求。

几个月下来，我跟我的学生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外村的亲戚来访，孩子们会骄傲地告诉人家：“咱村的老师是从北京来的！”那时候，我也真心地相信，我可以在这里存活，我可以和乡间的孩子们、和这里的人们厮守一辈子，而且我乐意在这里度过一生！

然而沉醉在快乐之中的日子非常短暂。“文革”开始了，北京的外婆家被抄，我父亲的照片等等都被红卫兵拿出去展览。彭真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派”，他当年将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放在他家乡的“一揽子计划”也随之成为“阴谋”。红卫兵们叫嚣着，要把躲在山西的狼崽子们揪出来！

最早听到这风声的是劳动模范王德合，我曾经帮他整理过改良玉米品种的实验报告。这时候他还是县长，他找到我，要我“远走高飞”，要我走得“越远越好”。正在县里勘察水利的一位工程师卢秉文给我提供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建农三师的消息，他的妹妹已经从上海被发配到那里。卢秉文说得很有道理：“留得青山在，先逃出林城再说。你在这里肯定是第一个靶子，武斗高潮无理可讲。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什么都慢半拍，等到他们那边弄清你的来龙去脉，武斗高潮兴许已经过去了。先保住小命，其他的，日后再说。”

事实证明，这一切都不是杞人忧天。当时的林城已是人人自危。王县长给我开了“支边建设”的证明之后，第二天就被勒令靠边站了；梁书记为我开了户口证明之后也马上被剥夺了一切身为基层支部书记的权力。后来，我在新疆还听说，白店一位王姓知青被南下的红卫兵暴打致死，原因似乎是因为他的父亲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是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逃离山西的。

六

对于我的离去，知青们漠然，不表示任何意见，也许他们想到新疆就头皮发麻。乡亲们却都感觉到“文革”这股风不善，都催我赶快动身。随身的包袱里放着大娘们给我烤的锅盔，我在天寒地冻中上路了。

车到大同，我买了另外一张车票，回到了北京。我想在到新疆之前看看外婆。回到北京时，外婆已经被扫地出门，住在一间小屋里，房内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都是从我原来的屋子里搬来的。地中央一个蜂窝煤炉子，烧饭取暖全靠它。我从包袱里掏出锅盔放在炉板上，掏出我为外婆做的一双新布鞋，双手捧到老人面前。素来泰山压顶面不改色的外婆老泪纵横，“正是念书的岁数，却学着做鞋了。”我笑着跟她说，书是可以自己念的，什么样的高压也挡不住我寻找书籍。

经过几年的磨砺，我的双手已经布满了老茧，我的双臂结实有力。我对外婆说，山西的乡亲们教会了我求生存的十八般武艺，再苦的环境，我也能够活下去。这个时候，我忽然明白了，今后的一个重大的人生目标就是活下去，绝不把尸体留在戈壁滩上。

1967年初的北京是疯狂的，一片“红海洋”，一片“打倒”与“砸烂”之声。我在外婆身边呆了两天半。外地人来北京三天必须报临时户口，我没有报户口的路条，我只有一纸“支边建设”的证明。我必须快快离去，虽然我对外婆的处境十二分担心。

当我登上西行列车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南疆兵团的生活环境是那样地残酷，人际关系是那样地险恶。我甚至无从想象，在林城的那三年竟然是我在中国30年的生活中天堂般的一段岁月。后来的许多暗夜里，我常常刻骨地怀想过林城男女老少亲切的笑脸，怀想过在麦香中挥汗如雨的日子，那一段被漫长逝水湮没了的如歌的日子。